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辉

（台州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渔俗是指产生于渔业地区的民间传统习俗。浙东渔区的民间习俗由于历史上受吴越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影响，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又有别于内陆地区的农耕习俗文化，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海洋渔俗文化。浙东渔俗文化产生于浙东渔区渔民的生产生活，是当地社会大众意识形态的生动反映。浙东沿海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海洋民间文艺产生与发展的源泉。浙东渔歌是在汲取浙东渔俗文化和民间文艺的丰富营养的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民歌形态。浙东渔歌是东海渔俗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浙东渔区民风民俗的生动写照。浙东渔区的渔俗文化奠定了浙东渔歌生成的基础，浙东渔歌又以民间口头传唱的形式生动地演绎了渔俗文化，使传统的渔俗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代代相传。

一、渔俗文化生成的根源性因素

任何一种民俗文化的形成都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有关。浙江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是浙江沿海民众世代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着渔民的生产方式。而独特的海作生产方式，是形成独特的渔俗文化的主要因素。浙东渔俗是浙东沿海渔民在耕海牧渔的生产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并通过民众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礼仪祭祀、行为举止、观念遵从、意识形态反映出来。

浙东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是渔俗文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反映，浙东沿海民俗既与全国各地的风俗基本相同，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浙东沿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与海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汉代以前，浙东是越族的居住区，有着越族自己的风俗。汉代以后，特别是三国、东晋以后，北方人口的大批南迁，中原的习俗也逐渐传入浙东。唐朝之际，天台山、普陀山名声远播，文人学士来浙东逐渐增多，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包括民俗的融合。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北方人口再次大规模进入浙江，北方习俗对浙东沿海的影响更加深广。宋代，封建社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儒家理学兴起，在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逐步形成统治地位。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曾在浙东各地讲学，流风所及，以至民间婚嫁、丧葬、岁时、礼仪等有“遵文公（朱熹）家礼”之说［1］。宗教也是影响民俗的重要因素。在民间的许多习俗中，神、佛、道相互掺杂，大体上是在生产活动中崇奉各种保护神，日常生活中信佛求福，占卜算卦，遭遇天灾人祸祈求神灵保护，消灾免难，逢凶化吉。大多数岁时习俗中都有求神、礼佛、奉道的内容，同时也包含祭祀祖先、纪念圣贤、祈福纳瑞之意。

在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史上，渔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习惯于生活在海洋民俗圈中，每一个人都是涉海民俗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既从祖辈们那里承传，同时又根据自身的涉海生活对旧的风俗进行扬弃，形成某些新的内涵，并使之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接受的新的民俗。不仅如此，他们将自身所承载和创造的民俗留传给后代的同时，又通过海上交流，包括远洋航海、迁徙移民等方式传播到异域，并逐渐融入其中，成为异域地区民俗发生变革的催生剂和新的基因；与此相应，异域的民俗生活方式也会通过海路传入，与本地民俗生活相交织、渗透并逐渐融合，从而也成为其民俗发生变革和发展的有机因素和内容［2］。可见，在涉海生活中形成的渔俗文化，通过海上文化交流及人口迁徙，在一定区域不断流播，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观念遵从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切又通过民间歌谣的形式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传播效应。渔俗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长期的积累、演变过程。千百年来，渔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遵从着这些习俗，并通过渔歌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着渔俗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一方乡土文化。浙东毗邻浩瀚的东海，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为渔业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浙东渔区，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为组织劳动、调节情绪、减轻疲劳、抒发感情、寄托精神，创造了“渔歌”这一传统的民歌形式。渔俗文化是浙东渔歌生成的根源性因素，渔歌是渔俗文化的口头表达，渔民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渔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浙东渔歌的渔俗文化基质

渔歌是渔民口头创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也属于民间音乐的范畴，是民间歌谣的一种。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中对民间歌谣的定义是“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比较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它民间韵文样式相区别［3］。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现统称为歌谣，是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总称。一般说来，歌因为受曲调的制约，歌词结构严谨，节奏抑扬顿挫，旋律跌宕起伏。谣不配乐，没有固定曲调，取吟诵方式，章句格式比较自由，节奏一般比较紧促。也有人称“民间歌谣”为“民歌”。浙东渔歌种类繁多，其表现内容，无不体现传统渔俗文化的基质，亦即影响渔歌生成、发展、流传的根源性因素，包括渔业生产、渔民生活、渔区习俗、自然环境、社会背景、人文历史、语言文化等。

渔业生产是渔歌产生的基本条件。旧时在东海，哪里有渔业捕捞，哪里就有高亢激越的渔工号子。渔工号子成为指挥渔业生产、加油鼓劲、鼓舞斗志的工具。海洋捕捞作业讲究分工合作，为了配合生产劳动，各种渔工号子应运而生，有拔船号子、起锚号子、起篷号子、摇橹号子、撑篙号子、拉网号子、起网号子、抬网号子、挑舱号子、荡勾号子等等。

过去行船依靠人力和风力，需要拔篷张帆，由于篷本身的重量再加上风的阻力，需要众人合力才能将其拉升到桅杆上去，这时就要唱号子。《起篷号子》这样唱道：“一拉金勒格，嗨唷！二拉银勒格，嗨唷！三拉珠宝亮晶晶，大海不负抲鱼人，嗨嗨唷！”寄托着渔民劳动的豪情与丰收的希望。

旧时新船下海靠人抬，抬船是件很吃力的事，并要心齐、力齐、步伐齐，要有造船的大木师傅站在船头上吆喝、指挥。有一首《拔船号子》唱道：“嗨哟，队排好呀！众位老兄出把力。出把力，船拔高啊！网头重，产量高。功夫下到底，砻糠变白米，拔船重生活，拔上好休息。嗨哟，嗨哟，加把劲呀！船头抲其直，脚手自顾着，哎啰嗨，嗨哟！”

渔民出海的主要目的是捕鱼，捕鱼是体力活，但也讲究智慧、技术和经验。一首《抲鱼谣》就生动地将渔民从出海到撒网、唱号子、捕鱼入舱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抲鱼船，驶顺风，一驶驶到洋鞍拢，黄鱼鳓鱼搅搅动。老大喊弟兄，舱板快撸拢，号子打打脚蹬蹬，一网撒开就抲重。”洋鞍拢，即洋鞍渔场，“拢”意为“那一带”。就是说渔船驶到洋鞍渔场一带，发现黄鱼、鳓鱼旺发，“搅搅动”，形容鱼儿上下游动，成团成群，相当密集。这是快速下网的好时机，老大向船上的弟兄们下达撒网的命令，并叫他们打开舱盖，准备把鱼倒入船舱。在这争分夺秒的劳动中，唱号子鼓劲加油是必不可少的，在号子声中大家鼓足干劲满载而归。

渔区习俗主要包括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祭海谢洋、祈神禳灾、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由此而产生的歌谣，主要用于民间节日庆典、婚娶、生子、祝寿、送葬、盖房、造船、出海、赕佛、祭祖等红白喜事和迎宾待客的场合，如：撒帐歌、哭嫁歌、贺郎歌、上梁歌、抛舱歌、敬酒歌、赕佛歌、祭神歌、谢洋歌、送丧歌、醮杠歌、落殓歌等。这些歌谣充分反映了东海渔民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神秘的信仰习俗。浙东渔民普遍信仰东海龙王、观音菩萨、妈祖娘娘诸神。如渔民一旦在海上遇到风浪，无法安全回家，他们只好跪在船菩萨面前，默默地吟唱起《祈祷调》：“天苍苍来海茫茫，抲鱼人得罪海龙王。三日四日归勿得家，急得白发泪汪汪。求求龙王发善心，救救苦命小儿郎。”

旧时，若遇旱天，浙江民间有向龙王爷求雨的习俗，浙东地区流行的“童子求雨”把两名童男童女穿红戴绿，由大人抬着拜天求雨，并唱这首《求雨调》：“一拜天哪，二拜地哪，三拜龙王奏玉帝。童子求雨天欢喜呀，点点落来苗田里。救呀救子喂拜聪明呀，拜到南海观世音。”

在舟山海岛，新屋上梁时，要举行“浇梁”仪式，工匠师傅手把酒壶，边往梁上浇黄酒边唱着《上梁歌》：“浇梁浇到青龙头，下代子孙会出头；浇梁浇到青龙中，下代子孙都兴隆；浇梁浇到青龙脚，下代子孙会发迹；团团浇转一盆花，全岛好数第一家。”在浙东渔区，新造的渔船出海，要举行出海仪式，大木师傅在船头一边指挥大家抬船下海，一边不断往各船舱抛撒钱币，并唱着《抛舱歌》：“一把金钱抛进舱，马鲛鳓鱼游进网；二把金钱抛上梁，金钱财宝用斗量；三把金钱抛到梢，抲鱼生活节节高。把把金钱抛满船，舱也满来船也满，新船出海大丰收！”［4］这些歌谣反映了浙东渔区民众的祈福纳吉心理，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于渔作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渔区的民俗与内陆地区的民俗相比，有其独特之处，这种有别于内陆地区的渔俗文化往往通过渔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抲鱼时令歌》就是东海渔民在渔汛时节的劳动场景和渔俗生活的生动写照。类似的歌谣还有《潮汛歌》《四季渔歌》《十二月捕海鲜歌》《近海捕捞歌》《海货歌》等，将一年四季捕什么鱼，吃什么海鲜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四季渔歌》这样唱道：“春季黄鱼吱吱叫，要叫阿哥踏海潮。夏季乌贼加海蜇，猛猛太阳背脊焦。秋季杂鱼由侬挑，网里滚滚舱里跳。北风一吹白雪飘，风里浪里带鱼钓。一阵风来一阵暴，愁煞多少新嫂嫂。”

渔俗文化在渔歌中的体现不仅仅局限于渔汛、渔船、渔具、渔作与渔民的称呼上，还反映在鱼类知识、渔家生活和渔区的民俗风情、游戏娱乐上。如舟山《渔鼓调》《鱼名谣》《十二月鱼类》《贺郎调》，岱山《渔家乐》《对鱼》，宁海《问鱼》，玉环《波歌仔》《黄鱼讨老晏》《唱出啵歌解心忧》，洞头《渔歌对唱》《十朵浪花九朵开》，温岭《打鱼乐》《洞房歌》，宁波《小板艄》《马灯调》，奉化《闹花灯》，海宁《看灯歌》，象山《打花鼓》，海盐《浪柳园》，鄞县《八仙过海》，慈溪《十二月花名唱三国》……均是这一类题材的代表。舟山的《鱼名谣》形象地把鱼的形状、习性描绘出来：“鳗鱼长，鲳鱼扁，梅童鱼头大身体短。飞鱼飞，鲻鱼跳，带鱼贪吃容易钓。目鱼黑来虾潺白，鳓鱼肚皮像刀快。黄鱼头癞，白鳊嘴小，海蜇无眼随潮漂。琵琶鱼懒，海鲢鱼唱，箬鳎眼睛单边藏。”舟山的《渔鼓调》从凤阳花鼓脱胎而来，歌词中将节庆娱乐时的乐器与海里的鱼联系起来，表现了渔民在渔业丰收时节的喜悦、欢愉心情。

三、浙东渔歌的文化传承功能

任何文化都是在传承中发展的，没有传承便没有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浙东渔歌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流传至今，是因为它具有传承渔俗文化的功能，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人们在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中，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历史、民俗风情、艺术形态，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加深自己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身份归属感。浙东渔歌以脍炙人口的口头文学和民间音乐形式传承下来，彰显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民间歌谣的独特魅力。渔歌依附于传统渔业生产和渔俗文化而存在，是渔民劳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和精神寄托。渔歌从思想意识层面教会了渔民如何走向海洋，如何从事渔业生产，如何认识鱼类的习性和生长规律，如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如何在艰苦的渔业劳动中战胜困难，做生活的强者。

旧时，渔民没有机会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没有条件参与文艺活动，渔歌是他们创造文化、传承文化、学习文化的主要方式。它是被渔民群体和个体普遍认同的传统文化遗产，渔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既继承又发展，从而得以活态传承，是人类不断更新和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渔歌伴随着海洋渔业生产劳动，在不断流变中传承发展，一旦传统的生产方式改变，渔歌就丧失了实用功能。渔歌实用功能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其文化传承功能、审美娱乐功能、教育认识功能全部消失。事实上，渔歌与其他种类的民歌一样，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了。

任何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都必须依赖社会，依赖传承群体，依赖接受群体，只要海洋渔业资源和传统渔业生产方式存在，渔歌也必然存在。渔歌的文化传承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渔业历史、渔业生产、渔民生活、渔俗文化的真实记录和有效延续上，它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流传于民间。渔歌作为渔民生产劳动过程中鲜活的记忆，作为渔民思想感情与智慧的结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下，渔歌正在日趋式微，但其记录历史和传承文化的功能仍然存在，可以说渔歌是传统海作文化的活化石。我们不能因为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而随意丢弃传统文化遗产，割裂历史，中断民族文化的传承链。

浙东渔歌承载着丰富的地域人文历史，是浙东沿海传统海作文化的历史见证，是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从事渔业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我们可以从活态传承中认识和了解以舟山渔场为中心的浙东渔区的历史文化，可以了解到浙东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渔业生产发展情况。渔歌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渔民的生存状况，折射了民众的集体心态和行为习惯，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渔民生活的整体状况。更重要的是，民间口传的、真实质朴的、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弥补正史典籍的不足、遗漏或讳饰，帮助人们更真实、更全面、更接近本原地认识逝去的历史及文化。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渔歌具有反映历史、证实历史、补全历史、传承历史的价值［5］。经过历史传承和多种渠道传播，浙东渔歌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浙东地区，已辐射到我国东南沿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江苏、上海、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播及整个东海海域。

与文字史料相比，渔歌以其轻松活泼、脍炙人口的声音载体或乐谱形式存在，人们可以歌之吟之、聆之赏之，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过去，即便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渔民，都能脱口而出唱几首渔歌，并能从渔歌中获得精神慰藉。我们现在见到的渔歌，都是前辈音乐工作者从渔民口中采集、记录、整理出来的，后人从渔歌中可以了解渔区的社会背景、生产状况、民俗活动，渔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渔歌中蕴含着浙东地区的传统文化基因，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因反过来又塑造并延续了这一地区一脉相承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行为，形成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风貌。虽然如今的民歌（如渔歌、船歌、田歌、秧歌、茶歌、牧歌、猎歌等）已不再具有当初的地位和功能，但它们作为农耕渔猎时代的历史见证，作为民族和地区珍贵的永久记忆和活态遗存，在今天仍然以其与民众的生存发展和精神需求的紧密联系而表现出它的重要性，其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重要［6］。因此，渔歌对渔俗文化的传承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让渔歌传承下去，必须从源头上保护其渔俗文化基质。虽然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渔歌的实用功能已逐渐丧失，但我们要保存其文化基因，为未来新文化的创造保留更多的基因与种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