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赋权下新生代农民工 “向上流动”理想化与现实困境

2018-01-30袁爱清严佳慧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袁爱清，严佳慧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新生代农民工”最早是在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提出来的，它当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1]129。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批有理想，有城市追求的基层新力量。农民工向上流动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表征，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在制度层面上明确表示将加快相关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和惠农政策的出台，以此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化转移的步伐。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应当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我们走到了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要积极为夺取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注入力量。在奋斗的进程中，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应共同参与并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梦是每一位国人梦想的汇聚。

通常来说，赋权对象大多是社会结构中的“弱者”，因此关于传播媒介的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影响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指出：人在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2]43。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有序的向上流动是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一环，媒介赋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向上流动的正向作用值得我们商榷。

我们在查阅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文献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赋权研究已然发生了转变，研究从被动走向主动，研究视角不仅是为新生代农民工传播，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传播，这更具自主性。媒介赋权在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进程中的促进作用赋权是外因，能动性作为人的内在性状态，外因经由内因发挥作用。其中强调了在媒介赋权环节中，新生代农民工能动的将社会资本转化的重要性。媒介赋权的理想化可以理解为不考虑任何阻碍，按照人们的意愿发展，达到完美事态。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赋权却存在现实困境，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空间，我们需要找到双方的界点和差异，才能进一步透彻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真实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赋权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阐释

(一)赋权主体的媒介

赋权是一个有多元、开放、多层次的意指概念体系，最早出现在美国20世纪六十年代，它跨越了各大学科，从社会学、政治学到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也是一个热词[3]140。赋权产生于小群体内多个个体间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在赋权研究中，学者王斌和刘伟做了社区赋权研究，并且为社区赋权下了定义，是指赋予社区更多的权力，促使社区有能力为改变现状而采取行动[4]82。这里就强调了赋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赋权对象的生活现状。

传播学视角下，传播意味着交流与互动，它与行动、社会结构具有循环联系，赋权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必定是要参与传播过程，以此与行动、社会结构相联系。媒介赋权伴随着新媒体技术演进与发展正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新媒体从国家宰制中获得自由，同时赋权于民，促进民主化进程；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技术的装置体系中的要素，作为一种信息沟通渠道，它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权力信息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赋权的中心是指为弱者增权加能，在当今网络时代互联网凸显技术、价值及自由，它强调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及共同体的趋同性。

(二)向上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的普及为广大农村带来了曙光，农村生活由封闭转向多元与开放。农村青年开始不满足于当前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城市谋生。来到城市后，由于受文化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限制，他们多数处于城市群体中的“弱势”。王春光在文章中提到：“新生代农民工”有群体代际的概念，主要指90年代进城务工的青年，他们是基于生活型外出动机的农村流动人口[5]66。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生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自由开放的理念让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是一个更具现代性追求的群体，他们也渴望拥有体面的工作和高质量的生活。他们具有与其父辈的异质性的特点，其职业观念、行事风格都有他们独特的想法。比起父辈，他们对“城市梦想”更加执着，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希望自己在城市奋斗几年后还返乡务农，他们更多的是想留在城市中生活。他们对于农村的依赖性极低，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农村而融入城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蜕变”：媒介赋权理想化

蜕变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意指事物发生形或质的改变。蜕变作为一个漂浮的能指链，现在多意指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与形象因其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实现“城市梦想”，正是蜕变的过程。蜕变即因指导思想的变化而改变行为和形象。换句话说，蜕变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后天通过外部环境习得。要想蜕变，需先从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其次再发生行为变化。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人的改变最重要在于思变，思变即根本质之变。学者吉登斯的双重阐释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汇方式是不同的，时空关系发生偏离，这种偏离的变化使得人们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互动[6]20。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在新媒介赋权研究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度在逐渐提高，多数研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赋权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理想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赋权作用下可以发生改变，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有质的改变。媒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赋权，我们可以从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表达、行动三个方面进行理想化阐释。

首先，在信息方面，媒介的信息赋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信息匮乏者”角色逐步减弱。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随之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传播模式，即泛在传播[7]98。各式各样的媒介在传递着信息，人们随时可以捕捉到各式各样的信息，人们已经离不开媒介信息，没有人可以阻挡别人获得信息的自由。媒介与人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媒介由于人类的使用而蓬勃发展，反过来媒介也赋予人们更加自由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给人们的印象是受教育程度低、素质水平低等，因为他们接触的媒介较少，获得的信息量又有限。传统农民工更迫切的是解决生活的温饱和家庭持续的经济来源，现实的生活需求，必然导致他们在行为上受到限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城乡差距的日益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的各方面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学会了运用各种媒介并对信息的需求明显加大，他们需要接收各种信息来提升自己，使其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提供帮助。

其次，在表达方面，媒介的技术赋权使得话语权重新得到分配，新生代农民工表达欲望也在增强，他们开始对自己进行“自我赋权”。个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增强，自我赋权的形成，是一个人不断发掘自我潜力的过程，使得社会权力得到分散，弱者维权意识觉醒[8]42。在当下，福柯的关系型权力这一经典概念显示出了时代性的价值意义，权力是去中心化、去疆域化的，以网状的节点式存在，是毛细血管般无所不在地流淌在社会细枝末节之中的[9]31。信息时代下，信息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价值。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信息量增多，当信息在大脑中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会激发其自我主体意识，充分表达话语权。当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提高了，那么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有新的认识。媒介形态的更迭中，沉浸式传播使得受众成为网络一个节点，受众在接受媒介的初级、次级文本后最终形成诠释群体的第三文本，由此所谓的舆论形成，再者影响社会结构、政策的调适。在新媒体时代，平等自由是它的主旋律，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表达可以拓宽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是一种关系资源，在资本的转化中，关系资源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为己所用。

再次，在行动方面，媒介使新生代农民工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话语，意见的表达是新生代农民工为自己争取权益付出的实际行动。意见表达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收入、地位、行业等，往往意识到自己地位在提升的人就敢于表达[10]57。近几年，关于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报道逐年在增加，他们通过群体组织发声，争取自己应有的待遇及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中，超时劳动的情况有所改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在逐渐减少，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比例在提高。在行动中提升能力，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为完成蜕变迈出的重要一步。新生代农民工用行动诠释了“劳动创造财富，技能成为资本”的新时代理念。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不是高学历，但他们中的许多致力于技能的不断学习，正在成为技能型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前接受政府或行业组织的技能培训，并且大部分在工作后继续适时参加技能培训[11]84。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障碍”：媒介赋权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在媒介赋权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困境。在媒介赋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社会变迁中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挑战，在结构主义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生活中存在着内化与适应等障碍，主要表现为适应能力差，新代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障碍因素衍生了社会排斥与心理压力等现实问题[12]47。在互联网传播的信息社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新的困境，社会网络的内眷化不但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生活的隔离，而且强化了他们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因为社会交往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镶嵌其中的“关系”则是社会资本的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13]14。我们换位从新生代农民工角度思考，分析其媒介赋权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

(一)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工具理性的稚盛

新媒介对于有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生活消遣的工具，这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认知的浅层化造成的。他们产生这一意识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在我国农村，农民勤劳的特质注定他们靠自己双手创造生活，享受土地对农民的馈赠。劳动工具是农民征服土地的“武器”，也是他们求生存的重要支撑。其次，是因为农村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贫乏不相协调。互联网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将变得丰富，网络媒介也成为人们生活消遣的工具。人们内心想摆脱贫困的迫切欲望，通过网络媒介工具得到满足；最后，导致工具理性这一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自我的认知。自我认知作为主体性存在意识的一个表征，其预示了记忆与思想从想象界跨入象征界中。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因为忽略了对自我的重新塑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过去生活态度的认知，没有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义。当一个人无法认清自己的时候，那他也没有能力可以找到看懂这个世界的方式。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层次与使用要求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媒介的接触与使用较低的原因是他们对社会的需求以及个人愿望较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不同阶层的人到达需求层次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阶层的高低与需求层次的高低基本一致。新生代农民工仍属于社会阶层中的下层，他们对社会的需求比较简单，对个人愿望要求也比较低。在城市徘徊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只想关注各个城市的务工信息，而已经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就需要了解户籍制度信息[14]59。再者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他们使用媒介大多都是基于网络媒介的实用性，即网络媒介的一些基本功能，他们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所以对于网络媒介一些新的功能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去进行深层发掘的意向。

(三)新生代农民工“独立个性意识”呈现弱势

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属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一种社会人口流动现象，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社会由作为主体性的人构成，而人之所以为人，诚如存在主义所认为的人使自己成为人，存在的能力预示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赋权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下，将被动转为主动的能力减弱。从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的社会阶层地位考虑，他们仍然是处于社会偏下层地位，劣势地位会压制主观能动性；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意识考虑，他们大多都是以群体方式工作与生活，工作方式以合作为主，集体团结利益为重。群体意识会压制个体意识，个体会为了迎合集体，为了获得群体认同，而放弃个体意识；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权力考虑，在每一对权力关系中，都有弱者。因为社会的权力关系是不平衡的，在这种不平衡中产生了弱者。然而不平衡的社会权力关系是可以调节的，因此弱者也可能突破地位差异、经济差异的认知框架，这是哲学家福柯对社会与权力的洞察所得到的认识[10]32。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阶层中的“弱者”缺乏了关系权力转移的意识，依然处于被支配的社会地位。

四、解决向上流动现实困境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赋权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它属于社会实践，另一种它也属于大众传播[15]77。要解决过程中的困境，主要从过程中的两个主体出发，一个是新生代农民工，另一个则是控制媒介的“他者”，即媒介内容的生产者。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赋权是一个闭合的回路，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需要两个主体间的相互配合。

(一)激发主体意识，实现“自我技术”的加持

在向上流动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利用媒介赋权对自我进行塑造。福柯的“自我技术”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塑造的最佳阐释，“自我技术”指个体通过自身的力量，或者借助他人的力量对自己进行系列的操控，比如自身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的方式的操控，为了改变自己，完善自己。福柯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实现“自我技术”的一种方式就是关注自我，换句说就是关心自己[16]19。新生代农民工关心自己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己，关心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对自我进行修炼。通过学习吸收外在的东西，将其转化为内在的东西来充实自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掌握好一门技术以后，可以回到自己家乡去创业，带动其他人富起来。这有利于促进农村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响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17]9。媒介是用来传递信息的一种介质，新生代农民工要善于通过媒介去寻找与自己有关的价值信息或者是媒介技术，以此形成自己的社会行为准则和规范，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拓宽自己向上流动的渠道。

(二)树立“镜中我”意识，提高“他我”认知

自我赋权是指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对“本我”的认识。这种主动力量是自己赋予自己，自己靠自己去改变。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应该树立“镜中我”意识，提高“他我”的认知。这里要强调的是“他者赋权”的必要性。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他者赋权存在于网站、微信、微博、APP等新媒体平台上的内容供应商作为一种施加外力的“他者”，通过有意识地提供政策报道、生活资讯，实用知识等内容，为用户提供信息支持，甚至借助实物捐赠、舆论声援等手段给予用户实际的情感的帮助和支持。随着网络社会的自由度加大，他者的权力在逐渐增加，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因此网络媒体平台在内容生产上要多做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正面报道，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新时代的正向形象。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就能潜移默化改变城市居民对传统农民工的看法，也能使社会更好的接受新生代农民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切身需求，适当调整相应的媒体平台的报道板块，使他们及时了解到与自身生活相关的资讯。

(三)利用互联网技术，盘活个人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属于一种社会流动，具备实践的特质，实践的主体是人，新生代农民工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网络媒介实现群体的聚合，实现资源的共享，并在群体聚合中找到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应提升社会交际能力。在当下，人们离不开社交，社交逐渐成为生存和奋斗的通途桥梁。在媒介赋权过程中，应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充分的话语表达权，新生代农民工要学会拓宽自己的交际圈和社会关系，将关系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媒介赋权不仅是一个权力赋加的过程，它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因此一定具备反馈这一环节。互动是双向的，它是反馈效果的表现，是效果达到最佳的一种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应当学会与媒介互动，参与其中，例如一些平台：微博、论坛、贴吧等等，通过互动表达自己想法和需求，才能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提高。

五、结语

所谓赋权理论有其现实人文关照的价值，即社会权利在结构上更加合理与公正，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引导社会构成的要素参与决策，改变社会个体的现实境况，实现自我效能、权力的提升。总的来说，赋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可以看作是一种目标或是心理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发展过程或介入方式[18]72。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媒介赋权研究中的主体，即赋权的主体，同样也是媒介赋权实践的主体。因此，在阐释媒介赋权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时，存在理想化阐释，但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就必然要涉及到现实困境。我们需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问题，将新媒介赋权落到实处。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19]62。新生代农民工要提高自己市民化的能力，应该把握当下媒介赋权时机，在陌生的城市逐步消除孤单感与无助感，适应并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生产力之一，他们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情况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都是我们应当持续关注的。

在媒介赋权研究中，研究对象应该不局限仅是弱者，赋权的对象也不仅是有弱者，社会中其他阶层人员也是值得研究的，思考方式也是多元的，对社会中其他成员及不同阶层人员进行研究，是对媒介赋权的充分完善。

[1]郝保英.试论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J].河北学刊,2014,34(6).

[2]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J].理论参考,2010,(7).

[3]黄月琴.新媒介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4]王斌,刘伟.媒介与社区赋权:语境、路径和挑战[J].国际新闻界,2015,37(10).

[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6]金小红.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04，(2).

[7]王瑞琪.沉浸传播中的“沉浸人”的特征与带来的变化[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

[8]顾江霞.自我赋权视角下的农民工社区教育[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9]何晶,晏齐宏.互联网使用与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发展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

[10]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J].新闻记者,2015,(7).

[11]黄建荣,李国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自我干预策略:困境与能力培育[J].学术论坛,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