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 朱家雄

学前教育需要关注的问题千头万绪，什么是应该主要关注的问题？抓住了我国学前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学前教育的核心价值。

反思已经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

十多年前（2007年），笔者在国内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已经走过的、正在走的和将要走的路——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三）》中，从宏观的层面思考，指出了我国学前教育不久的未来要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1]

……要多去想想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多地去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而不是没有批判地将一些源于西方文化的思想都当作“先进理念”。

……要多去想想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多地去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去关注弱势群体的问题，而不是太多地去关注如何在最大的地域范围内推行所谓的“先进理念”。

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的学前教育在反思已经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的基础上，似乎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2016年发表的《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一书中指出：“当今我国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在崛起中的中国背景下，如何为培养未来认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运行方式、中国政体的现代创新型人才打下基础。(2)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如何通过学前教育，改善民生，让民众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减少由社会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2]这样的说法，再次重提了笔者十多年以前的想法。

关注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十多年前（2007年），《教育导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教授访谈录》的文章，十多年过去了，访谈中的许多观点迄今和对于未来依然具有意义：[3]

“强调文化因素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这并不过分，当今国际上，这一议题是学前教育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文化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

“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个体幼儿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幼儿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因此，幼儿园课程改革应该明确地反映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布鲁纳曾在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

“幼儿园课程较多地关注儿童发展，这是幼儿教育特定对象的特征所决定的，这本身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说明幼儿园课程可以不关注社会文化和知识的性质等问题，而只是去适合儿童的发展。”

“不存在一个完全客观存在的‘正确理念’和全世界通用的绝对检验标准。幼儿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无论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还是在地方层面上，都不可能运用一种‘去文化’‘去背景’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用惟一的、一种所谓的‘正确教育理念’，一种所谓经由科学论证的‘标准’，作为决定幼儿教育改革走向和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任何幼儿教育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诚然，我们应该借助其他文化中先进有用的东西，但是，其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文化。如若陷入一种“文化殖民”甚至是“文化自殖民”漩涡中，只会给中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带来危害。”

……

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学前教育是不可能脱离文化去思考和解决自身问题的。我国的学前教育应该而且可以借鉴和吸取异文化中关于学前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但是我国的学前教育理当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而不应被当作是排斥或改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具。

韩清林（原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分管基础教育）曾指出，在我国学前教育的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普世价值观，而不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学前教育指导思想方面，强调学习西方，忽视学前教育的本土化、中国化；在我国学前教育的内容方面几乎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不重视“德育为先，立德树人”；在我国学前教育方法方面只强调活动，活动就是一切。[1]韩清林的评论，尖锐地提出了过去这些年我国学前教育所存在的一些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早在多年前国内外的研究中已经被发现。例如，曾有日本学者比较了中国、日本、韩国和三个西方国家的幼儿园课程，发现日本和韩国的幼儿园课程依然保持与其本国文化一致的色彩，而中国的幼儿园课程已被严重西方化。又如，我国有关的研究也表明，在我国现有的幼儿园课程中，“集体主义”“团结”“奉献”“自律”这些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词语已被削弱，甚至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个人至上”的话语。

多年来，笔者在许多场合都曾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笔者认为决定学前教育核心价值的主要不是心理学等微观层面上的理论，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因而，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学前教育的问题，主要能解决的只能是技术层面上的途径、策略和方法问题，而不是学前教育的根本价值问题。例如，笔者也认为在我国幼儿园教育中，“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会导致该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文化和政治处于不适应状态，甚至处于对抗状态；过分强调个体自我发展、自主建构和兴趣的满足，会导致该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当今整个社会制度和现状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个体处于尴尬的状态；……”[4]

总之，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的是实现学前教育的社会价值，为的是培养认同和适应我国传统文化的未来一代合格的公民，为的是培养能将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继续发扬光大的接班人，也为的是改变盲目引进西方文化而导致的某些负面影响。在我国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占主流的应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能反映这种文化根本价值的内容，教育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应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情作为基本出发点。

诚如张仁 （原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分管基础教育）所呼吁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作为幼教工作者，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充分认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主要意义，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一种历史责任……”[5]

关注学前教育公平的问题

当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在学前教育方面，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与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理想的学前教育，应该是公共学前教育资源（特别是资金、合格师资等）覆盖所有儿童的、质量均衡的学前教育。但是在我国，实际状况离这样的理想状态还很远。

尽管我国的社会运行方式正在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转化为“共同富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当今不是高福利国家，而是高竞争国家；尽管我国政府逐年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但是我国的学前教育毕竟不是免费教育，更不是义务教育。

一般而言，一些高福利国家的政府会拿出相当多的资源投入学前教育，甚至实现学前教育的免费制，与免费的基础教育、免费的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配套。当然，这样的做法是以该政府拥有足够的学前教育资源、资金为前提的。

一般而言，一些高竞争国家的政府主张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通过弱势补偿以消除学前教育上的不公平，即主张将主要的教育资源投入到弱势群体，而非投入到每个儿童及其家庭，政府主要举办的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学前教育机构，最大程度上满足弱势群体在教育子女方面的需求。

我国是一个教育经费不足的国家，是让这些不充分的资源和经费流向为优势群体服务的所谓优质学前教育机构，还是流向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保底”性质的学前教育机构，这是教育政策上的两种全然不同的选择。笔者认为，在我国学前教育的资源、资金还不均衡、不充分的状态下，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成本合理分担”。换言之，当今我国有限的公共学前教育经费不应主要投入到富裕家庭的儿童身上，而应主要投入到弱势群体的儿童身上，重点办好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幼儿园，为大量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儿童提供优质的、起码是质量能“保底的”学前教育，为他们“雪中送炭”。

[1]朱家雄.已经走过的、正在走的和将要走的“路”——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三）[J].幼儿教育，2007（3）.

[2]朱家雄.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8．

[3]朱家雄.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教授访谈录[J].教育导刊，2007（2）.

[4]朱家雄著.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61.

[5]张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民族文化 润泽童心[M].海燕出版社，20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