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嘉毅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总书记的嘱托必须要牢记,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没有变,只是发展环境与发展方式发生了变化。与长江经济带同属中国区域经济版图重要组成部分的粤港澳大湾区,从概念提出至今,一直是政府、学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大湾区建设的初心,恰好体现了国家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在兼顾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多样性的基础上,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大湾区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如何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大湾区变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典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湾区未来应当做一个表率。

一、全面认识新发展理念与大湾区的关系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强调的那样：“这些原理的实际使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没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所谓标准答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未来发展新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创新。这五大发展理念从五个维度分别聚焦了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性和鲜明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大湾区建设不同于雄安新区,它是对存量资源的优化与创新实验,牵涉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跨境整合是最重要的特征,这一点也不同于国际三大湾区。既然“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新概念,社会各界自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路文人雅士纷纷出谋献策。但是大湾区规划究竟如何,目前还没有一锤定音。不过从国家新发展理念的精神意涵来看,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湾区未来的发展脉络,宁可主动把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长远发展的问题。本文接下来将从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展开论述：（1）紧抓科技创新的牛鼻子,走创新驱动道路；（2）协调发展是关键,不可片面偏袒某一方的利益；（3）生态利益不可弃,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湾区；（4）内外联动增强发展活力,全面深化粤港澳合作；（5）发展成果共享,确保大湾区公平正义。

二、紧抓科技创新的牛鼻子,走创新驱动道路

新发展理念,创新摆在第一位。中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事件仍在发酵,董事长殷一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兴通讯或因此进入休克状态”。不久,深圳另一家科技公司华为也传出遭遇“毒手”,恐成为下一个被制裁的对象。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美国可以对中国的通讯巨头频频发难？“中国芯”究竟痛在哪里？一位中兴员工或许道出了真相：“生产技术是美国的,设计软件也是美国的,微软、安卓的操作系统也都是美国的,美国不提供这些就什么都做不了”。确实,没有此次中兴事件,或许我们还不知道彼此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无疑给我们燥热的头脑浇了一盆冷水,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这已经不是简单一个芯片的问题,而是全产业链被人家掐住了脖子。“芯痛”不如行动,“缺芯少魂”不能够再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指出：“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自立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珠三角是中国创新气氛最活跃的地区,制造业根基深厚,深圳的科创基因如同圣荷塞的硅谷,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教科研实力,广州一流的商贸物流业、穗深港的经贸科技优势完全可以与周边腹地制造业互补互通,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快速产业化,推动形成新技术、新产品交替上升、双向发展的湾区产业发展格局。当前,世界一流湾区正在发生“双转型”,即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单一大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无论从国际湾区发展经验还是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机遇来看,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都应该是大湾区建设的重点与核心。事实上,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从来不缺资金、人才、市场和政策,缺的只是信心。只要国人认同中国科技、中国制造,依托中国广泛的市场基础,就没有牵不动的牛鼻子。创新驱动是大湾区未来一定要走的路,这是挑战也是使命。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也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靠自己。

三、协调发展是关键,不可片面偏袒某一方的利益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既是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也是大湾区的阶段性特征。从广东全省来看,广东已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其中珠三角经济过于发达,粤西台地和粤北山区却相对落后；另外,从大湾区内部来看,穗深港三强鼎立,其余各城市仍面临较大的追赶压力。由于城市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不充分、体制机制不健全,在虹吸效应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圈内经济发展差异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某些地区发展滞后会对大湾区一体化和整体发展形成制约,稍有不慎,大湾区的美好蓝图就有破功的危险。国际经验表明,区域合作需要各主体放下个体利益而达成共同接受的地区利益,但这种放下不是放弃更不是牺牲,其本质在于“统筹兼顾、协同配合、均衡发展、实现共赢”,没有共赢的任何区域规划终不过是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协调,协调发展要解决的是不同系统之间、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防止任何一个系统或子系统发展滞后形成短板。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应广泛征询和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审慎决策,决不可片面偏袒某一方的利益或者忽视某一方的发展。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笔者赞同唐杰教授提出的大湾区“一核一轴一带五圈”的构想,即以穗深港为核心、珠江为轴、沿海为带的“T”字型空间结构,建设湛茂阳城市圈、澳珠中江城市圈、港深莞惠城市圈、广佛肇城市圈和潮汕城市圈五大都市圈；也同意张赞贤教授提出的重构政府决策、公众参与、政策研究三个机制的观点,充分考虑并尊重大湾区各方的利益。专家学者的建议为大湾区走向协调发展提供了方向,穗深港应充当大湾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和深港合作区为发动机,以港深莞城市圈和广佛肇城市圈为核心,带动珠江东西两岸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通过优化产业分工布局体系,构建区域人才交流平台、加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推进区域协同开放、加快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等方式由点到面加强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分工协作,利用要素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二、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共同发展,增强大湾区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强化薄弱区域、薄弱领域、薄弱环节,形成湾区平衡发展结构,增强发展后劲,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同时,要注意到大湾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也要透过精准扶贫等方式实现湾区与粤北、粤西等欠发达地区的协调互通,避免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恶化。

四、生态利益不可弃,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湾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珠三角人口稠密,开发强度大,人地关系极为紧张。如果目光短浅,一味追求财富效应,无视生态效应,必将后患无穷。纵观三大国际湾区,普遍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以此建设高品质、优质的生活圈。有研究认为,环境恶化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经济发展反而会逐步改善,呈现“倒U型”态势,也就是环境的Kuznets曲线。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是有缺陷的,它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环境利益的基础上,或者是以某一区域在工业化某个阶段为前提条件,从长期、全局、综合状态来看,生态环境“先开发、先污染,后治理、后改善”这一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对经济利益过分“偏爱”导致“高成本、高污染、低品质”的生活环境在大湾区工业化初期或许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这种“短、平、快”的思维方式在后工业化时期却是大问题,以牺牲生态环境、生活品质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注定不具有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长江经济带时最关心的就是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多次指出“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环境保护不应该是发展的包袱,绿色发展解决的是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问题,形成自然系统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循环。未来的大湾区应坚持走绿色GDP道路,不能回避躲闪环境问题,要有环境担当意识,决不能光拉车不看路。笔者谏言,开发“高可达、高品质、低成本”的优美宜居宜业外围区域应成为大湾区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美国101创新走廊、东莞松山湖的成功也印证了“高可达、高品质、低成本”是完全可行的发展模式。大湾区应打破现有的公共服务配置方式,大力完善公共交通网络,瞄准近中心区、生态宜人的周边区域,为企业、人才提供便利、品质、低成本的新的优良场所,通过营造独特而有魅力的外围公共空间来引领湾区新一轮创新要素聚集。城郊化发展不仅能缓解中心城市不堪重负的资源压力,又能有效带动外围区域、环湾地区共同发展,但一定要先立下生态规矩,切不可重蹈覆辙。

五、内外联动增强发展活力,全面深化粤港澳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横空出世,“湾区”迅速成为热词。有许多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大湾区”三个字上,认为珠三角从“地区”变成“湾区”,一字之差,内涵意境大不相同。过去珠三角主要是对内辐射,带动内地发展,而湾区更强调对外链接、放眼全球。这种解读似乎有些过度,笔者认为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粤港澳”上面。大湾区的特殊性在于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连、文化同源,是一个跨制度的区域,它的历史是一部汉越文化及中西文化长期交融发展的历史。30多年前的经济特区,深圳与香港、珠海与澳门,开启了粤港澳合作的蜜月期；2003年CEPA签署,标志着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2017年,在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了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凸显出大湾区在祖国统一、“一国两制”与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粤港澳合作是这个区域30多年来最重要的发展机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桥头堡和试验田。随着中国内地市场的不断开放,粤港澳之间的比较优势或许产生了新的变化,但丝毫改变不了粤港澳合作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全局意义。开放发展解决的是国内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通过内外联动增强发展活力。港澳是湾区窗口、对外的“超级联络人”,拓展与深化粤港澳三地合作关系,把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非凡,要从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的平衡中把粤港澳合作提升到全新的水平和高度,巩固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角色与地位。未来的大湾区发展,无论是机制、路径亦或挑战,粤港澳合作一定会是焦点,只能强化不会减弱。

六、发展成果共享,确保大湾区公平正义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明了发展的价值取向。未来的大湾区不仅要在经济上成为全球一流的湾区,更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与京津冀和长三角不同,大湾区内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差异较大,一线城市穗深港实力超强,莞佛中亦属于较发达二线城市,但也有肇庆、惠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如何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公平参与到大湾区发展进程中,不让一部分人的“获得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失落感”甚至“被剥夺感”的基础上,能够彼此互惠互利,关系到大湾区建设成败兴衰,也是大湾区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保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助力大湾区走向共享发展之路。具体包括：

（一）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建设

湾区建设牵涉到跨政府与跨行政边界协同合作,需要透过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统筹协调。可以组建大湾区公共事务委员会、智库、行业协会、NGO等社会组织反映不同行业、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发展诉求,让有关各方都能平等地参与到湾区建设中,公平享受湾区的公共服务资源。

（二）探索大湾区“人才绿卡”制度,从“抢人才”转变为“共享人才”

一流的湾区建设需要一流的人才,但人才不能够被发达城市“独享”,而应由各方“共享”。粤港澳三地政府可共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绿卡”制度,持卡人可在“9+2”城市间享有本地居民同等乃至特殊待遇,畅通人才流动渠道,进一步塑造大湾区一体化形象。

（三）实现大湾区内教育的国民待遇

教育是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也最能体现各地资源配置差距,推动大湾区教育均等化、一体化,实现湾区内教育国民待遇,使随迁子女有权利享受当地的义务教育或免费教育,尤其是跨境儿童就学的问题,优质便利的教育资源不应成为“本地人”的特权。

（四）衔接多种养老保险体制,让大湾区居民在各地工作、生活无后顾之忧

虽然“一国两制”的大湾区,短期内难以做到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统一,但是可以通过政策、技术使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相互连接,及时转移资金,使大湾区居民不管工作、生活在湾区内哪个地区,都能方便享受到原地区社会保障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未来的大湾区要在要素有序流动、自由进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的全面衔接。

七、结束语

2017年,大湾区的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人民币,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穗深港三座城市的GDP均超过2万亿人民币。除了香港,其余十个城市中有九个城市的经济增速都保持在7%以上,大湾区有望在2020年前后赶超东京湾区成为四大湾区经济总量之首。但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大湾区科技创新质量与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能力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另外,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十分突出,空间发展差异大,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粤港澳合作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共享性不够、受益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大湾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目标的实现。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谈话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新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发展导向,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也为大湾区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践路径,人们对未来的大湾区充满憧憬、想象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