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源，史国生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之下，知识精英们对西方传入的“病夫”一词进行了重新解读，而源于西方讽刺中国改革失败的政论而命名的“东亚病夫”之称呼，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近代改造国民身体的理论之源。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领土完整再次遭到破坏，激发了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强国强种”的求索之路。本研究以中央国术馆为个案，探讨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武术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与贡献，为中国现代武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案例参考与借鉴。

1 中央国术馆的立馆背景

20世纪初，严复率先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强身强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蔡锷以其独到的认知论述了军国民思想的理论构成，为“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兴起提供了机会，并推行军国民主义、从本土武术中取材成为了唤醒中国“尚武精神”的主要途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此后军阀割据，长期处于混战之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北伐战争的顺利结束，辛亥革命以来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暂时趋于稳定,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社会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一定发展，为中央国术馆的运行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空间。事实上，中央国术馆的组建与运行离不开馆长张之江的努力，在其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十分了解武术对于作战的重要性。张之江通过练习武术恢复健康强化了他对武术作用的信心，在充分认识到武术的重要性之后，北伐战争一结束，张之江就决定开始推广武术。1927年6月，经行政院批准，国术研究馆正式成立，地址搬迁至南京西华门头条巷一号，享受政府每月拨款资助。翌年6月，国术研究馆经国民政府批准更名为中央国术馆，直属于国民政府，成为了当时主要负责全国武术活动的政府机构。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期间(1928—1937年)，武术伴随着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与运行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期”。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为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和运行提供了相对安稳的政治环境。张之江凭借着自己在国民军队中的重要地位，与武术的不解之缘，以及他在军旅生涯之中结识的许多革命战友，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央国术馆的成立提供了方便。中央国术馆能够顺利成立并运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江丰富的社会人脉资源。时代催生出的中央国术馆在这样的主客观环境中成立并不断壮大与发展。

2 中央国术馆武术文化传播的民族性、时代性特征

中央国术馆自筹备至成立后，其组馆的宗旨一直都是“强种救国”。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上特地作出解释：“吾人深知欲求强国，当先富民”。富民之道在于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必先从强身健体入手。“研究国术，即为强身健体之捷径。”历代帝王为了防止民众暴乱采取“愚民”政策维护统治，致使“民气消磨，日甚一日，东亚病夫之根源自于此”[1]。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侵略，国术与振兴国家、社会紧密结合。李德隣先生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上也一再强调日本侵略中国之惨痛现实乃是国人体质衰弱造成的。馆长张之江在就职后也曾回应日本的狂妄言语，“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练习国术，使国术能够早日普及全国，做到全民国术化，民众能够自卫才能抵抗外辱的侵略。[2]”他们都认为强种才能强国，要救国就需要练习国术，强调了种族强大对于国家立足世界的重要性以及种族强盛与身体的关联性。在此特殊语境下，国术的学习成为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肩负着“强种救国”的社会责任。

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央国术馆的建馆宗旨，中央国术馆一直重点关注国术与国考。张之江认为国考的目的就是“发展国术使全国人民武化，人人都有自卫的能力”，国术比赛并不只为争夺胜负，而是希望达到“自卫生存，强种救国之总目的[3]。”后来，张之江在给褚民谊解释国考与国术名称之含义的信中提及国术考试的作用就是“抵抗帝国主义之侵凌，保障四万万同胞。”此外，国考前中央国术馆的宣传标语也含有：“以御侮的技能来救国，发扬民族固有精神，实现强种救国”的内容[4]。虽然张之江在评价国术国考举办的意义时也提到了国考之目的在于选拔国术人才，发扬国术，但是归根结底还是遵循着“强种救国”的政治目的。不仅如此，蒋介石在出席国考开幕式时称赞国考乃是“民族尚武救国之新气象”，并呼吁大家踊跃参与国术研究，强壮身体。由此可见就连国民党高层也认同国术能够拯救国家与民族。

1932年，刘长春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却止步于预赛成为了土洋体育之争的直接导火索。中央国术馆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致力于国术的改革与推广，土洋体育之争使得更多人士特别是国民政府意识到了研究国术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国术的军事价值成为国民政府主要推崇的对象。在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感染之下，“体育军事化”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得到普遍认同，国术与军事打成一片，在国民政府的有意推动之下，国术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中央国术馆内设的国体专校的课程设置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国术与军事的融合。同时，训练民众国术也以能够充实兵员的征募，既能去前方作战又能留守后方，保卫乡土为主要目的。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央国术馆的国术宣传愈加紧密地与国家命运、民族危亡相结合，着重强调国术抵抗列强侵略的军事作用。

以上种种都可以证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需要才是中央国术馆成立甚至是举办国术考试、训练民众国术的终极意义之所在。国术的军事化赋予了武术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民族主义的传播吸引了更多国人关注国术，激发了国人练习国术的热情，客观上推动了国术的宣传与推广。但是，把武术文化传播简单归入救民强国的历史范畴，会局限于武术文化传播的功利性价值认识的藩篱而流于表面与表象化。

3 中央国术馆对武术文化传播的贡献

3.1 武术的传播趋于科学化

中国传统武术的诞生与宗法制度密不可分，以至于武术一直无法摆脱封建迷信的桎梏。土洋体育的争论推动了武术科学化的发展进程，“国术必须用科学来透过。”中央国术馆认为国术的发展理应破除封建迷信的阻碍，促进国术技术与国术理论的融合，采用科学的原理佐证国术理论的科学性。因此，中央国术馆采取了以下措施推动国术科学化发展。

其一是整理国术史。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为了使武术更好地适应现代发展并且制衡西方体育，率先提出了武术科学化的目标。时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长的武术家唐豪以大量的史学资料为基础，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实地勘察后梳理了少林拳、太极拳的源流与派系，为武术史的考证开辟了道路，批判了过去对国术的一系列怪论。同时，因为武术史的研究困难重重，他还花费很多时间研究武术文献与目录的建构，著成了近代武术文献目录学的经典之作《中国武艺图籍考》。该书详细介绍了近20种武艺的类型并分门别类记录了典籍史料编撰的详细内容，为中华武术史的整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武术，了解武术的发展史[5]。

其二则是进一步完善武术比赛规则。在举办第一次国术国考之前，中央国术馆就拟定颁布了《国术考试细则》和《国术考试条例》。明确规定了考试的流程、主要的考核内容、方法以及裁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等。但遗憾的是，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的比赛规则设置较为简单，且防护措施的不到位导致了赛场上的比赛人员屡屡受伤。第二届国术国考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比赛规则的设立做出了调整与完善：一是将考试科目区分为术科与学科两类，增加了术科的考试分类，并以此为标准分科评比；二是借鉴了西方竞技体育项目比赛的经验，采取按体重级别分别比赛、录取的新方式；三是在对抗赛中加入了防护器具的使用，保障了比赛人员的人身安全；四是规定了具体的比赛时间，不仅使用了回合制的比赛方式，还固定了每回合比赛的中间休息时间。在避免比赛时间过长的基础上考虑到了参赛人员间歇恢复体力的需要。第二次国术国考比赛规则的整改尽管仍旧存在比赛组织不够严谨，比试方式有争议等问题，但客观来看确实推动了武术的科学化发展。

然而，国术的科学化正如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只是流于形式。国术馆对于国术的科学化也只是局限于个体直观感受。“国术本身之发展，应以科学之理论，发明幽邃之学理[6]”，不应仅仅是将“科学原理”与直观所示的个体动作相结合。不可否认，中央国术馆一直努力做好国术的科学化工作，但是在这方面的建树并不是很多，对国术理论体系的构建仍显不足，国术的真正科学化一直到建国以后才初显其成效。

3.2 武术的民众基础得到提升

国术的全民普及是中央国术馆将国术与国家命运相连的实践化举措，其以公开的、毫无保留的方式向全国民众普及与推广，“希望人人要国术化，使中华民国成为最健全的国家[7]。”中央国术馆于成立初期就开办了面向民众的国术练习班。该练习班以使国术技能普及全国各界为宗旨，无论男女只要年满十二岁皆可报名。练习班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最终考试合格后颁发毕业证书[8]。张之江十分心痛于旧时女性以病态为美的审美价值观，他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父母强壮结实，儿孙自然会好”。有了健全的身体才能谈得上平等二字，以此呼吁女同胞们迎头赶上，加入到强壮精神体魄的队伍中来[9]。故而中央国术馆特地开办了女子国术教授班。专门教授适合女子练习之国术，学时以6个月为一期，考试通过者同样授予毕业证书。

中央国术馆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分级领导的国术馆管理系统使得中国武术的民众化发展相对较为顺利。与此同时，响应国民政府下令各市县设置地方国术馆的号召，各地方的国术馆和民间武术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北京体育研究社领导成立的北平市国术馆，旗下设置民众练习班，以期国术普及民众[10]。江苏省国术馆开办的民众班不收费用招收学员，分为成年组、孩童组和女子组三个班级，教授拳械。河南省国术馆同样也开办了民众练习班，甚至还有专门为小学生开办的业余武术学习班方便他们课余时间进行训练[11]。与此同时，民间武术组织在全国的大中小城市纷纷成立。如规模比较大的北京体育研究社、我们熟知的上海精武体育会等。其他的武术社团规模一般不大，而且由于师资极度匮乏，教授的都是比较单一的拳种和器械。有些拳术组织甚至带有很强的行会性质色彩。尽管如此，这些武术社团在组织成立时都有章程和明确的组织机构、立社的宗旨，间接打破了旧时武术私人传授的传统模式。

3.3 武术与学校教育相契合

民国初期推崇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将“国家”理念引入了武术教育，武术在学校教育中赢得了合法席位[12]。兵事体操废除以后，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必修之课是当时武术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目标。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重新构建了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但是，苦于武术师资的匮乏，武术一直处于学校体育课程设置的边缘位置。张之江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批判了学校体操盲目效仿欧美，违背国情需要的弊端，认为“教育与武术应相辅而行”，并提交了《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强调国术能够体德两育，起到帮助青年发展的作用。同时，该议案希望能在中央以及地方省区建立武术学校，并且在大学增设武术系；除了小学以外，3年内可以任意增开武术一科，待武术教师培养充足之后，将武术正式编入课程体系之中。可惜的是，议案并未受到认同与重视，仅仅只用作参考。1940年全国国民体育会议再次召开，张之江仍然坚持恳请教育部在体育课中增加国术一科，并指出全国各校没有设置国术课程的占到十分之八九的客观事实，建议大中小学校将国术列为必修课，按学分制进行考核，规定“凡考试不及格者，不准升级或毕业[13]。”从以上议案与决定可以看出，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已经逐步提升。

中央国术馆一直致力于武术师资的培养。师资的充足是检验武术教育化进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国体专校的成立为武术师资提供了重要的培养来源。国体专校在招生方面不仅规定了生源的年龄和学历，将学制分为3年与5年制专科，而且毕业时还需要通过严格的考核，且武术考核的内容多样，包含多种拳术、摔角以及刀枪剑棍等等。民国中后期，学校对师资的需求愈加迫切，中央国术馆作为官方武术机构一直选派馆内培养的优秀学生到学校任教。国体专校虽然只开办了16年，但培养的优秀师资多达600余人，为武术的教育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张之江遵循教育部发函组织中央国术馆编制了四级学校国术教材，许多武术名家也纷纷参与教材的编著。民国武术教材的问世为中国武术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文字性的资料。此后《大中小学校国术教材的标准》的施行改善了武术进入学校教育后科学化不足的局面，中国武术逐渐展现出“技”与“术”相统一的良好发展态势。

3.4 加快武术的国际化进程

为了洞悉世界体育发展之现状，扩大国术的影响力，中央国术馆踏上了对外交流学习与表演之路，努力加强国外对我国体育的了解与认知。首先是赴日交流学习。在武术的发展与传播方面，日本一直是我们参照与学习的对象。为了探访日本武术，张之江率领唐豪等人前往考察。期间不仅参观了日本的传统武术项目，中国摔角与日本柔道之间较量更是获得了日本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张之江等人回国后撰写的考察记录为国人了解日本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资料。其次是赴南洋交流表演。中央国术馆曾两次与国体专校代表团一起远赴南洋开展国术宣传工作。第一次赴南洋因资料不足这里便不多赘述。第二次是在1936年组织赴南洋旅行团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演出。当时观看表演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场内容纳人数。为了维持秩序甚至关闭了表演场的前后门，可见武术表演受到了当地人们的热烈欢迎。张之江将武术的宣传视野投射至海外，推动了武术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

更重要的是，馆长张之江还亲自组织代表团参加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代表团成员抵达柏林后于大会正式开始之前就进行了大量的国术表演，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随后，应万国音乐会的邀请，在万国拳术表演台上进行了10多分钟的表演；紧接着，组织参加游行大会，并在德国军营的军士面前表演各种武术。除了表演以外，代表团还印发了关于武术宣传的小册子用于表演结束后赠与外宾。《汉堡时报》《德意志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并评论，称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令人不可思议。它有一种难以写出的内在的旋律感。[14]”奥运会是国际上公认的影响力巨大的体育赛事，此次出访表演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武术，开启了国术走向世界的梦幻之旅，为武术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结语

民国时期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渡期，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重要时期。面对西方列强对本国政治、文化的侵略，近代的志士仁人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试图立足于身体改造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出路，本土化的中国武术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民族性与时代性交融而生的中央国术馆，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推动中国武术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中央国术馆在武术的改革、宣传与推广方面受限于政治需要，但是它引导着伴有封建色彩的传统武术走向了科学化发展之路；积极致力于推广、普及武术，提升了武术的民众基础；号召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让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体育。与此同时，在中央国术馆的不懈努力之下，武术逐渐脱离了学校课程体系设置边缘化的窘境，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可以说，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在中国武术的科学化、教育化、民众化乃至国际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与赞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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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帅兵.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7(10)：32～40.

[12] 张之江.拟请由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列国术为必修课案[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

[13] 王炳毅.中国武术初次扬名欧洲——追述第11届奥运会中国国术队出国经过[J].江苏体育文史，1988(2)：42.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ll kinds of martial arts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d a solid model for study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martial arts culture of the Central National Martial Art Museum,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martial arts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the Central National Martial Arts Museum.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martial a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of the Central National Martial Art Museum shoulders the historic task of “saving strong nations and saving the natio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gradually embarked on a scientific, popular, educational and even international path of development in the exchange and collision with Western sports. The Central National Martial Arts Museum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to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contribution.

Keywords: Central National Martial Art Museum；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shu culture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