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足球的表演性很强，它可以在媒体的阐释下逐渐递进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态。足球的直接效益来自获胜。正因如此，艺术足球的本体很像一个伪命题，因为任何一场足球比赛都必须接受对手的攻击，而一旦遭遇失败，失败者都会感到无比失落。如果说获胜是足球竞技的终极乐趣，那么足球比赛过程中的自由创造元素就成为一种人类超越性审美力的载体。任何一种足球类型都是为竞争而生存的。换言之，艺术足球、力量足球以及野性足球都是为竞赛而设计的。不同之处在于艺术足球体系中的球员更多地兼顾到了在获胜之外的快乐感，艺术足球也由此更加尊重创造性的动作体系。艺术足球的精华在于人体动作的特殊组合以及由此生发的高度对抗性范式。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艺术足球的含金量更高，也更容易引起商业集团的关注。

1 现代足球造就出一种新型的戏剧语汇

戏剧和体育的关系一度是模糊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年就有人关注到了体育与戏剧的关系。孙惠柱借助其在美国留学及工作之机，很敏锐地观察到了戏剧与体育的重叠性关系：“历史上，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奥林匹克那样的专门运动会。那时的体育常常跟戏剧(甚至军事训练)分不开，秦朝的角抵和汉朝的百戏都既是体育表演又是广义的尚武戏剧。希腊人却把体育和戏剧分得清清楚楚。希腊悲剧家在写冲突时胆大包天，甚至敢让亲娘杀掉女儿，儿子不但杀父，还要娶母，可又都是些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他们作茧自缚，规定绝不在舞台上展现杀人。因此，武术家在光辉灿烂的雅典剧坛找不到一席之地，只有去搞运动。”[1]在孙惠柱看来，武戏便是体育化的戏剧，而体育则是游戏性的表演。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同样以劫富济贫著称，也被无数次搬上舞台银幕的英国绿林好汉罗宾汉就是一辈子独往独来。他们哪里想得到，在中国，就连那个武艺真正‘超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猴王孙悟空都只怕一个和尚的紧箍咒。”[1]戏剧和体育的复杂关系在仪式学、行为学和表演学的高度得到了很好的溶解。华夏文明中未曾发育出类似奥运会式赛事体系，完全是文化差异性所致，其中包含表演理念、悲剧精神以及终极关怀等元素。

在泛表演化的今天，体育的戏剧性问题无法逃过戏剧学家的持续关注。孙惠柱认为：“中文的‘戏’字很妙，既指高台教化的戏剧，又指玩耍消遣的游戏。英文中也有一个‘play’，意思包括戏剧、剧本、扮演、玩儿、弹(琴)、比赛等等。而且，所有这些词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1]当今世界上，戏剧虽然在走下坡路，广义的‘戏’却是有增无减。在戏剧课上笔者常常给学生做这样一道选择题：和古代雅典戏剧最接近的当代人类活动是：(1)去百老汇或类似的大剧场看戏；(2)在家看电视或录像；(3)去体育场看或者参加比赛；(4)去教堂做弥撒。正确的答案是(3)。”[1]孙惠柱的思考在21世纪初才得到真正的回应。研究人类学的中国学人开始探讨体育赛事的表演本性问题。“现代体育赛事与古代戏剧表演是如此的相似：在体育中你能感受到戏剧中的一切。运动场就是剧场，运动员就是演员，运动场上的观众就是剧场上的观众。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比戏剧更为真实的悲剧与喜剧。比戏剧主人公更真实的英雄与小丑——或许是发现体育赛场只有英雄没有小丑，赛场上的观众把自己变身为剧场中的小丑。给自己涂上假面，打上花脸——当他们为运动员鼓掌欢呼、呐喊助威时，谁能说他们不是剧场中重要的一员？ 谁能说他们不是心甘情愿为戏剧中的主角作陪衬的配角？”[2]时至今日，足球评论中仍可见到类似表演之类的术语。关注足球的作者在描述1986年世界杯期间时就使用过“表演”的字眼。“6月1日，阿根廷队在墨西哥城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同有‘太极虎’之称的韩国队展开较量。比赛一开局，马拉多纳就沉着地居中策应，几次给对方造成威胁。当时，韩国队派出12号球员死盯马拉多纳。这位球员在有着高超的个人球艺的马拉多纳面前，显得十分笨拙和迟钝，跟不上马拉多纳的节奏。马拉多纳开始了他的个人表演。”[3]大多数讲述马拉多纳足球生涯的书都将其动作细节当成主体，而表演性语汇一直充斥其中。“双方战成1比1平之后，意大利队知道采用防守战术是无法对付马拉多纳的，便又改变战术，几乎是全体球员一拥而上，围住马拉多纳群起而攻之。但是，这只球就像粘在马拉多纳身上一样，总是在他的脚下滚来滚去。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他个人的技术水平发挥到了极致。此时就像一场个人表演赛，对手一直围着他转，却无从下手。最后双方以l比l握手言和。”[3]2011年8月19日西班牙超级杯比赛，时任皇马教练的穆里尼奥曾经对巴萨的教练比拉诺瓦有肢体攻击行为。比拉诺瓦在接受《先锋报》采访时曾说：“穆里尼奥从来不谈足球，这是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个教练之所以想成为主角，是因为他在球员时代没有享受过这一点。对穆里尼奥的球队，你不能奢望得到美学上的享受，不能期待他们踢得很好。”[4]比拉诺瓦使用了主角的概念，并且将其和教练员联系在一起。皇马方面也使用了电影术语。皇马的发言人表示：“如果说我们是恶人的话，那也不是电影中唯一的反派。”[4]皇马无意为自己作完全清白的辩解，皇马的旨意仅仅在于证明自己并非唯一的反派。它要说明的是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有过类似的错误。皇马的发言人所使用的更是典型的电影术语。

体育是人体行为，其自身的动作感蕴含有一种自然的真实性。竞技体育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人们观看体育竞技时很容易派生出主观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带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关于友善与敌意的原始思维元素。于是，一种奇异的现象顿然出现，人们观看冲突类戏剧时会产生正角与反角的对立感。这种现象揭示出人内在的妖魔感和神圣感的对立情态。人们在观看竞技赛事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印象。换言之，观看体育赛事的观众很难做到彻底的中立化。两相映照，体育赛事的戏剧性效应在人类自身的心灵世界里看似永无消弭。

关注竞技的表演性无疑是一种极富感性化元素的文化选择。“竞技运动表演的身体呈现却是在相互竞争中进行的。在竞技场上的每一个竞技者都朝着胜利而努力，而胜利是唯一的。这就决定了竞技者之间的表演合作方式只能是竞争，其表演指向在于对人类本真的表达。但是，竞技运动领域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和平的竞争。它既不同于以灭绝对方为目的的战争方式的竞争，也不同于以获得更大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经济方式的竞争。竞技运动的胜利者是人们所欢呼的，但是如果竞技者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了真实而完整地诠释，即使没有取得胜利的结果，同样能得到人们的赞扬和欢呼。”[5]其实，竞技体育的聚会功能理应成为其显性的效用。“竞技运动中的社会交往首先表现为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交往。如竞技者与欣赏者之间心灵的共鸣，欣赏者会为了他所喜爱的竞技者大声呐喊助威，而且不会错过每一次精彩的竞技演出；欣赏者与欣赏者之间通过成立体育迷协会实现社会交往；竞技者与竞技者既有同伴的帮助和协作关系，又有对手的竞争和挑战关系；竞技者与指导者之间的交往是一种指导与合作，也是权威的表达与情感的交流；竞技者与裁判员之间的交往表现为表演者和评价者的关系，他们之间以竞赛规则为基准而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竞技运动系统中存在的交往关系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往往能使生活中复杂的交往关系得以升华。”[5]足球的普世性为其传播与扩张提供了动力。“由于足球运动在国际间、民族间的交流没有障碍，这种文化符号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足球俱乐部的老板、球队的球员、介绍足球的媒体、狂热的球迷，最能理解‘地球村’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列宁说过，‘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而在足球场上，两个陌生的球迷只要钟爱同一支球队，几秒针内便成为‘同志’，成为铁哥们。在这个领域里所实现的宣言、章程、条约、规则和裁判法，是沟通这个‘地球村’，维持其和睦生存的‘语法’。国际足联恐怕是全世界最具权威的国际性组织机构。它的令行禁止让联合国这个政治性组织机构常常羡慕不已。”[6]

“体育与表演艺术分属两大范畴。狭义的体育，指身体教育，即以强身、医疗保健、娱乐休息为目的的身体运动；广义的体育指体育运动，包括身体教育、竞技运动、身体锻炼三个方面，所以体育属体育学范畴。而表演艺术则属于艺术学范畴，指必须经过表演而完成的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曲艺、杂技、魔术等等。”[7]跳出传统的舞台表演范畴，则可以将表演划分为经典演出和非经典演出。“表演是在特定境遇内的可能性存在，是外在于日常生活的。代表性的观点是，表演只是戏剧舞台上的事情。戏剧舞台、电视电影领域都属于特定的领域。‘表演学’(有关表演的学问)、‘表演系’(表演训练的制度化机构)和‘表演专业’(表演职业的前期准备)都属于这些领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只有这个领域才存在着表演的投入(学业与演出投资)和产出(观众的数量和票房收入)的计算问题。日常的生活被表演排斥在外，一道铁门将表演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8]“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表演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艺术范畴的戏剧、电影、舞蹈等表演和体育范畴的竞技运动表演。前者作为艺术活动是客观社会生活在舞台的反映，演员以身体动作对生活剧本进行表达，反映了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审美；而后者是以身体竞争方式进行对抗性的活动，是人类最直接、最本质、最强烈的生命表现。两者的核心本质都是需要通过身体来进行表达，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在题材和内容上具有相互融合的倾向。”[5]可见，大型足球赛事早已朝着文化关怀的方向转移，镜像足球则完成了功能再造过程，并朝着综艺类、戏剧类、动作影片之类的文化形态转型。

质疑竞技体育具备戏剧性的论点一直存在。“有观点认为，戏剧无疑是传统艺术门类的一种，在戏剧中，演员的竞争不存在于同情境之中。在音乐或者戏剧中的艺术表演者是被期望尽最大努力去增加美感质素的。与这个目标相斥的‘竞争’并不合适，会被冠以‘非音乐’、‘非戏剧’的斥责。一个演员绝不应该让同场景里的另一个演员看起来更糟。事实上，音乐和戏剧中也有竞赛——但是不同的竞争者并不包含在同一个表演中。在表演中，美感价值是最重要的，演员有义务协助同场景里的其他人表现得更好。然而体育的所有参与者中，我们无法找到担任增加集体美感职责的那个人。如果体育中的竞赛者没有一个人是把增加集体美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又怎么能说体育是一门艺术呢？”[9]但是，此类观点显然并未注意到各类艺术之间的相通性，也未尝注意到镜像时代对各种现场表演艺术的重组性功能。在社会表演学大肆风行的时代，体育的表演性属性早已不再是一种神秘之像。“体育不是戏剧，但是，它可以被看作是戏剧。然而，说体育不是戏剧，并不意味着体育不能偶尔的有戏剧性或者引人入胜的情节，也不是说运动员就不能将自己看作是一种在自己项目中展示水平的演员。体育竞赛不只是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厮杀，透过美学的观点，在良好的体育活动中，运动员不仅仅是在进行平等的战斗和公平的竞争，他们应努力将同情境运动作品中所有运动员的技能和智慧发挥到极致。”[9]体育转向戏剧的原理十分简单。体育的心理教育功能为其仪式化的围聚功能所取代，体育的身体锻造动能为其炫耀功能所代替，体育的强者心态为争霸类主题的电视节目所统摄。于是，体育终于屈从于时代大潮，成为了镜像时代的一种分支性的工具，并最终演进为一种观赏类对象。体育的工具论并非一种异化，而是体育本身在自然进化过程中的功能重构过程。

“虽然体育与表演艺术并非同类，但二者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则，因为表演艺术具有美育功能，而这种美育功能又与体育功能共同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中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德育、智育密切相关：二则，21世纪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时代，各种事物彼此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程度、力度、广度、深度，均属前所未有。而现代体育发展的方向是不断将竞技与艺术、力与美、智慧与激情结合，从而使体育成为具有最多爱好者、最多参与者、最具活动力和生命力的文化活动。所以，体育与表演艺术的双向交融，就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主要时代特征。”[7]足球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颇具现代性理念的娱乐，但足球在道德感化、行为示范以及精神教育方面的功能依旧存在。

西方社会表演学家曾将足球观众的观球行为归结为一种日常性仪式。“很多社会脚本上演于家中。人们居住的家，可以看作是扮演每天日常仪式的一个舞台，例如刷牙、为工作做准备、或是看足球竞赛。”[10]足球的现代化过程几乎变成了镜像化过程，足球在走向现代社会的同时，其内在的观赏价值得以无限度地激活。足球不仅成为现代工业与信息社会中的一种主要精神过滤器，还使得其观众得以在特定的时空中重温人类原生态时代的生活方式。足球为过早异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原生态的保障体系。

2 新媒介时代拓展出现代足球的镜像维度

对观众而言，现场足球与镜像足球充满了差异感。两种不同的传输渠道制造出差异较大的二维足球文化。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1]足球有游戏性，它也本该是一种较为超脱的文化，但是，足球观众相对偏执的情绪以及强势集团的有意介入会使得足球产生出一种额外的社会负面效力。它甚至会促使足球溢出游戏的轨道，进入社会或文化领域，并促使整个社会偏离既定的发展程序。足球自身因此也会异化，而异化后的足球对民众的影响很可能比真正的戏剧国家还要更为严重，因为戏剧的本质是虚构，而足球的本质是真实。戏剧性思维给足球自身戴上了枷锁，因为它忽视了足球中最为精彩的法系价值，并给足球注入了大量的随意性元素，导致足球法系的破裂，并最终缔造出一种极度异化的足球形态。

好在足球还有丰富的世俗化元素，足球一直在寻求一种非宗教化的存在空间。足球的职业化道路便是一种商业社会的产物，其在运行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市场化的气息。质言之，商业足球始终为一种足球的高度表演化的发展动能所驱使。足球的表演化现象催生出更多的足球明星，这些明星宛如影视明星一样，拥有大艺术家一般的声望和荣誉。巴萨的伊涅斯塔属于并不显山露水之人，却仍旧为编织巴萨的精致球风起过重要作用，媒体对其赞美可谓不吝其辞。“伊涅斯塔今天的两脚助攻，让球迷看了如同口嚼蜜糖般幸福陶醉。世界第一强队称号怎么来的，不是11条硬汉打得头破血流拼来的，还就是如伊涅斯塔今天所展示的那样，如飞舞花丛中的蝴蝶一般，你未必能看清他的形，却能感受到扑烁之间别样的华彩。两次助攻，两次足球场上艺术而销魂的杰作，第一次是脚后跟的顺势一撸，原本战报写成磕球，但这个磕字，绝对体现不出伊涅斯塔处理此球时的柔顺度，配合打到一定层次，不看人的传球，不看球的对球处理，都可以很顺利的做出。”[12]即便多么不具备攻击性的球员也会沾染上特别的表演性的风采，从而朝着影视明星一般的路径转移。足球自身的表演性内涵一直在发挥着一种潜在的作用。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类似世界杯这样的超级大型体育赛事，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成为媒体用来营造顶级镜像世界的原始材料。足球的世界杯几乎成为一种专属的称谓。换言之，人们习惯上谈到的世界杯或许包括了篮球、排球、乒乓球，但是，在普泛化的足球世界里，唯有足球的世界杯才称得上是一种世纪顶级的标配性足球符号，人们或许为此而忽略了其他的赛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杯金杯的魅力已经彻底征服了全世界，一场足球比赛的胜负在大家心中有时已经超出了足球本身。人们对世界杯冠军的渴望就如同一场魔戒抢夺战。为了得到魔戒，足球场上功利味道渐浓，艺术足球全面溃败，每一支参加世界杯的队伍只有一个目标——大力神杯。”[13]如此规模的足球赛事，在媒介人的眼中却充满了表演艺术的多元品质。世界杯如此，而重大的俱乐部赛事同样具有类似的传播效应。瓜迪奥拉领导的巴萨与瓜迪奥拉的老师贝尔萨执教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的一场比赛也达到了戏剧类型化的高度。

西班牙《国家报》也表示，毕尔巴鄂竞技和巴萨在圣马梅斯球场树起了一座足球丰碑，两队打出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比赛。无论是毕尔巴鄂竞技还是巴萨，都有着很好的足球品味，瓜迪奥拉和贝尔萨联手奉献了一场音乐会，他们以相同的节奏唱响足球之歌。足球场上，节奏十分疯狂，球员们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头脑，无法比拟的足球，每位球员都必须奉献自己最好的版本，两位教练也使出浑身解数，要争取比赛的胜利。无论是巴萨还是毕尔巴鄂竞技，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足球思路，巴萨灵活多变，毕尔巴鄂竞技跑动积极，将节奏放在球队的力量中，这是“贝尔萨制造”的标志。[14]

影像媒体在传播诸如足球类的竞技项目时具有很大优势。现代媒介集团是一个庞大且几乎无孔不入的机构。为了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媒介集团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一种现象经常且反复出现了。“电台、电视台的评论员充当听众或观众的‘同伙观众’；他们是纽带，通过他们，能够提高人们对运动员的认同。评论员大肆渲染比赛中的动作，添油加醋；他们散布‘内部消息’、分析各种策略、绘声绘色地对运动员进行描述、美化比赛、宣扬比赛的重要性。”[15]足球的动作性沟通了经典戏剧的动作唯上的理念。别林斯基曾说：“戏剧的动作应当集中在单独一种兴趣上，再没有其他的兴趣。”[16]人人都知道哈维在巴萨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假如将哈维堪看作是巴萨的中场发动机的话，那么伊涅斯塔则算得上是巴萨的备用发动机。瓜迪奥拉曾对哈维说：“你会让我退役，但伊涅斯塔会让所有人退役。”[17]正是这位伊涅斯塔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中为西班牙队打入了唯一的制胜球，伊涅斯塔也赢得了包括巴萨死地皇马在内的所有西班牙人的尊重，伊涅斯塔就此获得了超越地域范畴的荣誉，媒体无以避免地使用戏剧性语汇来形容这位小个子球星。“谈到伊涅斯塔，人们似乎更津津乐道于他作为攻击中场时的一些疏导性演出，比如快到难以看清的拉球转身摆脱、比如很难防御并到位率很高的背身球门的左右外脚背弹传、杀到禁区内如同切菜般利落的连续过人，当然还有教科书般的长距离直线送球。若要谈到进球，伊涅斯塔似乎没那么多可以歌颂的地方，但他的进球，如同网游里那些很难得到的宝贝，一旦被爆出，基本就是人见人爱的精品。”[17]齐格林斯基曾对伊涅斯塔称赞有加：“你可以以任何方式把皮球传给他，他总能以最轻松的方式调整和控制好皮球。这是纯粹的技术。”[18]齐格林斯基对哈维也有评价：“这是教科书般的球员，他做出的决定总是完美的。”[18]如果将巴萨比作一支乐曲，哈维很可能担当现场指挥的角色，梅西则是第一小提琴手，而巴萨的教练只能担当乐队总监的角色。

对知名球星的赞美莫过于戏剧化描述。伊布曾经这样评价梅西：“梅西是特别的。他所做的都只能在游戏里看到。我看到了他打进赫塔菲的第二粒进球，这是难以置信的，神奇般的破门。他现在回来了，看起来进球欲望十足。我很享受观看他踢球。”[19]哥伦比亚的球星罗德里格斯在巴西世界杯上有上佳的表现，从而赢得了媒体对他的关注，媒体曾将其与电影明星相提并论。“因父母钟爱007电影而得名的詹姆斯-罗德里格斯出生于1991年，18岁便在阿根廷班菲尔德展露头角，此后转会波尔图并迅速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球星。2013年以瞠目结舌的4 000万欧元价格转会到法甲土豪摩纳哥。在法甲联赛中，罗德里格斯也同样不减风采，是摩纳哥收获法甲亚军的重要力量。”[20]对足球的的表演性解读还有很多。2013年4月10日，欧冠1/4决赛中德国的多特蒙德3比2逆转西班牙的马拉加之后，主帅克鲁普曾说：“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已经赢得了冠军奖杯。”[21]欧足联官网中文站则对其作出了描述：“而在经过一场戏剧性的逆转之后，多特蒙德淘汰马拉加成功晋级半决赛。”[21]现代足球正在以多元化的身份融入现代社会。现代足球的主体性价值体现在5方面：其一，个性的炫技性表演，这是一种难得一见的景象；其二，球队的逆转，它构成了足球赛事最为令人惊心动魄的现象；其三，宏大的场面性抗争图式；其四，繁难复杂的传球、射门线条组合；其五，出人意料的射门表演。

小罗的球风感染力非常强，不仅球迷对他的表演如痴如醉，他的队友们也对他的表演非常欣赏，欣赏到经常在训练里模仿小罗风格的程度。不得不承认，在小罗以及梅西、哈维、埃托奥等技术流球员的影响下，巴萨很多球员的球风都有所改变。最为典型的就是德科在波尔图时，德科曾被称为“最不像巴西人的巴西人”，因为他的风格实在太朴实了，加盟葡萄牙国家队也没有使他的风格有所改变，但在巴萨和小罗相处了一年多后，德科的球风也开始“花”起来了。过人和传球也不再像波尔图时代那样一板一眼，在球场上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只会板着一张老脸踢球了。小罗和队友们那种对足球最本真的追求，给球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也是如今巴萨激情足球的原动力。[22]

竞技足球的极限性体现在很多维度，其中包括了现场足球和以镜像与语言为主体的媒介足球。每当足球中的这些内容完全释放出来之后，媒体、观众与球员就会在一种欢乐共同体中产生共鸣性互动，足球的原始性价值便隐含于这种可以生产快乐的机制里。且以现场足球为例，从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出，游戏状态中的人往往更容易滋生出超凡的想象力。美国思想家帕特里夏·奥伯德·约翰逊在评价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时认为：“伽达默尔强调游戏并不因此而成为观众的对象。伽达默尔以戏剧为例。在英语中，戏剧也是一种游戏。演员在舞台上被吸引到表演(游戏)中，游戏对于这些‘演员’来讲，是一种自我表现。但它还是一种为观众的表现。”[23]

足球是一种拥有典型空间的体育项目，体育的空间性决定了其戏剧性。莫瑞曾对现代足球的媒体影响力作过评述：“足球比赛在60年代已成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此前电视观众主要看的却是正剧、喜剧、新闻和音乐剧，以及拳击这样的体育比赛项目。对这种比赛摄像，并不需要在很大的场地上追着比赛焦点满场跑。随着收视质量的提高，即便是刮风下雪，电视也能收到令人满意的图像，而摄像机也趋向便携式和广角拍摄，因而电视台的体育节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欢迎。足球同音乐一样，是不受语言限制的，因而很容易向其他国家传播。从60年代起，电视制作人便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变化中的需求，如在足球比赛延时时，必须相应地更改节目时间表。与此同时，民主国家里，那些原来从未对体育比赛表示过任何兴趣的政客们，现在发现把自己同体育相联系的话，会给自己赢得诸多好处。”[24]且以世界杯为例，几乎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缔造出惊人的大片效应。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就制造过这样的奇景。“除了千百万涌入赛场或徘徊于场地外的球迷，还有遍布全球的几十亿电视观众，使得世界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次‘围观’。”[25]

3 艺术足球对戏剧表演的有限性替代

包括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自身的审美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竞技的艺术观赏价值一直是现代商业体育存在的主要元素。“无论体育还是艺术，都能够通过自我表达，从而获得审美体验和审美回应。当然这些充满风格的自我表达都是要建立在熟练掌握技能的基础之上。”[9]换言之，从商业文化的角度看，看似单纯的审美对象同样也会成为商品。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首先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器官、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决定价值量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劳动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消费资料所必要的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26]在商品经济时代，高品质的游戏很难成为一种完整的公益活动，它还是一种文化，具有明确的商品属性。“现代体育的构成可以被视为把成人游戏规范化和商业化的一种尝试。”[27]其实，只要细研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即可发现，现代足球一直呈现出欧洲理性主义与原始巫教主义相融合的格局。足球中的原始巫教传统与数码时代的大数据足球的融合，构建出现代足球的两大支柱。如果将巴西足球看成是巫术足球、宗教足球、艺术足球的话，那么，德国足球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大数据时代的足球。德国足球获得2014巴西世界杯的冠军，理由极为丰富，但主要缘由还在于其迎合了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趋势。“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杯，技术的变革深深地改变着德国足球的进程，推进着世界足坛的发展。德国强大的背后，所依赖的科学技术的支撑、数据体验的搜集和转化、新思维的运用和更新，让足球不再是单纯的游戏，更像是产品，是互联网时代最具张力的工业化产品。阿根廷、巴西不是败于人，而是败于新技术革命下的足球新思维和新手段。”[28]表面上看，德国足球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的成功得益于德国文化中固有的理性主义、铁血精神、钢铁纪律以及巴萨式传控技术等诸多元素的融合，但这种融合的风险一直存在。中国论者曾以谐谑笔法揭示出德国足球的险境。“失去传统的德国队也面临着尴尬，那就是关键时刻顶不住。顺风顺水的时候，德国足球可怕得令人颤抖，可一旦遇到强敌，没有了鲁梅尼格、马特乌斯、卡恩这种铁血队长的德国队，就完全变成了一群勒夫的‘妈宝’。上届世界杯面对西班牙时的软弱还历历在目，希望这一回德国队能争口气，要不然，我就只好把苗阜相声里的那句台词送给他们：娘娘，风浪太大了(请用陕西话读出来)。”[29]德国足球以其高度的理性主义引领世界足球朝着大数据时代迈进。“旧的西班牙足球帝国走向没落，新的德意志王朝强势崛起，但他们赖以雄霸天下的，却都是传控足球TIKI-TAKA。年轻的德国战车已接过老化的斗牛士军团的班，凭借升级版的传控足球成为世界足球第四次技战术革命的新旗手，而这场以快速思考、提前计算为核心的技战术革命，也已明显成为世界足球最先进的战法和浪潮。”[30]巴萨的传控技术几乎达到了足球世界中的极致。“瓜迪奥拉不同一般的打法特点是近似于橄榄球式的控球，巴萨的球员们常常是在非常狭窄紧凑的空间下移动，彼此之间非常贴近，他们会不停地倒脚传球，甚至不吝于后传到守门员巴尔德斯那里。在对阿森纳的比赛中他们曾经一度连续控球1分40秒。”[31]德国足球原本就具备冷峻、铁血、严明的纪律性等传统优势。这种优势都很容易转移为一种大数据时代的足球模式。“冠军德国队是巴西世界杯上表现最令人震撼的球队。从首战4∶0大胜葡萄牙，到半决赛不可思议地7∶1击溃东道主巴西队，德国战车在勒夫的精心调教下似乎已经升级为全新的‘宇宙战车’，做到了‘宇宙队’巴萨的传控踢法与传统德式冲击型踢法的完美融合。他们在打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观赏性上均比其他球队要高出一个档次，甚至在实用性上也不会输给荷兰、阿根廷这样在本届杯赛上坚持实用主义和依靠王牌明星个人发挥的球队。”[30]德国足球融合了21世纪世界流行技战术的强点并最终熔铸成一种高效的足球体系，如此的足球模式很可能成为数据化时代的足球类型。杨华曾经分析阿根廷与德国的成败对于世界足坛格局的影响。“梅西率队捧杯的积极意义被结果无情否决。如果，我是说如果阿根廷夺冠，一个新球王横空出世，继续捍卫南美大陆的魔幻，同时也是对天才、对英雄，对天马行空想象力的礼赞。面对代表森严秩序、代表编程指令的德国，阿根廷若胜利也更人性化、更史诗化一些。”[32]高晓松认为拉美国家充满了诗性。“拉美国家充满诗性还表现在其他艺术方面，如探戈、桑巴、排箫等，只不过是栖身于美国好莱坞，拉美的诗性还表现在足球上。这些国家的球员踢起球来都像诗人，与欧洲球队的讲究纪律、战术相比，拉美球队更多出现灵光闪现情形。我们说，不是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热爱诗，更多是少数知识分子，而拉美则是个例外。”[33]南美洲的诗性化状态是一种生活态，而非经过矫揉造作修饰的一种美学形态，其与欧洲大陆的境况不尽相同。2014年的德国足球显示了少见的吸收外来文化的良性机能，恰是冷峻而理性的德国足球在吸收了大量南美足球的优点之后，最终酿造成一种新型的世界潮流。德国足球的先进性正体现在大数据时代的精确配合层面。

很难说巴萨足球是巴西足球的翻版。较诸巴西足球，巴萨足球多了几分现代性、数据感和逻辑性。相反，巴西足球更带有魔幻性、未知性和非理性。当人们将视线移出原汁原味的桑巴足球之后，所能看到的最好的足球只能是巴萨足球了。巴萨足球的创新点体现在多方面，但巴萨有其自身的足球哲学，那就是自己控制足球，让对手跟着球跑动，而跟着球跑动的一方总是被动的。处于防守状态的人始终无法摆脱假想中的死亡威胁，从而产生应激反应，而过多的激素分泌会在短时间内消耗掉大量体能，并最终导致意志涣散、精神崩溃。2006至2015年的9年间，巴萨4夺欧冠冠军，凭借的就是那样的一套充满奇幻色彩的技战术体系。而2014年的德国则成为巴萨风格的延伸。“这种超级控球优势和高速传接的作用同时体现在进攻和防守两方面：在进攻上，一直通过传控来调动对手防线会极大消耗对手的体力、耐心、信心和注意力，从而逐渐撕裂对手防线，而其短传渗透的高速型、连续性和渗透线路的曲线性、多变性、足令对手眼花缭乱、防不胜防；而另一方面在防守上，又可以让长时间得不到球的对手空有明星球员却有力使不出，在大量的空跑中消磨了自己的球感和状态，在疲于奔命中丧失了反击的锐气。”[30]2014年世界杯期间的德国队出人意外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内在特点上以球场上的提前思考和预先计算为核心驱动力，尤其强调球员在无球状态下要时刻通过提前的思考和计算来设计好控球、传球和跑位的线路。不论攻防都是如此，从而实现‘无中生有’、‘有无结合’的至高境界！如果说以前足球世界所津津乐道的‘人球合一’仅限于有球状态的最高水平，那么传控足球则实现了有球和无球状态的最高水平，是‘人、球、思维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30]

任何一支足球队在重大赛事中的失败与胜利都会构成加冕仪式，而很多仪式都具有参与者的身份变化、地位生降以及威权势力转移之类的因素。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德国以7∶1的大比分击败巴西后，中国的媒体认为：“世界杯上最具羞辱性的比分就这样诞生了，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强之一的巴西队。有人惊呼，巴西足球之所以如此被德国羞辱，是因为中国足球附体。”[34]德国战胜巴西完成了德国的临时性加冕仪式，中国媒体的这种解读方式值得关注，其讽刺语汇中夹杂着诸多中国元素。巴西在争夺季军的比赛中再度失利，应当被认为是一种丧失足坛既有地位的废黜仪式，和中国足球并无直接之关联度。巴西足球在中国有很好的名声，那些哀叹巴西失利中国足球论者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连续完败于德国和荷兰脚下，骄傲的巴西足球不仅在家门口丢掉了冠军和尊严，也失去了作为世界顶尖强队矗立在世界足坛巅峰的资格。”[35]足球受众的形成具有隐秘色彩。面对心仪的足球队的失败，以电视足球观众为主体的人士往往需要在审美领域内获得一种自我发现、隐性再造与精神重塑的程序，借以恢复其自然的心性。中国人迷恋桑巴足球的理由很多，当年的中国人很可能在充满陌生化的桑巴足球语境中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从而寻找到了心理的安慰，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普通电视观众到足球电视观众的完型过程。

电视对体育项目的传输几乎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下，世界上不少体育迷选择了观看篮球而非足球。由于篮球诞生时间较晚，篮球也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国内的体育传统和信仰还比较淡薄，习惯于‘随大波’，喜欢的体育项目忠诚度不高、多元性不够。篮球的火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姚明闪耀NBA，是NBA文化对中国体育的入侵。其实NBA在美国本质上属于黑人文化，但在国内则是被贴上嘻哈、扮帅、张扬的个性标签。更强调团队配合的足球，无法满足新一代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欲望，他们觉得足球太枯燥、太乏味，缺少一次接一次的高潮。”[36]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足球中存在着一种自我约束乃至自我束缚的物质，它抗拒人类的常态进化方向。足球很可能过度抑制了手臂的能量，具有病态的美感，从而不具备人类进化的常态性价值。篮球和足球显示出人类进化的截然相反的路向，它也导致两种拥趸势力的高度对抗。但是，篮球迷和足球迷很少因为拥戴不同的项目而产生冲突。篮球和足球分属于不同质地的赛事文化，体育项目之间的差异性可以导致一种歧视性的花絮。这种花絮毫无科学性可言，仅可以制造出一些戏剧效果。

4 结语

绝对严苛的法系缔造出现代足球，而高度自由、自信与自足的文化环境造就了足球的可视性形态。足球在此语境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足球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竞技游戏，还可以是一场政治表演，抑或又可能成为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身体试验行为。足球无限度的扩张力就隐藏在其不确定的动机之中。镜像时代的足球更是实现了多重艺术活性元素的重组程序，人类有幸看到了视觉艺术伟力的无限度扩张的景观。足球在镜像时代获得了更大的生命展示空间，足球由此而不再是一项孤立的游戏，而是一种全新的表演性艺术。足球的道德感化、精神重构以及智能开放的功能也正在悄然地发挥作用，并日渐获得现代人的强力关注，足球的未来之路也将会在这样的空域内得到延展。现代足球在法系精神的支配下发育出了高度而合理的对抗性内质，还在表演学的境遇里再现了原始初民时代的经典生活方式。足球远非运动之母，而足球却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最具升华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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