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武术传承研究

2018-01-27段丽梅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8年2期

段丽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2017年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倡导大力弘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鼓励新时代传承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学校武术是传承与复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学校武术自20世纪20年代操化教育以来，已在很大程度上疏离了文化传承。学校武术要进行教学改革创新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仅从宏观的中国传统文化上进行武术哲理的理论分析还不足以指导武术教学改革。从生理身体、社会身体、心理身体角度对传统武术的哲理智慧进行研究[1]，能对当今的武术教学改革起到有的放矢的启示作用，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1 生理身体认知中的自强不息与体用兼备

武术强调“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重视内在精神与外在动作的统一。习武人在动作学习中不断通过“虚实”辩证而精益求精地探索使用身体的奥秘，从形而下肢体动作中实现了身体认知的外在超越，同时也在武术体用一体对“气”“意”的仿生、想象、生活生产中从形而上哲理意义上实现了内在性的精神超越。

1.1 武术生理身体认知内容是动作“虚实”的辩证结构与功能

传统武术以“击必中，中必催”为特征，常以“把式全靠架式”强调劲力功能发挥的生理身体来源，表征比武就是比身体齐整姿态调适下的结构[2]。“整”是武行人较技比试的常用词。“整”意味着人体骨肉的齐整，强调人体运动时骨架结构的一体化。“抻筋拔骨”是武术中常采用的锻炼方法，习武人往往借用拉长拉宽筋腱和韧带从而使一组骨骼的结构发生改变，进而改变人体用力时的发力杠杆以获取比武的胜利。可见，习武就是习得对生理身体的改造能力。在习武过程中，骨肉一体化的体量结构超过对手为刚，实战时“刚至柔生，其柔自化”，发力杠杆比对手长一截，身体上就出功夫了。功夫的本质就是对生理身体进行自我调整。比武比的就是身体自我调整能力下的功能性劲力[2]。

劲力是一种用力方法的技巧，要求合顺完整才能“刚而不硬，柔而不软”，即合理运用身体发力顺序(身体结构一体化)以达最佳效果[3]。所以练拳就是练不同结构之下的功能发挥，即拳劲。劲是由力到劲，再到力劲结合，最后到以气摧力，以意用力；劲是气理调适下的全身整体上下一体化，而力是局部，有了劲才能真发力[4]。武术劲力发挥的实质为动作的虚实变化。实是充实有实涵，不是死硬的刚，即能把体重等变成活泼的劲[4]。刚柔是动作虚实辩证的主要形式。动作刚柔变化可成圆形，动作能有虚实的身法变化就会产生劲力，所以武术前辈常讲“一圆之中，虚实变化生焉”“行劲与身法一有全有，一无全无”。武术习练就是要达到“一枝动而百枝摇”的劲力灵敏。武术家孙禄堂先生指出，劲“说倒底是一个虚实问题”。只实不虚，僵硬刚化而运动迟滞；只虚不实，华而不实而实难近效，只有刚柔相济，虚实相兼，才能使力的发挥恰到好处。武术各拳种都强调虚实。如形成太极拳“开合，虚实，即为拳经”；形意拳“不本诸身则虚而不实，不形诸梢则实而仍虚”；八卦掌“得天气之清者，为之精(精者虚也)，得地气之宁者，为之灵(灵者实也)，二者皆得，方为神化之功”[5]。

1.2 武术精神来源于拳种“虚实”动作的劲力差异及精微化

不同的拳种，其虚实的讲究与运用不同，如形意拳讲究“硬打硬进无遮拦，先打顾法后打人”等主要表现以刚为主，而太极拳讲究“四两拔千斤”主要表现以柔为主。不同的拳种虽虚实表现不同，但大致都是通过改变人体骨肉结构一体化的发力杠杆来实现劲力功能。如枪是通过增加了枪身来延长手臂；形意拳是通过连结腿、脊长与臂的方式增加发力杠杆的功能等。动作虚实的体现靠劲力来进行检验。劲力是武术的基础。武术劲力是在动作规矩规范基础上形成的。如形意拳的“较二十四法”“打一厘米拳”。太极拳的“方为体，圆为用”，“太极者圆也，不论内外上下左右不离此圆也，太极拳方也，无论上下左右内外不离此方也”[6]等都是技术规范的完善之法。同时，武术动作不仅止步于技术的规范与使用的顺达，而是“在神不在形”，是习武之内在精神源于劲力虚实的表达与体现。这是初级或被动的武术精神。当精神之表达与人体劲力发放之意境完美融合时，人之精神表现为积极与畅旺。这是一种主动性的内在精神[6]。正是拳种之间通过对技术动作劲力的虚实辩证差异与精微化生产，丰富与增加了武术的文化与精神表达力[7]。

1.3 武术精神强化于拳种“虚实”、动作“气”“意”的仿生与想象化生产

武术技术动作之所重，气为首，是劲力的基础。气息充沛才能精神旺盛(气是性理之气，从哲学思维上讲是理，从习武人身体技术动作而言是气)。武术前辈常说“技术练气，道艺练神”。武术可以借助气培育精神，如形意拳通过动作的“轻出重收”来造成呼吸的“轻呼重吸，长呼短吸”以涵养精神，以及模仿“雷音”形成独特的既可养生又能对敌呼气的震慑精神[4]。《华拳谱》载“善搏者以勇为先，以气为决”。认为“胜在得气，败在失气”，模仿“怒发气生，目无锋刃”之气势而达到“志之所向，无坚不入”之勇往直前的精神效果。“一开一合足尽拳术之妙”形成太极拳模仿肺之一开一合的呼吸特征形成神情自若的精神淡定[8]。不同的拳种其呼吸形式不同。由太极拳师陈鑫先生说“开合、虚实即为拳经”等实践经验可知，呼吸处理的实质仍是动作的虚实问题。

习武到高级阶段是意念练拳，以意用力，通过模仿象形而会意。不同的拳种有不同的意念，如“太极如摸鱼、八卦如推磨，形意如抓虾”[4]。陈鑫在《陈氏太极拳图说》所提“骨节开张”“骨响齐鸣”也是模仿“接骨斗榫”加大全身主要关节的三维空间活动范围，使力量作用于敌身而不被化解，是“柔行气，刚落点”的意境。再如通背拳谚中“通背”、太极拳谱中“九曲珠”等也是模仿式的象形而会意[9]。一些模拟动物的拳种更是象形会意，如螳螂拳“行肩运肘，活腕轮指”的“势快招连，一招三变”等[10]。但是象形会意不全是武术，如华佗五禽戏模仿五种动物，但是其“有体无用”。武术的象形会意是体用一体。习武者一开始练拳需要学习师傅拳姿的综合风貌，如角度、位置、轨迹、神采等，以便记下整个形象。习武到高级阶段，可以创造性的对“意”进行想象而转“意”，这样的锻炼可以与敌方对技时把对方的攻势给会意象形了，如形意拳的“假借”与“转注”等能成为比武的致胜法宝，就是因为“转注”能以意转意使自己重心不失而让敌方失去重心，“假借”能象形转意在与敌方比武时与敌方共造新形破坏敌方的攻势，不管“假借”还是“转注”其实处理的仍是重心的调适、肢体的配置等虚实问题。

1.4 武术精神实践于拳种“虚实”、动作的“体”“用”一体与生活化生产

武术技击的前提是练养结合，从而达到体用兼备。如形意拳认为“四梢”(血、骨、齿、发)是内劲形成的标志。在技艺提升中可力达“四梢”，但前提条件是“久养丹田是根本，五行四梢气攻人”[4]。《华拳秘谱》载华拳的呼吸特点为“提、托、聚、沉”，“体生气，气养体”。太极拳形成“悠、匀、细、缓”的“调息法”，以及“不徐不疾”与“口呼鼻吸”迎气法以养身育神等[8]。所以早就有武术前辈总结武术动作虚实中不惟足以舒展筋骨，调和气血，实为修养身心之良法[11]。可见，武术是以养生为前提的体用一体。习武到高级阶段，强调“用意不用力”。形意拳师薛颠说“意可蕴，亦可发”，即指“意”的体用一体特征。，如李仲轩一次与比自己实力强许多的薛颠传人薛广信比武，觉得自己没法打了便会意了薛颠的鼍形之意将薛广信打败[12]。由上可知，武术是“气”“意”化的体、用一体，而体育动作虽然也可锻炼身体，是有体无用。武术的体用一体是功用透达全体，绝对不会有偏重、侧向的弊病，是融健身、技击于一体的[13]。

武术动作体用一体表征了“动作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动作”(王芗斋语)。形意拳师李仲轩对此的定位与分类是“动作与精神分崩离析，各逞其能是不协调，动作与精神相互配合也是下乘。只有动作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动作才是路径”，也就是指武术动作的神与意合[11]。对于此，传统武术家的解释是“气行于内而缓，神行于外而速，欲气随神动，必须练气归神，是使神气参调而应，神到气即随之，周身爽利活泼无滞，可谓完全用意志，以走架子之作用，使精神内含藏动之意也”，认为其关键要旨仍然在于虚实，在于肩、胯等的处理[6]。传统武术家还认为动作与精神的关系与身体部位有较大的关系。“拳术总机在腰背之间，四肢动作形式虽不无可观，尤在以腰动运行，而精神始有附丽”。只有腰背运力，才可使力达四梢，规避“不本诸身，则虚而不实”“不行于梢，则实仍虚”的练拳禁忌。练拳时力由两腋直透指尖，由脊背达于两踵，才可精气神合一，久练而不觉其苦，故拳术要点在精神，而不在形式[14]，但精神的发挥仍依赖于武术动作形式上虚实的调整处理。

综上，武术劲力来源于体知身体之虚实辩证下的结构与功能；追求神与意合的过程，源于拳种动作“虚实”的劲力差异及精微化生产，强化于拳种动作“虚实”的“气”“意”仿生与想象化生产，实践于拳种“虚实”动作的“体”“用”一体与生活化生产，使武术人在一举手一投足间洋溢着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

2 社会身体认知中的厚德载物与天人合一

“武术善养浩然之气”，重视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并存秩序。习武人在习武过程中不断通过诚心的“性情”达到与万物的共情，在“道德”价值观上实现了内在超越而能厚德载物与他者共存统一。

2.1 武术社会身体的认知内容是交往能实现“性情”共情的同伴与对手关系认知

中国传统的圣人理想与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理想都说明人是社会关系的人(马克思语)，必须与“他者”交往才能积淀人性(中国称仁，西方称理性)而存在，而情感是交往中的主要内容。在与他者的交往中，西方形成克服本能的道德理性是主宰力、情感是帮助力的知行观念[15]。西方的知行观念同中国与他者交往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儒家性情传统基本一致[16]，都是要形成一种约束为前提的自主与自由操行，但中国的性情更是多了一份“心思诚”的共情。《告子上》曰“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思诚的修为达到“反身而诚”的阶段，修为便已从人之道进入天之道，即天人合一。天人之间靠至精之气而沟通，经过修养超越自己的身体与宇宙合而为一。中国的天人合一是回到生命本源之“气”。武术讲 “善养浩然之气”一语道破武术修身之奥义。“浩然之气”是存在于心中的至精之气[17]，所以心之精纯之所在，更是智慧或认识“知”的源生地，“心思诚”由此取代旧时代的“巫”成为天人合一的中介物。荀子认为修身是“治气养心之术”；“心之官则思”(孟子语)，表示修身时理性思维要在精神境界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17]。武术讲“拳道即天道”，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一个靠心诚理性来理解如何面对他者的社会问题。心如何能得道呢，《逍遥游》指出“去欲则宣，宣则静矣”(注：宣，通也，通而静，静则精，精则独立，独则明，明则神，神即道)，道即是流行于宇宙之中的精神实体，人通过心的中介求道而有所得，此道便永存心中，称为德(得)[17]。中国人的交往逻辑是“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人是由一个“人情”逻辑的群体去定义与设计的，即不存在独立的个人[18]。习武人习拳入门即加入一个由师徒关系所定义的人情圈子。在圈子内部是师徒、师兄弟间教习、陪练、喂手等同伴的支持与帮扶，习武人会受到礼仪、和谐、沟通、交流等情感熏陶与人性认同。圈子外是门户间“我是他非”以及个人间争名夺利的竞争与排挤，反复的比试与竞技使习武人体悟到竞技拚搏、与人为善等人性的内省与反思。

2.2 武术人格起源于门户“性情”体验的外烁制约

武术传承中，学徒在入门伊始便以学徒及“一个徒弟半个儿”的身份将自我加入到一个以师父为中心的门户共同体中。学徒不但享受着拜师仪式、多样化诱导启发、技术与养护一体化教育等他者(师父)“心”的感通，体验到因门户共同体而带来的荣誉与归属感(如梅花拳拜一人为师可向多人求艺、太极拳允许师徒同拜一人为师等)，同时也遵守着门户日常礼仪、门户规范等他制他律性外铄方式的制约，而且还以参与门户创新与竞争等方式表征自我是群体中一份子，以群体性人格表征自我的存在方式，由此习武人的自我是一个由门户群体定义的服从等他制他律化缩小了的自我。

2.3 武术人格形成于个体“性情”体验的内省反思

习武到高级阶段，在师徒间拆招、喂招、及师兄弟间习武进阶及性命相托的陪练、以武会友等的交往中内省到交流、共享、合作、感恩、信任的真谛与内涵。在与师父、师兄弟间的试手及模拟比试、挑战他人、接受他人挑战等的竞比实践中，逐渐去掉了为名为誉、浮燥冒进的习性，转变为以物替代对手而自主独立与标榜气质的仁义应战法、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等声望赢人的以义服众法等，通过自我的形象管理“以武修道”，传承文化并淬炼了习武人自主化的独立人格[19]。如此，习武人的自我便从一个需要他制他律来规定的群体性人格。在动作技术的学习进阶中，逐渐与同伴和对手双方之间互惠互利、相互留有面子等真性情的交往中体知到主体“我想”与“我能”的自主与自由。

2.4 武术人格升华于群体“性情”体现的社会认同及社会变迁

“勇者不必有仁，仁者必有勇”。在社会治安不良的传统社会中，习武人集体无意识地以“言必诺、行必果”“行侠仗义”的义士形象赢得社会大众的认同[20]。他们一开始是处在制度之中却没有主体性的执行者角色[21]，通过群体的社会参与与性情认同而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在社会剧变时期，习武人既以主体的身份对社会变迁进行体现，同时也参与了社会的变迁。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武术人既因社会变迁失去了自身保镖护院等社会功能，同时又因积极参与社会变迁而为群体重新谋得社会职业，如形意门李存义1900年率民间力量歼灭了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阻挡八国联军进京，获得社会声望。平民显贵在民间为武人赢得办学授课、仲裁民事纠纷的职业[2]。太极拳适应社会变迁转身投向健身养生等事业，如自然门以其独特的药方成为医疗体系中的一份子为民服务。武术人需要的不是信息，尽管在变迁时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力。他们也不仅仅需要理性的思考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习武人通过代代与同伴与对手的交往实践体悟而来，并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

3 心理身体认知中的持中贵和与心静神舒

心静神舒的心神统一是武术人实现内在心志与外在形体统一的自我超越状态。在合一过程中，自我心态以“持中贵和”为追求达到形神合一，化育成积极乐观的入世精神。

3.1 武术心理身体认知内容是心态“中和”调适的谨慎与勇敢情绪

武术习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对情绪的调控过程。《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可知，“中”是情绪的本来面目，“和”是情绪的具体表现。练武第一要义是静，是习武的根本心理要求。武禹襄《太极拳论要解》即提出“心贵静，神宜舒”；王宗岳《太极拳论》“心静体舒，精神内固”；《内经拳法歌诀》中也有“神舒心静，卫生之道。积精全神，形体难老”的记载。武术动作静而神舒，即“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篇》)，同时，武术又是对七情的具体化动作表演，如“虚势则喜”“逼门则乐”等，若七情超越“发而皆中节”的“度”则表现为“过势则哀”“着力则怒”的负性情绪，不但影响习武的效果，而且可能导致习武中断或发生生命危险。故心理身体就是对“中和”正性情绪的调适而使人勇敢及对负性情绪的控制而使人谨慎。

3.2 武术心理起始于心态“中和”起伏的负性情绪弹性缩小

我国古代体育项目中早就有对心理调适的强调，如要求参加射礼的人内心端正和外体正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记·射义》曰“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矣”[22]，认为不胜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强调了心理的调适作用。同样，传统武术强调习练时心静神舒，以求“内示精神，外示安逸”(《越女论剑》)，但这种理想情绪的获得是以不断克服与排除习武中怒则生暴、惊则气乱、恐则慌乱、悲不自胜、思则不进、喜则狂燥等不良情绪的困扰为基础的。如《手臂录》载“决不可一发便要伤人，徒使自势发尽，为人所乘”[23]、《纪效新书》云“临事怕死，手足仓皇”等描述了习武中负性情绪的不良影响。如果不良情绪得不到良好的缓解、克服，将严重影响习武的进程与效果。武术习练通过“培气法”，以情胜情法、采阴补阳法等使负性情绪弹性缩小使人谨慎而延缓了对习武的不良影响。

3.3 武术心理拓展于心态“中和”起伏的正性情绪弹性扩大

习武不但需要对负性情绪的克服或缓解，习武到高级阶段还转向对负性情绪的辩证性应用。如咏春白鹤拳“如对泰山之重”及太极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强调以恐(敬)求静(孙禄堂《拳意述真》)；形意拳运用“任敌千差万异，一惊而即败之”以惊致胜(《形意拳拳经》云“发欲冲冠，舌欲催齿，齿欲断筋，甲欲透骨……明瞭四梢永不惧”[24])；枪术“怒气填胸，摧敌何难？”运用怒气催敌(《手臂录》)等。武术习练重神不重形，各种情绪的良性表达是借助于动作的心态来进行精神传达的。意志品质正是在正性情绪心理弹性的不断增大而使人在勇敢中得到培养(美国心理学家乔治·伯纳诺教授将心理弹性增大比喻为人精神上的免疫系统)[25]。

3.4 武术心理成熟于心态“中和”起伏的静心之本体回归

静为万法之源[26]。在习武的初始阶段，各拳种都将静作为练拳的重要心理素质，以克服由于紧张、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造成的被动性退缩或消极抵抗，并积累了一些前车之鉴以警示后人。如《拳经拳法备要》讲“与人对敌之时，自己先已慌张，力皆先出，则到身之时，必无力矣”等。习武到一定阶段，相对增加了对习武勇敢积极性情绪的强调。正如武术家蔡龙云先生所言“习武一定要有‘我敢’的心理素质”，首先从气势上要有能震慑人的气魄。到高级阶段，武术讲究与强调心与意合的用意不用力，认为“心要平静，意要集中，心不平则慌，意不集中则乱”。《说文》“训静为审也”“谋也”。习武到高级阶段的心静不仅仅是心理情绪的安静，而是一种动作中正和平的静心本体回归权谋，是有旁若无人的精神气概。武术家孙禄堂将之概括为“武术可以变化人之精神气质”。刘奇兰拳论将其具体化为“变化人之气质，得其中和而已”(中和即为《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4]，其实质隐喻了武术动作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动作。由此，武术借由技术动作的静心回归实现了由形而下的动作向形而上的精神本体升华[27]。

综上，习武人通过技术动作学习实践不但能控制与利用自己的情绪提高习拳效果，而且情绪的控制与利用使人内心会变得更加坚韧而强大。能遇事荣辱不惊、泰然处之，以本体的静心超越自我，而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世间万事万物[28]。

4 结语

武术是一种文化。首先在精神气质中彰显着使用身体、人际交往与心绪控制的生存智慧；其次才是一种动作技艺。动作技艺同时又体现与表征着人的精神气质。武术传承是通过生理身体中动作技术结构与功能的虚实辩证、社会身体中同伴与对手人际交往的性情共情、心理身体中正负性情绪的中和调控，在对自我的不断超越中习得自强不息与体用兼备、厚德载物与天人合一、持中贵和与心神统一。学校武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改革必须打破操化武术教学的瓶颈，从技术哲学视角依靠中国文化进行独特氤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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