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维”德育观研究

2018-01-30王仲孝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王仲孝

(山东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山东淄博 255000)

《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想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论是理论高度还是实践应用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当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德育内涵狭窄、与实际脱节、考核功利化等问题[1]58。全面挖掘《管子》“国之四维”中的德育思想资源，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并加以合理利用，对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管子》“四维”的内涵与逻辑为：“礼”为道德认知，统筹三维，用以防范逾节，保上位之安；“义”重视主体道德情感，以保民无奸诈；“廉”关注个体道德意志养成，保证自身修养与道德追求；“耻”强调主体行为检视，防范从枉，以保邪事不生。“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在各自功能上相互独立，但在道德意蕴上又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相须为用。其中“礼义”是“有所为”的正面评价准则，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约束性的内涵意蕴，体现社会道德层面的整体性要求，是社会群体最高的道德目标。“廉耻”则是违背“礼义”“所不能为”的负面评价标准，侧重个体修养，是“礼义”的保障和道德底线[2]155。《管子》“四维”观蕴含有丰富的德育思想，虽然其没有正式提出德育的概念，但是从德育过程角度来讲，德育包括“知情意行”，就是说要从认知、情感、意志以及行为层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教育[3]33，“礼义廉耻”四维观与“知情意行”德育理论在内涵与精神上存在高度契合。我们从德育的四个方面出发，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切入点，对《管子》“四维观”的德育思想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与理论的审视。

一、“礼不逾节”的道德认识观

道德认识是指主体对一切行为规范及其内在价值意蕴的认知。“四维”核心旨在道德，但不仅仅局限于社会道德，还包括个体道德，将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都加以约束，体现“以德治国”的核心理念。作为“四维”之首的“礼”，则集中体现了古人对道德的认知。

(一)“礼”的内涵与维度

作为古人行为规范的“礼”，从认识论视角来看，诸子百家有不同的认知与定位，许慎《说文解字》释解为“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将礼界定为祭祀仪轨；《论语·为政》释义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礼则强调内心操守对外在行为规范的指引，礼具有规矩之意蕴；《荀子·礼论》释义为“人生而有欲，欲不能得则不能无求，求之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故先王制礼以定纷止争”，荀子将礼等同与法，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孟子》释义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从内心强调对行为规范的认同。

作为“四维论”之发端的“礼”，《管子》释义为“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心术上》),“礼仪者，人君之神也”(《侈糜》)，管子之礼则以伦理道德为内涵，以仪式规则为形式的基本行为规范。从内容上来看，管子认为“礼有八经”，既“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五辅》)。从礼的功用而言，管子认为“礼不愈节”(《牧民》)，礼的重要功能就是节制、文饰人的情感和行为，如若上下、贵贱、长幼、贫富各层级之人都能做到有义、有分、有等、有度，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佛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五辅》)。若背离“八经之礼”，就个体而言，则将受到惩处，如“官处四体而无礼者，流之焉莠命”(《幼官》)，视、言、貌、听四种肢体行为违背礼则将处以流放之惩罚。就国家而言，没有礼的维系，则会“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 不祗山川则威令不行, 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 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牧民》)，进而“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闻也”(《牧民》)。

微观而言，礼源于祭祀，强调内心诚敬与外在行为约束的双重属性，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此意；宏观而言，礼是自然秩序的人类体现，可以将其界定为“理”，即事物内部固有的逻辑规定性，礼即是有理[4]148。自然界的“礼”是定律、规律；社会的礼是规律；国家的“礼”是规范与纪律；人的行为要以定律、规律、规范与纪律为准绳，则为守规矩，合乎“礼”的行为[5]81。

(二)《管子》“礼维观”的认识论价值

通过对“礼”的语义分析及内涵价值挖掘，得出“礼”是主体内在道德认知与外在规范保障的目标追求，即“知行合一”，其是社会规则与内在修为的完美结合，故为“四维”之基础。“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五辅》)，社会主体只有具备正确的道德认知即“知礼”，方能催生内在“恭敬心”，在“恭敬心”理念支配下主体则会自觉主动遵守“长幼贵贱”等社会规则，方能实现社会秩序的健康有序运转。

“礼维观”蕴含的道德认知论对于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研究价值。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能力培养层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比如，高校德育目标的设定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过分强调“为他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道德规范建设，忽视大学生德育的主体性，道德认知“高大远空”，很难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自觉，使得德育教育变成一种负担而不是培育[6]45-48。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道德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能力，从理性角度升华大学生道德观，而并非只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要在“理”的基础上构建道德信仰体系[3]33。如前所述，古人的道德认知是通过“礼”的形态加以固化并赋予“礼”丰富的道德内涵，通过“心行合一，居敬存诚”的途径加以实现。用现代教育认知审视，“礼”就是共守的规范、信义的基础，“礼”就是诚心正意，规规矩矩的态度[5]79-81。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充分挖掘“礼”所蕴含的合理内涵，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服务国家社会有机融合。只有在正确的道德认知指引下，方能实现德育的内化与外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人才。

二、“义不自进”的道德情感观

道德情感是个体对事物的主观态度。个体内在的情感因素在正确的道德认知指引和规范下，可以使个体欲求与道德规范实现契合一致，并可助推道德行为的实施。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正确的道德认知，在非理性的道德情感支配下道德行为将误入歧途，反之，缺乏道德情感的道德认知也无法有效外化为道德行为。如果说“礼”是维系家国稳定的道德认知，那么“义”则是引导和规范个体行为符合道德认知的内在动力，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一)“义”的内涵与维度

从语义分析而言，“义”有多层含义。《说文解字》释义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即头戴羊角，强调个体行为的威仪，实质内涵是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另一说系指杀羊分肉，表示合理的分配，亦引申为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7]201；另一说认为，“义”，字形采用“我、羊”会义，羊与“善”同义。《孟子》则认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强调是非善恶的区别之心；《论语》则定义为“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体现了人际关系准则的适宜与合理；《中庸》则通过列举方式对“义”加以阐释“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通过十种载体，强调主体的名分与行为规则，应当说是“礼”的内容外在实现。

《管子》进一步深化了对“义”的内涵理解。《管子·戒第》中界定为“义者，宜也，谓各处其宜也”，其所指之“义”为义理，义理须合乎“宜”，如“义不自进”(《牧民》)，而且更多的强调礼的适用，如“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心术》)。义是维系不同主体关系间的道德纽带，并认为“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梯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搏拙，以辟刑谬。纤音省用，以备饥谨。敦檬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冠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五辅》)，分别对君臣、父子、百姓之间应该遵守的“义”进行了明确界定。在管仲看来，仁义道德乃是比富贵、功利，甚至生命都还重要东西，在利与义发生冲突之时，应把“义”置于首位，这是道德的基本要求[8]117。整体而言，礼义内涵相互交叉融合，互为表里，主要区别在于：“礼”为道德认知，“义”则为道德情感，用道德认知指引道德情感，进而规范道德行为，最终实现“德治”而“王天下”。

(二)《管子》“义维观”的情感论价值

“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如果个体违背“义”所承载的善念、是非、名分、规则、诚信等理念，将会受到自然律与社会律的严惩。《管子·权修》曰：“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从“义”的情感论视角出发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对于维系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发生机制而言，道德情感主要通过主体的心理感受对各类道德现象加以内心体验，进而产生情感态度，是道德认知的重要实现途径。因此，高校道德情感教育与道德认知教育同样重要，二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因此，道德情感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理念的养成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我国的高校道德教育，“知行不一”是当前学生道德教育的诟病所在，主要症结除了不健全的道德认知理念，以及“高大远空”不接地气的道德培养理念，还忽视了道德情感的引导作用。高校缺乏道德情感层面的教育，现在是灌鸭式传授道德认知理念，不仅不能使学生从内心上自觉地接受，反而还会产生逆反效应。当道德理念无法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认知，素质教育最终沦为形式教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刘海洋硫酸泼熊案”“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反映了当前高校道德教育过程中针对性与实效性的缺失。因此，道德情感教育不仅应当注重“善恶、是非、规则、诚信”等内在理念的传授，比如通过承载“礼义”内涵的成语典故、历史事件、文物遗存等手段方式来加深同学们对道德理念的情感认同，而且从教者还应以“道之博爱”的理念和胸怀，注重外在的人格感化，以情疏导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性。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环节用真诚关爱之情去疏导学生的学习障碍、用真诚尊重之情去疏导学生的知识疑惑、用帮助人的实际行动去打动学生的内心世界[9]15。在学生正确道德认知与内在情感升华有机融合的理想氛围下，师生双方心灵相通、感情融洽，从教者方能将道德教育理念心悦诚服地让学生主动接受，学生亦能主动将道德认知内化为自身理念，进而加以践行，从而实现“知行合一”的德育目标。

三、“廉不蔽恶”的道德意志观

道德意志是指在正确道德认知基础之上，在道德情感的内在动力牵引下，主体实施道德行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道德自觉与坚定性。也就是说，承载正确道德认知的道德规范只有在个体道德自律的基础上，道德理念才能准确通过道德行为加以呈现。四维之中，有了礼的道德认知为基础，义的情感指引为内在动力，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意志，在人类欲望的牵引下，道德行为则会误入歧路，知行由此而割裂。四维中的“廉”即是强调主体的道德自律和自身修养，用以防范蔽恶，保证行之自全，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志论色彩。

(一)“廉”的内涵与维度

从语义分析视角来看，“廉”具有多重内涵和维度。《广雅·释话》将廉释义为:“廉，清也”，“敛也，自检敛也”。《说文解字》释义为:“……又曰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老子》释义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即锐而不伤人之意。从字面来看，“廉”具有坚守正道，刚正不阿之意。具体而言,“廉”承载两层含义，一是与物欲财货相对的“敛”之内涵，如《孟子》“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一是行为处事上的慕节守义之意蕴，如《孟子》“故闻伯夷叔齐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管子》中对“廉”有较为深入阐述。从“廉”的内涵来看，《管子》认为“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八观》)，“廉”可解释为为人的操守和道德准则。从“廉”的功能来看，《管子》认为“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牧民》)，有了清敛和慕节的道德操守，个体就不会掩饰自身的过错；不掩饰过错，行为自然能够端正。从“廉”的社会价值而言，《管子》认为:“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权修》)，“廉”是不仅是社会安定的保障，还能促进政局的稳定。如何树立社会民众的“廉维观”?《管子》认为:“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权修》)，《管子》将“廉”区分为“大”“小”两个层面，其以“小廉”为切入点，对民众个体加以“清敛守正”的道德教育，最终目的为实现社会之“大廉”，从而“王霸”于天下。其中“小廉”，即为国家之“廉政”，只有国家官员身正清廉，百姓方能发自内心拥护国家，并遵循礼义廉耻行事。如此，国家“礼义廉耻”的四维大纲就能够确立，从达到“大廉”治世[10]57。

(二)《管子》“廉维观”的意志论价值

综上所述，“廉”之内涵具有多维性，一曰“清敛自检”；二曰“慕节守义”；三曰“刚正不阿”。《管子》之“廉”则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志论色彩，即“廉”亦有辨别是非，清晰礼义之内涵。合“礼”“义”要求的为“是”，要去追求；不合“礼”“义”要求的为“非”，则要抛弃，这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别[5]81。然而，道德认知与情感需要主体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方能具备是非辨别与价值判断的能力，从而外化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模式。要内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则需要在德育环节培养学生的“廉维观”，加强其自身的德性修养，赋予其清清白白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德育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结合与互相转化的过程，整个教育过程始终围绕学生为核心展开。只有主体具备了一定层次的道德品质，学生才能具备自我约束的道德意志，养成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与此同时，道德意志主体性的提升还有助于塑造学生的独立人格，使其获得高度的人格自觉，这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互相契合，本质上具有趋同性[11]48-50。

从发生机制来看，“廉维观”的道德意志的养成需要通过外化—内化—外化—内化的过程加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将“廉”的道德自律精神通过生动活泼且富有道德情感的教育方式内化为学生的道德意志，养成其良好的行为习惯，继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外化与内化的过程中，必要的激励与奖惩机制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关怀激励、精神激励、人格激励同时应加之以禁止性规定为保障，方能有效助推主体道德自律品质的养成[12]29-33。

四、“耻不从枉”的道德行为观

何谓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人类行为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自知性，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价值；第二，自主性，即自觉自愿的行为，是行为主体自择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意志自由的行为，不是强迫的行为，不是勉强的行为，也不是谁人命令的行为；第三，关联性，与他人、社会有关联的行为，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简言之，道德行为是意志自由的行为，是有利或有害于他人、社会和自己的行为[13]42。《管子》认为有了礼的道德认知，义的情感指引，廉的意志自律，还应有道德行为底线的坚守，“耻”即为四维理念的底线保障。防范邪事初生，则需通过“耻”得以实现。

(一)“耻”内涵与维度

从语义上分析，《说文解字》将“耻”释义为：“辱也，从心耳声”，偏重主体“辱”的内心感受。孟子赋予“耻”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即是说人要有羞耻之心，有了耻心就可以避免耻辱的发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认为“耻”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不可逾越不可挑战，其具有“禁奸止过”的预防性功能。《管子》亦认为：“耻者，疵也”，“耻不从枉”，疵即为瑕疵，指人的行为缺失和过错，与道德相违背。知耻而能改正，可保邪事不生，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管子》的“耻”涵盖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个人道德约束，“纵欲妄利，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立政·九败》)，即为此义；一是官员考核之标准，“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法禁》)，官员只有“知耻”，方能秉公执法，避免贪赃枉法。《管子》还大量列举“不知耻”的行为类型，如“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民”“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行公道以为私惠”等不知耻之行为。

《管子》在对“耻”的述及中，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揭示“耻”的发生机制及哲学思想，《管子》认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牧民》)，对百姓施加道德教育，首先应当先保障其物质欲求，只有顺民心，从民欲，百姓方能懂礼节，知荣辱，这与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保障上层建筑的哲学观不谋而合。

综上可知，知“耻”是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底线，四维之中“耻尤为要”，是“礼、义、廉”的先决条件，个体只有具备起码的羞耻之心，才能有能力去理解和践行“礼、义、廉”的道德理念。

(二)《管子》“耻维观”的行为论价值

如前所述，《管子》的“耻维观”是道德行为的底线，是个体理解并实施“礼义廉”道德理念的根本保障，现代心理学也证实“耻心”是一种个体违背道德准则，自我谴责的情感体验，是道德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从“耻”外在表现形态而言，可以概括为“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力，力求进步，不图苟且，宁死御侮”[5]81。从德育视角来看，《管子》“耻维观”属于道德行为论范畴，强调个体内心道德观感，通过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达到“禁奸止过”的预防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及本土不良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念受到较大冲击，究其原因，除了不正确的道德认知、扭曲的道德情感、薄弱的道德意志等因素诱导之外，症结关键出在承载道德行为检视的“耻维观”的缺失上。道德行为底线的不坚实，青年学生便不能自觉有效抵御极端自由思潮的侵蚀，如“拜金主义”“享乐思潮”“物质至上”等错误理念所致道德价值观错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个案更助长了不道德行为的频发。因此，高校德育环节中，加强“耻维观”教育，纠正错误思潮对学生道德观的腐蚀尤为关键。

结合《管子》“耻维论”理念，高校德育“耻”观的养成应当注意以下四个要素。

第一，管子“耻维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机融合。将“知耻后勇”“禁奸止过”等优秀道德理念切切实实内化为学生的自身觉悟，进而上升为个体的道德品质。

第二，重视榜样示范。《管子》认为“人君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惟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形势解第六十四》)，“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牧民》)。教育工作者只有身体力行，或者通过自身或他人的榜样示范，才能增加学生德育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环境熏陶“化育”。德育过程即为“化”人，塑造人的灵魂离不开良好的道德环境[14]27，《管子》认为“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源，则刑乃繁”，所以“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良好的道德环境对“耻观”的养成、道德行为的指引都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倦怠伐矜”之行为检视。《管子》认为“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形势解》)，怠倦是个体德育内化之大忌，应当坚决杜绝[15]28。除此之外，管子还认为居功自傲亦是道德提升之障碍，“矜物之人，无大士焉”(《法法》)，“盛必失而雄必败”“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宙合》)，忌“倦怠矜伐”均为“耻观”养成的应有之义，德育过程中应当引起重视。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更加自觉的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道德四论，正是构建“四个自信”理念的重要思想宝库。深入挖掘提炼“四维观”中所蕴含的德育思想，并将其与“知情意行”现代教育理论加以有机融合，对于弥补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种种弊端和缺失，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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