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马烈，冯开文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从目前看，各个学科历史学教育与研究整体上都处于一种相对冷门的状态，这种现象已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对加强社会科学的全面性教学与研究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促进“绝学”和冷门学科良性发展成为社会科研教育者与研究者的重要职责。

高等农业院校作为培养农业人才的最高机构，承担着发扬和传承农业文化历史的天然历史使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指出，学科建设“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优化学科建设结构和布局”。学科建设及其优化的根本动力与落脚点是人才培养。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优良的农业经济史的后备人才队伍对于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以此目标为出发点，设置了农业经济史专业博士点，本学科的设置有别于当前其他院校经济史专业的设置，主要强调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从中归纳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本学科取得了部分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在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中作用初显。本文将以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为例，探讨该学科设置的重要意义、具体的实践经验等，以期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阐述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一、农业经济史学科设置的初衷

中国农业大学拥有悠久的农史研究传统，以王毓瑚、董凯忱、张仲葛、杨直民、于船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比较农业史、中国畜牧史、古籍整理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至今仍为学术界所称道。2006年依托国家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整合各方面农史研究力量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大学设置了农业经济史博士点，冀望培养的人才既能为农业经济学科提供史学营养，也能为农业政策制定提供历史借鉴，本学科设置的初衷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有助于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内涵

毋庸讳言，如厉以宁先生所言，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着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的错误倾向，故而他强烈呼吁“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1]。虽然经济史研究的衰落从国际学界来看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但好的经济学家必然对历史有着熟稔的把握，从诺斯、福贝尔，再到新近的奥斯特罗姆，都凭借着其对经济史的宏观把握与科学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史在经济学研究具有举足轻重、不容取代的作用。近些年，经济学因过多运用计量模型日益受到诟病，“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30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2]学术界对任何丰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争论不休，经济史以能给当前过度依赖经济模型、复杂公式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丰富史学素养的优势获得许多有识之士的推崇。毫不夸张地说，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1]。

农业经济学理论需要来自于经济史料的事实验证，建之于“空中楼阁”的研究极易给人造成研究空洞无物之感。在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国际、国内的农业历史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以更长的历史视角、从全球农业发展的角度总结出一些规律性东西，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实现学科创新，丰富农业经济学的学科内涵，更能为指导我们未来的农业政策提供借鉴。对于农史研究在农业经济学中的重要价值，美国农业经济学的鼻祖H·C·泰勒曾说，历史研究有助于农业经济学家发现那些对任何时期农业发展都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每一个农业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一个农史研究者[3]。中国悠久的农业传统蕴藏着无限的可供探寻的规律与经验，当今的农业建设不能脱离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以《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而蜚声学界的德怀特·珀金斯所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经验的积累”或者“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4]。

农业经济史学科所在的中国农大经济管理学院拥有农业经济管理国家重点学科，成功地创办了国内屈指可数的SSCI和SCIE期刊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可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国内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这样的学科群，不能只局限于现实研究，亦需要相关的历史研究来支撑与辅助。农业经济史学科的设置突出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专业特色，对于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完备教学研究人员的知识体系、完善校院的学科布局以及提升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形成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有助于通过总结挖掘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升师生的文化自信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毫无疑问，五千年的华夏文化能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发展态势，农业的贡献功不可没。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盛赞18世纪中国的农业“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5]因此，通过农业史教学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外高校对于农业史这一学科早已投入高度的关注与支持。从1918年依阿华农学院设置农业史课程开始，20世纪50年代欧美已有50余所院校开设有农业史课程，广泛分布于经济系、历史系，或者社会学系。美国加州大学的“农业史研究中心”、依阿华大学的“农史博士研究生专业”、英国的雷丁大学的农业史研究所、丹麦哥本哈根的经济史研究所以及亚洲的日本农业史研究会、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等，都成为农业史研究领域的翘楚。而中国作为世界农耕文明的最为重要的组成和代表之一，农史研究却相对薄弱，除了农业院校，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史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农业史的研究，一些历史类学科的研究也会涉及农业史的内容，但却鲜有专门的农业史学科的设置。

目前，国内开展有农史研究的农业院校机构主要有：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文化研究所(目前是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华南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室等。但其多侧重农业科技史、农业文化遗产等方面，较少从经济专业的角度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史。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在农业经济方面的贡献毫不亚于农业科技，比如中国常平仓所表述的“贱籴贵粜”思想，在20世纪美国经济危机中，被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应用到了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上，其1938年修订的《农业调整法》就被称为“美国‘常平仓’制度”。华莱士本人也曾明确表述过：“我任农业部长后，就请求国会在美立法中加入中国农政的古法，即‘常平仓’的办法”[6]。又如中国的重农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谈敏曾指出：“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赞扬和主张仿效中国重农思想的这些言论，表明他们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所的到的决不仅止于一般的影响，这种东方古代思想已经深深渗透于他们的重农理论之中”[7]。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在世界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类似经验的挖掘、总结与传授，无疑将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毫无疑问，以农立国的农业文明具有先天的优势。

二、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经验

目前，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目录内尚未设立独立的有关“农业经济史”二级博士学科点，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史博士点从2006年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下自主设立之后，至今还是国内农业高等院校中唯一一个农业经济史博士点(目前亦仅限于博士层次的教育)，本学科的设置填补了国内空白。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本学科形成了如下的经验。

(一)以搭建跨学科师资队伍带动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

农业经济史专业设置之初，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给当前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史学及理论素养，因而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力求突破单纯经济学、管理学和历史学的藩篱，多吸纳其他学科的师资力量，各取所长，实现多学科融合，为当前较为侧重数理研究的农业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目前，本学科通过拓展学科外延，淡化学科边界，形成以融合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方法、研究观点与研究内容为学科发展方向的独有特色。近些年来，利用中国农业大学的本身的学科优势、区位优势、特色优势及有关学者的影响力，先后对本院范围内的相关学者进行了整合，同时以引进青年教师、聘请校内外知名农史及经济史专家等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了一支融合历史学、经济学专业跨学科的，涵盖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各层次师资力量的比较稳固的教学、科研梯队。跨学科的教学队伍对于培养适应当今社会复合型人才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扩大学科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其他学科人才加入，建立融合经济学与历史学多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史群”，进一步完善优化本校的学科系统。

(二)以编撰专业教材提升教学培养水平

在多年的授课实践中，农业经济史专业的老师对中外历史上的农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对于专业教学的探索也逐步成熟。为更好地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基于相关专业教科书时效性有待提高的现状，本专业老师决定将数年的探索成果整理汇编成书。为达到“集思广益”“百花齐放”的效果，保证汇编结果的相对客观，我们亦邀请了国内十余所高校的农业研究者共同编撰了《中国农业经济史纲要》作为研究生的教材(第一版，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中国农业大学2014年)，展示中国农业经济史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脉络。

《中国农业经济史纲要》打破了按照朝代顺序论述的惯例，以专题的形式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性，找出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规律性，将历史事实与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理论联系起来，以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出版后，即成为本学科学生的必读之书，对于提高本专业学生的专业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后，逐步也被全国不少高校采用，收到广泛的好评[8]。第二版再版时，入选了“普通高等教育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三)以创建两个“双重体制”丰富研究生培养模式

学科建设除教师队伍、科研队伍的建设外，学生的培养是最终目的。在数年的学科探索中，研究生的培养逐步形成了两个“双重体制”的模式。

第一个“双重体制”，指既注重 “走出去”，又注重“引进来”，为研究生培养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通过支持学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培训及学术会议，实现“走出去”，本专业多位学生参加了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主办的量化历史的相关培训。同时，本专业邀请了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以增加学生的学术视野。美国Swarthmore学院的李明珠(Lillian Li)教授、日本东京农业大学黑瀧秀久教授、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所郑有贵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等均对研究生进行过多次指导。

第二个“双重体制”，在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双重管理。基于学科的性质，本专业建立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的“双重体制”。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突破单一培养，博众家之长。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培养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时，从相关学科中聘请副导师协助指导，这样有助于学生在经济学与历史学两方面均获得相应提高，既有经济学的思维与方法，也有历史学的广度与深度，为将来成为一名复合型的科研工作者夯实基础。

(四)以构建高水平课程体系完善研究性教学平台

本学科课程的设置，参考了国内外同类专业的课程安排，力求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考虑了理论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的比例，又兼顾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引导两方面的时间安排的合理性，使二者能够很好衔接，紧密结合；也考虑了学生的课程学习与毕业论文撰写时间分摊的合理性问题。主要专业课程设置有：中国农业经济史、外国农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博士专业Seminar、经济史研究方法、农业经济思想专题、中国经济史专题、比较农业史专题、农业技术发展史、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等。除上述课程外，经济管理学院其他专业所开设的博士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可在导师指导下参考“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开设课程一览表”根据需要选课。同时采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最新Working Paper 等作为课程辅助材料，增强研究生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追踪。

本学科的发展已历经十余年，先后培养了30余名博士研究生，出版了六本基于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展示了农业经济史培养教育的学术进展；翻译出版了《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该书是国际知名经济史研究学家李明珠(Lillian Li)教授的代表性著作①。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新时代，此书的翻译出版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书中运用的量化历史方法使该书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必备参考书。2017年，农业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还获得了中国农业大学校级十佳优秀博士论文的重要荣誉，在强手如林的校博士群体中获得如此殊荣实属不易，也凸显了十年来农业经济史教育的重要进展。

总之，从2007年招收第一届农业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开始，本学科通过借鉴国内外近似学科的先进理念与成熟经验，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创新，优化培养理念、选拔优质生源、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和实践适应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先进教学规范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和经济学学科的重要特征，成为了一种既具有历史学根底，又有经济学基础的，具备交叉学科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本学科的探索不仅对于本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类似学院相关学科的设置也具备参考价值。

三、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毋庸讳言，作为一门仍旧“冷门”的学科，农业经济史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时刻面对着“存与废”的重大挑战。归纳而言，农业经济史学科的教学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

(一)边缘化趋势愈发严重

应该说，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开展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农业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但从笔者对几大农业高校的了解看，无论是人文性质的学院，亦或者经管性质的学院，农业经济史的教学都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且有日趋边缘化的倾向。除了中国农业大学，由于设立了农业经济史的博士学位点，相关课程成为必修的学位课，而其他几所农业高校，该门课程多为选修课，修课的学生可谓“门可罗雀”，时开时停。即便在中国农业大学虽然已成为一门必修课，也多是本专业的学生修读，而其他学生仍少有问津。

(二)农业经济史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农业高校所需要的经济史教学队伍与综合高校历史学系所需要的教师队伍既有相同点，更有区别。前者需要的是具备专业的历史学知识与必要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复合型的教师，而后者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史料分析、史实梳理等具有专、深、精的教师，两者无论是教学方法、培养大纲，还是知识结构，都有着重要的差别。从目前看，国内历史类教师更多的是出身于历史学系，受到传统史学教育的高校或科研机构，经济学教师则是出身专门的财经院校，鲜有两者知识均具备的人员，这无疑制约了复合型教师队伍的选择。毕竟，作为农业高校的经济管理专业，更需要传授的是能解释经济理论的历史事实，而不单纯是史料的分析与整理。况且，农业院校的学生之前或者历史学的基础多数相对较弱，或者经济学的知识付之阙如，进行这样的教学对他们的接受和理解而言有困难，相关知识体系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近些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南开大学等高校开始关注量化史学的研究与教学，一批具有经济学与历史学复合背景的青年优秀人才开始涌现，这对于农业高校、财经类高校的经济史教育队伍的培养是一大利好。

(三)优秀研究生队伍缺乏

目前，有志于接受农业经济史教育的青年学生，相对具有“显学”地位的经济学而言，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而经济管理类的农业经济史专业所授予的是“管理学”博士学位，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与培养大纲也区别于历史类高校，出身于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受制于历史知识的不足，出身于历史类专业的学生则受制于经济学知识的不足，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同时具备两类知识的学生少之又少。日益提高的毕业论文要求使本有志于农业经济史研究的学生望而生畏。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史专业博士生的招生看，学生质量参差不齐，近些年虽然有明显的提高，但在接受跨学科的教育上仍旧存在明显障碍，毕业生中延迟毕业或者仅以毕业答辩毕业的学生占有不少比例。信心不足导致报考本专业的学生数量锐减。加之农史学科获得经费比较困难，近些年，因为招生政策的改变，招生导师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很难维持每年招生，也导致招生导师无意或者没有能力维持一个连续的招生计划，难以形成系统的学生队伍，也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四)缺乏适合农业高校学科内涵的专业教材

目前，农业高校中适用研究生教育的农业经济史专业教材极为缺乏。主要表现为：一是出版时间较为陈旧，且其体例多为传统的编年体，编年体的好处在于有利于学生从发展脉络上进行了解，但其弊端在于各种事件交织在一起，很难对同一事件的本末融会贯通，这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虽然笔者主编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纲要》突破了编年体的体例，但受制于编撰时间较短加之学识能力的限制，其中仍旧有很多内容难以避免拾人牙慧，甚或错戕之处，并不令人满意。二是书籍种类太少。目前市场上能见到的经济史的教材相对较多，虽然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而言，农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毕竟受制于篇幅，难以完整展现农业经济史的本貌。专门的农业经济史教材寥寥可数，除了笔者编撰的之外，教材类的仅有二十年前郭文韬、陈仁端二位先生编撰的《中国农业经济史论纲》，能够供师生教研使用。出版一本反映最新科研成果、贴近现实的农业经济史的教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农史教学与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三是缺乏世界农业经济史的专门教材。毫无疑问，相对于大家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熟稔，对世界农业经济史颇有无处下嘴的痛苦，如何选题，如何分期，如何撰写都是令人颇为头疼的一件事，因此这方面的教材迟迟未曾面世。虽然，近些年来，一些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可作为这方面的教材，比如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翻译的意大利学者乔瓦尼·费德里科的《养活世界》就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但是，系统地梳理世界农业经济史，编撰适合教学需要的教材仍旧也是农史学界未来的重要使命。四是教材缺乏历史学与经济学方法与理论的结合，多为史实的介绍，即缺乏与现实的呼应，更缺乏新方法的使用，未能展现出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总结规律，古为今鉴的学科要求。这样的教材势必能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四、结语

毋庸置疑，农业经济史学科的教学面临着不少问题，需要引起教育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冷门学科如何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获得更好发展就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一流学科建设需要基于整个学科生态体系的均衡发展而有效地处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使每一学科的价值和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史应成为每一名农业经济学研究者的必修之课，以为将来的教学科研打下夯实的基础。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从教学实践中，我深深感到，得益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地方很多。”[1]只有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才能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晓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所在[1]。农业经济史对农业经济学也具有同样的价值。

风物长宜放眼量。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他从不同角度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背景下，包含农业经济史学科在内的历史学科理应受到高校及全社会的关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归纳具有规律性的经验，以减少弯路，不重复犯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多快好省”。从农史学科来看，挑战和机遇并存，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已经为农业学科指明了攻坚方向、发展机遇和任务要求[9]。所以说，农业高校设立农业经济史学科既有理论价值，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该书问世不久便被美国图书馆学会杂志CHOICE评选为2007年杰出学术专著(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Award)，国际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一批声名显赫的学者，例如，加州学派的代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 Bin Wong)以及邓钢(Kent G. Deng)、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文贯中等相继在《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等国际经济史顶级学术刊物以及《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等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刊物上发文评介，截至目前，中英文书评已有20余篇，充分彰显了学术界对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地位的肯定。例如，彭慕兰认为该书是在中国灾荒经济史研究中唯一能与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王国斌合著的《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仓储制度》(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一书相匹敌的宏大著述，王国斌、邓刚和文贯中等亦对该书大量使用原始文献，尤其是长时段的粮价数据赞叹不已，并认为该书除了在内容上展现了长时段的经济变化，足以填补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之外，其研究方法更是体现了当前国际经济史研究的普遍范式——融经济学方法于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