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博

[摘要]《孝经》是承载中国儒家和孝道的经典，其译本不少。裨治文作为晚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英译《孝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但因其译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译介目的等原因，裨治文的英译版《孝经》尚有诸多值得深究的细节问题。

[关键词]《孝经》；裨治文；英译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72

[文章编号]

1671-5918（ 2017） 14- 0192- 03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 言

篇幅不足两千字的《孝经》，文字晓白，通俗易懂，对两汉以来的古代中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既可入儒家十三经之一，又可为孩童启蒙所用。其中所宣扬的孝道，不仅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家庭伦理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为封建宗法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发挥了教化作用。全书共18章，它是学者解读中国传统“孝”文化、梳理儒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孝经》的译本不少，笔者拟从其较早期的英译人手，着重研究《孝经》在19世纪初的对外译介和传播，以《中国丛报》（Chiriese Repository）上裨治文（E.C，Bridgmari）发表的译文为例，探究其翻译活动。

一、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也是美国认识并研究中国的先驱。1801年4月22日他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贝尔切敦，父母是虔诚的信徒，因自小受家庭宗教氛围的影响，裨治文在11岁便阪依基督教。1826年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又入安多弗神学院深造。1830年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派遣抵达广州，在那里进行了大部分的传教活动，同时创办了当时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之一《中国丛报》。1847年后居上海，继续从事各项工作。1861年于上海去世。

《中国丛报》在办刊20年间（1832 - 1851），共刊出20卷，对中国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报导，内容广泛，影响深远，“成为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向海外宣传中国的重要阵地”，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法律、政治、地理、气象、科学等各个层面，“是當时西方学者研究汉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它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之一，是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孝经》这部中国蒙学典籍、儒学经典之作正是裨治文通《中国丛报》将其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为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译介的目的与主要内容

裨治文来华的首要目的自然是传教，但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没有改变，直接传教受到诸多限制。在此情况下，1832年裨治文在马礼逊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丛报》，并以此为阵地用英语大量向西方译介中国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作为《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还亲自译介了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学》等在内的诸多中国蒙学典籍，其中对《孝经》的译介，在英语世界实有开创之功。目前学者研究的《孝经》英译本主要有六种，除了裨治文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译介文章外，还有1879年英国传教士李雅各在《中国经典》第7卷中的译本；1908年华人汉学家程艾凡的译本；1993年中国学者刘瑞祥、林之鹤的译本；2009年罗思文、安乐哲的译本；2010年顾丹柯的译本。研究裨氏的英译本，可更好地解读后续的译介和“东学西传”的意义。

裨治文译介的《孝经》于1835年12月发表在《中国丛报》第4卷第8期上，译名为Heaou King，or Filial Duty。他译介的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孝经》成书的历史背景、参考的版本、主要的宗旨等。第二部分是对《孝经》所有十八章内容的译文。最后一部分阐释了部分文化内涵知识，如“先王（ the ancient kings）”、“三才（three pow-ers）”以及第九章的“天（Heaven）”和“上帝（the SupremeRuler）”关系，但篇幅极短，寥寥数语，极为简略。整篇译介文章受限于报纸的篇幅，只有对正文内容的翻译，基本没有注释，正如他自己在最后一部分所说：“在《孝经》的某些部分我们想加一些注解，但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好省掉注释。建议读者参考中文原著，那里有整本书的详细解说和注释。”

三、译介的特点与问题

裨治文的整个译文在意义上基本忠实原文，语言基本通顺流畅，文风平白简易，句式简单，注释极少。然而，在19世纪初期，由于中西交流闭塞，历史环境的局限加上他自身汉语语言水平有限，对中国传统文化欠缺了解等原因，译文还是存在误读之处，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负载词和古汉语的理解有部分偏颇不当之处。

（一）文化负载词的“以西释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词看似简单，实则承载了深刻的文化寓意。译者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储备，就很容易误读或忽略这些内涵，从而造成文化信息传递缺失。比如，在《孝经》的第一章《开宗明义章》中，

原文：曾子避席日“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译文：Tsang Tsan， risirig frOm his seat， replied，“Destitute as I am of discernment， how can I understand the subject？"

原文中的“避席”是古代的一种礼节，古人以前习惯席地而坐（中国在宋代以后才普及使用椅子），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和自己的谦逊，都要离开坐席而伏于地。其中的“席”意为“铺在地上的草席”，文中指“自己的座位”。译文为“rising from his seat”，表面上意思清楚，无可厚非。但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针对英语读者，为了让他们更直接全面地了解熟悉中国文化。把“避席”简单意译为“rising from his seat”，并且未附加任何注释的做法，虽然在表达上能使读者一目了然，实则轻视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定是不恰当的。endprint

（二）专有名词的“以偏概全”

《孝经》短小精悍，字字珠玑，小到“庶人之孝”，大至“天子之孝”，一一论述，影响深远。其中当然不乏古文的专用或专有词语，对于传教士身份的裨治文而言，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大多采取顺应英语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以致原文意义传达不对等或不完整。

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在裨治文的译文中分别译为“the son of heaven”、“nobles”、“mm-isters”、“scholars”、“the people”。这样翻译，英语读者固然一目了然，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和深究。“天子”本指统治天下的帝王，译为“the son of heaven”字面上无误，但“heav-en”一词带有宗教色彩，“天堂之子”会给英语读者造成是某种“神”的误解，这与中文中的“天子”在概念上其实并不对等，且对理解后文提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官位等级关系也毫无裨益。同样的，“士”属于国家的低级官员，地位介于卿大夫和庶人之间，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識分子的统称。裨治文将其译为“scholars”（知识分子阶层），只译出其后来的用法，偏离了原文所指时代，实则以今译古，用词不够精确考究。

（三）句意表达的“粗枝大叶”

《孝经》的表达通常言简意赅，句意丰富。古汉语词汇常有一词多用或一词多义的现象，需要在具体语境中理解才会得出正确合适的诠释。但在19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可获取的文献相对较少，再加上译者本身汉语功底不深，对《孝经》中某些句意的解读不恰当，理解有偏差。例如，

原文：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乐，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孝子在父母去世时，以哭声来表达自己极度悲痛的心情，哭声不要拖有尾声，绵延曲折，举止动作没有了往日的端正礼仪。）

译文：At the death of parents， f'ilial sons will nor mourn to excess； in the ritual observances they will not be extravagant； nor too precise in the use（）f language； thev will not be pleased with elegant dress， nor enchanted with sounds of music， nor de- lighted with the flavor of delicate food. Suc：h is the nature of grief.

“孝”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体现在父母在世时，在双亲去世时，孝子的悲痛哀伤之情便表现在“哭”、“礼”、“言”、“服”等方面。“哭不偯”是指哭声不要拖有尾声，绵延曲折，而“nor mourn to excess”回译为“不要哀伤过度”，这与原文明显出入较大，且会误导英语读者。裨治文这样一言蔽之的译法，有他说的“限于报纸篇幅”的原因，也有敷衍了事之嫌。

在句式表达上，裨治文的翻译也存在一些不甚精确之处，比如，

原文：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五刑章第十一》）

译文：When ministers exercise control over the monarch， then there is nosupremacy； when the maxims of the sages are set aside， then the law is abrogated； and so those who disregardfilial duty， are as though they had no parents.

译文在意义表达上无可非议，在文体上，前两句译者也尽量对照中文的工整句式，但最后一句却译得略显随意，句式也与前两句不一样，在还原原文的古韵上差强人意。

结语

19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裨治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学西传”方面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裨治文对《孝经》进行英译的时期，中西交流尚且闭塞，再加上裨本身汉语语言功底不足，翻译时过多倾向英语习惯等原因，整个译介文章虽整体通俗易懂，但在细节处理上尚存“以偏概全”、“粗枝大叶”的问题，这也是后续中西译者逐渐重视并改进的方面。《孝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其深远影响是值得西方汉学家探索和研究的。裨治文的译介版本对中国“孝”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在《孝经》的对外译介与传播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仇华飞.裨治文与《中国丛报》[J].历史档案，2006（ 3）.

[2]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J].史学月刊，2000（1）.

[3]曾春莲，张红霞.裨治文、理雅各《孝经》英译比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S1）：191 - 19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