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连 国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一、“绿色发展”话语的源流

(一)“绿色发展”话语最早出自于美国落基山研究所

“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作为“绿色话语”(green discourse)家族中的一个概念，与“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文明”，都是“家族类似”(family similar)的概念，虽然不是同一个定义，但都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绿色”有关。它最早出自于美国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RMI)亚历克斯·威尔逊(Alex Wilson)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绿色发展：生态学与房地产的整合》(GreenDevelopment:IntegratingEcologyandRealEstate)，“绿色发展”就源于该书中一个土地生态化利用规划的概念，包括覆盖社区或地区环境的影响发展的考虑，以及特有的绿色建筑的概念，包括城市规划、环境规划、建筑、景观建筑和社区建设①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Green development条目。。

通过查询英文版维基百科，可知威尔逊所在的RMI学术共同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和思路：这是美国一个致力于研究、出版、咨询和讲授一般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特别注重能源、资源效率的盈利创新(with a special focus on profitable innovations for energy and resource efficiency)研究，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market-based solutions)。它成立于1982年，拥有 85名员工，年度预算约为1300万美元。有80多家在不同领域居于财富500强的公司，从其工作中获益。RMI由实验物理学家罗文斯(Amory Lovins)和他的律师、森林工作者及社会学者的妻子谢尔登(L. Hunter Sheldon)创立。罗文斯是“软能源路径”(soft energy path)理论工作者。“软能源路径”是指一定规模上利用软能源，如太阳能、生物燃料和地热能等，进行多种技术和方法的匹配使用，并利用市场交易的方法提高能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罗文斯频频出现在一个美国著名的网络电视节目“60分钟”。

近年来，RMI已经组成了一个设计师和工程师团队，开发高效电动汽车等，有的技术为美军坦克—机动车辆与武器司令部所采用。从罗文斯出版的书也可以看出他的旨趣：《自然资本主义：创造下一次工业革命》(NaturalCapitalism:CreatingtheNextIndustrialRevolution，2000)，《小规模赢利》(SmallisProfitable:TheHiddenEconomicBenefitsofMakingElectricalResourcestheRightSize，2003)，《成功终结石油游戏》(WinningtheOilEndgame:InnovationforProfit,JobsandSecurity，2005)，《重塑火:大胆的业务解决方案的新能源时代》(ReinventingFire:BoldBusinessSolutionsfortheNewEnergyEra，2011)*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Rocky Mountain Institute条目。。

(二)浅绿色发展范式：绿色发展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绿色发展话语一共有三大范式[1]63-64。其一，浅绿色“技术主义”的生态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范式，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用技术主义改良主义的方式解决，左翼是凯恩斯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ies，EMT)，右翼是经济自由主义；其二，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范式，强调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主张进行“生态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生态文化革命；其三，生态社会主义的“红绿”范式，强调生态危机成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张以生态社会主义根本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生态社会主义者戴维·佩珀把绿色话语分为浅绿色(light green)、深绿色(dark green)和红绿色(red green)。他把深绿色称为以生态为基础的 “生态中心主义”，把浅绿色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他指出：“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服从于生态规律”，“包含一种对自然基于其内在权利以及现实的系统‘原因’的尊敬感”。 “技术中心主义认识到了许多环境难题，……我们现行的社会形式将解决这些难题并获得无限的增长，……相信人赋予了古典科学、技术、传统的经济理性(比如成本和收益分析)的有用性以及它们的实践者的能力”[2]38-39。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持一种辩证的观点，是从整体人类利益考虑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并主张经济制度的变革。

浅绿色与深绿色的划分源于1972年阿恩·奈斯(Arne Naess)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未来调查大会上所做的“浅的与深而长期的生态运动”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最早提出“浅生态运动”与“深生态运动”的划分，认为“深层生态运动就是‘深追问的生态运动’”[3]58。

浅绿色发展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对生态负外部性征收“绿色庇古税”，或者实行政府指令对污染者制定排放指标，违规罚款，实行反污染的末端治理政策，这就是生态凯恩斯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EMT)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德国，最早由耶内克和约瑟夫·胡伯提出，是一种介于学术和实践之间的主张环境变革的思想。胡伯认为EMT是工业社会理论，是工业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工业社会经过三个阶段：工业突破时期、工业社会建设期、通过超工业化进程进行生态转换的“生态现代化”时期。胡伯和耶内克强调市场和技术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EMT开始强调社会和制度转型，强调政府和生态非政府组织(NGO)社会运动的作用，强调环境政策规划。

根据RMI学术共同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和思路可见，提出“绿色发展”话语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其基本的范式属于“浅绿色”技术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与EMT是相近的，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侧重于技术政策实践的“生态资本主义”思路和方案。不过，德国的EMT带有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法团主义”(corporitism)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传统，而“绿色发展”带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它们都是1987年挪威工党领袖勃兰特为联合国起草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又称《勃兰特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实践，是其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级版，关注焦点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侧重于经济—生态—社会以及未来的可持续理念不同，侧重于经济—自然问题，即“绿色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实践问题。

(三)中国“绿色发展”话语来源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报告

我国“绿色发展”话语，来自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2001)。 “绿色发展”是“绿色”话语与“发展”话语的结合，是探讨“发展的绿色化”，是生态危机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经济主义”的“经济发展”观或GDP主义发展观进行反思所形成的解决方案。因此“绿色发展”这个词，与“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含义直接有关。而“绿色经济”的概念是1989年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环境经济中心主任大卫·皮尔斯(Pearce)在《绿色经济蓝图》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为英国环境部做的一个报告，其中谈了环境资源评估、环境核算、项目评价的方法，以及“污染者付费”的生态税(庇古税)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者戴维·佩珀指出：“福利自由主义者是技术中心论的‘适应论者’，而且一般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比如皮尔斯等撰写了一个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影响英国环境政策的报告，主张用税收刺激与抑制、许可和其他半强制管理手段来控制污染和资源利用”，与“经济自由主义”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同属“生态资本主义”方案[2]57。

二、绿色发展问题的现实缘起

绿色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所造成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与生态主义者(Ecologism)所揭示的主客对立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关。但当代绿色发展问题,直接缘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新常态”的战略举措。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全球性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短缺，“绿色发展”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最重要议题。2008年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倡议。

2008年12月11日，潘基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建议，世界各国响应。美国2009年颁布《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确立开发绿色能源的发展目标。韩国2009年提出《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英国“启动绿色转型”，颁布《低碳转型计划》《可再生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2009)，提倡绿色产业，促进清洁能源和绿色城市建设。2010年3月，欧盟发布《欧盟2020战略》。2008—2009年日本发布《凉爽地球能源创新技术计划》《面向低碳社会的十二大行动》《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绿色革命与社会变革》等绿色发展文件。

上述各国政府的绿色政策，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突破，提升了政府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具有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的色彩：其一，政府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自然资源公平定价；其二，制定绿色公共政策，建立绿色发展指标，实行绿色法规管制。Globe Scan和Ethecal Markets Media等学者根据研究，提出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体系”。

三、我国绿色发展公共政策的形成

21世纪初，西方行之有效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绿色经济模式传入中国，成为我国绿色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省级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最早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我国绿色发展公共政策目标。2006年年底，我国科技部、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次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1月，保定和上海成为首批入选“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试点城市。2009年3月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首次提出我国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左右。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在五省八市(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开展“低碳经济建设试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我国将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对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2010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等理念，“同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高度契合，其核心就是科学发展”。2010年5月，李克强在“绿色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作了主题演讲，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全球机制。2010年6月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 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首次三大发展理念并列入党的报告。

我国“绿色发展”话语和公共政策，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要义。其后中国政府制定了“十一五”规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绿色发展事业。2015年十八届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刘思华指出了“绿色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认为：其一，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其二，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观和生态自然观的有机统一观；其三，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在限制不合理的非科学发展，追求合理的科学发展，集中表现为追求生态自然和社会经济双赢的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4]65。

四、我国学术界有关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

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以“绿色发展”为“篇名”， 点击“期刊”类，自1994到2017年，共发表学术期刊文章4646篇，其中关于企业、地区金融、信贷、营销、消费、矿业、物流等实用性对策研究比较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期刊”类有关“绿色发展”文章，1994—2002年每年5篇以下；2003—2006年每年超过10篇；2007年发表27篇；其后逐年以几十篇的速度递增，2011—2014每年200多篇；2015年达到475篇；2016—2017年每年发表1300余篇。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有关“绿色发展”的学术期刊文章开始增加，这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2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概念有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其后“绿色发展”类学术文章开始增加，2011年李克强世界气候会议讲话以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后，有关“绿色发展”的学术文章更是剧增，这说明中国学术界“绿色发展”研究与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发展是同步的。以“绿色发展”为“题名”，选 “硕博士论文”类，自2003—2017年共158篇，大部分是专业类研究，其中16篇是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后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文章，许多是研究党的领导人的“绿色发展”思想的：郝栋的《绿色发展道路的哲学探析》(中共中央党校，2012)，万志康的《“绿色发展”的哲学探索》(扬州大学，2012)，于妍的《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绿色发展研究》(哈尔滨理工大学，2014)，付晗宁的《论绿色发展观——基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研究》(东北大学，2014)，王永琴的《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武汉大学，2014)，宁智斌的《生态伦理视阈下的绿色发展探析》(华侨大学，2015)，宋瑞恒的《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研究》(长春理工大学，2016)，董敏的《江泽民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2016)，袁蛟娇的《邓小平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合肥工业大学，2016)，沈琳的《毛泽东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合肥工业大学，2016)，贺宁的《论绿色发展》(延边大学，2016)，陈茜的《胡锦涛绿色发展思想探究》(合肥工业大学，2016)，王娅的《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历程与实践研究》(安徽大学，2017)，赵银的《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实现途径研究》(合肥工业大学，2017)，李雷通的《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研究》(河南工业大学，2017)，王明倩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我国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7)。

在京东商城检索有关“绿色发展”专著，可检索到如下有关著作：集体编著的《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鞍钢著的《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哲强著的《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版)，瑞士里杰兰德著、杨朝菲译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机制和政策创新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集体编著的《绿色发展》(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郇庆治著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著的《全球格局变化中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著的《2011人类绿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2人类绿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2013人类绿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014人类绿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2011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度政策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著的《2015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016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吕薇等著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与政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开始从本专业角度研究绿色发展问题[5]68-69。

中国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刘思华为代表，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都是区别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时代思想表现；二是以胡鞍钢为代表，强调可持续发展属于工业文明时代技术改良的思想，而绿色发展属于生态文明时代的革命性的思想范式。

刘思华教授在《绿色经济论》中指出：“绿色经济是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形态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6]689他强调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皆属于生态经济革命性范式。他在《关于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若干理论思考》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7]27他在《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的两大引擎——论生态文明创新经济的两个基本形态》中指出：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都是绿色经济的实现形式[8]38。

而另一派则强调绿色发展不同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创新性，胡鞍钢把“绿色发展”作为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绿色现代化道路。胡鞍钢指出：“现代化是西方的最大发明，绿色现代化将是中国的最大发明。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跟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后面爬行，亦步亦趋，而是跨越西方的传统发展道路，达到了绿色创新隧穿效应。”[9]6-7

胡鞍钢认为，从“世界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9]9，“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矛盾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体现出以过度消费主义为导向，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本特征的发展，及黑色发展模式”[9]9。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各种社会危机更加证明了“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以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掠夺式消耗全球生态资源为本质的资本的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9]9。 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绿色发展机遇，加速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9]13。“中国应率先发动绿色革命，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引领绿色文明潮流，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新路径的开拓者、创新者和引领者，为南方国家提供一条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特征的新发展道路——绿色发展之路”[9]13。2011年公布的中国“十二五”规划成为中国首部绿色发展规划，也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9]13-14。

胡鞍钢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至今，虽然在指导人类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存在根本的局限性。可持续发展的被动型、修正式的观念已经落后于人类发展的需要，胡鞍钢认为绿色发展观不同于可持续发展观之处是：其一，在思想来源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其二，在自然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其三，在代际正义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造福人类”[9]33-35。

[1]张连国.论绿色经济学的三种范式[J].生态经济，2013，(3).

[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 第二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3]阿恩·奈斯.深层生态学运动：一些哲学观点[M]// 桑靖宇，程悦，译.杨通进，高予远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刘思华.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绿色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11,(5).

[5]姜颖.山东丝绸史[M].济南：齐鲁书社，2013.

[6]刘思华.绿色经济论——经济发展理论变革与中国经济再造[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刘思华. 关于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若干理论思考[J].经济纵横，2008，(7).

[8]刘思华，方时姣.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的两大引擎——论生态文明创新经济的两个基本形态[J].经济纵横，2012，(7).

[9]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