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 119260）

阮元（1764-1849），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作为清代中叶重要的文臣之一，阮元不仅官运顺遂，享有文名，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和其所创建的学海堂成为了清代中期学术的标杆。甚至可以说，阮元自身和他所创建的学海堂为其赢得的文化声誉远超其官阶之上，以至于《清史稿》对阮元的评价开篇即言“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更赞誉他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1]11424。阮元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中进士，朝考选为庶吉士，散馆第一，授予翰林院编修职。逾年大考，乾隆帝亲擢他为第一，并自言“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1]11421。自此阮元平步青云，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为官亦多有政声。然而，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依旧是阮元作为汉学名臣的身份以及他分别在浙江巡抚和两广总督任职期间利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所开创的重经解、策问的求学风气。

作为汉学名臣，阮元强调策问、经解，史载其“淹贯群书，长于考证”[2]2831，一生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等180余种，后世称其“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1]11424。与此同时，阮元因位居高职，故一生多次执考科场，而他的汉学思想也体现他对士子选录上，意图打破在科举考试中首重首场四书文的固有模式，提升第二三场的重要性，这与后来他在学海堂强调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行，不课八股的思路前后一致。在阮元所著的《学海堂集序》中更为集中体现了他的汉学观点，其言“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古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3]1077。

阮元学术思想的体现和学术成就与他所建的学海堂密不可分。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任两广总督，道光元年（1821）春即开授经诂之课，遂有学海堂之称。其后选址越秀山修建学海堂书院，于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落成。在学海堂，阮元如同在浙江所设立的诂经精舍一样，祭祀许慎、郑康成，以贯彻其汉学为主的核心思想。阮元以地方大员的身份，屡次出掌科考，并逐渐将其所思的模式运用于科举选录和学海堂授课之中，逐渐造成士林以学问为重的风气。虽然阮元强调汉学体系，但也强调汉宋调和，或者说强调打破汉宋的学术界限。

目前学界对阮元与学海堂的研究已有不少，在公开发表的近300篇中文论文中，几乎九成学人都在围绕阮元的学术思想展开讨论。但在众多著作中有两种研究思路最为值得借鉴。第一种是於梅舫教授的新著《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该书以学术思想史的视角检视阮元与学海堂在清学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於梅舫强调了清代汉宋之争，是后世史家叠加、构建的结果，而非清代学术的原本面貌。第二种是由麦哲维教授（Steven B.Miles）所著的The Sea of Learning: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该书更偏重强调地方史的视角，考察了19世纪聚集在广州城内的文化精英家世、治学、事业等内容，重现他们的自我叙述，以流动性和认同为中心。然而，我们是否能在这两种学术思路之外，在找到一条新的路径以体现阮元与学海堂的关系或者表现后者对前者的重要性呢？笔者给出的答案就是“文化资本”的视角。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跳出阮元学术观点本身和学海堂对地方文化的影响，而只聚焦学海堂作为阮元用心创建的文化平台，为他所带来的文名与声望的效应。

一、阮元与学海堂在学术上的重要性

阮元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初，即已着手开展经解的讲授，除了已经说明的其意图强调策问、经解，打破在科举考试中重首场四书文的固有模式，强调第二三场的重要性外，阮元更希望以学海堂为平台，改造粤东学术。简而言之，引江浙之学风入粤东。这一点为阮元自己所承认，其言“岭南学人惟知尊奉白沙（陈献章），甘泉（湛若水），余于学海堂初集大推东莞陈氏（建）学部之说，粤人乃知儒道”[4]796。

於梅舫在对阮元和学海堂的写作上尤重二者在清代学术史，特别是汉宋之争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强调了汉宋之争实际上是阮元时代之后的学者逐渐叠加所致。可以说，自阮元之后，以汉宋差异/汉宋之争的学术话语才日渐清晰，并被阮元以降的历代学者所继承、叠加。这一观点与邓经元所论“道光之后，清代学术逐步形成汉、宋并立的局面，而阮元正是这一学术过渡时期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5]2具有一致性。总而言之，在这一渐变过程中，学海堂和阮元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学术而言，阮元似乎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打破汉宋界限。故其格外推崇毛奇龄，并以他作为清代“实学”之祖，也是清代汉学发源人。在阮元看来，毛氏强调“非汉非宋，思而不学”，而惠栋则是“开立汉学门派”。在此问题上，以阮元为代表的学者，更推崇戴震，而非惠栋。因前者具有“求古、求是”的理论，王念孙更进一步阐释为“治经不尚墨守，贵于求是”。由此可见，无论毛奇龄、戴震、亦或王念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希图打破绝对的汉宋界限，而这也就是阮元推崇毛氏、戴氏的原因。

然而，同时期一方面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为代表，将惠栋定位为清代汉学鼻祖，形成了与阮元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也以阮元作为批判主要对象，认为阮元“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6]，至此门户已立。可以说，於梅舫通过对阮元、江藩及方东树对于汉学学术观点的争论，强调了阮元及其同时代学人在清中叶学术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厘清了“汉宋之争”这一议题的本来面貌。如若说以上文字阐释了“学海堂与汉宋学”的关系，那么粤浙递嬗则表现在学海堂下一代学人身上。

於梅舫强调了继阮元之后，出学于学海堂的陈澧旨在调和“汉宋”，以小学别于经解，析经解与经学之不同，走出一条粤东学人自己的道路，以逐渐摆脱江浙学术对粤东的影响，即由江浙转谈“吾粤”，以期确立自己为中心的学术正宗。虽然陈澧（1810-1882）受江浙学风影响，但其常怀对江浙学术的反思与超越意识，故而形成了既以小学贯通汉宋之学，又以此与江浙学术争锋。换句话说，作者仍以学术的视角强调学者身份认同的转换。当然，这种认同的转换，实际上自阮元入粤之始即已发生，不仅体现在学术史方面，更体现在于地方社会中的精英认同层面。

二、阮元与学海堂在地方史上的重要性

麦哲维（Steven B.Miles）所著 The Sea of Learning: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一书超越学术史范式，结合地方史的视角对阮元和学海堂在十九世纪粤东的影响进行了阐述。麦哲维以学海堂为核心展现了该书副标题“流动性（Mobility）”和“认同（Identity）”。流动性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横向流动，从江南到岭南，更是一种身份上的流动，使身份从移民变为了核心。认同则是这些新移民随着流动性而可以选择的结果。作者的研究视角一直围绕两个副标题词汇展开写作，融合了思想史和地方史的写作，展现了广州学海堂士人在19世纪内的升降起伏，也同样展现着19世纪的一种社会变迁。

麦哲维通过该书力图展现的核心有二：首先，全书强调着学海堂为核心的“新移民”精英所构成的士人文化圈，与旧有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文化精英形成对比，且两种形态贯穿19世纪始终。19世纪上半叶，学海堂的建立成为了广州士人的核心聚集地，但并非仅是改变了广州的文化，而是对地区的社会、文化都产生着影响，故此学海堂的建立被视为江南文人在岭南学术扩张的一种努力。在学海堂的塑造下，广州不仅成为了士人眼中调和汉宋之争的中心，更是“新移民”所塑造的江南士人文化的核心所在。由此将学术影响扩展至广州地方志的编纂、婚姻网络、交友以及其他书院的教与学中。这些大多由新移民组成的广州文化精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与16-18世纪原有的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士绅，主要依靠家族力量而累积的文化影响，形成了反差，也构成了广东地方的两种士人形态。换句话说，麦哲维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描述学海堂的构建，和新移民士人对于它的认同，以展现这些江浙士人如何从边缘变为核心，进而完成了从“他者叙述”到“我者建构”的过程。

第二，麦哲维希望以学海堂为代表，强调其调和汉宋之争的努力和广州士人的地方主义倾向。而这种对地方文化的再塑造，以及对学海堂的资助，成为江南士人赢得认同与尊敬的工具，将广州士人置于再塑历史的核心位置。以学海堂学人为代表的士人，在19世纪危机的大背景下，如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对于常州经文学派描绘一样，以学海堂为学术的核心机构聚集一处，寻求认同，同时迎来了自明末以来的又一次地方化过程。正如韩明士（Robert.Hymes）和包弼德（Peter.Bol）所研究地方士人转向的一样，麦哲维（Steven B.Miles）以广州学海堂为代表再次证明了这种转向发生在19世纪。在这一转向中，广州城内士人与腹地士人以文集出版和诗歌创作等形式竞争文化资源。19世纪阮元将江南文化引入广州，学海堂成为新移民士人文化认同的代表，和城市建构的重要标志，而与此同时，腹地士人则关闭了城市化的大门，与广州士人形成了两种文化形态。作为移民背景而建立起来的学海堂被塑造为了移民与城市认同的空间，而进入学海堂本身则强化着这种身份认同。

三、阮元的“文化资本”

以上两部著作实际代表了两种研究阮元与学海堂的思路，前者是学术史视角，后者是思想史结合地方史范式。那么，阮元为何在粤东建立学海堂？或者说学海堂对于阮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一看似愚蠢而且上文已经提及答案的问题似乎可能用超乎已有观点之外的另一种思路予以解答——即学海堂是阮元的文化资本。

在上文中已经言及了阮元建立学海堂的目的之一即是引江浙学术入粤东，从而达到宣讲汉学、进而影响学风的目的。但是否可以更进一步思考，作为江浙代表的文臣阮元虽然身为两广总督具有政治权威，但实际上远离江浙文化圈后，他的文化权威或者文化声望在粤东的认同能有多少是值得追问的。因此，学海堂对于阮元的第一个重要性就是以自己的江浙学术背景施于粤地，为自己在政治方面管控粤东之外，提供文化控制力。

在身为两广总督之前，阮元作为浙江巡抚，已经建立了诂经精舍，并为其赢得了极高的文化声望，如若在文化上不被粤东士人承认，则明显有损于他意图树立自己“淹贯群书，学界泰斗”的文化形象。因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阮元更希望以另一个“诂经精舍”建于岭南，并引大量江浙士人入粤。通过不完全统计，阮元就任两广总督时期，被他延聘入幕的江浙士人至少有江藩（江苏甘泉），许珩（江苏仪征），郑兆横（江苏），韩卫勋（江苏），江安（江苏），严杰（浙江钱塘），凌曙（江苏江都），陈鸿寿（浙江钱塘），童槐（浙江鄞县），王衍梅（浙江会稽）等十余人，加之广东、福建等地治汉学名士如曾钊、何治运等人的辅助，阮元很快在粤东树立起了他如在江浙时的“文化控制权”。

再者，若以历史学者特有的“后知之明”看待阮元与学海堂，阮元已经建立的文化控制权以及学海堂这一平台为他提供了成为清中叶“文化泰斗”的资本。正是从学海堂建立到阮元离任两广总督的这十年间（1817-1826），阮元最具代表性著作和所编纂的图书《揅经室集》《皇清经解》完成出版。加之学海堂这一时期重新所整理、出版的其他重要汉学著作，直接巩固和奠定了阮元在文化上的地位。

众所周知，清文臣谥号以“文正”为优，而相较于“文忠”“文清”等强调士大夫的品性外，“文达”更偏重士大夫在文化上的成就。以后知之明来看，阮元身后被赠予“文达”似乎是其生前刻意追求和营造其文化资本的必然结果。在阮元身前，大臣中享有“文达”谥号的只有两位，第一人是裘日修（1712-1773），不仅著作颇丰，更是纪昀业师，可视为乾隆前期的文化泰斗。第二人就是纪昀（1724-1805），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堪称乾隆后期的一代文宗。自称“三十年读经记事”[5]2的阮元在给纪昀所作的文集序中，不仅称颂纪昀“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时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7]687，强调了纪晓岚明晰汉、宋之学，终成一代文宗的事实，而且特别推崇纪昀作为科举主考，强调以经学考试的一面。在这篇序文中，阮元言及“（纪昀）请试士子春秋文以左氏传立论，辅以公羊、谷梁二传，而废胡氏传，尤为有功经学。”[7]687。除了以上超越汉宋学界限和科考主经之外，阮元更是自称“科名出于公门生门下”，俨然有继承纪昀谱系之态。可以说，阮元在为纪昀所作文集序中所提及的三点：跨汉宋之界，科考重经解，以及自称纪昀再传，颇有确定自身为“文宗转世”的味道，也由此可见二者的契合。而以上这些阮元所取得的成就和认可，与他自我营造的学海堂这一平台息息相关。虽然乾嘉之际，汉学名臣辈出，但被乾隆帝成为“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的阮元，凭借学海堂获得了更多的文化资本，故而身后能够获得“文达”谥号，终成乾嘉时期的文化翘楚。

最后，虽然阮元以汉学为本调和汉宋之争，但其赢得文化声望的模式与王阳明讲学模式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阳明作为明代中叶最为成功的文臣，不仅其事功卓著，更是以讲学传播了自己的“心学”理念，并最终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又一高峰。恰如王阳明曾言“（书院）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8]253。由此可见，书院讲学一大目的就是传授官学以外所不及的学说、理论。这一点也恰恰是阮元设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以宣讲经解及策问的目的。虽然，阮元就学术理念上与王阳明南辕北辙，但后者同样作为江浙士人出身，同样曾任“总督两广兼巡抚”，同样是开书院讲学的一代宋明理学的文宗，肯定对作为文臣的阮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所建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讲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王阳明，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学者江湜就曾言及“阮元的教育实践有点类似朱熹、王阳明、湛若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创办书院”[9]264。阮元正是通过诂经精舍与学海堂扩大了自己的文化声望，从而积累了自身的文化资本。

综而言之，学界对于阮元的研究，既可以从学术史角度以为探究，如於梅舫的汉宋之争视角，或艾尔曼的今文经学视角[10]，也可以如麦哲维所凭地方史视角塑造认同，更可以如容肇祖所著的《学海堂考》[11]以明晰、考证其源流，但究阮元能为后世所遵崇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作为汉学名臣，在文化上对清代学术所作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既聚焦阮元的文化成就，又跳出阮元学术观点与汉宋争论本身，以文化资本视角对阮元和学海堂进行研究，也许能为我们提供超越以往学人研究的另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