黄 森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89）

一、《寻乌调查》的写作背景和写作过程

《寻乌调查》写作于1930年5月，当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闽西，分兵发动群众，在江西、福建的边界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攻占寻乌县城的历史区间内，经由后来的铁杆“毛派”古柏的帮助下，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召开了十几天的民主座谈会，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反馈，进行社会调查，听取各个阶层人员关于寻乌商业状况的讲述，而后整理出来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的调研成果。

毛泽东同志开展寻乌调查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伴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而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调集重兵屡次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妄图将中国革命绞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党内的“左”倾有所抬头。按照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党内长期盛行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导致遵义会议前，革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为了了解中国农村的经济现状，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继而巩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做了这个调查。之所以选择寻乌作调查研究，除了革命的偶然性之外，也源于寻乌位于三省交界，商品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生都格外重视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试金石。早在大革命时期，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他专程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做了为期32天的调研工作，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答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而此次的寻乌调查可以说是毛泽东历次调研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为深入的一次社会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第一次调查了城市（寻乌）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文化、特产、税收制度、人文历史、各阶级状况等多个方面，成为了我们党历史上调查研究实践的光辉典范。

二、《寻乌调查》的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同志通过寻乌调查做出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路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土地革命就是对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意味着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重新确认，其核心要素便是怎样科学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得知寻乌8%的地主和富农占据着80%的资源，广大群众只占20%不到。面对广大农民受重租重利剥削的残酷现实，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总结到：“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从而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寻乌县城商业状况的调查发现，占人口5%的商人中，除少数人和豪绅地主勾结，其他的多数人都应该视为中小工商业者，他们也长期受制于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封建官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榨，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没地位，处于破产的边缘。毛泽东同志从而对这群人也做出了正确判断：“小商人、手工业者, 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必须争取和保护。”

毛泽东同志对寻乌的调查研究，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结合多年来土地革命的斗争历史，总结出了一条完善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二）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了解了城市的商业状况，明确了城乡关系，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寻乌调查作为一次关键时期、规模宏大的调查研究，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好了铺垫。理论源于实践，此前“三湾改编”和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陆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的革命工作和前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村根据地建设理论，这些都为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做足了准备。而作为这条革命道路所涉及的两个基本问题，农村问题和城市问题若不能搞明白，就难以指导革命实践，并接受革命实践的检验。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的开头就说：“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面了解的时候，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谈及寻乌的商业时又言：“这回到寻乌，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通过调查研究，使毛泽东同志懂得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寻乌城市衰落的根本原因，足见寻乌调查对于确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同时期“寻乌二著”的另一篇《反对本本主义》（原名为《调查工作》）中，也明确提到了城市和农村调查应等量齐观，“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同志把调查研究同深化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实事求是地剖析了寻乌这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城市，认真探究了其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从中分析出各阶级、阶层对于中国革命的立场，进而掌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找到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革命的敌人又占据中心城市，革命只能在农村发动集聚力量。从而走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三）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方法，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带来了有益影响

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是一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边亲身参与、领导工农革命和研究阶级斗争，结合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从而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寻乌调研成果也鲜明地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总是根植在具体国情的土壤之中，若想找到它，就必须从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国情的实际开始，即实事求是，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束缚自己，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就像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究竟抱以何种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这一问题长期未找到答案。寻乌调查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国情，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立竿见影的范本，可以看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与《寻乌调查》同时问世的《反对本本主义》也给出了有力的回应，这篇4000多字的文章在当时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和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艰难摸索中，闪烁着无限的真理光辉。《反对本本主义》可以看作是寻乌调查的实践升华和理论总结，它对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打破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摆脱经验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枷锁，形成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向着胜利前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里程碑的意义。

三、《寻乌调查》的理论意义

寻乌调查虽然已过去86年了,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调查中所留下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的学风、党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坚持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中体现，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素养。《寻乌调查》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放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可同恩格斯所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相提并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优秀调查研究。纵观毛泽东同志的一生，调查研究从未曾中断过，为党的各级干部作出了表率。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要求全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在1992年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做好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第一线，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调查研究能力视为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2011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谈谈调查研究”的主题讲话，明确要求大家落实好《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并明确指示：“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最要紧的历史岁月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认识依据，初步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调查所展现的科学调研精神和严谨调研态度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根本、最长远的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中华民族既往开来，为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的思想和方法，深刻领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领会密切联系群众和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8－24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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