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嗣 平

(伦敦大学 亚非学院，英国 伦敦　WCIH OXG)

在满族的先民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时，狩猎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便是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当八旗铁骑翻越长城定鼎中原后，狩猎活动仍然在很长时间内是清朝统治阶级政治、社交及其他活动的重要舞台。其中木兰秋狝大典作为清代最重要的狩猎仪式，在政治和军事等领域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介于木兰秋狝对于清朝统治的重要性，它的举办地——木兰围场内的自然资源及环境也理所当然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被悉心保护起来。然而，重要的皇室狩猎活动最终于道光朝彻底结束，而木兰围场地区的环境也在清朝的兴衰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在近年来西方关于清代边疆环境史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倾向性认为清代作为一个非汉族政权，对于自然有着与其他中原王朝不同的认知，故而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视，这亦是一种民族认同的体现。或者说，内蒙古地区的环境恶化主要是由于早期的内亚式环境友好政策逐渐被汉族的生活方式及农耕习俗所取代。

本文的主要目的，便是通过对木兰围场地区环境变化与清代相关政治活动这一案例的梳理，探讨清代政治与环境的关系，尝试论证围场的环境变化是自然生态被大规模狩猎和伐木而破坏，然而狩猎和伐木都是为了清廷的政治目的，如怀柔蒙古，善待黄教等。这就造成了本来仅供当地循环的自然资源，被全国的需求给消耗了，这才造成了生态体系的过载和浩劫，而其背后体现的是清廷在政治和自然的关系上，只把自然视作资源，并无节制地为政治利益消耗的落后环境意识。

一、清代围场及木兰围场的定位

为了进一步了解木兰围场这个案例中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我们首先应简单地对清代猎场体系有个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尝试总结木兰围场的特殊定位及其对清朝统治的作用。

(一)清代的围场

根据川久保悌郎和赵珍的研究，在清代有五座主要的围场，他们分别是南苑围场、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和黑龙江围场。这五座围场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围场体系”。

其中距离北京最近的便是南苑围场，据《宸垣识略》记载：“南苑在都城南二十里永定门外，元为飞放泊。明永乐时，增广其地，周垣百二十里。”《养吉斋从录》亦有相关描述,以清代一里为576米计算，大抵位于今永定门南11-12公里处，据田秋雨研究，其面积大概为210平方公里，位于明代“南海子“的遗址之上，东至通州界，西至米高店，南至大兴县后大营。围场建筑自顺治13年开始营造，历经顺康雍乾四朝营造，气象达到极盛，在嘉庆后逐渐荒废。

南苑围场行政上归于内务府下属的奉宸苑，主管官员是正五品南苑郎中，其僚属还包括：员外郎二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六品虚衔苑丞七人。苑副十三人。其功能主要可分为五大类：1.行围狩猎，2. 阅兵练武，3. 政治交际，4. 物资生产及储存，5.杂项。功能之多样，极像木兰围场。

相较于较为独立的南苑围场，另外四大围场皆位处长城之外，故又统称为“塞北四围”。赵珍以对各围场的建置时间和地理方位做了详细的研究，本文便摘录一些关键性信息以帮助读者对这些围场的概况作基本的了解。

其中处于最北端的是黑龙江围场。黑龙江围场建立于1697年，主要由索约尔济围场和东荒围场构成。其中索约尔济围场西与木兰围场相邻，两大围场之间物种的互动与迁徙对两地的生态系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吉林围场由康熙皇帝创建于1682年，包括吉林西围场、伯都那围场及蜚克图围场。吉林围场除了担负着一般的“春操秋猎”的任务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作用是为其他围场蓄养动物。所谓“原为长养牲畜，以备狩猎之用”。

位置相对靠南的是盛京围场，盛京围场于1619年建立，是爱新觉罗家族最古老的皇家猎场。规模也非常宏大，南起龙岗山脉，北至西丰县南，西自威远堡北，东至哈雅范岭，包括105个小型围场。

如同南苑围场一样，这三座围场功能也很多，然而，相较于南苑围场频繁的官方狩猎和礼仪活动，这三座围场更加侧重于物资的生产及储存，就生产来说，三座围场都承担着向北京输送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责任，这些物资被运送到北京之后，有的会直接被皇室消费掉，而有的则会作为赏赐给臣公，使节的礼物,甚至因为清代皇帝常以鹿肉赏赐功臣，还引领了尊崇鹿肉的饮食时尚。而这些贡品和动植物资源就成为政治活动的工具，还有一些会被内务府变卖，增加皇室收入。除此之外，三座围场承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了南苑及木兰围场的大型皇室活动及国家仪式提供足够的动物资源。

(二)木兰围场及其建置

木兰为满语哨鹿之义，是一种狩猎的方法，而整个木兰围场也是为承担清代最重大国家狩猎活动—木兰秋狝大典而建立，这一点对于理解木兰围场的功能以及日后的境遇尤为重要。

关于木兰围场的建立时间，学界早已有了很多讨论，在此不多赘述。景爱先生详细的研究指出1681年建立的可能，本文以为甚为可靠。至道光元年之后，木兰秋狝大典被彻底终止，这一绵延百余年的清朝国之重典，也不可避免地走进了历史。关于木兰秋狝废止的历程，我们在后文中还将加以讨论，自此不做赘述。

就地理来说，木兰围场“东至喀喇沁界，西至察哈尔界，南至承德府界，北至巴林及克西克腾界，东南至喀喇沁旗界，西南至察哈尔镶白旗界、东北至翁牛特旗界，西北至察哈尔正蓝旗界”，总之，木兰围场是“地处蒙古各部落之中”正处在南北沟通、东西交流的咽喉位置，可谓北锁塞外，南控京师。这个位置也恰恰处在围场体系较为中心的围场，距离各大围场距离都不远，尤其与黑龙江围场接壤，故而两大围场之间的物资交换较其他围场也更为频繁。

二、木兰围场定位及其功能

木兰围场是清代重要的皇家猎苑，据统计，自康熙至嘉庆的一百四十余年时间里，清廷在此秋狝就有一百余次。与此同时，木兰围场也具备重要的政治功能，在清政府的国家统治活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娱乐功能

就性质而言，围场的主要功能是秋狝，虽名为秋狝，但仪典并非仅仅是一场大型狩猎活动，而是一系列仪式、宴会、表演、狩猎的综合体。整个大典可以被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阶段主要舞台是著名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在这座美丽的庭院里，皇帝与他的客人们享受着精心准备的宴席、游戏、戏剧等等，在乾隆十八年之后，他将这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的高峰安排在了“万树园”之中。借机来谒见皇帝的宾客不仅仅包括来自蒙古部落的王公贵族们，还有很多来自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嘉宾及使臣，如来自西藏的宗教代表，来自中亚的布鲁特贵族，还有跟随而来的大量满汉官吏。乾隆四十五年，木兰秋狝活动恰逢乾隆的生日，各国各地的领袖和代表都聚集在承德，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也专程赶来向乾隆皇帝祝寿，乾隆皇帝为了纪念这次重要的会面特意作诗：

圣僧永佑小栖迟，神御巍临欲观宜。

今佛云当拜古佛，古时希有见今时。

旧藩新部益生敬，社席承筐共受厘。

中外一家逮葱岭，大清万载巩天禧。

在承德的盛宴结束后，皇帝本人，随行的部分大臣及一部分受邀的来宾将参与到木兰秋狝大典的第二个环节——围猎之中。第一个环节称为 “小围”，在这个阶段，士兵们被分成小队派到各个下属围场之中去寻找最适合进行大型围猎的围场。接下来是“行围”阶段，在这个阶段，皇帝和他的随从及贵宾们会进入选择好的围场，在超过3000名士兵的帮助下，一步步将猎物赶进围场之中。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木兰”，在这个阶段皇帝及其他狩猎活动的正式参与者将会尝试去射杀他们自己的猎物。整个狩猎活动可能持续超过二十天，在这段时间内，皇帝与来宾们的互动也非常频繁，不管是蒙古王公还是满汉官吏都有机会通过各种机会谒见皇帝，或得到皇帝的赏赐。而当整个狩猎活动结束之后，皇帝会在博罗河屯(今隆化县)等地设宴款待所有参与者，并赏赐表现出色的猎手和王公。

(二)祭祀功能

礼仪和宗教性活动也是木兰秋狝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通过祭拜大兴安岭，来表达自己对满族和蒙古历史传统的敬意。通过“天地祭祀”这种传统的中原王朝礼仪活动，来履行自己作为全国宗教及礼仪领袖的责任。“祭祖”活动在历次木兰秋狝大典之中也经常举办，清皇室专门为了方便祭祖在避暑山庄内修建了宗祠祖庙。而在木兰秋狝中最常举办的礼仪活动则是参观文庙及武庙，每次皇帝抵达承德，他都会参拜文庙及武庙，以表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敬意(值得注意的是，承德的孔庙建筑群是除曲阜孔庙外最庞大的)。

由此可见，木兰秋狝大典，是一个集政治交际、皇室宴会、狩猎行为、宗教祭奠等活动于一身的活动综合体，维持如此宏大的活动定然是花费不菲的，而这个昂贵而重要的活动的核心无疑是在木兰围场中进行的行围狩猎，所以说，木兰围场的命运与秋狝大典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典礼的兴衰也就决定着木兰围场地区的命运。

清政府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这项盛大而昂贵的庆典活动，是因为此活动对于清政府的政治、外交、军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政治功能

木兰秋狝是清朝中央政府与蒙古诸部沟通，加深双方了解，协商重要问题的重要场合。因为很多蒙古贵族并未接种过天花，所以对于到北京进行朝觐心有余悸。而到地处塞外的承德及木兰围场谒见君主，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与此同时，秋狝大典过程中频繁的宴席、娱乐及狩猎等活动为君主及蒙古贵族提供了大量的互动机会，这在拘谨的正式朝觐中可能难以实现。这些交流的机会无疑将巩固君臣关系，促进双方理解，是大清“怀柔”蒙古政策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在木兰秋狝的行围狩猎之中，皇帝还可以向蒙古贵族们展示大清壮盛的君威，起到“威远”的目的。如康熙皇帝就在诗中表达了他对木兰秋狝“怀柔威远”作用的认可：

龙沙张宴塞云收，帐外连营散酒筹。

万里车书皆属国，一时剑佩列通侯。

天高大漠围青嶂，日午微风动彩旒。

声教无私疆域远，省方随处是怀柔。

除了笼络和威慑蒙古诸部以外，木兰秋狝也是清帝国常通过对座次、仪式、礼品的安排来管理和巩固与其他政治实体的关系，并强化其在东亚及中亚政治秩序中地位的重要舞台。葛兆光就曾经通过对安南国王在乾隆五十五年在承德朝觐天子的研究，细致地重现了清代如何结合木兰秋狝大典管理东亚的国际秩序。而对中亚及蒙古秩序的巩固和建构，则是木兰秋狝一直以来的核心任务之一，笔者在拙作“殖民？同盟？近年来清史研究中对蒙满关系的普遍误解和错误称谓”一文中，曾尝试论述清帝国通过邀请与其相近的蒙古及中亚部落参加狩猎活动来达到奖励臣属，划分亲疏，确定双边关系的目的。

凡是参加木兰秋狝狩猎活动的部落，都应该看作是大清的臣属而不单是盟友，他们参与活动本身就意味着对清朝权威及其主导的政治秩序的承认。我们可以看到，早已归降清廷的漠南蒙古诸部自康熙二十年起，一直参加到狩猎活动中，并为狩猎提供射生手等必要人员及物资。而漠北蒙古则是在之后才受邀参加到木兰秋狝的狩猎活动之中的。介于漠西蒙古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他们参加木兰秋狝的时间也随着各部与清廷双边关系的变化而不同。

如在清军于昭莫多之战(1695年)击溃噶尔丹主力后，以对清朝示弱的和硕特汗国也参与到木兰秋狝之中，而幸存的辉特级杜尔扈特部则是在乾隆19年，他们归降清朝后才参与到木兰秋狝的活动之中。而在土尔扈特部终于东归清朝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参与到了木兰秋狝之中。而在清廷彻底平定新疆之后，吉尔吉斯和布鲁特诸部也参与到了木兰秋狝的狩猎活动之中。可以看到，新的部落参与到木兰秋狝之中，往往是在清廷在该地区或其他相关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之后，而参与者无一例外地先后并入了清朝疆土。

据此推测，参与木兰秋狝的狩猎活动很可能代表着双方的互相承认以及对于清廷所主导的中亚及蒙古政治秩序的认可。

(四)军事功能

军事训练，是木兰秋狝的另一项主要任务。自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便对八旗的战斗力产生了不满，而木兰秋狝中的大型狩猎活动，则为其操练军队，检查各地武备提供了大好机会。乾隆曾经热情洋溢地表彰木兰秋狝对于清军军事素质的贡献，他言道：比年来勘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踊跃奉命,克奏肤功。亦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在此之外，美国学者欧力德通过对“木兰碑记”的研究指出，木兰秋狝还是清代皇室进行“家庭训练(family training)”的重要部分。他通过对不同“家法”的研究，认为秋狝活动是皇室训练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乾隆帝在秋狝时的精彩表演就曾经得到康熙的盛赞，而这也是乾隆及其父亲的重要政治资本。

综上所述，清帝国举办木兰秋狝，建立木兰围场是为了丰富他们统治全国，乃至管理周边的政治工具。在这一点上，其实五大围场皆有相似之处，塞外三围上交的贡品也往往成为了犒赏勋贵重臣、外邦使节的政治工具，而南苑的阅兵讲武也是重要的国家仪式，行围狩猎除了供皇室休闲外，更是以非常规方式处理敏感政治事务的绝妙场合，如顺治帝与五世达赖的会面正是通过在南苑狩猎活动中的“偶遇”安排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五大围场的设置及管理，都在为国家政治活动提供着舞台或工具，而国家的政治利益及经济考虑，是牵动五大围场发展或衰亡的重要因素。

三、木兰秋狝的衰落

而在关于秋狝废止的原因，目前学界都普遍认为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有两大原因，分别是对于秋狝的政治需求不断下降，以及围场自然环境的破坏。

清代政治需求的改变是导致木兰围场衰落的关键，首先是帝王个人兴趣的转变，相较于乾隆帝，嘉庆帝及后世帝王失去了狩猎的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自嘉庆继位以来，国内的白莲教起义气势汹汹，也让忙于指挥调度的嘉庆皇帝没有了行围狩猎的兴致。

此外，清廷对于蒙古的怀柔政策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第一，北方的威胁自准噶尔部被夷灭后也迅速缩小，清朝对于蒙古势力也并非像曾经一样仰赖了。同时，随着清代对于蒙古地区掌控的强化，及蒙古士兵战斗素质的下滑，在嘉庆朝时，甚至需要北京调集满洲卡伦的兵丁，来帮助蒙古部落抵抗青海附近流寇的袭击，以致嘉庆感慨：“蒙古积弱已久，刻下断难令其自行防卫……俟一两年后，蒙古少能自强，再行撤退”。此后，对于蒙古军事能力的负面评价频繁出现在清代的政治讨论之中。故而为怀柔威远而设立木兰秋狝也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据赵珍研究，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开始，生态环境的恶化就已非常明显，而这个趋势在嘉庆朝进一步恶化，导致围场的动物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行猎的需求，也是秋狝大典停止的重要原因。

四、木兰围场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木兰围场在清中期的环境恶化趋势已难以遏制，对此，赵珍指出：“清代围场的资源利用突出表现在丰茂动植物资源的被充分利用，以及以森林草原为主的土地的减少，农业耕地、村镇占地规模的增加。”木兰围场环境的变化，与清廷大肆秋狝及乱垦耕地等直接相关。

(一)木兰围场环境恶化成因

围场地区生态环境变换的原因，根据前人总结，大抵可以分为四种：

首先是围场管理不力，导致大量的盗猎情况出现，在嘉庆皇帝看来，这是围场猎物匮乏的主要原因，而且当时负责调查围场动物稀缺问题的大臣也给出类似的结论：“系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踪远逸。”他甚至认为：只要加强对围场的管控，就定然可以恢复围场的生态环境和动物资源，然而虽然他不断加大对围场官员失职的处罚力度，乃至一度打击围场附近的鹿茸及鹿角交易市场，当地的生态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破坏着当地的环境系统。

1.重视程度更高。统战工作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重大问题，亲自部署重点工作，省级党委书记参加统一战线重要会议活动 1 361次，省级党委常委会研究部署统战工作864次。

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于木兰围场森林资源的大肆开发。周林指出，清代对木兰围场林业资源的开采始于清初，而在乾隆朝达到顶峰，仅仅是内务府直接参与砍伐的就有833175件，除此之外还曾经派出内务府商人范清柱、王至德等前往木兰围场采伐木植。嘉庆朝继续采伐，仅嘉庆七年，在后五围内采伐木材登记造册的就有超过118170件。考虑到当时猖獗的盗伐市场，真实的采伐量可能还要更大。此后几朝，对于木兰围场木植资源的采伐也并未停止。当动物们的主要栖息地——森林被大量砍伐活动破坏之后，鹿及其他动物的数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对于林业资源的破坏除了采伐树木以外，开垦土地可能是另一个原因，不过考虑到围场地区的土地开垦大潮自咸同之后才出现，笔者认为可能对乾嘉年间动物资源的减少影响相对有限。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动物自由迁徙及围场间物种交流的重要通道被人为地切断了。正如前文所讲的，事实上木兰秋狝中的猎物们并不仅仅是蓄养于本地的，还有很多是原先蓄养 于吉林及黑龙江围场的，在当时隶属于黑龙江围场的索岳尔济围场被乾隆赐给蒙古王公之后，整个围场体系的西北部出现了断裂，动物的自由迁徙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在乾隆派人彻查野兽稀少的原因时，大臣就已经意识到，自长白山迁徙而来的鹿群“来路有所阻”。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不仅阻碍了围场间正常的兽群迁徙，还使很多动物的栖息环境骤然改变，对本地区动物的繁衍生息造成了重大影响。

最后，就是狩猎活动对于当地动物资源的过度利用，木兰秋狝规模浩大，根据记载，康熙时期每次狩猎时，收获的猎物动辄以千百记。绵延百余年对野生动物的系统捕杀后，当地兽群数量的减少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木兰围场环境恶化的新思考

狩猎活动本身对于清代的政治意义已在前文中明确阐释，而围场内的动物，不过是这场政治活动中的道具，而清廷对于动物资源的保护，就是为了确定狩猎可以顺利进行。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把动物当作资源，换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再谈索岳尔济围场被乾隆赐给蒙古王公导致各围场间动物的迁徙通道被阻塞，导致木兰围场的动物资源得不到补充，甚至反而因为栖息环境的改变而出现兽群数量及多样性的减少。这背后清廷的逻辑是以土地为筹码，换取各部落忠诚与支持，并保持地区的和平。

而对于木植的大量砍伐，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大型建筑工程，尤其是热河的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等工程的顺利进行。而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修建，除了皇帝们的享乐目的之外，更是希望通过频繁与蒙古及其他部落首领互动，建立起清朝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的紧密联系来展示大清国力，并安抚相关的利益团体，实现巩固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目的。可以说，是以森林资源换取政治利益。

我们已经指出，第一个原因并非是木兰围场环境变化的罪魁祸首。通过对后三个原因的反向追溯，笔者认为，这三个原因共同反映的是清廷的政治环境观，既清廷长期以来以自然资源换取政治利益，纵然有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限制，其本质不过是保护自己政治操作中的筹码。而木兰围场的环境问题，正是清政府这种政治环境观百余年来实践造成的恶果。

五、结束语

在木兰围场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所谓的“民族认同”及“内亚民族的环境友好政策”并没有帮助这个地区保持好自然环境。反而使得木兰围场，从曾经的“塞外神皋”到乾隆五十七年时“哨内牲畜，实属短少”仅用了一百余年。而与这场生态巨变相始终的，还有清廷对于木兰秋狝大典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竭力推动，到中期的力不从心，再到道光时的彻底终止，这个过程体现的是清代国家局势和政治需求的不断变化。在怀柔蒙古、用兵朔漠作为清代的战略重心时，同时承担着政治、外交和军事演习功能的木兰秋狝大典就得到了清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当清代自身的问题越发严重，无力扩张，同时蒙古军事力量逐渐衰弱时，清廷则放弃了这项国家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团结蒙古诸部，检验并训练军队的战斗力，清廷在一场场庞大的狩猎活动中肆意射杀本地及迁徙而来的野生动物，对当地兽群的数量和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同样是为了维系清廷在边疆的统治权威及宗教联系，清廷屡屡修建庞大的藏传佛教建筑，为此，清廷在木兰围场地区砍伐了大量的树木，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无疑会降低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除此之外，清廷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还把将木兰围场与其他围场连接起来的索岳尔济围场送给了蒙古部落。这一举措，切断了木兰围场与其他围场间的联系，关闭了动物的迁徙通道，破坏了木兰围场通过区域互补来修复自己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可以说清代围场地区的环境恶化，完全是来自于清廷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考虑当地生态承受能力，肆意分配和消耗当地的自然资源新结的恶果。

这反映出，在对待自然环境时，“民族认同”或者“传统观念”等因素，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态度。清廷依然仅仅把自然当作是自己手中的资源，肆意攫取，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并没有考虑过人与自然的共存发展。这种政治环境观不仅仅导致了木兰围场一地的环境悲剧，还引发了其他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从东珠的日渐稀少，到蒙古草原的不断退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畸形观念带来的影响与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