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隆诸葛氏宗谱》的价值

2022-03-30林辞心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年2期

林辞心

摘要：宗谱作为村落历史书写的一类，是记载宗族世系与事务的历史资料。宗谱多方面展现宗族及其居地的整体格局与发展演变，在遗产地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帮助遗产工作者认定有价值且需要保护的对象，同时建立起历时性和共时性认识，对于遗产的价值做出尽可能全面客观的阐释。文章以《高隆诸葛氏宗谱》为例，重点解读宗谱纂修体例、内容和修编意义的延续性特点，探究延续性对于宗谱成书的影响，以及宗谱在乡村遗产价值阐释过程中，对村落保护对象的确定和遗产价值的阐释所起的铺垫作用。

关键词：诸葛村;遗产价值;宗谱;延续性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2.039

0 引言

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在开展实际保护行动之前，保护对象的确定和遗产价值的阐释是必要环节。对于遗产地进行历史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定有价值且需要保护的对象，还能建立起时空框架，对于遗产的价值做出尽可能全面客观的阐释。在进行乡村遗产保护的实践过程中，研究者不仅应关注村落的形制、建筑等有形的物质遗存，对于其历史文本也应予以充分研究，从而形成有关村落的宗族制度、观念及历史沿革的整体性认识，进而保留遗产给予人的精神与感知层面的真实性。在村落的历史文本中，宗谱是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和宗族事迹的书籍①，纂修内容除了基本的人物世系外，还对宗族历史沿革、治理经验、家规家训、经济事务、传统仪式、宗谱修编事务等内容进行记载，多方面展现宗族及其居地的整体格局与发展演变，是一个区域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历史建构。因此，宗谱研究对于乡村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宗谱的修编过程中，新谱存在沿袭旧谱的现象，在实地调研访谈中笔者就该问题与最新版《高隆诸葛氏宗谱》的谱局主任进行探讨，并思考宗谱延续性这一特征对于修谱的影响与作用。本文受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教·风水·移居》一书中观点的影响，不以宗谱真实性为论述重点，而是将其内容作为带引号的“事实”，力图解析宗谱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②。基于此，本文以《高隆诸葛氏宗谱》为例，通过宗谱的延续性特征解读这一村落历史文本的体例、内容及修编意义，探究延续性对于宗谱成书的影响，以及宗谱在乡村遗产价值阐释过程中的作用，为村落保护对象的确定和遗产价值的阐释做铺垫。

1 高隆诸葛氏及其宗谱纂修概述

据《高隆诸葛氏宗谱》记载，诸葛氏是东汉末年泰山郡丞诸葛珪（诸葛亮之父）的后代，三国两晋之时，诸葛亮佐吴相蜀，开济两朝，诸葛氏由此兴起。诸葛亮第十四世孙诸葛浰任寿昌县令，成为浙江诸葛氏的始祖。其子诸葛清于北宋天禧二年（1018）迁居兰溪，生六子，是为诸葛氏六大支派。三子诸葛承载这一支脉人丁兴旺，由于人口众多，元代中后期，该支脉的诸葛氏第二十八世孙诸葛大狮携孙瑞二、瑞三公等十二人迁居高隆，是为高隆诸葛氏的始迁祖。“高隆”一名，或许是从诸葛亮高卧隆中的事迹隐括而来。③明代后半叶，由于高隆诸葛氏善于经营中药业，经济发达，逐渐成为诸葛氏后裔联络的枢纽，原地名“高隆”也逐渐被姓氏取代，演变成为今天的浙江兰溪市诸葛村。然而，为了体现诸葛村的历史沿革，在宗谱命名上依然将“高隆”这一地名保留，称为《高隆诸葛氏宗谱》。

截至2021年，高隆诸葛氏共修谱十七次，其中宋元时期两次，明清时期十二次，民国时期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目前有记载存世的高隆诸葛氏宗谱共有四版：清道光十一年（1831）版，由诸葛铎主修，现有两册存于上海图书馆，分别是卷首及卷末;民国三十六年（1947）版，由诸葛佐清主编，共计三十九册，现存于兰溪市博物馆;1995年版，由诸葛卸春主编，每套三十一册，共六套，以“九宫八卦奇村”六字命名，分别存于诸葛楠、诸葛品余等族人处以及兰溪市档案局;最新版于2019年编修完成，共计二十一卷，编修经费由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并组织成立谱局。

诸葛氏修编宗谱的流程主要包括六个步骤，依次为设立谱局、集谱、编纂印刷、作序、祭谱以及存放，宗谱纂修大致延续“三十年一修”的传统。此前最近一次修谱是在1995年，由诸葛卸春主编。至2017年，诸葛坤元成为高隆诸葛氏族中唯一熟知修谱规范和流程的族人，然而老先生年事已高，恐无法待2025年再主持编修工作。为了确保宗谱纂修流程及各项事务的延续性，经族内商讨，决定打破传统，于2017年10月成立高隆诸葛氏谱局，由诸葛坤元指导新谱的修编工作。谱局于同年11月发布了第一号告同宗书，并设计了入谱调查登记表，届时有100多位诸葛氏后裔参加了宗亲代表座谈会以及续修宗谱启动仪式。至2018年底，谱局发表了一至五号共计五份《为续修宗谱告同宗书》，最终于2019年6月完成了上谱新丁的统计工作，共计1600多名。作为修谱经費来源之一，此次修谱有关上谱费的规定为：1995年旧谱在册人丁不收费，至修谱时已过世的新上谱人丁不收费，而新列字行人丁，不分男女每人收费人民币50元。

2 高隆诸葛氏宗谱的延续性

2.1 高隆诸葛氏宗谱体例和内容的延续性

宗谱体例即宗谱的编写形式，是宗谱纂修内容的载体，两者紧密相关，甚至无法区分。因此，本文将高隆诸葛氏宗谱的体例和内容并作一节进行分析。有关宗谱体例和内容的变迁，王鹤鸣认为，清代及民国时期家谱的体例、内容是明代家谱的延续④。由于目前存世的高隆诸葛氏宗谱的最早修本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版，并无明代及更早版本流传至今，而体例和内容较完整的宗谱又仅限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三种版本，所以本文将此三部宗谱进行对比，分析得出高隆诸葛氏宗谱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具有延续性。

1947年版《高隆诸葛氏宗谱》（后简述为“1947年版宗谱”）共计二十卷，为第十五修本。卷一依次记载谱序、敕命、姓氏溯源、迁徙原录、家训、家规、记、捐启、桥记、谱牒传引、凡例、族居图略、助地记、书、阳居图、墓图、诗文，卷二至二十为各派世系图。1995年版《诸葛氏宗谱》（后简述为“1995年版宗谱”）共计十六卷，为第十六修本。此版较为简略，卷首为谱序、修谱记，此后十五卷为世系图。2019年版《高隆诸葛氏宗谱》（后简述为“2019年版宗谱”）共计二十一卷。卷首延续1947年版宗谱的体例及内容，开卷为族居图及高隆八景图，再依时间顺序梳理历版宗谱谱序，并附敕命、家训家规及杂记，同时首次记述诸葛后裔祭祖相关内容，该项祭祖仪式于2014年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为诸葛仪。杂记部分内容广泛，除1947年版宗谱中所包含的姓氏溯源、迁居始末、世系图、谱牒历传及各类记（如建筑记、助地记、石岭碑桥记、寻宗溯源记等）外，还囊括外县市诸葛后裔寻宗祭祖相关记载、谱局人员名单、宗谱分发领藏字号等诸多内容。卷一至十七为各派世系谱，卷十八至二十分别为诗文集、人物小传、祀产等内容。2019年版宗谱沿用民国时期旧谱所采用的欧阳谱法，“以五世为一图”，即一张世系图中包含五代族人，以世代排行和兄弟长幼的顺序依次分列，每张世系图的第五代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其前四代的世系图中仅记载姓名，而在其后四代的图表中详细记述父辈及相关事迹，延续前代图谱以便稽考的同时，内容不至于重复。据2019年版宗谱“凡例”，旧谱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记为高隆诸葛氏始祖，东汉末年泰山郡丞诸葛珪（诸葛亮之父）承续其后，然而其间间隔数代，诸葛丰的始祖身份难以确认。因此，新谱在卷一世系图中将诸葛珪列为一世祖，并将诸葛丰保留记载于宗谱卷首，在保证新谱延续性的同时，兼顾了宗谱的真实性。

1947年版宗谱序言《重修诸葛族谱序》：“然我华夏立国数千百年，首赖家族以维系，未有家族衰而国兴隆，家族强而国凌替者，家族之于国，不可须臾离也，有国史而不能无家乘也，亦明矣。”⑤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族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和维护，是对民族责任的自觉担当，凝聚了共同体的情感与精神，家国情怀所具有的精神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从诸葛氏宗谱中可得知，诸葛氏族人在先祖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引领之下，为家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光时刻—“孙尚（诸葛尚），督军至涪，誓不辱降，视死如归，不愧为武侯之后”“明正统年间饥荒，诸葛彦祥慷慨捐谷，敕旌尚义之门”“清康乾时，甲第蝉联，亦多贤良忠正之士，谓诸葛为望族”……这些内容在历版宗谱中都有详细记载，是诸葛氏宗族家国情怀的延续。

针对2019年版宗谱，笔者于2020年1月11日采访了担任本次修谱审稿人的诸葛坤元先生，得知新谱中的许多内容皆承袭旧谱，且未经考证。可见，宗谱的真实性存疑，富有主观性的叙述使我们无法仅凭宗谱获得有关诸葛家族较为客观的历史。然而，宗谱中所记载的内容，包括世系源流、家训家规、祭祖活动、祠堂修缮始末等，是宗族历史的整体展现，提供了宗族人物、事件的历史资料，并反映宗谱编纂者的意识形态，有助于遗产工作者建立起对于诸葛氏宗族观念、制度的认识，从而对于乡村遗产的对象及其价值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阐释。

2.2 高隆诸葛氏修谱意义的延续性

上节所述有关宗谱纂修内容与本节修谱意义有相关性。其一，宗谱对于内容的筛选标准反映了修谱的意义，可以起到约束族人言行、保障宗脉传承、教化族人观念等作用。例如，高隆诸葛氏历代宗谱在上谱规定中均明确指出，对于犯大过或贻辱先辈的族人，可经宗族商议革除出族，并在宗谱中只存姓名，注明“不书”二字，不记录行辈、配偶、生卒等信息。“出族”规定在许多宗族中均可见，但诸葛氏尤为严格，对于“出族”者，即使其子孙后辈慈孝有为，宗谱也不作记载，或将其子孙记录在支派下，以起警示族人的作用。另外，为了保障宗脉传承有序，宗谱延续“以子为重”的理念，对于妻妾入谱的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若妻室子嗣不广，妾室便可入谱，若妾室无子嗣，则不可入谱。而对于休妻或续夫的无子嗣族人，宗族与其断绝关系，宗谱也不作记载，若有子嗣，宗谱则照常记录。对于族人领养外姓者，宗谱也明确规定不可入谱，以防扰乱宗支。其二，家训家规作为宗族的精神根源，是除了世系图外，诸葛氏各版本宗谱中均有记述的内容，且基本都特辟一章做专门之记载，体现了纂修宗谱的意义与功能。其中，《忠武公诫子书》在各版宗谱“家训”章中始终居于首篇，足见此文对于诸葛氏族的重要性。文中以德行、才学、礼仪为主要内容，教导族人后裔秉承“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修身养德”的思想，并将之代代传承，发扬光大。除此以外，重要篇目还包括《忠武公格言》《诸葛氏集义堂家训》《诸葛氏家规》《砧基文簿序训》等，有如“尝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未有家不齐而能治其国者”等格言警句，教导族中后人如何结友、治家、为官。先祖的训导通过宗谱传承至今，成為每一代诸葛后裔的人生方向标，宗族观念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巩固，烙印在每一位族人心中。

古文学家钱基博于1927年纂修《上海倪王家乘》时，在例略中表达了对于宗谱修编意义的看法：“家乘何为而作也？曰：收族也。何为而收族也？曰：苏明允《族谱引》称，情见于亲，亲尽则情尽，尽则途人也……敬宗故收族也。”⑥可见，纂修宗谱的目的是“收族”，即团结族人，正因后人尊敬祖先，故而希望敦亲睦族，通过宗谱教导族人尽忠尽孝，以使宗族团结安定。高隆诸葛氏前后共进行十七次修谱，其意义与功能也在于此。当经历了元代末年的战火后，高隆诸葛氏宗谱前后脱失，至明洪武年间，诸葛伯衡聚集族人共同修编，后由诸葛伯融、诸葛彦祥、诸葛良璧加以校正，至诸葛文郁在世时，宗谱又已长达六十年未经纂修。而在历史上，欧阳修和苏洵都曾亲自主持宗谱纂修，并创谱例，以三十年为一世、以五世为一图进行修编，后世私家修谱多效仿此惯例，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据诸葛文郁《重修宗谱序》记载，因欧阳修所谓“三世不修谱为不孝”，文郁仿照欧阳公所遗留下来的谱例，依据家族旧谱进行编修，其目的所谓“昭姓所以明宗，叙世所以溯传，正名所以次伦，核实所以纪人”⑦，总结而言便是使族人得以明了其同宗同族的事实，进而和睦共处。像诸葛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为了达到敬宗收族、修身齐家的目的而修编宗谱，以此缓和宗族中的矛盾冲突，并且历次修谱的目的相类似，体现了宗谱功能的延续性。一方面，重修宗谱能够以书面记录的形式呈现族人的汇聚。例如，在此次修谱的过程中，除高隆诸葛氏宗亲外，还有多个支派参加合修，包括承祐公童村畈脚支派、承载公童村畈脚诸家支派、漕元公三子岳公下宅支派等。另一方面，许多因祖辈离开村落的时间久远，漂泊在外的族人遗忘或未知大家族的存在，这些暂时遗失根脉的族人也得以因修谱而回归故乡，新丁上谱，大家族由此重新团聚。例如，诸葛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诸葛益民，借由第十七次修谱的契机回到诸葛村寻根问祖。另据2019年版宗谱记载，2019年5月12日，由首事诸葛喜峰带队的河南赴诸葛村寻根祭祖团抵达诸葛村，其代表由河南兰考姚寨村、封丘县后辛庄村、淮阳城北小关村的后裔所组成，谱局人员根据1995年版宗谱、《兰阳县志》和《兰考县志》等文献进行考证，认定这三地居住的诸葛后裔均为清代咸丰年间任兰阳（今兰考）千总诸葛元的后人，新上谱人丁共计270余人。正如《合族修谱引言》中所记述：“修族谱以联疏远……谱之宜合不宜分……支分则族大，谱合则情亲……一兮公云，喜谱系之修，得以联其族属，合其涣散，以致其亲睦。”⑧同时，在上谱新丁中不乏新生儿童，千百年来，诸葛家族正是由于众多新生命的加入而延续至今，始终生生不息，他们是整个宗族未来的希望，上谱仪式使全族再一次人心凝聚。

2.3 小结

综上所述，《高隆诸葛氏宗谱》在纂修体例、内容及意义等方面都具有延续性特征。诸葛氏族人始终以宗谱为纲领，以此巩固宗族社会制度，制约族人生活规章，形成光耀先辈的宗族理念。宗谱在内容和形式上承袭旧谱，或使其具有局限性，但修编意义的延续性却使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宗谱修编的背后体现的是宗族力量的凝聚，借此唤起族人的归属感，重忆家族的高光时刻。另一方面，宗谱内容的传播使宗谱的价值已经超出家族范围，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在乡村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重视宗谱这一历史文本的研究，辩证地看待宗谱的延续性，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人的精神传承。

3 总结

英国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Samuel）曾指出，遗产不仅仅是一项社会运动，同时也是关于身份、地方和记忆的带有主观性的政治协商⑨。以宗谱为代表的村落历史书写，其编写过程便是诸葛氏族自我身份认知强化的过程，并培养了他们对于家族的认同感。同时，诸葛氏后裔对宗谱进行定期编修，每隔二三十年续修一次，这便是对于宗族历史文化代际传承的责任感的体现。由于先祖诸葛亮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诸葛姓氏本身就是中国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象征，而负责宗谱撰写、编修的人员都是家族中的精英，所以宗谱作为村落历史书写，除了延续性这一特征外，同样具有权威性和政治性。

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祖先在所生活的土地上留下了有价值的痕迹，这便是文化遗产，它将人类的当下与历史相连结，在睹之、感之、恋之的过程中，对于家园的认同感应运而生，而通过宗谱研究，我们能够对保护对象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对其进行价值阐释，立足现在，思考遗产在未来与人的联系。正如英国学者RodneyHarrison所论述的：“把遗产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现象考察，我希望不仅能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以来遗产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同时也表明，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⑩

注释

①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M].周芳玲，阎明广，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

②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教·风水·移居[M].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0-11.

③陈志华，李秋香.诸葛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7.

④王鹤鸣，王澄.中國家谱史图志[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03.

⑤诸葛坤亨，等.高隆诸葛氏宗谱[M].排印本.2019：44.

⑥钱基博.谱牒汇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⑦诸葛坤亨，等.高隆诸葛氏宗谱[M].排印本.2019：17，169.

⑧诸葛坤亨，等.高隆诸葛氏宗谱[M].排印本.2019：34-35.

⑨劳拉简·史密斯，张煜.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遗产批判研究和博物馆研究[J].文化遗产，2018（3）：62-71.

⑩王思渝.价值与权力：中国大遗址展示的观察与反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