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摘要：文士是战国之后分化出来的，自此以后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贵族的沦落和庶民的晋升都壮大了士子队伍，士子既入世又出世，修身养性又积极追求功名，科举制度是士子跨越门第实现荣身进阶的重要制度。只是，八股取士制度造成士子精神退化、文化滑坡，这在《儒林外史》提供的士子群像中都可以得到窥探。士子们地位不高，无稳定收入，一头钻进了八股的牢笼，士子举人化实属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士子们因此人性扭曲，可悲可叹。

关键词：士子;八股取士;鲁翰林;马二;杜少卿

士子一般指古代知识分子，中国士子对中国文化得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想入世，世道沦落时又常出世。虽然“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化的概念，但是士子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同时感时忧国，胸怀社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可以看出士子的知识分子追求。先秦的游士以及，秦朝之后的士大夫都是中国的士子不不同朝代的体现。《儒林外史》提供了一个中国士子的群像，为了解中国士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媒介。

一、士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士文化的国度，那么要追溯“士”文化的缘起。首先要了解“士”的含义。翻阅《说文解字》可以看到如下解释：“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载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1]大意为有学问有能力，基本可以理解为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概括。其实在很多商周时期的资料中，士基本上就是知识渊博很有礼貌的阶层代表。国内的一些相关学者通常认为士在古时是擅长武术的。只是在战国后期有一些士开始专注于读书，不再对武斗上心，出现了分化，于是出现了文士。

士阶层出现以后，在每个朝代的兴衰起伏，发展历程很难有一个很统一的概括描述。但是，这并不代表无法触摸其发展历程。在士阶层的浮沉变化中，始终是与其他阶层的变化缠绕在一起的。士做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始终无法脱离整个古代社会金子塔。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庶民和贵族阶层的兴衰变化。士虽然是贵族，但是在最初兴起之时，在贵族阶层中排位最低，几乎和庶民地位相差无几。春秋战国之际，各国争战，社会动荡不安。贵族和庶民都受到了震荡，很多名门贵族难逃落魄降格为最低级的贵族——也即为“士”。而在庶民整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中，也不乏优秀人才，当时的百家争鸣，诸国都开放了庶民的晋升之路，很多庶民都扩充到了士的队伍中去了。因此中国士阶层不断壮大起来，几乎成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从孔子开始，儒家先哲所悬设的“士”标准就非常多。简要来说，起码有三项：其一，“士志于道”（《论语·学而》）;其二，“辩然否，通古今”（《说苑·脩文》）;其三，“士无定主”（《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孔子的“志于道”相关的思想其实就是古代士子用以自我约束的标准，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余英时就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内在超越”的特征：“中国的道从一开始便具有特色，我们可以称这种特色为‘内在的超越，中国知识人大体上都带有‘内在超越的色彩。”[2]士子认同儒家的入世理论修身养性，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很人文素养，也有积极入仕的政治理想。了解中国的士文化几乎可以窥探到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内核。吴敬梓就是一位有志于道并充满理性精神的士，他具有强烈历史理性和真正人文关怀。《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从科举制度切入，也提供了众多热衷功名、愚昧无知的士子形象。

二、醉心八股的士子——鲁翰林和马二先生

士子在古代一直都有很强烈的政治理想。科举制度是古代选拔人才做官的制度，为士子提供了为古代皇室效劳的途径。这一制度从隋唐时期建立，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是士子跨越门第实现荣身进阶的重要制度。

八股取士法，作为一种政策，必有他始行于天下的合理性，但是仅此一条荣身之路，便使许多士子将文行出处都看轻了，造成士子精神退化、文化滑坡，另外，就是仕途必经科举的制度，也是一刀切，造成官员队伍的鸡兔同笼。士为仕而士，已非士，非士，亦为仕而跻身士，士更非士。教育的特权化，使教育赤裸裸地成为追求特权的途径手段，士的独立性被剥夺，连起码的自身完整的能力也没有了，与权力结构的认同也使他们自觉地自我取消。[3]

《儒林外史》中的鲁翰林是成功了的马二先生，他身上主要有两气：官气、八股气。鲁翰林有自己的一套“八股万能论”，他说过：“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的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4]鲁翰林只不过是个顺利成长起来的范进罢了。看他对女儿的教育，便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乏味又愚昧。他将光阴都掷在有名无实的举业，没有能力的闲官上，又无怨无悔地去培植无花果。他的女儿十二岁就读得滚瓜烂熟的王守溪的八股文。鲁翰林的教育结果是其女儿踏踏实实地嫁给了八股文。女传父业，可怜那四周的男孩成了这父女俩“八股宗教”的受害者。八股文化深入人心，无缝不入，连在那个时代没有社会责任的女性的心灵都被污染到这个地步。

马二先生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个诙谐的存在。他一直痴狂地参加科举考试，却总是落第。他最經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举业为重，频繁地劝告匡超人不要忘记好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他告诉匡超人奉养父母不周全，做生意没有起色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科举考试，只有参加科考才能出人投地，才能荣归故里。在小说中一直是个不厌其烦规劝所有人去追逐功名的落第士子。

马二先生读的书一般都是《孝经》、《纲鉴》、《永乐大典》等，小说中对马二先生游西湖之事着墨很多，不发辛辣的讽刺，看到那么美丽的西湖风景，多少人流连忘返，而马二先生却无法真正地从内心去欣赏和体会自然风光，只能尴尬地用《中庸》中的陈词滥调去大发感慨，实在让读者忍俊不禁。马二先生读遍所有八股文，却仍然是个极其空洞贫乏的士子。

《儒林外史》描述了很多痴迷于科举考试、献身于八股文的士子，他们虽然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其实人性已经扭曲，奴性思想也相当地根深蒂固。功名和做官其实主导着一切，读书人并不会去研究真正的知识学问，只费尽心思研究官方哲学。

三、理想的士子——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作者自况的理想士子。他认为《溱洧》并不像程朱理学认为的那样是淫乱的诗文，只是描写了夫妻感情而已。他一直不像马二先生那样走到哪里都吊书袋，只会对八股文念念有词，杜少卿对任何事读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看法。对待学问也很严谨，不困于八股学问，去追求真正地知识，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

当大部分士子都迷失在科举考试中时，杜少卿却很鄙视它。在小说中，他经常骂县里的秀才其实就是奴才。当朝廷要他出仕做官时，他却不像马二视做官为无上荣耀，而装病辞官，甚至把秀才籍也丢掉了。他的精神世界是超脱的，不受名利所羁绊的。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辞官时，他是这么回答的：“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5]他称自己是麋鹿，野惯了，不愿意受功名束缚。杜少卿身上有一种逍遥遁世的思想，做什么事一直是率性而为，想做就做，无不潇洒快活。也常常帮助很多向他求助的人。

虽然杜少卿表面上有一些离经叛道，甚至当着很多腐朽文人的面挽着妻子的手大笑不止，当时是为奉行程朱理学的礼俗社会所不容的。但是，在超脱世俗的个性之外，读者能隐隐感觉到他背后的苦闷心理。杜少卿对整个社会是极其失望的，但同时他并不是首先唤醒人民去变革的士子，他是不作为的，也无处寄托自己。当然这种局限性并不是杜少卿一人该承担的责任，当时整个社会并未真正地觉醒。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还没从传统中蜕变出来，但他已经表现出摆脱依附性和奴性、争取精神解放的历史要求，这与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他的豪放行为方式又可以组装在古已有之的传统形式之中，他遇贫即施的“豪举”可以被正儒的“仁者爱人”古训襄括，他与贤人们相依为命，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被体制限死了的命定的悲剧性软弱。他既告别了旧秩序中固有的位置，又找不到新位置。生存在“过渡时代”可以说是站在中间的人，“在进化的链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语）。杜少卿领先站在中间，又无力地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门槛上，进退失据。当他与虞博士洒泪而别，倾诉“小侄从此无所依归”的悲情时，他已失去走完自己道路的信心。這份凄切的孤独是领先风气的知识者处在变动缓慢的生活方式中感到的孤独，一种先觉者为麻木、蒙昧所包围的孤

独。[6]《儒林外史》里杜少卿那种所体现的挣扎不出来呼喊，着实让人心悸。

四、结语

士子阶层产生之初，虽然掌握着一定的知识文化，却仍旧是最低级的贵族，和庶民无差，而他们在古代社会中几乎上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科举考试打通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大门之后，所以很多士子就趋之若鹜，一生都在参加八股考试的士子不在少数，几家欢喜几家愁，能中举的毕竟是少数。士子们一头钻进了八股的牢笼，士子举人化实属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士子们因此人性扭曲，可悲可叹。凡是成为经典的作品都会达到象征性的高度，像《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一样，《儒林外史》也是如此，它成了中国士文化的镜子，吴敬梓所写的士子群体定会在文学史长廊上成为最亮眼的所在。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07.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82-292.

[4][5]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刘林.中国文学名著深度悦读[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17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