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的两个极端
2018-01-29波佩
红岩 2018年1期
波佩
单从某个巧合的角度,比如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将阿特伍德和白石嘉寿子这两位女诗人的作品放在一块儿编辑,在阅读之初勾画出编辑思路,编辑中途击节叹赏,随后于比对和欣赏的角度确立编辑方向,抱定于这两位拥有截然不同诗的形式感的作者之间,必定会经由时过境迁当下语境的过滤,和各个时代泥沙俱下阅读洪流的冲刷跟洗涤,激浊扬清,洗净铅华,而碰撞和映照出世界女性诗歌之火花与异彩……尤其是临到编读的尾声,这样的方式竟然是十分有效的。此种情况若比“复杂的”阿特伍德,经由年轻时与女权主义的邂逅或巧遇,置身于文学创作的极端,以女性视觉中的加拿大世象作为入口,随后触及和进入到更为广博的人类世界、文学视野和思想领域,而达成晚近之“厚重”;或如“单纯的”白石嘉寿子,早年立足于对日本传统文化语境的反叛,立足于女性视角中的“性爱主题”,立足于当时代日本文学之极端,并将其作为终生的创作源泉,中途历经了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艳遇”,比如与阿波利奈尔和金斯堡的相遇(金斯堡甚至亲自动手将其诗歌译介到西方文坛),于文学视野的拓展中,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单纯,使得其作品变得尤为热烈、自然和更加纯粹。自此,于世界文坛,二位诗人也收获了与她们的建树相匹配的声誉。
在一个人的写作之初,尤其是当一个女性以写作者身份真正地进入到写作生活,而不仅仅是置身于写作冲动或尝试,多数时候,性别意识会自觉地成为她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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