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齐国与早期丝绸之路关系探析

2018-01-30赵万里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赵万里

(青岛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山东青岛 266000)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6—4世纪的先秦时期，中国丝绸就到达了东北亚、中亚、南亚、欧洲等地。丝绸是怎样出境的？现已探明的路线有西北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海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东海丝绸之路)。路线虽然明确，但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并非普遍生产丝绸，这些先秦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产自哪里？又是如何集散的？先秦齐国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业中心”[1]56-60，“多文采布帛”“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而且齐国丝织业的兴盛时间恰恰与先秦丝绸之路的繁荣属同一时期，齐文化又是先秦时期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文化，开放、包容、创新、尚变。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分析，齐文化地区的氏族部落或古城古国从远古时代直至商周时期，就与冀东、辽西、冀北等地，与塞外的北方草原文化，与西域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流[2]111；与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进行人文和贸易往来[3]29。基于以上资料和认识判断，齐国应该与这些先秦丝绸之路有关联。

一、开辟东北亚丝绸之路

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史前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三个半岛之间就有交通往来[4]428。春秋战国时期，从山东到江浙一带沿海地区是我国航海活动最发达的地区，其中，被称为“海王之国”的齐国海上力量更强[5]75，齐国据山东半岛，与辽东、朝鲜乃至日本进行贸易往来。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就是齐国在史前“循海岸水行”基础上开辟的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海上通道，这条海上丝路有三条主要航线[6]564-565：主要的航线是从山东半岛渡长山群岛，驶入辽东半岛，再沿带方(朝鲜)西海岸南下，过济州海峡，至倭奴(日本)；另一条循海岸水行的航线是由半岛的芝罘、蓬莱、龙口出海北行至燕、孤竹等国(今河北省中、南部)。循海岸水行的第三条航线是南下，自半岛的海阳、琅琊、石臼所(今日照)出海南行至江浙、闽粤[7]5-11。第三条航线的历史地位是渐渐凸显的。考古发现，发源于山东的龙山黑陶文化向南到达江浙闽沿海地区，甚至台湾[8]3。说明这条路线史前就存在。这条南向线路可能一直延伸为去菲律宾的航线。而春秋时期这条线路更成熟，吴王伐齐即经由海上抵达齐地；范蠡泛海至齐、隐居滨海(今海阳)亦由此路而行。汉唐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这条路线成为山东半岛南承海上丝绸之路、向北方内陆转运货物的路线。而前两条线路是中华文明向外传布蚕丝和丝织品的最早一条海上通道，主要是航行朝鲜和日本。

根据史料分析，东北亚丝绸之路陆路大致上有二条路线：一条是经燕国东向辽东去朝鲜，或者北向赤峰去东北。齐国去燕国主要道路有齐燕大道，[4]427从临淄出发经邯郸北进燕国。从燕国东进横穿医巫间山取道辽西朝阳进入辽东然后再南下朝鲜或北上黑龙江、库页岛[9]4[10]57。辽宁朝阳龙湾台地西周墓中，发现丝织物遍布木槨的底板上，其中一块为经二重组织，西周时期燕国不兴丝织业[11]87，这很可能是齐国与东北亚民族贸易的物品。或者从燕国北上经赤峰、通辽向东北或西伯利亚。赤峰是“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12]6。这其中包括商族[13]51。商族善于经商，自契至汤的数百年间，商族人自赤峰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黄河进入中原；或向东南，到达辽西、河北东部渤海湾一带，乃至山东半岛，应当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14]72。这说明齐国与内蒙古之间地区有一条古商道，商族和山戎部落是其中的活跃部族。另一条是环渤海道。从临淄到无终(今天津蓟县)的大道，经无终再去辽东，到达朝鲜半岛[15]128-130。秦朝在先秦交通基础上开拓出的并海道证明这条路线的存在。

史实上，齐国开辟东北亚丝绸之路之前，先人们(主要指东夷人)早已探索出去东北亚的海陆路线。为什么说是齐国开辟东北亚丝绸之路？第一，齐国作为周的封国，代表了中央统一政权的意志。齐国政权把民间自发来往的路线变成自觉的贸易之路。第二，齐国商业政策自觉开明，主动与东北亚朝鲜、发族等进行贸易[9]20，开创了政府倡导、组织海外贸易的先河。《管子·揆度》记载：“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通过商业往来，“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管子·轻重》)。第三，通过战争疏通了通往东北亚的环渤海路线。《管子·小匡篇》载：“(桓公)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此后不见于史。山戎、孤竹、令支也在齐桓公用兵之后不再见于史[16]66-69。燕国趁机向辽东拓展了疆域。可见，齐国打通了环渤海通道，为齐国和中原与辽东、朝鲜的和平往来奠定了基础。

另外，从泛东北亚的地理范围看，东北亚丝绸之路还有一条路线，即从临淄到燕国，由燕都蓟城西北出，到达张家口[15]216，再从张家口北上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后来发展为张库商道)。实际上，这条路线已经进入亚欧草原丝绸之路草原段。

二、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拓展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丝绸西传最先利用的是草原丝绸之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原和北方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因而草原丝绸之路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这不免让人联系到当时丝织业最发达、国力强盛的齐国。文献记载，当时的齐国织造技术发达、丝织业繁荣，各地商人云集。而且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与齐国管桓改革和桓公伐戎的时间是前后关系。由此推断，齐国应该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考古发现也证明齐国丝绸可能到达草原丝绸之路。在公元前5—4世纪期间，巴泽雷克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17]63，存在着大规模的丝绸贸易。这里出土的春秋晚期丝绸鞍褥面上绣着精美的凤鸟穿花，所刺凤鸟造型生动活泼，栩栩如生[18]315-316。该丝织品是否是齐地所产，尚无确凿的文字记载和考古证据，但其图案风格与织物质地与齐国丝绸极其相似，很可能是“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的作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引领刺绣水平的地区当属齐国，当时“衣必文绣”(《国语·齐语》)。从齐国角度来看，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的近东艺术风格的列瓣银豆盒，上面既有斯基泰、阿尔泰艺术纹饰，又有巴尔干半岛古代色雷斯、波斯、萨珊、粟特等地区的艺术风格[19]10。与银盒一同出土的有斯基泰风格金剑首，还有带有铭文的古波斯艺术风格的银盘(残)。这些带有外域特色的金银器，可以证明齐国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往来联系。

有直接历史记载的齐国与北方草原民族发生关系的事件是齐桓公十二年(公元前674年)“齐人伐戎”、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4年)齐国伐戎。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有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齐国还联合诸侯伐狄，将狄主要部落驱逐远逃[20]208-210。戎狄等北方草原民族远逃，带动了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的首次大迁徙。而齐国伐戎、驱狄推动了草原民族迁徙的连锁反应，乃至对中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1]52。齐国伐戎与秦晋伐戎北扩共同作用，把原本分散的、小规模的丝绸贸易和路线联系在了一起，并强力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向西的拓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产的丝绸顺着这条迁徙道路西运，甚至到了欧洲。

春秋战国时期的草原地带有两个丝织品资料出土相对集中的地区：一是新疆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地区，这是中国丝绸沿草原西进中亚的隘口；二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这是中原丝绸北出进入草原的关口[22]106。鄂尔多斯地区很早就是中原与游牧民族的交流窗口。周宣王曾数次派大军打到猃狁(犬戎)故地河套北部，并在今鄂尔多斯修筑了朔方城(《史记·匈奴列传》)，这座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建筑的第一个城池成为和平时期的重要商业通道。而据考古研究，齐刀币渊源于鄂尔多斯式铜削[2]102-118，这不能不说是齐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必然联系。

道路的畅通也能促进物品的流通。据考证，中原北出草原，有多条路线，而主要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23]796，分别经河北、山西、陕西，由中原进入草原，踏上草原丝绸之路。从东方的齐国看，虽不能确定齐国丝绸到达草原的主要和具体的路线，但据当时的交通条件推断，齐国丝绸可以沿着当时中国东西交通大动脉向西，再转向北从河套地区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草原。而这些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正是戎狄等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区域。通过他们，丝绸在草原得以传播。而且，春秋战国时期，齐晋、齐赵之间的会盟、战争必然带动了两地的交往，促进丝织品的传播。

齐国丝绸也可以沿齐燕大道到达燕都，再从燕都西北而去。齐国通往东北亚丝绸之路或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路线得益于燕国浓厚的商业人文传统。燕国本身商业发达，从燕刀币出土自河北、京津、河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甚至远到朝鲜和日本的广阔范围来看[24]247-250，燕国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道路通往四面八方。而且齐燕两国同是周王朝分封的东方侯国，有共同的文化渊源——殷商文化和周文化[25]451-453，关系基本上交好。所以，燕国是齐国商业北进的出口，接力向外传播了齐国的丝绸。戎狄等草原民族在其中起了中介作用。1981年发现的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山戎部落墓地M18号墓随葬品就发现了丝织物，可见山戎文化对丝织品颇为仰慕，山戎越燕伐齐或许也是为了掠夺齐国美丽奢华的丝织品。

三、西北丝绸之路的东方源头

夏商时期，中原向东至海或向西至西域的东西交通就已贯通。从考古发现来看，夏朝主要礼器都产生于东部沿海莱夷文化。而早期的铜器，从胶东到宝河，东西数千里内皆有发现，但主要发现在胶东地区[26]86。近数十年来，在我国西北和境外古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产于沿海地区的器物[27]64，根据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记载的地理标志判断，先秦时期早已有中原商队与西域往来，所以才对西域的地理如此熟悉，能标出地理位置[28]63-68。而且当时交通条件也具备。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从政治中心镐京通往东方封国的大道，史有“周道如砥”之称。西周封齐、鲁于海岱地区，正式确立了东中西部的行政联系，交通更加规范通达。自此这条东西交通路线一直是中央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因而也有了自昆仑向中央政权进贡玉石为主、以通商为辅的玉石之路。

春秋战国时期，“玉石之路”随着周朝的都城向东延伸。玉在秦、晋、燕、齐、楚等东方诸侯国传播开来。后来“月氏”国垄断了“玉石之路”[29]116，所以，据《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的新玉名。“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玉起于禺氏之边山”。边山即阿尔泰山[18]5，禺氏也就是月氏，“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管子》一书的记载本身反映了西来的玉石在中原以及东部沿海的齐地已经是常见之贵重物品，说明齐国与西域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玉石可以来自西域。由此，齐国是玉石之路的最东端。而齐国的丝织品也可以沿玉石之路贩运至西域。因而，齐国当是西北丝绸之路的东方源头。

周穆王西游时，把丝绸赏地方酋国。根据《禹贡》记载，当时产丝的地方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均不在周都城，周王所用的丝绸应该是地方进贡所得。齐作为地方封国，向周王室进贡地方特产是惯例，这在《禹贡》中有记载。所以，齐国把丝绸西运是必然之事。当然，不排除民间商人像贩卖玉石一样在齐国和西域之间的道路上转运、经营丝绸。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才有了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同时西汉还开通了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即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此时齐国早已成为历史，但是齐国开创的历史人文传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由于齐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地依然经济繁荣，丝织业发达，商业贸易兴盛。《史记·货殖列传》载齐地“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后汉书》载齐地“后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政府还在临淄设立“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临淄、青州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供货地[1]61。而从山东半岛进出中国大陆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30]1。南下闽越航线与日渐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融为一体。齐地成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东晋时，高僧法显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取经，413年沿海上丝绸之路至青岛崂山东归，是齐地这一重要地位的证明。

另外，尽管没有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齐国与西南丝绸之路有直接联系，但是巴蜀与中原往来已久，齐国可能通过中原与西南丝绸之路间接往来。在整个西周时期，齐封国最早，经济最发达，国家最强，具备向其他地区传播文化的优势，尤其是丝织技术。

齐国交通四通八达。境外、境内及城邑间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以齐都临淄为中心，连“五都”(临淄、高唐、东阿、即墨、平陆)，通沿海东莱、莒、琅玡等地，进而与境外道路紧密相连，构成一张交错纵横的交通网[15]207-209，为丝绸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结语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任何事物都不是蘑菇一样突然间出现的。齐地既然是汉唐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追溯历史的话，齐国也应是先秦丝绸之路的发轫地或东方源头。齐国是当时的全国丝织业中心，在齐国发展繁荣的同时，中外交流的丝绸之路也逐渐活跃起来。齐国的工商业政策是开明的，通往各条丝绸之路的交通条件也具备。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他地方文化(如鲁文化)对先秦丝绸之路和汉唐丝绸之路的贡献，但是齐国由姜太公奠基的“工商之业”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先进性是其他诸侯国所不及的。

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的先秦时代、以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的汉唐时期和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的宋元明时期[31]。齐国或齐地，在每个时期都对丝绸之路做出了贡献。齐国的开放包容、务实尚变的治国理政政策以及稷下学宫互学互鉴的共生文化模式，使齐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齐文化成为先秦时期处于领先地位的进步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管理思想丰富而深刻，其他地域文化难以比肩。鉴于齐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应该说齐文化是丝绸之路的源头文化或者说基因文化之一，不仅因为齐国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也因为齐文化理念参与塑造了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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