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宁

(1.南京艺术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36;2.山东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建国后的文艺界，王朝闻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资深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他一直沉浸于艺术审美要素的研究和探索中，也时时关注着文艺界出现的种种创作缺憾。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文艺界的“标语化”“口号化”“主题先行”，甚而“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等创作理念严重阻碍了文艺的发展。王朝闻深知文艺界诸问题出现的根源和来由，并尽一己之力为其厘清和矫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艺财富。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返“十七年”文艺现场时，我们可以发现，王朝闻的这些努力，并非全然属于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一体化”的文艺结构，而是极具前瞻性和超越性。由此，我们不难窥探这个时代的文艺在其行走路程中的种种复杂样态。

一、对公式主义人物创作风气的反思

建国后的文艺界，遵循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因而，如何发挥文艺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巩固新生政权，服务于工农兵，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倾力关注的。因此，文艺作品中迫切需要能反映新时代、新面貌的新人形象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我们的原则根本上区别于旧时代与敌对势力的非人性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深入人心，起到了教育广大民众的很好作用。但同时，这种围绕阶级典型进行创作的方式，具有一定的任务性和功利性，不少文艺工作者为此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仅从赶任务的角度来践行，或仅从特定的重大主题出发来图解生活，等等，这便极易出现公式主义的人物创作风气，诠释人物形象仿佛套公式一般，人物形象单薄、干瘪、标签化。

这种创作风气的出现，与许多作者“赶任务”的心态有关，但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深入生活的方式出现了问题。王朝闻指责了这一现象：

“有些作者凭空拟定了人物形象和画面的结构，到工厂中去，不过为了补充服装道具背景等等次要的细节……在工厂中，他只关心铁液的颜色，机器的光泽，甚至只关心墙上破纸的折痕，不关心新生活建设者的心理、情绪和人物的相互关系。这种颠倒研究过程、创作过程、舍本逐末的作法，当然不能产生具有组织性、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的艺术形象。”[1]3

对此，王朝闻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正视人性和生活的复杂性，而对这种复杂性的正视，首先要从关注人物心理的具体性着手。而许多艺术作品所犯的错误正在于，它们把人物的塑造简单化了。在谈及川剧《柴市节》中的留梦炎这一坏人形象时，王朝闻提到，如果把坏人“表现成一看便知是坏人，那就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表演的现实性。”[2]281如果“用一些庸俗的、肤浅的、浮夸的‘身段’和‘眉眼’与语调来形容他的丑恶，使丑恶表面化和滑稽化，那就脱离了丑恶是被掩盖着的具体状况”[1]281。因此，应该充分认识人的性格组成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毕竟，生活是不简单的，人也是不简单的，标签化、公式化地塑造人物，原本就不符合人性的真实状况，更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公式主义地给坏人贴标签的方法，不能塑造真实性强烈的坏人形象，同时也不免有损于艺术的教育作用”[2]291。

“不把复杂的坏人形象简单化，这是启发观众认识生活的很好的方法……只有按照生活的复杂性来塑造坏人的形象，不是把人物变成空洞的符号，才能叫观众信服艺术中的冲突是真实可靠的，才可以避免模糊观众对于各式各样的坏人的警惕，才可能帮助观众通过戏剧欣赏联想到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坏人”[2]292。

由上可知，王朝闻对人性复杂性和人物性格具体性的强调，根源于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忠实。他曾在多篇文章中屡次强调过，要按照生活的复杂性再现人物，这种再现，决不是通过“主题先行”而凭空臆造出来，也“决不是任何简单化的所谓主题明确和形象单纯其实内容空洞的表演所能代替的”[2]291。它根源于人性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

二、对概念化描写生活的反思——尊重生活的细节、矛盾与多样

建国初期的文艺界，概念化是阻碍文艺发展的严重问题。王朝闻清醒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概念化倾向继续严重妨碍文艺创作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完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任务。如何克服概念化倾向，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3]。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当时文艺工作者对重大题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写重大题材、写政策，迫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服务于工农兵，这一初衷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因此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题材，同时又不能安下心来体验新生活、观察熟悉新人物，而仅仅以重大主题、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作为写作的出发点，搜集材料，图解主题，自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让人满意，概念化地图解主题、图解生活的作品也就难免不尽人意。

既然是概念化地图解生活，那么也就必然不能忠实于真实的生活，这既根源于作者不熟悉不了解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同时也与作者先入为主的概念有关——不从具体的、多样的真实生活出发，而从自己脑海中先入为主的教条和概念出发，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势必不能打动人，因为它缺乏生活的实感。

王朝闻深谙这其中的症结，因此，在他看来，克服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重视生活的真实——即生活中那些具体的、细节的、多样的存在，以此再现生活的丰富。

“没有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和具体描写，和履历表或鉴定表性质不大便于划分界限的作品，由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多样性和具体性，它就如同虽然冗长、啰嗦而不能充分表现描写对象的特征的作品一样，不能塑造动人的形象。因为它抽象，因为它丧失了构成典型的重要因素(感性的特征)，不能吸引读者，不能产生感动和说服读者的作用，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3]。

在王朝闻看来，客观实际的多样性和具体性，这构成了典型的感性特征，也就是我们客观生活的感性体验。而概念化作品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以抽象的教条取代了真实具体的生活，从而无法沟通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感性体验。这样的作品不能打动读者，那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服务于政治的作用。

由此可知，王朝闻主张艺术家重视生活的多样和丰富，是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角度来谈的——它与服务于政治的创作宗旨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即使是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概念化的作品由于丧失了生活的真实与丰富，也无法有力地支撑自己的观点，最终会失去令人信服的论据。

“多样统一在创作上的运用，正是为了完整地(不是庞杂地)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正是为了确切揭示对象的内在意义……从宣传的作用来看，如果丧失即令正确的‘论点’所不可缺少的‘论据’，永远不是艺术所要求的真正的提炼和单纯”[4]391。

既然生活的具体性、复杂性不应被忽视，生活的细节应当真实地展现，那么，生活中的矛盾自然也不应回避。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王朝闻认为，应当深刻地刻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他对于许多文艺作品中人为地描写矛盾、“设计”矛盾，以此图解主题的方式非常反感。在他批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中，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影片曾存在的问题：

“……但是这个影片没有认真展开这个深刻的冲突，而把它限制在狭小的、偶然的、不费力就可以解决的范围内，这就使得主题大大的缩小了……由于没有展开真实的冲突，在影片里就表现出了矛盾的人为性和解决矛盾的偶然性……在不真实的情节基础上，在这种人为的矛盾上，作者批评什么的主观意图也就不得不落空”[5]。

基于对生活的细节、多样和矛盾的尊重，王朝闻有力反拨了当时文艺界概念化地描写生活的创作风气，纠偏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认识误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朝闻是一个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家。

三、矫正——如何正确认识艺术创作的政治功利性

在重视阶级倾向性，追求单纯 、明朗的创作风气的“十七年”时期，王朝闻的这些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确，对人性复杂性、生活丰富性的强调，很多时候确实有可能干扰阶级倾向性的单纯和明确。但王朝闻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位终其一生重视文艺自身规律性与特殊性的艺术理论家，始终在努力建构着他那基于艺术规律之上的文艺观，他的文艺观坚守着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但却时时不忘艺术的自觉。这在建国初期处处强调政治和阶级性的总体文艺氛围中，实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王朝闻以他独特的艺术观，矫正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因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偏颇。同时，也给文艺界带来了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独特思考。

在21世纪的当下，人们回顾“十七年”时期的文艺现象时，或许会指摘文艺担负了过多的政治重负。但若我们怀着历史之同情重返文艺现场时，却不难感受当时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这种“服务”心态是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背后有着种种复杂的时代和历史因素。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王朝闻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他对文艺政治性的思考是独特的，这其中，有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绝对拥护，也有对艺术自身规律性的无畏的坚守。

在王朝闻的艺术理念中，遵循艺术规律，是获得作品政治功用的前提和基础。他将生活看做一个整体——他不会仅将阶级斗争看作生活的全部；他将人看作完整的、鲜活的人——他不会仅仅抽离出其中的英雄特征而涵盖人性的全部内涵。总体来说，在他的眼中，生活应是平常的、丰富的生活，人应当是正常的、鲜活的人。而只有表现了生活和人的丰富性，并在这真实地再现现实的过程中得出的思想——才真正具有政治的功用。因为，这样的艺术作品是真实的、可以取信于人的。因此，他既主张描写英雄人物的恋爱、友谊和娱乐生活，也主张描写坏人精神状态的复杂性：“不论是写坏人还是写英雄，揭示其性格和处境的多样性和多面性，和揭示明确的主题这一要求不冲突。”[4]390在谈到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中对青年恋爱、娱乐的描写时，他这样说道：

“这一切，不只没有冲淡庄严的主题，不妨碍作品的基本概念(即主题)的揭示。而且相反，正因为再现了英雄性格和英雄生活的多方面，读者更便于认识他们高贵的品质……因为在现实里，这些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青年近卫军的舞会其实是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的品质的一个方面的生活。”[4]391

应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王朝闻坚决维护了艺术自身的规律，以一颗本真的心灵看待人性、看待生活，进而构建他服务于政治、发挥艺术教育作用的根本宗旨。

“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物，一定是复杂的、不简单的。正因为形象是多面的，它所体现的思想才是有根据的，有说服力的”[4]390。

“描写坏人复杂的心理状况，即充分掌握人物的心理的具体性，和无情打击坏人的目的完全一致，也许是更有作用的……公式主义地给坏人贴标签的方式，不能塑造真实性强烈的坏人形象，同时也不免有损于艺术的教育作用”[2]291。

艺术的教育作用由真实地再现生活、再现人性而来。“当读者觉得伟大的刘胡兰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过程是真实的，自己才会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向她看齐的信心”[6]。相反，那些空洞的歌颂与说教，那些装进作品中去的标语口号，那些人为塑造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人物，反而失之于空泛，进而失去艺术应有的魅力。艺术魅力无从体现，何来作品的教育意义和政治功用呢？

四、整合——在政治功利性与艺术规律性之间

应该说，王朝闻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探究，把握了艺术的基本底线。唯有如此，他才能对“十七年”时期文艺界出现的种种弊端洞若观火，他对于文艺界出现的将政治、政策庸俗化理解的种种举措痛心疾首，并从艺术自身规律性出发，加以反拨和矫正。而他之所以能够比较合理地完成对文艺界弊病的纠偏，与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息息相关，更与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整合方式有关。

众所周知，在“阶级论”风行的“十七年”时期，文艺创作的思想倾向、创作立场至关重要，基于此，艺术家思想立场的单纯、明朗，以及塑造可以对广大民众起到教育意义、足以效仿的新英雄人物，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正因如此，工农兵题材才被列为重大题材，文艺创作可不可以塑造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等等，才能成为引起争论的话题。

如前所述，王朝闻对真实再现现实生活细节性、具体性的强调，成为他反拨和矫正文艺界弊病的重要方式。那么，这种对生活丰富性的强调，是否会干扰阶级立场的鲜明？对人性复杂性的关注，是否会干扰英雄人物阶级特征的鲜明体现呢？按照王朝闻的说法，只有再现人性和生活的丰富与真实，作品才可以取信于人，也才能够发挥作品的政治功用。但事实上，要想保证作品的政治意义，只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综观王朝闻的艺术理念，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政治功用与艺术规律的整合方式也是独到的。

王朝闻虽然强调生活和人性的多样，但他同样也强调“统一”，即展示人性和生活的丰富性的同时，必须将其统一到明确的主题之下。

“片面强调多样而不顾事物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结果是场面混乱而主题不明确的作品……或者是片面强调统一而不顾生活实际的具体状况，削弱生活的复杂性和思想的丰富性的作品……实质上是歪曲现实，违反规律”[4]394。

如果我们将这明确的主题与文艺作品本身的政治教育意义挂钩，那么文艺作品的政治功用就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例如王朝闻曾经在1950年就刘胡兰戏剧中如何处理英雄就义的情节与钟惦棐、何其芳等人展开过讨论。王朝闻明确反对那种无原则地进行英雄就义真实场景的细节描写。因为，英雄就义的场面虽然真实但也恐怖，无原则地描写铡刀的恐怖，事实上是在帮着敌人宣传恐怖。

“铡刀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不是不可以的；只要为了加强英雄坚定的形象，可以说这是必需的。但英雄的坚定，只在于不怕被铡，至于如何铡法或铡后的生理反应，虽然‘惊人’、‘骇人’，于英雄的坚定的描写无关……尽管这些现象是事实，作为教育人民向英雄看齐向英雄学习的战斗的艺术来说，完全是不值得强调地表现的”[6]。

因此，细节的真实和人性的复杂，在特定主题的统驭之下必须有所侧重。换句话说，不利于教育人民、不利于发挥艺术政治功用的细节，即使真实，也是不应被强调的。

“有些主题不明确的作品，不完全是作者不善于表现，也由于作者没有把握住值得强调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不能使多样的实际生活，在画面上的人物和情节里得到统一的表现。只有突出矛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画面上的事物才可能既多样又统一”[4]393。

由此可见，王朝闻在对“多样”和“统一”的强调中完成了他对艺术和政治的有效整合。他在对艺术规律性的坚守中，同时完成了他对艺术的政治功用性的追求。可以说，他对生活丰富性的强调，是一种特定主题统帅之下的丰富；而他对主题明确性、政治功用性的追求，又是基于尊重艺术基本规律之下的追求。这在当时政治氛围浓厚的文艺环境中，是一种富有见地的艺术主张。

透过建国后王朝闻针对文艺界弊病的一系列矫正和反拨之举，以及他独特的理解、整合文艺和政治关系的方式，我们感受其对文艺发展的深切关爱和执着追求，也同时可以感受到“十七年”文艺“一体化”特征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而王朝闻的超越性正在于，他洞察到了一个时期文艺出现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并洞见到这些问题与健康的文艺生态之间的距离和途径。直到今天，当我们回顾王朝闻的这些言谈时，仍有拨云见日之感。这在丰富“十七年”文艺研究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坐标。

[1]王朝闻.迫切需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C]//王朝闻文艺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2]王朝闻.塑造坏在骨子里的人物——淡川剧《柴市节》中的留梦炎[C]//王朝闻文艺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3]王朝闻.细节、具体描写[N].文艺报，1953-02-15(3).

[4]王朝闻.再论多样统一[C]//王朝闻文艺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5]王朝闻.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N].文艺报，1953-04-15(07).

[6]王朝闻.如何处理英雄就义的情节[N].文艺报，1950-04-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