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健，孙炜冉，李乐营

文化“最通常的分法是三分：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如果简单一点，则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大范畴。如果复杂一点又可在三层外加上心态文化一层”。［1］因此，文化研究是当前历史研究和民族研究的热点，而国外对此的研究甚至更早于中国，涌现了大量的成果。然而，随着中国对边疆历史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近些年产出的成果越发丰富，逐渐呈现出研究方法多样性的态势。从当前情况来看，除中国外，日本、韩国和朝鲜也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国家，同样，对于“高句丽文化”的研究是该各国学界研究的重要方面，出现了大量研究论著。

一、中国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情况

高句丽文化是中国高句丽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涉及了各种文化探索，如与汉文化、渤海文化或者其他文化的对比研究，这基本都是总体研究的类型，就当前学界来看，大多数都是专门性的文化研究，如考古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政治文化、体育文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化研究程度愈高。因为高句丽研究是中国东北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一环，所以相关研究汗牛充栋，这里仅对本世纪进20年的研究情况，尤其是青壮研究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以简述。

虽然高句丽文化是大多数高句丽研究著作中必然要提及的研究内容，相比较浩如繁星一般的为数众多的研究论文，高句丽文化相关的专门著作非常有限，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东北工程”的结束，很多高句丽研究著作都受到严格的审查，所以高句丽文化研究著作比较有限。从考古学来考察高句丽文化起源情况的有金旭东的《高句丽文化起源的考古学考察》［2］，从艺术设计来考察高句丽艺术文化的张葛、张晓晶的《高句丽艺术设计文化研究》［3］，从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层面考察高句丽政治文化的刘炬、付百臣的《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4］、杨军的《高句丽官制研究》［5］、高福顺的《高句丽中央官制研究》［6］，等。更多的是以高句丽文化的主题的论文集，如耿铁华主编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7］、李殿福的《高句丽民族文化研究》［8］以及孙炜冉的《高句丽史杂言》［9］等。

总体文化研究，尤其是文化比较研究，如孙进己的《高句丽的起源及前高句丽文化的研究》［10］、徐栋梁的《从开国传说看高句丽文化的渊源》［11］、姜丽丽的《高句丽与夫余文化对比研究》［12］、刘洪峰的《高句丽与夫余文化关系刍议》［13］、吴珍锡的《三燕文化及其与高句丽、朝鲜半岛南部诸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14］、孙炜冉的《高句丽人口中的汉族构成小考》［15］、《“高句丽”与“高夷”之辨——高句丽名称的由来和演变》［16］和《〈三国史记〉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建国神话的文献史源》［17］等。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都认识到汉文化对于高句丽文化形成过程中充当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和影响。

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是高句丽国家发展情况和政权建设反映出的文化特点，如王绵厚的《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兼论高句丽起源和早期文化的内涵与分布》［18］，孙炜冉的相关研究《高句丽烽上王之死考辨》［19］、《高句丽文咨明王对外政策述论》［20］、《高句丽小兽林王考述》［21］、《高句丽诸王研究》［22］、《高句丽的王位继承方式及王储制度》［23］、《试析高句丽王姓从“解”到“高”的变化》［24］、《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25］，祝立业的相关研究《试析大对卢的产生及其终结》［26］、《以王权为中心的高句丽政治制度考察》［27］等。

考古文化研究，考古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大类，所以可以进一步趋于专门化的研究，如以陶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孙颢的《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28］和《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靺鞨、渤海陶器与高句丽陶器比较研究》［29］；以墓葬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赵俊杰与马健的《试论集安地区高句丽新旧墓制的过渡时段》［30］、《集安禹山两座高句丽时期积石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31］、《平壤及周边地区高句丽中期壁画墓的演变》［32］、《高句丽龟甲莲花墓、美人墓拾零》［33］、《集安禹山41号高句丽壁画墓的时代》［34］；以瓦当和遗址文化交流为研究对象的王飞峰的《高句丽丸都山城瓦当研究》［35］、《三燕高句丽考古札记》［36］、《国内城体育场地点高句丽遗址研究》［37］、《高句丽遗迹出土青瓷器研究》［38］；以弓矢文化和壁画艺术为研究对象的郑京日的《高句丽“弓矢文化”初论——以建国神话和古墓壁画中的弓矢图为中心》［39］和《玉桃里高句丽壁画墓研究》［40］等。

建筑文化研究，建筑文化是是从考古文化中单独划分出来的研究类别，研究者亦较多，成果更多，近年来较为突出的研究为朴玉顺的相关研究《集安高句丽丸都山城的筑城理念浅析》［41］、《高句丽建筑文化的现代阐释——从桓仁“五女山城”到“五女新城”》［42］、《从壁画和现有遗存看高句丽早中期建筑的造型特点》［43］。

服饰文化研究，严格意义上说，服饰研究也是从考古文化研究中单独析出的文化研究类型，当前来看，最为突出的是郑春颖的相关研究：《高句丽遗存所见服饰研究》［44］、《高句丽壁画墓所绘冠帽研究》［45］、《高句丽“折风”考》［46］、《高句丽壁画服饰的构成、族属与变迁》［47］。

音乐文化研究，王希丹的《集安高句丽音乐文化研究》［48］和《论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细腰鼓》［49］、李晓燕的《高句丽宫廷舞蹈的历史文化》［50］、田小书的《长川一号墓壁画在高句丽音乐史上的价值》［51］和《高句丽乐刍议》［52］等。就当前来看，高句丽音乐文化依靠文献研究还比较有限，大多依赖考古壁画的辅助材料予以研究。

都城文化研究，都城文化也是近些年高句丽文化研究的热点，同样由考古文化研究析分而来，当前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志刚的《高句丽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53］、祝立业的《集安地区高句丽王都文化的几个内容》［54］、孙炜冉的《高句丽“尉那岩城”考辨》［55］、朱尖的相关研究《高句丽琉璃明王迁都原因探析》［56］、《高句丽都城变迁研究》［57］等。

宗教文化研究，总体谈及儒释道思想对高句丽影响的，如耿铁华的《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58］；佛教文化对高句丽文化影响的，如李海涛的《略论高句丽的佛教及其影响》［59］，尤其是李乐营的相关研究《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60］、《佛教向高句丽传播路线的探析》［61］、《高句丽宗教信仰研究》［62］、《佛教对高句丽建筑的影响》［63］，孙炜冉的《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64］；自然崇拜思想对高句丽文化影响，如李乐营的《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对象辨析》［65］和《论高句丽的自然宗教》［66］，张碧波的《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像与中国的天文学、神话学》［67］和《高句丽萨满文化研究》［68］等。

礼俗文化与民俗文化研究，李殿福的《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69］；儒教文化对高句丽的影响，如李岩的《先秦冠制对高句丽冠帽之影响》［70］和《高句丽祭祀习俗中的儒家文化因子》［71］，刘伟的《儒家思想在高句丽王国后期的传播及影响》［72］、《中原文化影响下的高句丽婚丧习俗》［73］和《高句丽乐文化考论》［74］；专门对“游人”“游女”进行的研究，如祝立业的《浅谈高句丽的“游女”》［75］、王欣媛的《高句丽“游女”考》［76］和《高句丽“游人”考》［77］；丧葬文化研究，如孙炜冉的《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78］等。

体育文化研究，宋伟的《古墓壁画中的高句丽体育文化研究》［79］、《从古墓壁画中的骑射狩猎活动看高句丽的体育文化》［80］和《古墓壁画中的高句丽军事体育文化研究》［81］，隋东旭的《文献记载中的高句丽民族狩猎活动及其演变》［82］、《高句丽体育文化研究》［83］等。

经济文化研究，该问题涉及的人比较少，如李成与张淑华的《高句丽货币经济研究》［84］，王旭的《高句丽与中原王朝财经制度比较研究》［85］，以及孙炜冉的《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微——以鸭绿江流域经济状况为中心》［86］等。

综合来看，虽然高句丽研究在本世纪一度趋冷，许多老一辈研究者面临退休回转变研究方向的窘境，但是高句丽文化研究却依旧是高句丽研究的重要环节和热点内容，尽管研究著作还非常有限，但论文成果成绩仍旧客观。随着新生力量的崛起，已经呈现出新的研究格局和青年学者的崛起，如以考古文化研究为重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王飞峰、吉林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的赵俊杰、北华大学的孙颢、延边大学的郑京日；以服饰文化为研究重点的长春师范大学的郑春颖；以建筑文化为研究重点的沈阳建筑大学的朴玉顺；以都城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志刚；以音乐文化为研究重点的郑州大学的王希丹等，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便是以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为中心的相关研究，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经过20余年的潜心研究，业已形成以耿铁华、李乐营和孙炜冉为代表的老中青研究梯队，更是形成了一批各有专长的研究队伍，如以高句丽整体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耿铁华，高句丽宗教文化研究的李乐营，高句丽政治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孙炜冉，高句丽思想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刘伟，高句丽体育文化为代表的宋伟，高句丽音乐文化研究为代表的田小书，高句丽都城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朱尖等。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都将主导中国学界高句丽文化研究的总体方向。

尽管当前中国学界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成果相较于上个世纪的研究，呈现出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观点的研究态势，学术成果较多，但是这是基于中国学术从业者研究基数较大的前提下，总体来说，中国学界关于高句丽文化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优待提升，国家对于该研究的投入还远不如韩国。

二、日本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情况

日本是研究高句丽史的先驱，在上个世纪前半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就高句丽文化研究而言，其最初从事的便是对高句丽器物文化的著录和研究，如由朝鲜总督府主编出版的一系列朝鲜古迹调查报告和金石收录著作，《朝鲜金石总览（上、下）》（朝鲜古迹研究会，1919年）、《古迹调査报告·大正9年度（第1册）》和《古迹调査报告·大正11年度（第2册）》（朝鲜总督府，1925年）等，这里面主要是著录了整个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文化遗存情况；还有一些比较具代表性学者的著录，如池内宏的《通沟（上卷）》（日满文化协会，1938年）、池内宏与梅原末治的《通沟（下卷）》（日满文化协会，1940年），该著主要著录了今天集安地区的高句丽文化遗存情况。这些著录非常详实的记录和保存了高句丽文化遗存的原始面貌，是当前做相关研究的珍贵资料，并可以类比百年来高句丽文化遗存的保存状态和人文影响。日本对于高句丽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基本都将其纳入朝鲜史的一部分予以研究，显然这是与其侵占中国东北的扩张意图不无关系，是典型的东洋史学史观作祟。

除了对高句丽文化遗迹遗物的著录外，日本还有许多专门的高句丽文化研究论著，如稻叶君山的《朝鲜文化史研究》（雄山阁，1925年）、武井文夫的《高丽神社小记：高句丽文化与古代日本的关系——武藏野的开拓与高丽民族》（高丽神社奉斋会，1933年）、斋藤忠的《朝鲜古代文化研究》（地人书馆，1943年），这些研究大都从高句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对比研究以及交流情况为对象，大量涉及的是高句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对东亚文化的传播和促进。其中最多涉及还是高句丽的建筑文化，如关野贞的《朝鲜的建设及艺术》（岩波书店，1941年）、米田美代治的《朝鲜上古时代建筑研究》（秋田屋，1944年），这些建筑文化的研究仍是将高句丽文化视同于整个朝鲜文化之内，尽管看到高句丽建筑同百济、新罗建筑存在诸多的差异和流变，但是因其史观和政治倾向性影响，并未对高句丽文化的专属性做以区别。

二战后，一些早先的研究成果也被陆续发表出来，如梅原末治的《朝鲜古代的文化》（高桐书院，1946年）、《朝鲜古代的墓制》（座右宝刊行会，1947年）及《朝鲜古文化综鉴》（养德社，1947年）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第二册（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三册（吉川弘文馆，1963年）等，显然，这一时期的成果均是战前的延续，所以其存在的问题与战前一样，仍是将高句丽文化置于整个朝鲜文化之内予以研究。但不得不说，日本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此时走在了中国和韩国之前，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其学术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之后，日本整个国家经济开始转型，由对外扩张转为积极的国内经济建设，因此，随着老一辈研究者将战败前的成果陆续发表之后，其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整体开始萎缩。从20世纪后叶（70年代）至今，其高句丽研究已大不如20世纪中前期，但值得肯定的是，许多学者不再将高句丽混同在朝鲜史之中予以研究。就高句丽文化研究而言，基本主要集中在高句丽墓葬文化研究以及高句丽与日本文化的对比研究两个方面，代表研究有上田正昭的《高句丽和日本古代文化》（讲坛社，1987年）、武田幸男的《好太王碑和集安的壁画古坟：跃动的高句丽文化》（木耳社，1988年）、金达寿的《古代的高句丽和日本》（学生社，1988年）以及东潮和田中俊明的《高句丽的历史与遗迹》（中央公论社，1995年）等。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转型，其历史研究也都开始转向古代东亚世界的整体文化形成的研究，如李成市的《古代东亚的民族和国家》（岩波书店，1998年）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年），将高句丽文化置于整个东亚文化圈内予以研究和讨论。

日本对高句丽文化的研究论文非常浩繁，其中几位代表性的学者的相关研究举凡。白鸟库吉对高句丽制度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有《朝鲜古代王号考》（《史学杂志》7-2，1896年）、《朝鲜古代官名考》（《史学杂志》7-4，1896年）、《高句丽的名称考》（《国学院杂志》1896年第210号）等；滨田耕策对于好太王碑的相关研究（《高句丽广开土王碑碑文的研究》，《古代朝鲜与日本》，1974年；《好太王碑文的一二问题》，《历史公论》1982年第8卷第4期，等）；池内宏对于高句丽制度文化的研究（《高句丽的五族与五部》，《东洋学报》1926年第161号）；东潮和田中俊明对高句丽建筑文化的研究（《高句丽的历史和遗迹》，1995年）；还有一些是直接对高句丽文化的总体研究，如高宽敏的《高句丽与古代日本的文化》（《统一评论》1978年第159号）、冈本敬二的《高句丽的民族及文化》（《历史学研究月报》1952年第26号）、李成市的《东亚的高句丽文明位相》（《史林》2009年第34号）。日本的相关研究一直是极具代表性的，这举凡的只能是一些较为代表性的人物和论文，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总体来说，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不仅扎实详尽，并且从政治倾向性来说，也从战前的东洋史观中走出，呈现出相对客观和多面性的特点，是我们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问题重要的第三方资料。

可以说，好太王碑（日本学者普遍称广开土王碑）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因其中有被日本视为其早期曾在朝鲜半岛建有飞土“任那府”的直接证据，长期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尽管随着日本战败后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转变，其高句丽研究趋冷，但是其好太王碑研究热度不减，一些著名的历史学者都对其有过深入的研究，如早期的池内宏、松末保和、高宽敏、葛城末治，及后来的西嶋定生、滨田耕策、铃木靖民、佐伯有清、武田幸男、古畑彻、李进熙等。好太王碑研究是高句丽器物文化的代表和大宗，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是研究好太王碑中的高句丽文化的重要参证。

三、韩国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情况

韩国的高句丽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最快，当前以及形成“东北亚历史财团”（前身是高句丽研究财团）和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全面合作机制。因为对高句丽历史归属认识的差异，韩国基本是将高句丽视作其古代历史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将高句丽史当做其国史的组成予以研究，得到了从政府到民间的诸多支持，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论著。

就高句丽文化研究而言，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弗咸文化社主编的《高句丽思想、文化（1）（2）》（弗咸文化社，1995年）、李亨求等主编的《高句丽的考古文物》（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白山学会主编的《高句丽文化探索》（白山资料院，2005年）等文集，这里面集结了大量21世纪之交的韩国高句丽文化研究成果，这是因为该阶段高句丽研究财团（后来更名为东北亚历史财团）尚未建立，及至2004年，韩国为针对中国的“东北工程”建立了高句丽历史财团后，基本包括高句丽文化在内的一切高句丽研究大多由该历史财团出面集结出版，并且创办了高句丽研究的专门性刊物《高句丽研究》（后更名为《高句丽渤海研究》）。针对高句丽文化研究的个人著作也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姜淑贤与朴善姬的《高句丽文化比较研究》（高句丽历史财团，2005年）、全虎兑等的《通过古墓壁画看到的高句丽文化》（高句丽历史财团，2005年）、徐永大的《高句丽的思想和文化》（高句丽历史财团，2005年）、白种伍的《韩国的高句丽文化遗产》（西京出版社，2006年）、李在仁与朴成洙的《高句丽瓦当文化》（太学社，2009年）、中央文化财研究院的《高句丽墓葬文化》（真人出版社，2013年）以及崔梦龙与白种伍的《高句丽和中原文化》（朱流星出版社，2014年）等。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自从高句丽历史财团建立之后，加大了对高句丽历史文化的研究力度，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力较大的著作成果。尤其是以全虎兑等为代表的学者，对高句丽文化的诸多类型和表现都有极为深刻的研究，而这种青壮派学者在韩国不断涌现，表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土壤和巨大的社会支持度。从高句丽文化研究的情况来看，韩国学界的学术梯队较为科学和稳健。

从一定程度来看，韩国接力了二战之后日本的高句丽文化研究。尽管中国学界也有大量研究成果，但相较于韩国以国史视之所投入的精力和重视程度，韩国在高句丽文化诸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末至今以来，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韩国对高句丽文化的研究更为痴迷和执着。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由于韩国国内涌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噪，使得政府和民间组织都举最大能力予以支持相关研究，其人才梯队和研究机构都非常完善。仅本世纪以来韩国的高句丽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举凡。

高句丽墓葬文化，有俞泰勇《高句丽领域内的支石墓文化》（《高句丽研究》2002年第13辑）、李南奭《高句丽和百济的古墓文化》（《高句丽研究》2005年第20辑）；高句丽建筑文化，有徐廷昊《高句丽和百济的建筑文化》（《高句丽研究》2005年第20辑）；高句丽的服饰文化，有朴仙姬《通过壁画看高句丽的衣着文化——以中国及北方地域的比较为中心》（《高句丽研究》2004年第17辑）；高句丽音乐文化，有李晋源《通过壁画看高句丽的音乐和乐器——有关高句丽音乐文化的再讨论》（《高句丽研究》2004年第17辑）；高句丽居住、生活文化，有徐延昊《通过壁画看高句丽的住居文化》（《高句丽研究》2004年第17辑）、金容文《壁画中体现的高句丽发饰和化妆文化》（《高句丽研究》2004年第17辑）、郑东璨等《通过壁画中看高句丽的出行文化》（《高句丽研究》2004年第17辑）；高句丽饮食文化，有朴瑜美《高句丽肉类饮食文化的实质和样式》（《古朝鲜檀君学》2015年第33号；高句丽体育、游艺文化，有全美善《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游戏文化》（《韩国古代史研究》2006年第43号）；高句丽科技文化，有金一权《高句丽的天文文化及其历史继承——以高丽时期的陵墓天文图和壁画墓地为中心》（《高句丽研究》2006年第23辑）和《高句丽壁画中的科技文化随想》（《精神文化研究》2012年第35号）；高句丽思想文化，有许仙瑛《高句丽金铜佛像铭文——以辛卯铭金铜三尊佛像光背铭文为中心》（《文化史学》2014年第41号）；高句丽金石文化，有姜振源《高句丽石碑文化的展开与变迁——以碑形为中心》（《历史与现实》2017年第103号）；高句丽总体文化交流的研究，有郑好燮《高句丽的特殊性和南北文化交流》（《古文化》2006年第68号）、朴雅林《高句丽壁画的北方文化要素》（《东北亚历史论丛》2008年第22号）、李明仁《高句丽广开土王时期和慕容鲜卑的关系和文化交流》（《韩国古代史研究》2012年第67辑）；韩国学界另一项大宗就是论述渤海文化对于高句丽文化的基础关系的研究，有林相先《渤海“东京”地区的高句丽文化要素》（《高句丽研究》2006年第25辑）、尹载云《渤海继承了高句丽文化》（《高句丽研究》2007年第26辑）。这些高句丽文化成果还只是韩国学界高句丽研究的冰山一角，从列举情况可以看出，其高句丽文化研究专业划分较细，研究视角极为全面，渗透到了高句丽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其有专门的研究阵地和平台，可以在非常高的学术平台发表其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可比拟的。

因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支持，高句丽历史文化从业者较多，这便造成了其成果显著者亦较多，就高句丽文化研究而言，韩国学界便形成了李丙焘、卢泰敦、余昊奎、金贤淑及朴纯弘、金秀镇等老中青学者学术梯队和学术代表，而其中又以全虎兑为高句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其发表了大量有关高句丽文化研究的论文，涉及了高句丽文化的诸多方面，如《5世纪平壤周边古墓壁画中反映的高句丽文化的正统性》（《高句丽研究》2004年第18辑）、《四至五世纪的高句丽壁画墓和东亚文化》（《高句丽研究》2005年第21辑）、《高句丽生活文化研究论》（《历史与现实》2012年第83号）、《高句丽的音乐和游戏文化》（《历史和境界》2013年第88卷）、《高句丽的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2013年第89号）、《高句丽的建筑和居住文化》（《白山学报》2013年第97辑）、《高句丽服饰文化研究论》（《韩国史研究》2015年第170号）、《高句丽人的火葬及葬身具》（《历史文化研究》2015年第55辑）和《高句丽与慕容鲜卑、三燕的古墓文化》（《东北亚历史论丛》2017年第57号）等。从全虎兑的研究成果来看，韩国对高句丽文化的研究非常系统和全面，并且研究视野和研究方面也较为先进，一些考古手段和对比研究亦走在高句丽研究的前列。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其研究特点是要彰显高句丽文化的独特性，希望将高句丽文化剥离出受中原文化影响历史事实，极力主张其与朝鲜半岛文化的相同性和向通性。

可以看出，韩国是20世纪中叶，接力了日本的高句丽研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本世纪开始，以中国“东北工程”为节点，韩国学界的研究不断走向了深入。而且还可以看出，韩国的高句丽研究有着固定而持续的研究阵地《高句丽渤海研究》（前身是《高句丽研究》），成为韩国学界研究和发表高句丽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

四、朝鲜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情况

朝鲜是一个资讯不甚开放的国家，因此，其研究讯息也相对封闭，对其研究情况的掌握相对滞后。当前来看，反映朝鲜“高句丽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朱荣宪的《高句丽文化》（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编《高句丽的文化》（吕南喆、金洪圭译注，同朋社，1982年）、金日成综合大学编《五世纪的高句丽文化》（吕南喆、金洪圭译注，雄山阁，1985年）、孙永钟的《高句丽史》三卷本（三卷均由朝鲜科学百科词典综合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分别为：第一卷，1990年；第二卷，1997年；第三卷，1999年）以及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编的以高句丽考古文化为主的《高句丽文化》（民族文化，1995年）和《朝鲜文化遗迹发掘概报》（包艳玲译，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这些著作是朝鲜学界非常典型的高句丽文化研究成果。

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是朝鲜学界最为关注的高句丽文化研究，其中涉及器物文化的成果主要是蔡熙国对于高句丽平壤城建设的相关研究（《平壤附近的高句丽时期遗迹》，《文化遗产》1957年第5期；《关于平壤城（长安城）的筑城过程》，《考古民俗》1964年第3期；等）和崔羲林对平壤城的相关研究（《修筑平壤城的年代和规模》，《考古民俗》1967年第2期；《高句丽平壤城的城墙修筑形式和附属设施的布局》，《考古民族》1967年第3期；《高句丽平壤城（上）（下）》，《朝鲜学术通讯（16-1、2、3、4）》1980年）等。制度文化成果，代表论文有孙永钟关于高句丽五部制度文化的研究《高句丽的五部》（《历史科学》1984年第4期）、李胜赫关于高句丽行政制度文化的系列研究，《关于高句丽的莫离支》（《历史科学》1985年第1期）、《关于高句丽的“大加”与“小加”》（《历史科学》1986年第2期）、《关于高句丽的州、郡、县》（《历史科学》1987年第1期）等。可以看出，朝鲜的高句丽文化研究仍旧比较传统，还停留在考古发掘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上。

就研究手段和研究视野来看，朝鲜的研究远无法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相比较，其在文化研究中还深受民族主义和政治政策的影响，这一点与韩国学界又略有差别，韩国学界虽然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但其社会较为开放，多种学说并立，而且存在讲坛史学派与非讲坛史学派的争论和抗争，其研究手段和视野也相对先进。而朝鲜学界则在很多研究中更类似韩国非讲坛史学派的研究手法，许多研究都脱离史料分析和正常的史学研究方法，对于高句丽文化乃至高句丽史学的整体发展没有大的促进。但朝鲜自身却有着一些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如遍布其国境内的高句丽文化遗迹和出土文物，这样器物研究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希冀以后可以就此展开多方面的合作，以促进高句丽器物文化方面的研究。

五、“高句丽文化”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高句丽文化研究是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的重要环节，在很长的时间段内都将是高句丽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热点问题。就当前的高句丽文化研究趋势而言，我们学界需要注意以下的研究特点：

首先，是高句丽文化的自身特点，即独特性。这是任何一个区域和民族自身区别与周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显著特征，高句丽民族亦不例外。经过系列的研究，我们要全面掌握和揭示高句丽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特点。

其次，是高句丽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特点，即关联性。高句丽文化究其本源，仍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与已经消失的鲜卑文化、契丹文化一样，对中国北方，尤其是中国东北的文化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表面上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其实质却是流散在了中华文明之中。其产生之初便受中原文化影响，二者关系紧密。

再次，是高句丽文化与周围国族文化的互动交流，即互动性。高句丽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最重，但也吸收也影响了周围其他国族的文化发展，从高句丽文化的交融情况，可以窥见彼时东亚世界的文化交流。

最后，是高句丽文化同新罗、百济朝鲜半岛文化的差异，即差别性。高句丽与新罗、百济都活跃于朝鲜半岛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之中，相关间必然有一定的相通和相似，但从实质来看，其差别性要远远大于相似性，这种文化差异反应了三者之间存在极大的文化鸿沟，更证明了高句丽民族与新罗民族的异根异源乃至异流。

从世界高句丽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高句丽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手法和视角的深入化和科学化的特征。日本的研究因为国家发展方向的转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引领状态，退变成20世纪中后期21世纪初的参与状态；朝鲜的研究则越发区域僵化和受意识形态影响严重，这就造成了中国和韩国成为当前和未来高句丽研究的主要两个阵营。相较于韩国倾全国之力，对高句丽文化作以整体化、系统化和深入化研究，中国的高句丽文化研究还仅仅局限在东北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关注的视角都相对薄弱，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提升，只有解放思想，加大与韩方的学术交流，才能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研究视野和发现不足之处，更好地为高句丽问题相关研究服务，提升学术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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