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玉 洋

(泰山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肥城藏书家、文史学者李武刚在工作之余编著的《泰山宗谱叙录》，是泰山地区的第一部家谱文献集成，填补了泰安市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该书收录编者自藏的历代泰山宗谱40部，述其版本、录其史料，兼述得谱感悟和读谱心得，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泰山文化和泰安历史提供了资料线索和学术信息，对于家谱文献和相关学术研究以及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

宗谱，又名家谱、家乘、族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谱牒，属于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与国史、方志并列为三大文献之一，为珍贵的人文历史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谱牒”一词，出现在先秦时代。司马迁作《史记·三代世表》时就利用谱牒资料，他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又言：“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贞《索隐》解释“牒”是“纪系谥之书”，“历谱牒”是“历代之谱”。后来，宗谱发展为四个类型，即帝王诸侯世谱、通国氏族谱、地方宗族谱和家族谱。

先秦至隋唐时期，谱牒多由官府主持修撰，即使私家撰述，亦须政府审核认可，其功用主要在政治上为宗法分封制、选举制服务，为巩固新旧士族的地位服务，其次是为人们通婚所用。到了宋代，谱牒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修谱之风逐渐兴盛。欧阳修、苏洵分别编修了自家的家谱，并提出了编修原则、方法和体例，开创了家谱编修的新模式。明清、民国时期，家谱编修达到高峰。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家谱的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人物传记、墓志铭、诰封、诗文集等出现在家谱中，保存了大量的信息。

清人章学诚对家谱重要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提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民国时期的泰安藏书家、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亦注重收集家谱资料，辑录泰山文史，所著《乡贤年谱考略》，对于考证泰安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寻根修谱热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家谱文献逐渐受到重视。

泰安地区谱牒资料的编刊、流传与价值研究浸润于博大精深的泰山文化之中，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我们研究泰山文化和泰安历史的重要文献宝库。《泰山宗谱叙录》一书，集泰山宗谱之大成，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二

该书辑录谱中大量的序跋、碑传、诗文，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线索。

第一，留下了乡贤名流、名宦之间的乡情交谊佳话。泰安赵氏，为邑内大族，世居岱麓，家风醇厚，勤于耕读，崇文重德，于乡里多有建树。以赵弘文崇祯进士首入仕途，科举登第不断，先后有进士、举人18名，岁贡、恩贡、拔贡生66人，大宾、乡饮介宾、乡宦职监、封赠43人，入民国《重修泰安县志》者74人。清《泰安赵氏家谱》为两函十册，收录谱序、祠堂考、义田说、传记、墓表、行述、挽诗等诗文集七册，所涉泰安史料极多，撰文者均为功名在身之士，如肥城籍尹文麒、朱缁衣、赵东周、尹肇棨等，或为姻亲，或为课谊。济南周永年(书昌)一生辑书、编书、刻书，无暇著述，遗存著作不多，《肥邑尹氏族谱》中有其撰写的《例赠修职郎岁贡生六吉尹公墓志铭》，落款为“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兼分校官加三级诰授奉直大夫己亥科贵州副主考、年姻家眷侄周永年撰”，这个属于重要发现。《尹氏族谱》中收录诗集三部，有《懿行诗》《节孝诗》《著作诗》，共计约200首，诗多为鲁西官宦与明贤所赠，其中肥城李廷枢、朱缁衣、田资生、白玉柱、谭孔教、周持、朱孝豪、李棠、孔嘉印、李世忠、姜方蔼、李文尉、尹乐孔等人的诗，见证了尹氏与肥邑先贤的交际，是难得一见的地方艺文，赖家谱一线孤传。《泰安施氏族谱》重视母族，记婚嫁甚备，其与邑地名士朱缁衣、董光阁、武文培氏的乡谊记载，对于研究清季泰安县民俗提供了详尽的史料。《古肥张氏族谱·本支世次总目实录》述张氏始迁祖(奉先)至十八世行实，所载不惟男性，婚配名氏、外戚宗子一并收著，所涉他姓颇多，如与李邦珍氏、阴氏、鹿氏之婚谊，是研究邑地婚姻制度的重要史料，不见正史记载。该谱收录历次修谱序言，撰书者为明季肥城儒学训导江溥、胡梯时、教谕周和甫等名宦，序文详述其与张氏数世之交，可谓流传千古的佳话。

第二，记录了泰安境域的重大历史事件。《泰安施氏族谱》中《先王父暨先府君事》《赵仁圃贺卓人游太学序》等文，涉及泰山赵国麟守诺讲学济河不及廷试、萧启濬罪案、泰安名宦施天裔身世等，都可补缺史书记载之不详，对于明清易代中泰安士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如泰安明代两部尚书萧大亨历掌兵刑，显声于明末政坛，其子和中、协中也在朝堂文坛留有声名。但是入清以后，这一高门却神秘消失。乾隆程志隆修《泰安县志》说大亨曾孙萧启濬“死于流寇”(大顺军)，清康熙时金简《泰山图说》写到萧大亨府第时言到：“神仙府内，萧司马之宦迹何存？”则可知入清以后，萧大亨嫡裔死于非命，萧府也已人去堂空。萧氏家族在明清易代中遭到何种变故，成为一桩历史迷案。民国泰山学者王次通《岱臆》首次提出此案，推测“顺治四年(1647)萧氏竟有灭门之祸，盖惩其(萧启濬)延贼登城之罪”。至于具体细节，则云“其详不可知矣”。而谱中所载，可补诸多萧案细节。另，《古肥张氏族谱》《泰安施氏族谱》《泰邑武氏族谱》等记载的捻军入境之事，所述情节细致入微，多谱可互为参征，对于清季团防团练、山寨避祸等一系列的军事活动研究提供了依据。

第三，丰富了泰山文学艺术的历史素材。《西游记》与泰山的因缘，久已被小说史家关注，《东原赵氏族谱》提供了一则罕见资料。谱中所录清康熙赵岚撰《东平城北火焰山重修九圣宫建醮碑记》云：“州北二十里许有火焰山者，发脉泰岱，襟汶带漕，为九省通衢。东瞻尧帝陵，西眺伯牛冢，九女泉绕妥其北，宪王墓峙乎其南，……尝考《外纪》所载，唐三藏西游经过之处，孙悟空与牛魔精战，为妖火所焚，观世音现像救护，故山以火焰山名焉。山之麓有牛郎(当为王)墓，断碑依稀，父老好事者每啧啧道之。”《西游记》中“火焰山”原型所在，素有各种说法，此碑则明确指为东平火焰山，并言山麓有牛郎(王)墓，且存“断碑依稀”。赵岚撰碑在清康熙间，所记修庙事在明崇祯间，此前已有记牛魔王事之“断碑”存焉，则此一遗迹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明之中后期。如果再联系附近尹山庄清代《齐天大圣庙碑》，表明《西游》故事很早便已融入当地民间信仰，祀以祠庙，表以丘碑，印证了《西游记》与泰山所具的深厚因缘。火焰山在东平老湖镇高沟村西，庙墓碑石悉已被毁，若非《赵氏谱》抄存这方碑文，这一关涉《西游》的重要史料势必湮而不传。又，据泰山文化学者周郢考证，《聊斋志异》卷十二有《周三》一篇，写泰安州“富吏”张太华家中时被狐妖骚扰，后结识“侨居岳庙”之义狐周三，得其制服群狐。这位岳庙周狐，在泰安宗谱中亦现其仙踪。清代钞本《泰邑武邑族谱》中所载乾隆时武春荣所撰《州廪生千子先生墓表》，即记录了传主武千子与周三的一段奇遇：“公讳永嘉，字千子，吾邑未改府时州廪膳生也。……公宅后园中多植花木，夏秋之交，公偶于花下披览《汉书》，有道冠儒履者谒其前，云自南中来，过此慕先生高义，愿结知交。公问其里居姓氏，答云：‘寓居岱庙角楼，周姓，行三。’公知为狐，亦不之异，遂与倾谈竟夕。公固风雅，周亦博洽。后遂不数日一至，至则留连经时。一日，公家遇小儿痘疹，症甚危。周忽至，一顾即惊，谓非鲜鹿蛹不治。公大难之。周踌躇移时，谓试求之。倐忽去，逾一昼夜，周至，手持鹿角，血迹尚鲜。委公曰：‘奔驰塞外数千里，始能得此，余惫矣。’是岂瞬息千里者耶？事类不经，亦以其新异足耸听闻，故至今述之者尚确。”此一寓居岱庙角楼的“周姓行三”，与《聊斋》中所述“周三”，姓名相同且品行相类，应为同一狐仙。故事中的狐狸栖身于泰山(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中也有“岱庙环咏亭狐”一则)，实有着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列为民俗信仰“四大门”之一的狐门，因在传说中被视为泰山女神之属下，故而栖身岱庙，出没山乡，在泰安民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位“周三”，便应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喧传一时泰山狐仙形象，其异闻不仅被写进《聊斋》，还被乡人当做史实记入家族谱牒，反映出当时泰山地域狐仙崇拜的盛行。另外，宗谱中记载了地方史志阙载的邑地众多收藏家、岐黄专家、书画家和各类艺术名家。

第四，澄清了颇多历史争议问题。史祖左丘明和他编撰的《左传》《国语》一直以来受到世人的重视，然而，其人其事，特别是其姓氏、里籍，两千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肥城县邱氏族谱》《左传精舍志》却详细记载了这些问题，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君子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周玄贞为明万历间泰山著名的全真道士，前辈学人业已展开对其人的研究，但限于资料，周氏生平事迹等一直不明晰，《肥城县邱氏族谱》所载《重兴五峰山云清周法主墓表》(长清进士、布政使李徽猷撰)为我们揭开了其身世，周玄贞(1555—1627)本邱氏后人，山东肥城人，学名宏谟，又名建中，号清云，又号淡然子。明代御史、肥城李邦珍是明季重要人物，他“身代开府”，疏留戚继光任副总兵抗倭之事，久被历史湮没，《鸾台李氏族谱》所载《海岳澄清卷序》还原了历史真相。李万程所撰《五世祖中丞公实录》较为详实地记录了李邦珍爱国奉献、热爱文化和教育的辉煌人生，文不见他书记载，是研究明代泰山文化的重要发现，亦可更正旧史记载的讹误。在没有新史料发现的情况下，家谱作为重要的古文献，其价值不容质疑。

三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和传承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夏儿女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寻根、文化追远。泰山宗谱作为记录泰山家族历史的载体，是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泰山宗谱叙录》一书，竭力摘录谱中的族规、家教和家风，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乡村振兴，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借鉴资料。如《展氏族谱》所载“族中宜和睦以守祖风，不许挟嫌，自相鱼肉，宜深戒之；族中有逆伦犯上或近匪类作恶犯法者，宜速按法究治，不可姑息养奸也；族中有与门第不正之辈作亲或交好者，不准入谱。”《古肥王氏族谱》所载“我王氏五百年俱以耕读忠厚传家，是以历世长久，大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族中有乘风化者亦无人劝诫。以后，向善者共奖之，有过者祭时共攻之。庶人人知所自勉矣。”《汶阳袁氏家谱》所载“孝为百行之源，亲恩罔极，竭力图报，终身犹觉难尽，如私妻子、薄父母，不成人子，族法决责不恕；兄弟天伦之亲，同胞解体，爱同手足，如听妇言，乖骨肉，甚至越墙起衅，有愧兄弟，族法决责不恕；劝族众治家涉世莫如耕读，其次亦为工为商，至不得已给人佣工，皆系本分，尚不失吾族家风，若一时激烈入于公门，饥寒困穷流为盗贼，否则，或从贼役，实败坏门第，忝辱祖宗，虽曰礼义出于富足，亦当念君子固穷。如有犯者，削去名次，不准入谱；族人相处，或相劝以耕读，或相勉以勤俭，断不许局赌吸鸦片。盖丧家业莫速于博，莫速于鸦片，坏人品亦然，若明知故蹈，决责不恕；处宗族乡党宜公正，存心和厚，接人敦睦敬让，息讼消争，不许妄生事端。如有托词唆讼，致人结怨成仇，实丧天良。事若尔人者，不但唾弃之，从重责罚也可。”上述多涉“孝”、“善”、“义”、“和”之规定，见证了一个优秀家族繁荣昌盛的文化基因。这些代代相传的优秀文化，对于当今家族和家庭的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值得重视的。

同时，谱牒又是乡愁的载体。特别在农耕时代，它对于我们安土重迁的祖先，有着极其强大的凝聚力；对于祖先的氏族文化认同，有着极其强大的亲和力。从而，对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意义大矣哉！

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人口的迁移更加普遍，新世纪以来，寻根、修谱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续修族谱的过程中，寻找家族老谱成为修谱成败的关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家谱作为古籍文献，流传于世的已经不多见，从而失去了接续家族历史的重要文本依据。《叙录》所收录家谱均为旧谱史料，很多都是传世稀少的版本甚至孤本，同时，该书对泰山重要家族的族谱史料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录著，这样，它不但为续修族谱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更为修谱者提供了范本，成为新修族谱的重要参考书。例如，由泰安市李邦珍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向峰主持编修的《鸾台李氏族谱》，就从该书所录的他姓族谱中找到了《王上泉公及子南溪公义田碑记》《辛浚墓志》等数篇李邦珍遗文，丰富了李邦珍文集，留下了珍贵的地方文化史料。《叙录》在记述泰山家谱版本和摘录家族史料的同时，篇末所记得谱之代价，可谓是一个时代的古文献价格缩影，亦是不可小觑的史料。该书作为泰安、泰山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其学术地位和价值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