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月兰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不断扩大的物质基础上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模式，这个过程始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最终目标指向共产主义实践。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看，世界历史进程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不断获得自由的历史。近代中华民族在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经历了系列的探索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世界历史模式选择。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并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2013年，习近平在面对全球治理问题时，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各重要场合展开论述，得到国际理解和认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上更加成熟，作为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时代前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最新范式，是全球化背景下对西方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批判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世界历史背景

理论意义上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背景。全面认知中国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关系，辩证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直面的理论问题。

1.理论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时，创造性地发现了唯物史观，提供了人类研究时代变革和全球问题的基本范式。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便是“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2］23，这种“理性”精神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把黑格尔的历史观打上了唯心主义烙印，也成为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劳动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历史发展进程；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类历史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可见，历史发展的进程，便是劳动生产和生产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伴随着这一发展趋势，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走向全球化、世界化。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方略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历史实践背景

“全球化”既是21世纪国际环境的首要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的实践起点。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因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庞大的人口总量创造了世界领先的文明形态。美国学者指出：“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更优越”［4］。与这种文明形态相对应的生产方式是封闭的，随着工业革命引发的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中国历史被动地走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世界历史阶段。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6］，是处于深刻参与世界历史发展并承担发展模式规划的大国责任时代。习近平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文学家狄更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论断“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进一步强调“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5］14”。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使人类的生活联系日益密切，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目标初见端倪；全球性危机不断凸显，资源、环境、文化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世界历史发展的二重性一方面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紧迫性。作为世界性大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使我们有自信对已经呈现出弊端的西方世界历史发展理论进行深刻批判，对世界历史发展模式的构建承担更大的责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

西方国家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推进者，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历史构建了基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始于资本主义时代。十月革命后，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苏维埃政权宣告了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整个20世纪，便是这两种世界历史的竞争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共同危机进行了深刻解读并且影响深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致力于世界危机的解决，对现代西方影响较大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发展。

1.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批判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民族、国家会形成特定的价值观作为其展开历史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用来评价历史实践活动，这种评价会形成社会历史评价上的“中心论”。因而社会发展水平处在领先地位的民族国家便会自觉地处在社会历史的“中心”。进入近代后，西方文明通过扩张和掠夺的方式开始了世界历史进程，“西方文明中心论”便成为这种侵略的道德外衣。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取得的巨大的物质生产上的领先使全球在被动的状态下融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伴随着文明上的优越感，开启了完全化的世界历史时代。黑格尔的历史观便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这种世界历史理论一方面使处在中心地位的文明形态会带着优越感去限制边缘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当边缘文明获得快速发展时会引发中心文明的恐慌。在历史上从对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屠杀和奴役到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清洗，都是这种文明中心论的产物。现代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便是“欧洲中心论”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的表现。马克思对这种文明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构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506。这样，世界历史的文明进程从狭隘的“欧洲中心”转向了整个人类社会。大国的兴衰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表现，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上，自然不会对文明的此消彼长忧心忡忡。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否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具有差异的各种模式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发展都凝固冻结，停滞不前了”［4］64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类”概念，彰显了一种人的自我理解的崭新思想视野和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类思维”，“类思维”是对“物种思维”的超越，而后者正是造成人与人的分裂并瓦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源［6］。

2.对历史终结论的历史批判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理论，因其崭新的提法和苏东社会主义的破产在西方广受推崇。福山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历史的最终归宿从而在理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其理论武器依然是殖民掠夺和资本扩张时期的“民主”和“人权”，把社会主义制度在苏东的没落原因归结于此。今天世界历史的发展，深刻而复杂，首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预想那样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取得成功；其次，帝国主义也没有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预测的那样作为“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7］105。正是因为现实和理论的差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实践探索时全面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审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的共存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72。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制度成为了不断融合交汇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首先否定了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论断，在资本不断扩张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浪潮下，资本主义世界正凭借其历史上积累的资本、管理、技术上的优势，对落后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资本增殖，通过传统的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转化“文明”地占有不发达国家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经济危机的转化，营造出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也需要通过融入世界历史实现物质条件的积累。这种发展模式依然契合马克思的论述：“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9］33。其次，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全面深刻分析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与矛盾，在“人类”的立场尊重民族国家间的差异，探索出全新的人类发展的世界历史模式。

3.对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批判

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中提出时间较晚，在发展传承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在苏东巨变后，冷战时代随之结束，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时代基本结束，以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认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可以终结，世界历史可以进入世界民主化的构建时代。这一时期，主要的矛盾来自于文明的冲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因为强调文明间的共处来避免暴力冲突使文明冲突论具有表面上的迷惑性，但关于如何避免文明间的冲突重要的解决模式便是国际秩序的构建，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一种美化和粉饰。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需要客观上强大的物质因素，主观上制度政策的输出，现代化民主文明的美国政府恰好是这一国际责任的担当。另外，这一理论明显地把中国也就是儒家文化的崛起看作是世界文明的威胁。前文中提到，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文明首先是在理论上可以共处的；另外，从具体的世界历史发展角度，文明的崛起不会必然伴随着冲突和战争。历史传统上，西方民族国家发展出现的文明崛起和更替总是伴随着战争，这一发展模式也使文明冲突论的追随者同样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中华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便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答：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当前的理想目标，实现指日可待，中华文明必须要在世界历史发展上实现复兴；另一方面，不管是从历史发展上还是社会主义现实要求上，中华文明始终用“仁和”的理念面对其他文明并实现共存以解决全球性的危机，自然不会存在文明冲突的困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髓，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上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境界。

1.和平的发展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和平的发展模式处理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构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战争扩张鲜明区别，这既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中国现阶段对自身社会发展形态的自信与自觉。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绝大部分处在领先地位，却没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走向殖民扩张和资本掠夺的发展道路。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强调应该以文化上的教化实现和平的民族融合，“仁爱”是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即使是以打仗闻名于世的兵家思想，也强调“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这和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大规模的杀戮形成鲜明对比。孙子与西方战略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西方通过打胜仗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10］79中国在即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理念，便是中国历史传承在国际舞台的重要表现。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积累。近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便自觉融入社会主义世界历史领域，用自身的革命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下对国际环境进行精准把握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在和平的环境下与世界各国加强经济合作，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近代西方通过血腥的殖民扩张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种思维模式限定了其对后发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社会主义中国没有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实现原始积累，也没有通过建立一个资本剥削制度来实现社会发展，并通过自身的发展经验为其他落后国家提供历史发展的模型和样本，用自身的发展成果来拓展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对世界历史理论和平发展的理念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布六十周年的大会上指出，和平成为关系世界历史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一些国家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时，和平变成了道义上的必需品了，任何政府都不能逃避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责任”［11］90。

2.共享共赢的发展模式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文明的崛起以及崛起后带来世界冲突，成为西方各种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现实土壤。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思想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去面对各种文明形态，在正确认知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基础上探求合作发展，共享共赢的世界历史模式。

首先，两种社会制度共存是当前世界历史基本模式，在社会生产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物质积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国内需求刺激生产发展速度慢，无法与国际领域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接轨，这从根本上不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开放性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在进入垄断阶段后，其经济危机的全球化影响不断加剧，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思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基本范式。其次，共享共赢是解决现实困境的有效途径。在后发国家中，尤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对抗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后面临着一方面要吸收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来奠定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孕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发展条件决定的。面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包容性地审视各种文明形态甚至意识形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立场。

3.科学全面的发展内容

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便是合作对话代替冲突对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将变成世界历史中政治冲突的核心，9·11事件及由此引发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证明这个预言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安，世界历史面临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新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以“类”思维的模式考量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发展内容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而更具有科学性。

首先，发展内容更全面。近代西方国家在主导世界历史进程时，以物质文化优越感去塑造世界，这种粗暴的世界历史进程需要军事政治上的结盟进行巩固，在传统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全球化的过程总是通过军事政治结盟来进行西方中心的维系。随着世界历史纵深发展，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化和文明的对立已经体现出种种弊端，环境、生态、资源，甚至是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全球性危机靠军事政治结盟已经无法解决。2017年12月，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上习近平倡导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内容上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更加全面科学。

其次，发展方式更科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内容进行思考的结果，克服了传统价值理念的弊端。西方学者在思考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时，思考的角度多样化：19世纪初期，英国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考查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马尔萨斯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考查经济增长与资源的周期性矛盾。现代西方学者更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阐释人与自然的矛盾，抨击消费主义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认知全球性问题，通过“和谐发展”的理念来解决人口和资源环境的矛盾；通过“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来解决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文明冲突矛盾，这种解决危机的方式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较之传统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更加科学。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最高社会理想的实践追求，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

1.中国大国责任的世界表现

在传统世界历史理论实践中，西方国家依靠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主导国际秩序构建。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处在边缘化的位置，经过中华民族对复兴之路的探索实践，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作为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庞大的人口总量带来的巨大的市场，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建国60多年来，“参加了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组织和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签署了300多项国际条约、协定和议定书”［10］59。作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探索，对欠发达国家技术和经济上的支持，与发达国家的共享共赢的发展方式，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同时赢得了国际尊重，进一步探索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理想追求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

2.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论断，当今世界呈现出两种世界历史模式共存的发展形态。资本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的逻辑矛盾：“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3］393-394。进入到21世纪初期，全球性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问题超出了国界，并把资本扩张的弊端以世界金融危机的方式呈现。客观上来看，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影响，共求危机的解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共享共赢世界历史发展模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举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进行了实践上的丰富和发展，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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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EB/OL］.（2017-12-02）［2018-01-23］.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681332?is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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