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蔓姣

摘 要：精准扶贫是当前时代境遇下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国家战略，笔者基于专职驻村进行精准扶贫工作获得的经验材料，发现扶贫对象呈现出脱嵌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所构成的“五位一体”社会扶贫体系的镜像。唯有克服上述困境，方能使扶贫对象真正脱贫，让扶贫对象再嵌入社会扶贫体系。

关键词：精准扶贫；脱嵌；再嵌入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2 — 0110 — 04

一 、引言

2017年笔者曾在湖北某村从事专职驻村扶贫工作一个月，期间，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扶贫对象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该村的精准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觑，呈现出脱离于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镜像。如何摆脱上述困境，成为了精准扶贫能否在该村“落地生根”的关键。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可以对上述症候进行完美的阐释和指出一条可能摆脱困境的出路。他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对其著名的“脱嵌”与“再嵌入”理论进行了深度阐述〔1〕。本文以期借助于“脱嵌”与“再嵌入”理论为上述精准扶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

二、扶贫工作现状及成效

潜江干部驻村帮扶实行“市领导联系乡镇、市直部门包村、党员干部包户”的精准扶模式，而对口帮扶该村的市直部门是潜江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潜江市广电局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多年来一直坚持“雪中送碳”与“锦上添花”的传播理念，一手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一手为精神贫困的村民送去书籍、电影、电视、广播。而扶贫对象也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还有市直部门及党员干部的温情关爱。笔者在为期一月的入户访谈和“书香童年 相伴成长”关爱留守儿童教育小组工作中，也亲身体会到扶贫对象发自内心的接纳和感激。

以下是5位访谈对象对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的看法文本。详见表1。

从访谈记录中可以得知，扶贫对象大多是因病、因灾、因学、因老致贫。但是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扶下，扶贫对象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也从内心里感激党和政府，同时对自己未来境遇的改变充满信心。可见，该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预计今年年底，会有30名扶贫对象脱贫。

但在入户访谈中，也有扶贫对象说“不需跟我谈其他，只要给我来钱就是真本事”，甚至也有扶贫对象说“你不需辅导孩子看书学习了，帮我儿子介绍个媳妇才是真的扶贫”“我就需要低保，你能给我弄个低保么？”可见扶贫对象对政府补贴依赖性较大，也更倾向于政府部门直接给予经济援助。这种“等靠要”的观念似乎成了扶贫对象的思维定势，而“扶贫依赖”也成为精准扶贫的桎梏。甚至无论是扶贫对象还是村民都认为经济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没有经济，扶贫似乎成了空話。

这就导致对扶贫对象的经济扶贫脱嵌于“五位一体”小康社会的扶贫体系而单独存在，无形中忽视了文化、党建、科技、教育、医疗、产业、生态等扶贫的重要性，以致出现扶贫对象主体地位缺失、诉求渠道阻塞、政策宣传不到位、技术帮扶不彻底、产业发展资金匮乏、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医疗救助不及时、文化娱乐设施贫乏、六合彩赌博泛滥、生态环境恶化等多重困境。

四、 经济扶贫脱嵌于社会扶贫体系导致的多重困境

（一） 政治困境

1.扶贫对象主体地位缺失。目前我国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和部门责任制的考核方式，基层政府、市直部门作为扶贫的主体，扶贫对象仅仅作为客体而存在，而主客二分的不均等地位使得扶贫对象不能及时表达自身诉求，其主体地位和意识被制度性地遮蔽了。笔者入户访谈时，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看我患有膀胱癌，家里还有一个孙儿马上要读大学，你能帮我申请下来低保？”“我有心脏病，我老伴有帕金森病，儿子是智障，儿媳无法生育。我们两老口没法活了啊，能不能给我们申请个低保？”可见，扶贫对象丧失了进入精准扶贫工作的权利和机遇，更未享受到“扶真贫”、“真扶贫”带来的政策红利和改革成果。扶贫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异化，甄选为扶贫对象的可能并不是真正贫困，而真正贫困的却并未进入到精准扶贫的数据库。

2.扶贫对象政治地位边缘化。农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稀缺的政治资源早已被精英群体所掌控。扶贫对象不仅难以获得他人的政治认同，更难以进行有效地政治参与。加之村“两委”班子成员虽参加了上级政府部门组织的扶贫会议，但并未“吃透”文件里的政策和举措。在村委会会议上，也未能思路清晰地传达会议精神和要求，并结合村庄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协作，督办落实。这势必导致各项惠民利民政策都无法及时有效传达至村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政府失灵”的状态。而处于边缘化政治地位的扶贫对象更难以有效地了解国家的扶贫政策，进而积极主动地参与精准扶贫、脱贫工作。

（二） 经济困境

1.生产经营缺乏有序组织与引导。从经济模式来看，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模式在该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水稻等传统农作物依然是当地主要农作物，是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现代经济作物还比较匮乏，这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该村地处江汉平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但在市域经济环境中，当地企业以化工、纺织为主，极度缺少种养殖、农产品、食品加工企业，导致扶贫对象的劳动成果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如种养殖、农产品仅卖给中间商获取最低额的利润，不然自给自足或烂在地里。殊不知，只要对其进行深加工，就能获取比原材料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也能解决一批扶贫对象的再就业问题，进一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问题。

2.获得小额金融信贷难度较大。国家的金融政策力度较大，但较高的信贷门槛使许多村民乃至扶贫对象都敬而远之。近年来，随着潜江龙虾在国内外的品牌和地标效应愈来愈强，且虾稻共作的农业模式也盘活了种稻业的存量发展。但笔者在驻村帮扶期间发现，扶贫对象甚少进行虾稻共作或大面积的龙虾养殖，究其原因，才知扶贫对象缺少产业的启动资金。“我很想养虾，但我需要钱去盘地，买虾苗、虾饲料、虾笼，但村里信用社只贷款给60岁以下的人，我已经超龄了。”“我之前养猪，现在养鱼，年底想改造鱼池，明年还想养虾。但银行工作人员嫌我没多少文化，不会算数，觉得我没有还款能力。”endprint

（三）文化困境

1.公共文化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虽然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物财在农村智能广播、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民生工程上，但村民并未做到物尽其用。如颇为典型的文化惠民项目——“村村通”要么被拆掉，要么音量被调到极小，要么将喇叭移到田野去了，原因竟是“喇叭的声音吵到村民打牌了”。而笔者在驻村期间开放的公益图书馆，只有零星的小孩偶尔过去看书，但也只是把公益图书馆视为一个游乐场所。至于其他人就更不喜欢看书，农家书屋几乎常年关闭。

2.文化娱乐方式的单一化、庸俗化。该村文化娱乐方式存在单一化与庸俗化并存的特征。据笔者调查发现，村民白天的主要娱乐方式就是打牌；晚饭后，村民最大的乐趣就是搬着小板凳扇着蒲扇围坐一圈唠家常。而“六合彩”赌博，几乎是全村人都有参与。村民见面打招呼也不再是问“吃饭了吗”，而是“昨天出了什么？”此外，扶贫对象并不善于通过广播、电视、书籍获得最新的时事政策、当地新闻以及其他开阔视野的信息。而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单调乏味的娱乐方式让扶贫对象极度缺乏改变人生命运的勇气和信心，更缺乏一个通过教育、文化、信息改变前途和命运的场域。

（四）社会困境

1.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当地政府将九年义务制教育都集中在镇上，而之前的村办小学都集体取消，民办教师也一一清退。这势必导致镇里的小学跟初中一样，每个班都有近70多名学生。可见，农村孩子压根就无法获取跟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毕竟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据笔者得知，暑假中，大部分小孩会被家长送去镇里补课。而城市小孩只在上学期间才去培优，暑假则参加兴趣培训班。注意，同样是学习课本知识，农村是补课而城市则是培优；同样是暑假，农村是学习课本知识而城市则是培养兴趣爱好；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却足见城乡教育间的鸿沟，这势必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2.医疗基础设施贫乏。该村59名扶贫对象中，因病致贫占比32.2%。可以说，癌症和慢性病的身心困扰已让扶贫对象苦不堪言，每年巨额的医药费用更是让扶贫对象入不敷出，甚至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扶贫对象反映村卫生所经常看不到人，因为医生关门打牌去了。市人民医院则对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手术无能为力，只能建议患尿毒症的扶贫对象转至临近县市医院就诊。依据当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相关程序和规定，在外地就医仅能报销三成，这种不合理的医疗现状和制度设置对扶贫对象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3. 赡养老人意识淡薄。笔者驻村期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令人耳目一新的洋房比比皆是，但在这些洋房的旁边或后面，总有一些大煞风景的矮旧平房。进去一问才知，平房里住的都是洋房主人的老母親。不光洋房主人认为老人家没有权利入住洋房，甚至老人家都会认为，自己入住后若离开人世，就会“脏”了洋楼。而即便是平房，也是老母亲住在更为破旧的石屋里，甚至将厨房上锁，理由是自己赡养父亲，弟弟赡养母亲。面对因老致贫的社会现象，基层政府曾出台相关政策，将扶贫对象的父母也纳入精准扶贫数据库，享受相关兜底保障。但村“两委”班子成员却基于多种原因并未真正落实此政策。

4.种养殖技术培训匮乏。笔者调研得知，扶贫对象对种养殖技术基本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有的爱钻研，就在卖鱼饲料的摊贩处买几本种养殖技术的书籍看。有的爱取经，就跟村里其他种养殖能手请教，如鱼塘每年都要抽干水，将池塘内的泥土掏空放到岸上暴晒以消毒，不然来年饲养的鱼很容易生病或死亡。可以说，种养殖技术方面的专业培训，村庄一年都没有一次。无论是农业局还是农技所，甚或是科技企业、科技协会，都没有介入技术扶贫领域，科技扶贫尚属空白状态。

（五）生态文明困境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不只是城市的专利，在农村也非常严重，正制约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该村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辅以芝麻、黄豆、土豆等农作物。支柱产业就是养猪，辅以养鱼、虾、蛋鸭、野鸡、土鸡等。但无论是农作物的胡乱施肥、农药的任意喷洒，还是养猪场排遗物的随意堆放，甚至生活垃圾的任性丢弃，都让村庄的土壤、河流、空气、农作物受到严重污染，甚至对村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据笔者调查发现，当地村民都不敢烧自来水喝，而是去小卖部买桶装水。养猪场则更是让整个村庄的空气都变得臭气熏天。

五、再嵌入：精准扶贫的出路探析

面对精准扶贫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经济扶贫脱嵌于社会扶贫体系的困窘局面，这不仅严重制约了精准扶贫的成效，而且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所构成的“五位一体”小康社会。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改变当前精准扶贫的不利境遇：

1.增强扶贫对象的主体意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扶贫对象的主体意识缺失是当前扶贫工作遭遇的一个主要困境，“等靠要”依然是占据扶贫对象的主导意识。因而，笔者认为实现扶贫对象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获得扶贫效果的关键。而实现路径有：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员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真正为扶贫对象提供“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而不是稀缺资源都被当地的精英俘获，导致精准扶贫并未“扶真贫”。二是并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最新政策，以免出现“政府失灵”的怪现象，让扶贫对象“政治边缘人”的标签不复存在。三是加强社会调查，摸清扶贫对象的真实需求，并为当地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只有“以民为本”把准脉才能真正实现精准扶贫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扶贫对象从“被脱贫”向积极主动地寻求脱贫转变。

2.畅通扶贫对象的诉求渠道。众所周知，扶贫对象在农村是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的，往往不能实现自己真实、有效的诉求。此外，该村的扶贫资源寻租与精英俘获现象突出，更是严重制约了扶贫对象的现实诉求。笔者认为，除市直各部门在各自驻村扶贫点设置专门的“扶贫对象接待日”活动外，市委市政府还应定期组织市纪委、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教育局、农业局、人社局、民政局、环保局、卫计委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部门在各村开设“扶贫对象接待日”活动，受理扶贫对象的直接诉求，确保扶贫对象的诉求渠道畅通。endprint

3.加强扶贫人员的培训和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笔者的扶贫经验，下乡容易，做事难，原因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抑或是明白了该做什么，却苦于手头无资源可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对这种心态的最真实写照。故笔者认为市扶贫办应加强对驻村工作队员的系统化培训，尤其是对相关惠民利民政策的培训。更应选调各行各业有志于“服务三农”的专业人才驻村帮扶，每年“人才引进”的硕博士可下乡一月，据各自专业优势撰写一篇调研报告为政府各项决策提供参考依据，避免驻村帮扶成为“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此外，当地政府还应整合市直各部门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除进一步扩大“虾稻共作”和化工企业的品牌和地标效应外，还可引进更多适合发展当地种养殖品、农产品、食品的加工企业，真正实现精准扶贫的“输血式”向“造血式”的根本性转变。进而实现土地集约化和农业规模化发展，既让扶贫对象每年能分红，还能实现在地化就业，解决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的“空心村”问题。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城乡二者的优势作用，实现市区教育、文化、医疗、科技、生态等资源与农村种养殖品、农产品等原材料资源的互相补给和合理优化配置，在化解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上，做到“一盘棋”城乡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

4.加强对农村生产经营的组织与引导。据笔者了解，该村生产经营活动处于一种无序的“原子化”状态，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扶贫对象更是不能找准自身位置，只能愈来愈贫穷。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措施加以引导：一是村委会牵头成立专门的农业合作社，实现对农村生存经营的组织与引导。有组织地将农产品从种养、加工，再到销售、物流，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定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二是因地制宜，规划当地的产业发展。众所周知，虾稻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加之该村水稻种植的传统优势，当地村委会可牵头规划当地的虾稻产业发展，同时水产局、农业局、科技局、科协应定期下乡组织扶贫对象学习更多专业的种养殖技术，带领扶贫对象真正脱贫致富。

5.加强文化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在现代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乡村也经受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其各个方面也历经着自身的嬗变。孝文化的消解、消费文化的入侵、庸俗文化的横行等表征着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并进而腐蚀着村民的身心。在笔者看来，我们政府应该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富有正能量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对农村文化的引领，实现乡村社会农民精神家园的重塑，从文化上给他們心灵以归宿。

面对乡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窘境，加强其生态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然生态文明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举措实现对村民的引导，如加强垃圾分类、循环农业、立体式种养殖模式等具体行为引领村民关注环境与生态问题，进而建设美丽乡村。

〔参 考 文 献〕

〔1〕卡尔·波兰尼.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孙玉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