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卫东

（河南科技大学 图书馆，河南 洛阳 471023）

遵式为宋初佛教天台宗“山家”派的核心人物，与知礼同为十六祖义通“二神足”，二人共同推动了天台宗在宋代的中兴。遵式德行高远，博学多闻，精于制忏、行忏，被誉为“慈云忏主”、“天竺忏主”，一生整理、校勘了大量天台宗文献，编订有《天台教随函目录》和《天台教观目录》两部佛目。两目对当时天台教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著录，明晰、建构了正统天台教义及教观体系，有力捍卫了以智者为宗的天台教法理论。同时，遵式在继承宋之前我国佛籍目录编撰经验及传统的基础上，在编撰方法上多有创新，首开了“入藏与否”的分类法，序言撰写中重“释读”、重“源流、存佚及版本考辨”的著录体例，使我国古代佛籍目录在宋初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点，为之后佛籍目录的发展开辟了新路，有力推动了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

一、遵式生平与弘法事业

遵式（964-1032），俗姓叶，字知白，号慈云，浙江宁海人，幼时有慧根。契嵩的《行业曲记》一文中记载遵式七月大时便能“从母称乎观音，稍长不乐与其兄为贾，遂潜往东掖师义全出家”［1］卷十二713。遵式20岁于禅林寺受具足戒，次年随守初法师学习律部，在国清寺学习天台之学。遵式一心向佛，在国清寺修持时曾于普贤菩萨像前燃指发誓行天台教法。太平兴国八年（983）赴四明，师事天台十六祖义通大师，修学天台典籍。端拱元年（988）义通圆寂，遵式从四明返回故里天台，继续研习教理，并从此悟道。淳化元年（990）遵式应信众邀请返回四明宝云寺，承袭义通法座，为僧众宣讲天台四大经。至道二年（996）在宝云寺与僧众结社成立净业会，共修净土之业。咸平五年（1002）复归故乡天台东掖山，主持承天寺。祥符四年（1011）应台州郡守章郇公之邀入景德精舍讲授佛法。祥符七年（1014）入杭州昭庆寺讲说四部及弘律仪；大中祥符八年（1015）应苏州知州秦业之邀赴苏州开元寺讲经，同年赴杭州，率众修葺已荒废百年的灵山古寺。此后遵式一直居住在杭州，主持灵山寺。大中祥符九年（1016）天台僧正慧思赴京师，上奏朝廷称颂遵式之德行、修为，真宗誉之，赐遵式紫服。天禧三年（1019）丞相王钦若抚杭，率其僚属访遵式于寺中，遵式为其讲天台之法，深得王氏敬重。此年王钦若上奏朝廷请准恢复灵山寺之天竺旧名，并将西湖作放生池，俱得准。乾兴元年（1022）遵式被真宗赐予“慈云”之号，赞其慈心广大，犹如云覆众生。同年章懿太后遣使携白金百两，命遵式为国行忏。天圣三年（1025）遵式委请丞相王钦若、高班侍郎黄元吉二人两次上奏朝廷，乞天台经籍入大藏，次年得准。天圣六年（1028）遵式在天竺寺东面建造日观庵，修往生之法。天圣九年（1031）遵式知将辞世，命弟子德韶继承讲习，做辞世谢三缘诗，勉励弟子祖韵：“汝当绍我道场，持此炉拂，勿为最后断佛种人。”［2］卷十208明道元年（1032）八月遵式于天竺寺圆寂，葬于寺东月桂峰下。

遵式一生志于天台传法，忠贞不移。遵式在修行时常昼夜观想，遇困倦则以指抹口而醒之，“修洁精苦数自烬其指而存者一二耳”［1］卷十二713。咸平三年（1000）四明大旱，遵式与知礼同修“金光明忏”祈雨，相约若三日未降雨，各燃一手以供佛［2］卷十207。通过不懈的参学努力，遵式佛学修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仁宗读到其编撰的《金光明忏仪》时曾叹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2］卷十208遵式圆寂后崇宁三年（1104）徽宗皇帝赐谥为“法宝大师”，绍兴三年（1133）又被追赠为“忏主禅慧法师”，后又加谥号“圣应”、“正觉”。在天台宗发展史上遵式是一位全才式大师，通内外之学，能诗文诸艺，有《天竺别集》传世。遵式擅忏法，迄今佛徒仍在使用的重要忏法如《法华三昧忏仪》、《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往生净土忏愿仪》（《大净土忏》）、《请观音忏仪》均为遵式所勘定。同时，遵式还整理校勘了大量天台宗文献，弘扬天台教义，厘定了天台理论体系，为宗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磐曾在《佛祖统纪》引镜庵语评遵式曰：“逮我圣朝，此道复兴。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大其后。是以法智之创南湖，慈云之建灵山，皆忌躯为法，以固其愿。而继之以神照启白莲，辩才兆上竺，于是江东西，并开讲席。卒能藉此诸，安广众以行大道。”［2］卷十209此外，遵式在目录学领域亦有重要贡献，编撰了《天台教随函目录》和《天台教观目录》两部佛籍目录，在佛目的编撰方法和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新，为我国传统佛籍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遵式的佛籍目录编撰实践

天台宗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宗派，自梁陈之间兴起，到唐中期的湛然时，已创立了系统的教法、教义，形成了以三大部（《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与五小部（《观音义疏》、《观音玄义》、《观经疏》、《金光明经义疏》、《金光明经文句》）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富的教籍文献。至晚唐会昌灭法及五代战乱，天台教籍丧失殆尽。五代末、宋初，在德韶、义寂、义通、谛观等师的努力及吴越王的支持下，教籍方从海外复归，为天台中兴带来了契机。至遵式时，教籍虽已大量从东土回归，但仍有重要经典丧失海外，尚存经籍版本多有缺失，且版本质量良莠不齐，给弘法传教带来了困难与不便。此种现象正如遵式在《天台教随函目录》序中所云：“据《别传》云：大师尝于金陵瓦官寺八年，讲大智度论，又因陈少主请于太极殿讲《仁王般若》，此等并有记录，今皆亡之。唐时有日本国僧最澄，多取教卷往于彼国，惜乎诸说今无得而闻焉。”［3］卷上266又如遵式在《法华三昧忏仪勘定元本序》中所云：“（《法华三昧忏仪》流行本）卷末滥回粗注，错其篇内，细碎之失莫得而举也。”［3］949而此时，天台内部正经历者“山家”与“山外”的教理之辩，外部面临着与禅宗、华严、唯识的佛家正统竞争。为完备经籍，勘定正本，明晰已湮没不明的法脉、教义，遵式开始了大量经籍搜求、整理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进行教籍编目，完成了《天台教随函目录》和《天台教观目录》两部佛目。

（一）《天台教随函目录》。此目编于天圣四年（1024），是为配合天台经籍入藏所编。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遣张从信至益州开雕大藏经，太平兴国八年（983）大藏刊刻完成，但天台教籍不在之内。遵式以一个学者之识敏锐地意识到入藏对教派发展的影响与价值，遂争取一切机会争取教籍入藏。天禧三年（1019）王钦若知杭州，慕遵式之名率众拜访，遵式即委请王钦若就天台入藏一事奏请皇上。天圣三年（1025年）遵式再请王钦若与玉宸殿高班黄元吉分别上奏朝廷乞准天台入藏，次年即天圣四年（1026年），天台教终于“得旨入藏”。①关于天台入藏之时间，释果镜在《慈云遵式与天竺寺》一文中有详考，《佛祖统计纪》记载有误，应以释果镜文为准，详见：释果镜的《慈云遵式与天竺寺》，发表于《法鼓学报》，2007年第1期，第162页。为了使入藏教籍易于观览、研习，遵式即就入藏经籍进行编目，成《天台教随函目录》。关于此目编撰缘起，遵式在目录序中有云，序曰：“切虑此教各有部帙相扶者，有卷轴别伸者，若编之非次，则读者难明。今总而录之，各从其类，仍于题目之下，粗述其意，俾发函展卷与记文对看。如《法华玄义》须对《释签》，他皆放此。然此教文虽部逾于数十，而卷不满二百。三世佛法，一家义宗，总括要举，亦已备矣。览之者，适足以解疑释结、贯道达微，又何俟服药长生然后为学者哉。”［3］卷上264从序文可以看到，遵式编此目一则意在读者学习入藏经籍能“发函启卷，文义相须，如指诸掌。”二则凭此目使天台宗教义可得到“总括要举”、“贯道达微”。

此目一卷，著录入藏大藏的天台教籍36部，教籍按照内容分为10类，如法华经籍（法华玄义十卷、释签十卷、法华文句十卷、法华文句记十卷）归为一类；止观类（摩诃止观十卷、辅行传弘诀十五卷）归为一类；止观大意、止观义例归为一类，等等。10类排列顺序按照入藏的原有此序而定，各类下经籍大致以著撰时间先后著录。目中经籍著录十分简易，仅录书名、卷数，如《法华玄义》十卷、《辅行传弘诀》十五卷等。除四部书（《辅行传弘诀》、《止观义例》、《禅波罗蜜》、《观心论》）外，其他书下无注语。四部书的注语亦很简要，只述书籍别名和内容提示，如“释上本文”、“示看读者大节”、“亦名XXX”等。10类下均有序，序文述及天台宗的基本义理、本部典籍内容、著撰背景、各经籍间关系、经籍的真伪、存佚等状况，序言内容博洽精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目前有总序，详述天台教发展过程，对慧文、智者、灌顶、荆溪大师的主要理论贡献及相关传承进行了梳理，并对此目的编撰背景、原因及意义进行了表述。大序及10类序言相互叠加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天台宗学术史，是了解天台教发展历史、理论主旨的重要资料。

此目为我国第一个入藏大藏的佛宗经籍专目，此目现存，见于《续藏经》第101册、遵式《天竺别集》卷上。

（二）《天台教观目录》。《天台教观目录》作于天圣七年（1029），此目编撰目正如其序言所云，欲使智、灌顶、湛然三位大师文献凭目以“用存不朽”。关于该目的编撰缘起，本人在拙文《遵式〈天台教观目录〉的编撰特色及缘起》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该目1卷，著录智、灌顶、湛然三人著作77部，239卷（其中智著述53部，159卷；灌顶著述8部，23卷；湛然著述16部，57卷）。此目为二级分类，第一类为入大藏者，下分3小类，分别著录智者、灌顶、湛然三人著述。第二类为不入大藏者，下分5小类：第一类为其本现存智者著述不入大藏者；第二类为智者著述无单行本、参入大部者；第三类为智者著述、有录无本者；第四类为灌顶阙本著述；第五小类为湛然阙本著述。每小类之下，同类内容经籍放置一起，如“法华玄义十卷”下为“法华文句十卷”；“金光明玄义一卷”下为“金光明文句三卷”等。此目对经籍著录十分简易，仅录书名、卷数，如“《法华玄义》十卷”、“《法华文句》十卷”。目中经籍，除四部书（《涅磐经疏》、《止观辅行传弘决》、《维摩略疏》、《仁王般若疏》）带有简单小注外，其余书下均无注语。

该目有大小序言，目前大序概述编目缘起、著录对象、著录经籍数量（部数、卷数），并以智者、灌顶、湛然的学术传承为经，以《法华玄义》、《圆顿止观》、《大智度论疏》等核心教籍为纬概述了天台宗发展历史及教义内容。该目除第二大类下无序外，各大类、小类下均有序，序言较为简略，述及该类下著录经籍总卷数、是否入藏及重要经籍的存佚状况等。如第一大类（入大藏类）序言为：“以上，三师（共三十六部）一百四十五卷，入藏。”［3］卷上261该类下第一小类（智者著述）序言为：“以上，（二十三部）七十六卷，智者说，圣朝新编入大藏。”［3］卷上261；第二类下第一小类（智者著述）序言为：“以上，（六部）三十三卷，智者说，其本现存，但不入大藏。”［3］卷上261、第二小类序言为：“以上，（七部）九卷，智者说，今参入大部。”［3］卷上261等等。

此目现存，见《续藏经》第101册、遵式《天竺别集》卷上。

三、遵式佛籍目录的编撰特色与创新

遵式一生志于弘法传道，修行严苛，其佛目的编撰态度亦如他传法修行一样认真、严谨，正如他在《天台教观目录》序中所云：“自三师之外，唐宋已还，宗山家者述作颇众，既未辨其详略，不敢辄预，及日本送到目录，非三师所述皆所不取。”［3］卷上261也如在《天台教随函目录》第五类序言中所云：“《护国道场仪》……事出圣教，文非臆说，故编附之。”［3］卷上266从两序言可以看到，遵式在编目过程中对天台教观文献是进行了严格厘正和辨析，态度严肃认真，凡“未辨其详略”、“臆说”之文皆不取。同时，遵式不囿于旧习，在继承已有前代佛目编撰方法的基础上，使用了新的编目方法和体例，使其所编撰的两部佛籍目录较之前代佛目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特色，有力推动了我国传统佛籍目录的发展。以下为遵式佛籍目录编撰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一）新的分类方法的使用。遵式在《天台教观目录》中使用“入藏与否”分类方法，所著录经籍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为“入大藏者”，下依次分为智者、灌顶、湛然3个小类，小类中按照“以人类书”的方法进行经籍著录，著录中内容相关的经籍放置一起，如“法华玄义十卷”下列“法华文句十卷”、“法华玄义释签十卷”，“观心食法一卷”下列“观心诵经法一卷”、“观心十二部经义一卷”等等。第二大类为“不入大藏者”，下分5个小类，第一小类为其本现存智者著述、不入大藏者；第二小类为智者著述、无单行本，参入大部者；第三小类为智者著述、有录无本者；第四类为灌顶阙本著述；第五类为湛然阙本著述。五类中仍然是内容相关的经籍放置一起。可以看到，该目中最基本的分类标准为“入藏与否”，经籍按此分类后再按照作者分小类，按照“以人系书”的原则，把智、灌顶、湛然著述依次著录。

在遵式之前，佛目为译经录或为入藏录，基本以大小乘、经律论、阙本有本、有译失译、疑惑、妄伪等进行分类，大类按“入藏与否”、小类“以人系书”的分类法为遵式编撰佛目之独特方法。这种分类法清晰地呈现出了当时天台教核心经籍入藏的状况，明确地体现了著者及与著述的隶属关系，显示了遵式对教籍入藏的特别关注。这种分类方法虽然较为小众，但对丰富、扩大我国传统佛籍目录的分类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重“释读”的特征。遵式在《天台教随函目录》序中云：“今总而录之，各从其类，仍于题目之下，粗述其意，俾发函展卷与记文对看……三世佛法，一家义宗，总括要举，亦已备矣。览之者，适足以解疑释结、贯道达微，又何俟服药长生然后为学者哉。”［3］卷上264从此序文可以看到，遵式编目宗旨之一在于总括一家义宗，解释本门经义，读者可借此为学。此宗旨在其目中得到了充分实现，使其所编佛目具有鲜明的“传播宗门教义”、“教化信众”的特征。

首先，遵式在二目序中以大量的篇幅，对以智者、灌顶、湛然和以三大部、五小部为代表的天台宗发展历史及天台教义进行了概述。如在《天台教随函目录》序中云：“初无章疏，皆悬节经文直谈佛旨，柔音一震，群听咸服，立五时八教，判释西来一切经籍，罄无不尽。大抵法华为极，谈诸经为兼畅，又说三种止观为依教起行之门，修心复性之道。”［3］卷上264又如在《天台教观目录》序中云：“皇祖有训，以天台命家。总括群经，诞敷八教，引五时五味以次其说，使顿渐有序，施开成务，原始要终，实昭明乎大化。然后说三种止观，教人安心。”［3］卷上261二序文系统地表述了天台以“法华”为宗，以“实相和止观”为修持法则的核心教理。其次，遵式除在每目小序中对经籍内容、作者进行介绍外，还对天台宗基本概念、教义进行详释。如《教藏随函目录》第一类“法华经”序言中云：“玄义者，唯解首题，统明五时，广辨八教，出世大意蕴乎其中。若晓斯义，则七轴之文思过半矣。至于经疏题云文句者，盖以疏句分节经文也。故荆溪云：以由释题，大义委悉，故至经文，但粗分章段，题云《文句》，良由于此，随部各有荆溪之记，犹五经之有正义也。”［3］卷上266“玄义”、“文句”乃天台基本释经方法，作者首先对此解释，并以儒家惯常“五经正义”比喻，十分方便读者掌握入门概念、理解经籍之义。再如在《教藏随函目录》第二类、第三类类序言对“止观”概念、“止观”分类、“止观”经籍内容进行了深入表述，云：“《止观》者，乃定慧之异名，即法华之行门也”、“今家有三种《止观》：一曰《渐次》，二曰《不定》，三曰《圆顿》……《摩诃止观》，即《圆顿》，今《禅波罗蜜》即《渐次》，《修禅六妙门》，即《不定》也。”［3］卷上266此外，《教藏随函目录》第六类（别行玄义）序言叙述了晋末沮渠蒙逊诵持《法华普门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疾愈故事。法华为天台核心，《普门品》因其重要从法华单行，智者曾两次为之注疏，作者不惜笔墨在此叙述宗门常识，可见其普及、宣介本宗基础教理之用心。同时，两目序言释经简明厄要，语言通俗，可作为读藏目录使用，对教门教义的宣传之功不容忽视。

在遵式之前，我国传统佛籍目录的编撰主要是为了典籍的归纳、整理，佛理宣传尚在其次。如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僧佑《出三藏记集》、道宣《大唐内典录》及智升《开元释教录》在经籍收录上不断趋于齐备，分类上相继臻于完美，其分类法走在了普通目录学的前列。关于此点，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中有清晰的论述，认为其“分类极复杂而周备”［4］334。但在指导阅读方面，佛籍目录却落后于普通书录。至遵式，此种现象得到了极大改观。在编撰中遵式借助于大小“序言”，给与佛目极大的“释读”功用。对此，《佛祖通纪》卷四五曾评云：“慈云《教藏随函目录》述诸部著作大义”［2］卷四五此编撰体例赋予了我国传统佛籍目录传播教义、“释读”的功用与价值，在我国佛目编撰史上具有开新之义。之后，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智旭《阅藏知津》在此领域逐呈蔚为大观之势，使我国元、明时期的佛籍目录具有显著的“释读”特色。

（三）重“学术源流考辩”。遵式编目既注重方便普通信众阅经，亦重视对本宗学术发展源流的剖析。其大序罗列教义纲要，小序细析各经意旨及源流变化，两者结合，天台教观的学术史脉络清晰可见，使目录呈现出鲜明的“考镜源流，辩章学术”的著撰特色。

首先，《天台教随函目录》大序对“法相、法性”二宗进行了细致辨析，述及了三藏法师遇龙树宗师学法相、慧文禅师得龙树智论、依论立观，口授南岳慧思禅师之宗门理论发展史，并历数智者、灌顶、湛然的佛法思想传承，清楚地勾画出了“龙树为高祖，至荆溪则九世”的天台宗发展源流始末。《天台教观目录》的大序详细叙述了天台重要著述，如《净名疏》、《觉意三昧》、《法华三昧仪》、《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圆顿止观》等的著撰过程，从著述角度清晰地条理出了天台宗理论的发展面貌。

其次，《天台教随函目录》小序对具体天台教籍的著撰源流、内容主旨进行了全面、深入探究。如其第二类序言云：“今《止观》正是智者说己心中所行法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无不具焉。荆溪以《辅行》释之，荆溪又因员外李华欲知《止观》纲要，故述《大意》，又为初学于大部难解及破邪师异谈，故作《义例》。唐翰林学士梁肃尝师荆溪，删《止观》为六卷。”［3］卷上266其第三类序言云：“大庄严寺法慎私记《禅门初分》得三十卷，尚未删定，而法慎终。章安灌顶治定为十卷。”［3］卷上266二序言对天台“止观”体系及《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止观大意》、《止观义例》 的著撰源流、学术承继体系进行了完整、系统阐述。又如其第六类序言云：“《玄义》、《文句》此释北凉三藏昙无谶译四卷。经文藏中合部，虽有此文，由品目隔杂，其四卷别行，未曾入藏。《护国道场仪》者，即遵式纂集本经，并《国清百录》，义净新译行用之法，以备人王祈福之仪也，事出圣教，文非臆说，故编附之。”［3］卷上266此序言罗列了天台宗诸师治《金光明经》的递进过程、体系。又如第7类序文云：“此释北凉昙无谶译宋本。谢康乐将慧观、慧严二法师治定加品，成三十六卷。皇朝新入大藏，章安顶师用智者义意，释此治本，其疏文亦曾荆溪再治。”［3］卷上266此序言把《涅盘经》两大版本（昙无谶所译40卷13品“北本涅”、南朝宋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的25品36卷“南本涅”）的由来及天台宗治《涅盘经》（章安《涅经玄义》、荆溪《涅经疏》）的承继状况一一列出，明晰地呈现了天台治《涅盘经》的学术发展脉络与面貌。

在遵式之前，我国的佛籍目录如僧佑《出三藏记集》、智升《开元释教录》、毋《开元内外经录》等，其序言也有“序述指归”的内容［5］168，但大都叙述佛经结藏过程、经籍来历、译经过程、前录编纂得失等，而遵式的佛目序言中不但叙述经籍的编撰缘起、经录收录范围、经录内容，而且详述本宗思想发展脉络、典籍承继关系及教理旨归，清晰地呈现出教派、教理的发展脉络，教典的历史承继状况，赋予了佛目鲜明的学术史价值，在此意义上，遵式对推动我国传统佛籍目录学术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贡献。

（四）重存佚及版本考证。遵式在佛目编撰中十分重视对经籍存佚及版本流传的辨析与考证，如《天台教观目录》有8个序言，序言的内容除著录经籍数量、著者外，均是对本类经籍存在状况的总结，如“已上8部，八卷（湛）然禅师撰，除补助仪、始终心要、止观文句其本现存，余皆亡之”、“已上四十一卷，智者说，今阙本”、“已上三十三卷，智者说，其本现存，但不入大藏”，等等。另外，《天台教随函目录》10个小序除了对著者、经籍内容、著撰状况、各经籍间关系进行说明外，其中很大篇幅是对经籍版本、存佚状况的考察、分析。如此目第2类序言云：“荆溪以《辅行》释之，元本十卷，后人开为十五卷耳……唐翰林学士梁肃尝师荆溪，删《止观》为六卷，文虽简要而修习之相多有疏阙，如览者知之。”［3］卷上266文中说明了《辅行传弘诀》三种版本（十卷、十五卷，六卷）的形成过程，认为六卷本的优缺点为“简要而修习之相多有疏阙”［3］卷上266。再如第4类（维摩经）序言云：“《准法华文句》记云：《净名前玄义》总有十卷。因为晋王著《净名疏》，别制《略玄义》（今五卷是）乃离前本为三部，别立题目，谓《四教义》六卷(今见行四卷恐后人合六为四)、《四悉檀》两卷，《三观义》两卷（四悉、三观参入大部今无别行），《维摩经疏》先有广本二十八卷，后人患其文多，故荆溪略为十卷，言繁则剪带，义则存。故广本罕传，略本盛行矣。《疏记》六卷犹对《广疏》，未暇治定，然师云亡，虽指文少殊亦释义宛合。”［3］卷上266序文中把天台《维摩经》的四本注释本（《净名经玄义》、《维摩经疏》、《维摩经略疏》、《四教义》）的版本流传进行了详细介绍，清晰表述了智者《净名经玄义》十卷本与五卷本由来，说明了六卷本“四教义”与智者《净名前玄义》十卷本节录关系、“后人合六为四”四卷本出现的原因，同时认为荆溪《净名经疏》十卷本虽为智者二十八卷广本之略本，但继承了智者原文思想风貌，文虽疏却“义存”，故更为盛行，而荆溪《疏记》六卷本“释义宛合”，惜人亡而未完，其价值犹在。序言还提出，六卷本《维摩经广疏记》为湛然大师再治智者《维摩经疏》所撰，两卷本《四悉檀》、《三观义》今已参入大部，无别本单行。此一段序言逐一列述了智者、湛然、荆溪等师治《维摩经》所有著述并详考其出现、变化过程，同时对各本优劣进行了具体评品、剖析，使天台诸师治《维摩经》的学术史面貌清晰可见。再如此目最后一类序言，除叙述本部内三部经籍《金刚》、《智者别传》、《国清百录》撰述起缘、内容外，还引《智者别传》中内容，对天台重要经籍《仁王般若》一书亡佚情况、唐时日僧最澄携经东归史实进行了说明，云：“《金刚》者，乃荆溪申涅佛性之义，以救世人无情、无性之弊也。《别传》之与《百录》盖是大师始终化迹故，故章安集而纪之，庶几后昆知先祖之德善也。据《别传》云：大师尝于金陵瓦官寺八年，讲大智度论，又因陈少主请于太极殿讲《仁王般若》，此等并有记录，今皆亡之。唐时有日本国僧最澄，多取教卷往于彼国，惜乎诸说今无得而闻焉。”［3］卷上266

我国的佛籍目录至唐代其编纂体制已基本成熟，对经籍的著录通常是以经名、卷数为主，虽《大唐内典录》在众译本中选择最善的一本为代表著录，列出同本异译译名，《开元释教录》著录中小注亦注明别名存缺，序言中虽述及源流，但十分简略，在编撰中主要是利用如“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伪妄乱真录”、“疑惑再详录”、“补阙拾遗录”等分类体系来对经籍的存疑、真伪及版本来源进行区分和辨析，序言及小注中并未对具体经籍存佚及版本源流进行系统的说明和论述。直至宋初遵式，佛目的编撰在此领域有了明显突破，目录学者开始利用序言进行具详尽的版本、存佚考辩，此变革扩大了我国传统佛籍目录版本学的承载范围与力度，提高了佛籍目录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

四、结 语

遵式的佛籍目录使用了“入藏与否、以人系书”新分类方法，编目中重“释读”、重“学术源流及存佚、版本考辩”。这些方法、体例的运用不但丰富了我国传统佛籍目录编撰体制，也赋予了佛籍目录“宣传本门教义，揭示本宗学术传承”的新功用，使佛籍目录具有更为丰富的学术史、文献学价值，为我国传统佛籍目录学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遵式与十七祖知礼一起同为宋代天台中兴的领军人物，终生弘法传教不已，为振兴天台法脉贡献巨大。天台后人草庵道因曾评曰：“当是时，台道既微，赖师持之，授法智、慈云，以起家焉，此所谓台宗之命脉也。”［6］930除在忏法制定、讲法布道领域的巨大成就外，遵式两佛目不但起到了汇集本门教籍、甄别正本的编目初衷，其重“释读”、重“考辩”的特色也使天台宗义旨，教理得到了较好的宣传，教观、教义得到系统的廓清和建构。这一切不仅帮助了遵式的传教弘法事业，也有力地支持了其对“山家”家法的捍卫。可以说，遵式目录学成就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多有贡献，其对天台宗教派在宋代的发展亦有巨大的裨益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