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冉

摘要：莫泊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位简单易读的通俗作家，其作品经常被误读或错读。《埃尔梅太太》就是一部极易被误解的短篇小说。表面看来，小说讲述了一位母亲因心存对死去儿子的愧疚而发疯的故事，但其中暗含了母性与父权、母爱与自恋之间的博弈。本文以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文本，通过阐释母亲疯癫的原因来探讨隐藏在自恋面具之下的母爱。

关键词：《埃尔梅太太》;莫泊桑;自恋;母性;父权;镜子

莫泊桑是大众所熟知的通俗作家。无论是其作品内容还是文本形式都给人以简单易读的感觉。过于简单和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成为某些文学研究者给予莫泊桑作品的代名词。这些评论不仅会使读者在阅读莫泊桑作品时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轻视，也会将阅读导入错误的方向。短篇小说《埃尔梅太太》就是一部长期被误解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埃尔梅太太在儿子生病期间未曾陪伴照料，甚至在儿子临死前也不曾见孩子最后一面，却在儿子死后疯癫的故事。小说遵循了莫泊桑一贯的文笔风格，语言流畅、结构简单、故事引人入胜，大多数研究者将故事的主人公，即埃尔梅太太视为一位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的坏母亲[1]57-58，读者也会谴责母亲，同情儿子。然而，这样的结论只是表面阅读的结果。让-皮埃尔·戈登斯坦（Jean-Pierre Goldenstein）提醒读者在阅读莫泊桑作品时应当“启动文本的未言之处，以便不再停留在故事层面”[2]196。本文将以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切入文本，通过分析母亲疯癫的原因来挖掘文本中母性与父权，母爱与自恋之间的博弈，探寻埃尔梅太太身上存在的另类母爱。

一、疯癫之下的镜子

在文本中充当话语传递功能的神父和医生非但没有使母子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反而阻隔了母子之情，同时也影响了读者对埃尔梅太太的判断和对母爱的理解，将母亲的疯癫归因为母亲对孩子的愧疚，归因为母爱的欠缺。可见，母亲疯癫的真正原因成为理解母亲和母爱的关键。如果要揭示母亲疯癫的真正原因首先需要引入母亲的话语，即使她的话语是错乱的，是颠覆了真相和事实的。埃尔梅太太从头到尾地篡改了整个故事。事实上，她并没有看护自己的儿子，也没有感染天花，儿子没有被救活，她自然也没有破相。如果阅读完小说，读者会发现母亲堂而皇之地否认自己曾经的行为，通过改变结局来展现自己无可挑剔的母爱。如果对于小说的阅读停留在此处，读者自然会将愧疚归为母亲疯癫的原因，然而，让-马克·郎德赫（Jean-Marc Lantéri）却认为在埃尔梅太太心目中，不称职的内疚要远远大于破相的痛苦。埃尔梅太太非常在意自己的容貌，可是在疯癫之后，她的种种行为表明在儿子的生命和自己的美貌之间，她选择的是前者。[3]99此外，埃尔梅太太曾经表达过自己对儿子的爱。精神病院的医生也证实了这份母爱：“不过她还是爱他的”[4]367。与之呼应的是埃尔梅太太在儿子临终前曾亲口说出自己对儿子的感情：“我是爱他的，我是非常爱他的”[4]370。

对于埃尔梅太太母爱的解读，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似乎与故事脱节的小說开头部分。在小说开篇，叙述者探讨了疯癫一事：“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太虚幻境之中;在这团难以穿透的疯狂的云雾里面，对他们来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的，爱过的和做过的一切，都在一个不受任何操纵事物和支配思想的法规制约的想象世界中重新开始了。”[4]364在这句话中，叙述者认为疯癫来自于神秘的童话世界，精神错乱的人生活在想象世界中。“做过的一切”“重新开始了”体现出这句话中隐藏的矛盾：如果疯癫是想象和虚幻的，疯子是生活在想象世界中的话，那么现实生活中曾经所发生的一切又怎么能够重新开始。不过，拉康在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证实了这段关于精神病患者思想变化的正确性。他认为精神病患者试图改变自己与现实的关系，以妄想来填补意义的空洞，“精神病患者以‘想象的外部世界替代了‘现实的外部世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精神病人的现实是丧失的，而在于是什么东西替代了现实”。[5]198在小说中，围绕着精神错乱的埃尔梅太太，我们发现她曾经“见过的、爱过的和做过的”在疯癫之后又重新开始的事情就是照镜子。叙述者曾描述正常的埃尔梅太太对于镜子的执着，她和镜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博弈。她在镜子中看到了令自己厌恶和痛苦的衰老迹象，却又无时无刻不拿着镜子仔细打量自己的容貌。这项她几乎时刻都在做的事情即使在疯癫之后依然保持了下来。可见，镜子成为穿梭于埃尔梅太太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存在，是破解从理智到疯狂的关键。

二、镜子与母亲的自恋

镜子一直都是西方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意象，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其倾注了错综复杂的人生情感和生命体验。《文学象征和主题辞典》（Dictionnaire des symboles et des thèmes littéraires）详细阐述了镜子的来源及其在文学中的各种意象，指出镜子由“观察自我”的基本功能开始，在不断融合了多种文学体裁和民间传说的文化历史内涵之后，成为了具有多重涵义的意象载体，承载了深厚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6]134-135在莫泊桑的笔下，镜子不仅是时间、生命、死亡等抽象事物的具体载体[7]77，更是自我与他者之间模糊界限的代名词[8]194。埃尔梅太太对镜子的执着，或者说对镜中映像的痴迷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埃尔梅太太无疑成为了“那喀索斯”，具有自恋倾向。在精神分析中，自恋并不仅仅意味过度的自信和自我满足，这是因为“从外在世界驱除出去的力比多被直接指向自我，因而产生了被称之为自恋的一种态度”[9]62。在弗洛伊德看来，力比多最初储存在自我之中，然后扩大到客体之中，但是，力比多也很容易摆脱外在客体，继而回到自我中去。弗洛姆提出自恋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个女人每天要在镜前耗去很多时间来修饰她的头发和面孔。她不完全是一种虚荣。她迷恋自己的身体和美貌，她的身体是她所知道的唯一重要的现实”[10]54。

当美貌存在时，埃尔梅太太可以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满足自己，可是当岁月流逝，衰老的迹象出现在脸上时，埃尔梅太太自恋的对象不复存在。弗洛姆指出：“自恋越严重，自恋者就越不愿意承认他自己失败的事实”[10]53。于是，她选择从镜中或者从自己的目光中寻找慰藉。埃尔梅太太发疯之后依旧拿着镜子，因为对于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自恋者来说，外部世界完全封闭。在她的认知中，自己的美貌已经不复存在，她因为照顾生病的儿子而破相，她用自己的美貌换取了儿子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埃尔梅太太认为自己的脸上布满了“疤痕”（trous）时，医生的治疗方式只是用水彩画笔涂抹她的脸，而不是填补，因为对于“trou”（坑洞）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填补而不是涂抹。可见，在埃尔梅太太的潜意识中，她感染了天花的脸其实是布满了皱纹的苍老面容而不是得了天花之后坑坑洼洼的脸，因为皱纹可以被抚平而小坑只能被填补。[3]104

三、自恋之下的另类母爱

埃尔梅太太是一位自恋的母亲，她爱着自己的同时也爱着儿子，她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另类的母爱。如果从一位自恋母亲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母亲在儿子生病期间的怪异举动。对自恋的母亲来说，夺取儿子生命的疾病无异于夺取自己美貌的衰老。母亲用精心打扮的容貌出现在儿子面前，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击退衰老一样克服病痛和死亡。当儿子病重将死时，母亲的自恋无法安慰自己，儿子必然死亡，那么她也必然衰老。母亲之所以拒绝见儿子最后一面是因为她惧怕直面儿子的死亡，惧怕那面可以直视死亡的透明玻璃。镜子是不透光的，使人无法看到另外一面，而透明的玻璃窗使她意识到一切都将消失，无论是儿子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美貌。当儿子去世后，自恋的母亲被衰老所击垮，她选择在镜子面前封闭自我，使自己无法从镜中再看到真实的自我。夏洛特·沙皮拉指出，在莫泊桑作品中，疯癫是自我的一种死亡方式，疯子只是以肉体的方式存活了下来，他的精神和全部的生命力都已经逝去。[11]42可见，儿子的死亡不仅仅是儿子生命的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母亲的死亡。

四、结语

通過对母亲疯癫原因的解读，我们在埃尔梅太太的身上发现了自恋和母爱相叠的母性。莫泊桑对母性和母爱的看法更倾向于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父权社会将母爱与母性联系在一起，使女性在无意识中将自我打造成无私奉献和牺牲自我的理想母亲形象，但是巴丹特（Elisabeth Badinter）和波伏娃却指出这种母爱是被迫的，是被强制框定的，并非女人的天性使然。[12]233-235;[13]369-375。在莫泊桑看来，母爱不应被强迫，它应该依据母亲个人的生存空间和能力而定。如同埃尔梅太太一般，她虽然爱着自己的孩子，但同时也爱着自己，我们不能因为她是母亲就理所应当地认为她应当忽略自己的容貌和外表。在这篇小说中，作家提醒读者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母亲必须要忽视自己的容貌，难道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就再也不能打扮和喜欢自己了吗？艾德丽安·里奇（Andrienne Rich）指出父权制社会强行将女人分为“非此即彼”的两类，一类“身体是不洁的、堕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妓女”，另一类是“慈善的、纯洁的、神圣的、无性的、滋养的”母亲。[49]45父权社会让母亲远离了性，并且远离了性所具有的所有属性，比如美丽的面容、苗条的身材等。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她便与美貌无缘，而一旦她追求美貌就会被人冠以恶名。莫泊桑对自恋母亲的描述也让我们对当今生活中的母亲们如何正视自己的母性提供了参考，正如马拉芙所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将母性的欲望置于女性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中，并结合导致女性自我观形成的强大的文化来重新审视母性的欲望。”[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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