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富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是文学教育的主要教学类型。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历史，学术研究与文学史教学的互动局面早就形成。1980年代，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3人以对谈的方式重构了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史图景，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提出了关于文学史重写的诸多思考。直至现在，重写文学史依然是很多学者的兴奋点。在这些重写文学史的努力过程中，有关作家作品的重新认识与理解自然成为文学史重写的基础性工作。随之，文本细读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但相较于文学文本的社会性解读而言，关于文学性的探讨一度被学术知识化生产的模式所压抑，文本细读的真正魅力也没有得到完全展现。随着理论化生产与文化研究的冷却，近些年来，文学性重新成为学界的关注点，文本细读也有不少可喜的成果问世，此举打破了体系化思考对文学作品审美多样性产生的禁锢。与此学术趋向不同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文学性还是处于被遮蔽状态，文学知识的传授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普遍追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受制于教材、课时以及自身所接受的学科教育传统，不自觉地将传授文学史知识作为文学教育的目的。而文学性在此种教学模式中处于被悬置状态，文学教育所追求的审美教育也就无从实现。即便是现在许多高校陆续推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以此弥补文学教育文学性的缺失，但最终作品选读课程往往成为换了名称的文学史教学，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学性缺失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换言之，以追求文学性为目的的文学教育必须要重新审视文本细读在文学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文本细读，是读者对文学本体的关注，是对语言的深入感知，也是文学教育所追求的文学性切实实现的有效途径。

2015年，孙郁出版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史讲稿《民国文学十五讲》，此书传达了他对文学教育的理解，探寻了现代文学史讲述的可能性。在后记中，他谈到了对文学史教学的理解：“远去的文学是遮蔽在幽暗里的微光，一旦召回，我们便沐浴在神奇的色泽里。文学史不都是知识的罗列，还有精神的对话。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与学生体验过往的精神，发现我们生命里缺失的存在。灵魂的存在，离不开对有诗意灵魂的凝视。较之前人的书写，我们现在丧失的精神元素，真的太多了。”[1]这是孙郁在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史的经验之谈，在他看来，文学知识的讲授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与过往灵魂的精神对话，这是文学教育应该重视的一极。

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最早在大学课堂讲授，可追溯至1920年代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的现代文学史课，那时现代文学也正处于发展期。民国时期，已有近30本现代文学史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建国之后，王瑶先生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范本，及至1980年代初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绍介，才打破了固有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后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使得中国现代文学重新焕发活力，以别样的形式参与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变革之中。随着学科的逐渐完善，诸多学者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逐渐走向成熟的学科。在这一途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授在大学课堂上也越来越倾向于文学知识的传授，乃至模式化，文学史成为了远离文学的知识性的存在，少有与过往文学世界的精神交流，这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授面临的主要困境。

这与1980-1990年代学界“思想的淡出，学问的凸显”思潮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学是与现实紧密相关的一门学科，我们自身的存在还在这一条河流里，里面折射着我们未完成的人生。回顾1980年代，不论是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史的讲述，都带有研究者的生命体温，他们是以自我的生命碰撞另一个生命，在生命的相互碰撞中，进入研究对象的肌理，并在研究对象里观照并审视现实。这种与个体生命深入缠绕的研究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1980年代的学人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后来者那么讲究学术规范，但他们对文学的执念却是令后人敬佩、珍视的。他们以现代文学研究参与到历史文化的变革中，那种将生命与文学交织在一起的学术状态在199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逐渐稀释，乃至被完全压抑成为纸背后的温情。当然，现代学术的规范化无疑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与深化，但不应忽视的是，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学术规范化的努力也会窒息文学研究的活力。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史料化的追求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这种常态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存在，压抑、窒息文学精神的对话，乃至隐身到文学教育，幻化为文学知识的讲授，成为文学教育的普遍追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性在文学教育中的丧失。

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存在的文学性丧失，知识性讲授为主的这一教学困境，很早就有有识者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是立足于文学作品读解的文学史勾勒。这部文学史的突出特点是对文学思潮部分简要呈现，但对文学作品的读解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这也可说是陈思和对当时现代文学史写作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反思，尤其是文学性缺失的问题。实际上，就文学性问题，陈思和一直有所关注，尤其是文本细读问题。在新世纪初期，他就曾撰文深入阐发文本细读的意义及其方法。陈思和开篇便指出当时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他发现一届届研究生身上存在的共同现象，这些学生了解当下研究的现状，熟悉新兴理论观念，但对文学作品却比较隔膜，对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甚至没有阅读过，更谈不上深入的理解，缺乏扎实的专业基础。深究起来陈思和提到的这一问题，肇因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存在的问题，知识性的传授成为文学史教学的普遍追求，缺乏对文学阅读的应有重视。在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文学作品的选读也就成为必须要重视的教学内容。“文学作品选读不会离开对文学史的认识，我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选读，同样能够达到对文学史的基本了解，也同样能够普及必要的文学史知识。”[2]这里，陈思和强调了文学教育的文学性与知识性并行不悖，而且两者兼顾，是切实地迈入文学史领域的必要台阶。唯有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读，读者才会产生与作家作品的深入对话，在文本细读中，读者完成的不仅是自我的多重对话，而且会触发读者深究作家作品的问题意识，由此，读者进入文学史的知识性谱系梳理，对文学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入这个经由语言编织的艺术世界，读者首先接触的是语言，是通过对语言的感受、体验来把握作品内容，理解作家心理的。但这种对语言的粗浅感受仅仅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作品的整体印象，这个整体印象还是模糊的、不清晰的，读者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作品所要传递的信息，简略地了解故事梗概。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读者经由语言的感知能够对作品产生整体的、模糊的印象，但这种阅读还处于阅读的浅层次体验，并没有真正地进入文本世界，走入作家的内心。走入文本深处，就必须进行文本语言的分析，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文本细读。读者通过语言分析，重建文本世界，而且，这个文本世界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属于读者自己的，是具有个体性的。“在阅读和分析文本的过程中，我们被包容在作者当时的文化时空中，被包容在作者通过文本所创造出的一个虚拟的世界中，但在阅读和分析文本的过程结束之后，整个文本包括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文本过程中所感受和体验到的一切，也被包容在我们的文化时空中，成了我们文化时空的一个构成成分。”[3]

在现代文学史中，关于作家作品的理解长期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制约，尽管19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诸种努力，已经逐渐廓清了这种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着。例如关于张爱玲的认识与理解便是如此。就小说的艺术水准来说，张爱玲的小说无疑是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不少研究者也承认张爱玲是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但在许多文学史的书写中，关于张爱玲的篇幅是极少的。如果按文学史教材来讲，这样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可能就一笔带过，如此，带给学生关于张爱玲的印象也是极浅显的，有可能就此错失了领略现代文学优秀作品的机会。若教师引领学生通过语言分析、细读文本，重新走入张爱玲的小说世界，而非仅是文学史知识性的讲解，那么，可能会取得理想的效果，激起学生对张爱玲小说的阅读兴趣。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左翼文学传统之外，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样，学生也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有所理解。

鲁迅是现代文学之父，启蒙是他的思想与文学的主旨，文学史也多是关于其启蒙品格的浓墨重彩的书写，读者在不自觉中也会以“启蒙”的视角解读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这种解读视角是可取的，也是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该重视的。但这种“启蒙”视角先入为主的解读是否也会对鲁迅思想与文学的丰富性形成新的遮蔽？《离婚》是鲁迅1925年创作的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关于它的解读长期置于启蒙视野之下。《离婚》主要讲述的是爱姑反抗离婚的故事，在文学史的讲述之中，大胆泼辣、爱憎分明的爱姑往往是作为反封建思想的女性形象确立的。其中，七大人、慰老爷更是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成为讽刺、批判的对象。鲁迅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是站在弱者立场上，对爱姑有所同情的。这是多年来主流的鲁迅研究对《离婚》这篇小说的解读。但是真正细读文本，咀嚼小说的语言，分析小说的细节时，会发现小说的真正内涵并非如此，爱姑的形象并不是正面的，而是反讽的对象。杨联芬在其《重释鲁迅〈离婚〉》的文章中，立足于文本细读，条分缕析地呈现出小说世界的复杂性。在她的解读中，爱姑性情耿直，缺乏教养，言语粗鲁。她在公开场所，指责其父亲见了钱发昏，在七大人面前畏惧不言，却责骂其父亲发昏，连人情世故都不懂，更是开口闭口骂其公公、丈夫为老畜生、小畜生。杨联芬通过文本细读发现，“从魏明伦的《潘金莲》到哈金的《等待》，都真实表现了当代中国在法律与道德上都不支持单愿离婚的年代，爱姑式的拒绝离婚，正是令当事人‘三败俱伤’的毁灭性死结。以鲁迅的深刻与透彻，他固然同情自由离婚中无辜的旧式妻子，但爱姑式的抗争，也断不是他所同情的妇女争取自由、维护尊严的合法之道。”[4]如此文本细读，已经摆脱了启蒙视野所造就的解读范式，真正地走入文本世界，理解文本蕴含的思想与意味，以及叙述者鲁迅面对自由恋爱、离婚时的复杂交织的内心世界。基于此，读者也就很难如在启蒙视野下解读那般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经由文本细读，可破除文学史的定见，而且学生对文学的感受、体验也愈加真切，这是单纯的文学史知识讲授无法触及的。

对于大学生而言，虽然他们在中学语文学习阶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语言感受能力、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但是当他们在面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时，由于课业的压力，以及中学教育形成的积习，会不自觉地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陌生知识的记忆之中，这有可能会导致文学教育的歧路，忽略了文学教育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学性。这时，需要教师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引导和启发学生关注文学文本细读，并且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之中，教师与学生展开对话，使他们能够从教师那里召唤、印证自己的阅读感受、体验，从而以生命拥抱文学，在文本细读中，丰富自己的人生感受与体验，提高自己的语言审美能力。总之，这一切都需要从扎实的文本细读做起，由此克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存在的文学性丧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