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工艺学的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从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到1850年代的《伦敦笔记》再到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61—1863年手稿》”)为核心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摘录了大量关于分工、机器、现代工厂以及工艺史方面的著作，并参观过1851年伦敦国际工业博览会、旁听过罗伯特·韦利斯的技术课，这些足以表明他对工艺学研究的重视。然而，受文献资料和解读路径的制约，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还是在技术哲学领域，这些宝贵的工艺学笔记和手稿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挖掘。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及其哲学效应的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对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一个系统的文献史和思想史考察。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 工艺学思想研究的两条路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外学界对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理论路径：一种是前苏联学者的教条式原理诠释，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本主义解读。但由于受文献资料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两种努力都未能深入展开。

虽然前苏联学者首先开启了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研究，但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而是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尴尬的境遇。1920年代，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jazanov)在列宁的支持下启动了MEGA1项目。但在编辑过程中，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和手稿却被当作无用的、字迹潦草的资料而剔除了。[1](P181)所幸的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的部分内容被零星发表在当时的理论刊物上，并于1968年以俄文发表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第25期上*A.A.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科学史译丛》，第87页注释③，1980年第1期。。因此，这一时期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资本论》及其部分手稿而展开的，其中代表性学者便是C.M.格里哥里扬和A.A.库津。

格里哥里扬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技术进步问题的论述》[2](P410-424)一文中首先简介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伦敦笔记》和《资本论》准备手稿中对于工艺学著作的摘录情况，但并未详细展开。然后，他对当时尚未发表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涉及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技术进步问题做了概述，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科学和劳动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机器与自动化生产对剩余价值剥削和工人生活状况的影响等方面。尽管在思想上还不够深入，但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库津在《马克思与技术问题》*A.A.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科学史译丛》，1980年第1、2期，1981年第1期。这本小册子中围绕“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学说”、“机器工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共产主义与技术”、“技术与社会意识”和“马克思论技术发展”五个专题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做了系统梳理。他的研究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工艺学思想所蕴含的问题域提供了重要启示。时至今日，库津的这本著作仍具有很大影响，德国哲学家格尔诺特·伯梅(Gernot Böhme)就称赞库津的这本书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3](P244)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依据《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原理式阐释，在根本上无助于激发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内在活力。

与前苏联学者的教条式解读模式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所开启的人本主义逻辑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了技术批判。在这一背景下，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流亡法国的希腊哲学家科斯塔斯·亚克色罗斯(Kostas Axelos)*科斯塔斯·亚克色罗斯(Kostas Axelos，1924—2010)：希腊—法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是希腊共产党员(1941—1945)，后被驱逐出党，1945年流亡法国。其代表作为：《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1976)等。。他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Kostas Axe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De l’aliénation de l’homme à la conquête du monde，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1961/1969; Trans. Ronald Bruzina as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ē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Austin &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中指出，以往的研究要么过于狭隘地局限于历史，要么过于教条或辩护，以致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起源和发展仍被遮蔽着。可见，亚克色罗斯既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也不满意卢卡奇等人拘泥于历史领域。他强调，技术才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核心，马克思正是通过在实践和技术中对哲学的领悟而彻底扬弃和超越了哲学本身，从而完成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颠覆。马克思对人的异化、劳动异化、经济异化、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的分析与批判，是为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即人借助技术力量的无限发展而实现对世界的征服，实现普遍富裕。[4](P4)可见，他试图将技术实践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来冲破现实异化，以实现人类的美好未来。他关于技术实践促进人的发展的观点的确触及到了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他的人本主义异化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语境和深刻内涵。

总之，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阐释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前苏联学者的原理式阐释，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本主义解读，都由于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制和文献资料的匮乏滞后而无法深入展开。

二、20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工艺学文献的悄然出版与开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欧美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工业化和生产自动化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满足于前苏联学者的机械论阐释，独辟蹊径地转向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原始文献、理论来源和思想史谱系的探索，试图重新发掘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时代价值。这是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马克思工艺学文献的编辑出版与初步研究

19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汉斯-彼得·米勒(Hans-Peter Müller)1981年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工艺—历史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Hans-Peter Müller (Hrsg.), 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Berlin: Ullstein, 1981.，赖纳·温克尔曼(Rainer Winkelmann)1982年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关于分工、机器和工业的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Rainer Winkelmann (Hrsg.), Karl Marx: Exzerpte über Arbeitteilung, 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Berlin: Ullstein, 1982.。前者是对马克思《伦敦笔记》中关于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等人的摘录笔记的首次公开出版，后者则是对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中关于拜比吉、尤尔等人的摘录笔记的首次公开出版*《布鲁塞尔笔记》中关于拜比吉、尤尔等人的工艺学摘录笔记已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3卷中，参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Notizen·Marginalien, Band 3, Tex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严格地说，这两本著作既是对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文献编辑，也是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因此，日本学者吉田文和称之为“解读本”。[5]按照吉田文和的说法，当时这些材料的出版尚未得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同意，因而不具有权威性。不过，它们的出版已经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意义，而且在MEGA2正式出版《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摘录笔记”部分之前，这是我们目前可资利用的“唯一”*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继米勒之后，1984年，阿根廷-墨西哥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和墨西哥经济学家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合作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工艺-历史笔记：1851年伦敦摘录笔记B56》(西班牙文版)，彼得斯翻译了笔记内容，杜塞尔对笔记做了70页的初步研究。但由于语言使用问题，这一文本的传播还仅限于西班牙语学界。参见Enrique Dussel (ed.), Carlos Marx: Cuaderno tecnológico-histórico (extractos de la lectura B 56, Londres 1851), traducción Enrique Dussel Peters, Puebl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1984.资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做个简要介绍。

米勒在“编者引言”中指出这两本著作是作为“技术与新唯物主义(Technik und neuer Materialismus)”系列著作的开端而问世的，其目的就是让未发表的马克思关于技术问题的研究公之于世，并为他们接下来的社会劳动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6](S.[XVII])他的《工艺-历史摘录笔记》是对马克思1851年作的笔记本B56和1856年作的笔记本B79中的工艺史内容的文献编辑与文本解读。其主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工艺学”，包括“历史考证编辑的疑难”、“马克思笔记原件的历史性编排”、“摘录笔记的内容与特征”、“摘录笔记的来源与利用”和“工艺学与唯物主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是笔记本B56、B79的原文内容，编者保留了马克思在摘录过程中所做的标注、划线、画图等各种标记。主体内容之后是附录部分，包括异文注释、编辑原则、原始著作对照等内容，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在第一部分中，除了文献编辑的内容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米勒对于工艺学与唯物史观之内在关系的阐发，其中不乏启发性的观点：(1)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考证性的工艺史和非考证性的工艺史。后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工艺史观，其核心特点就是将社会历史的动力或出发点归结为个人(个别发明家)。马克思则强调，“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必须将个别发明家放入他所处的具体社会劳动组织中加以考察”。[6](S.CVII)这既是在工艺学层面上对个人与社会之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也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对工艺学本身的哲学超越。(2)工艺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一方面外部自然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面对的不是直接的自然，而是经过社会历史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因此，“自然不仅是一个社会范畴，而且是一个历史范畴”。[6](S.CVII)(3)工艺学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从属部分，从而展现了人类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它又“以比较固定的形式保留了人类活动的结果，因而是关于人类生产方式发展史的无声记录”。[6](S.CXVII)即使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赖纳·温克尔曼的著作主要是对马克思摘录笔记本B22、B29、B33、B35、A52和B91/A中的工艺学内容的文本编辑与理论解读，同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唯物史观与技术主义社会观的评论，具体包括“历史考证版的任务与难点”、“拜比吉和尤尔所处的时代——前史与科学的言说语境”、“从马克思角度对拜比吉和尤尔的阐释”、“关于拜比吉、尤尔摘录内容的利用情况”以及“关于拜比吉、尤尔的摘录笔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重要价值”等五章内容。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摘录笔记的文本与参考资料”，其中既包括马克思关于分工、机器和工业的原始笔记内容，也包括编者对材料的特点和异文情况的说明。最后的附录部分包括笔记本B33中对拜比吉、尤尔著作摘录的篇章结构，1863年1月28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的摘录以及它们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利用情况列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温克尔曼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了尤尔、拜比吉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他指出：(1)拜比吉是马克思理解“机器”概念的主要来源，而尤尔则是马克思把握“工业(工厂)”概念的精神导师。[7](S.CXXXIX-CXLVI)这一结论是深刻的。(2)在拜比吉和尤尔对大工业的描述中带有技术至上主义的因素，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3)社会劳动、资本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但他坚信只有将技术要素纳入政治经济学中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观点。[8](P648-651)温克尔曼的研究一方面比较深刻地指出了相关问题域，其中也不乏创见；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路又有失偏颇，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技术至上主义等同起来的嫌疑。

随后，米勒和温克尔曼发表了一系列讨论马克思工艺学研究与唯物史观的文章。1984年两人共同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和技术史观》，[9](S.96-127)同年米勒发表了《约翰·贝克曼与卡尔·马克思的工艺学问题》。[10]他们还参与出版了《反思马克思》和《技术与工业革命：从一种社会科学范式的终结谈起》*Theo Pirker, Hans-Peter Muller, Rainer Winkelmann (Hrsg.), Technik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vom Ende eine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Paradigma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7.两部文集。这一时期他们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对大工业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蕴含着一种社会的物化关系(verdinglichten Verhaltnissen)维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物化—异化意识，而“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正是这种物化意识的最根本源泉”。[9](S.126)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混杂着进化论式的技术史观因素*Hans-Peter Müller，Notes on Critical and Uncritical Materialism within Marx’s Analysis of Industry, in Sakari Hanninen and Leena Palda’n (eds), Rethinking Marx, Berlin: Argument-Verlag, 1984, pp.50-51. Rainer Winkelmann, The Concept of Machine and the Thesis of an Epoch of Manufacture in Marx’s Capital, in Sakari Hanninen and Leena Palda’n (eds), Rethinking Marx, Berlin: Argument-Verlag, 1984, pp.48-49.。在这里，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逻辑错位，[11]他们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艺学维度来思考物化意识根源的思路的确比较彻底，但在结论上却极端化了。90年代，米勒继续对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手稿的编辑和研究做了重要推进。1992年，他出版了《卡尔·马克思论机器、资本和工业革命：1851—1861年摘录笔记和手稿》*Hans-Peter Müller (Hrsg.), Karl Marx über Maschinerie, Kapital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Exzerpte und Manuskriptentwurfe 1851—1861, Wiesbaden: Springer, 1992.，其中选取了马克思1851年《伦敦笔记》的第VIII-XI笔记本中关于大卫·李嘉图、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皮尔西·雷文斯通(Piercy Ravenstone)、理查·琼斯(Richard Jones)、乔治·拉姆赛(George Ramsay)、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摘录内容*这些内容当时已经在MEGA2第四部分第8/9卷中出版，参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Notizen·Marginalien, Band 8,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Notizen·Marginalien, Band 9,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1.和1860年《引文笔记(Citatenheft)》的“M.机器”一节。与此同时，他特别关注了马克思对贝克曼的摘录情况，并得出惊人的发现：虽然马克思在1851年对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做了很少摘录，但到了1863年马克思发现仅仅利用1851年的摘录笔记来理解工业革命是不够的，于是重新做了八本摘录笔记，并以“补充笔记本(Beihefte)”命名。在《补充笔记本C》中，马克思对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做了大量摘录，并在《1861—1863年手稿》中加以利用*Hans-Peter Müller, Unbekannte Exzerpte von Karl Marx über Johann Beckmann, Johann Beckmann-Journal, vol.8, 1994. And in Guenter Bayer, Juergen Beckmann(Hrsg.), Johann Beckmann(1739—1811)：Beitraege zu Leben, Werk und Wirkung des Begruenders der Allgemeinen Technologie, Berlin: Waxmann, 1999, S.227-238.。无论如何，这些资料和研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论之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学界围绕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展开了三次大争论：[12](P36-44)第一次技术争论是以1932年户坂润、三枝博音、罔邦雄共同创立唯物论研究会为开端。其目的在于清除当时苏联学者布哈林、德波林等人对技术和生产力概念的机械论阐释，而坚持把人的劳动能力看作生产力的最核心要素，并围绕“技术即劳动手段体系”主题展开了多番争论。第二次技术争论是随着二战之后由武谷三男、小阪修平和星野芳郎等学者对“劳动手段体系论”的批判而展开的。武谷三男指出，技术既不是一个实体概念，也不是一个功能概念，而是一个本质的实践概念，从而将争论引向技术本体论的讨论。第三次技术争论是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对前两次争论的批判与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北海道大学的吉田文和对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的系列研究。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从战前到现在的技术理论争论都是围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注释89中的那段话而展开的，但每当需要探究马克思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和理论来源时，由于资料匮乏而使讨论往往难以进行下去。现在，随着新资料的出版，现状迫使我们对迄今的“技术理论争论”和《资本论》的理解进行重新讨论。[13](P355-356)吉田所说的新资料既有MEGA2第二部分《1861—1863年手稿》的出版，也有上述米勒和温克尔曼编辑的两本著作。虽然米勒和温克尔曼也对马克思的摘录笔记与原始著作做了对照，但限于主题和篇幅而没有详细展开。吉田的重要贡献就是对这一工作做了系统梳理，而且并不限于摘录笔记的涉猎范围。具体来说，从1982年至1984年，吉田在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上连续发表了8篇专题性文章，分别就尤尔的“工厂哲学”、拜比吉的分工—机器理论、《各国的工业》、罗伯特·韦利斯的机构理论、波佩与贝克曼的工艺史、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目的性理论、威廉·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对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影响做了文本梳理*具体来说，即《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与马克思——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1)》(Mar.1982)，《对查理·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一书的分析——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2)》(Aug.1982)，《〈各国的工业〉和〈资本论〉——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3)》(Nov.1982)，《罗伯特·韦利斯的机构理论和马克思——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4)》(Mar.1983)，《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和马克思——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5)》(Jun.1983；English ed.,1984)，《达尔文的类比和马克思——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6)》(Sep.1983)，《黑格尔的目的性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7)》(Mar.1984)，《威·舒尔茨〈生产运动〉与〈资本论〉——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8)》(Jun.1984)。关于上述文章的原始文献，请参见吉田文和教授的个人网站：http://www.econ.hokudai.ac.jp/～yoshida/j_index.htm和北海道大学学术成果库：http://eprints.lib.hokudai.ac.jp/dspace/index.jsp。其中部分中译文请参见苑洁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0卷)：〈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这些文章的绝大部分后被集结成册，以《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形成》*参见吉田文和：『マルクス機械論の形成』，札幌：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1987年。为书名出版。此外，吉田还围绕该问题发表了《论马克思〈引文笔记索引〉中的机器》(Dec.1986)、《马克思是何时写作“机器手稿”的——答内田弘的批判》(Jan.1986)等文章。相较于米勒和温克尔曼的研究，吉田文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到马克思摘录著作的原始文献，对著作的篇章结构和核心内容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和梳理，更加清晰地呈现了拜比吉、尤尔、波佩、贝克曼等人的思想内容；二是依据最新的文献资料，仔细梳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这些材料的利用情况，通过这种细致的实证性文本研究，更加直观地呈现了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问题域。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理论推进。当然，这些工作还只是真正理论研究的开端。尽管作者的理论视域比较宽广，但却缺少一条连贯的逻辑来把握不同思想家的理论地位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程度，因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有待检视。譬如，吉田指出，“马克思对拜比吉的评价要高于对尤尔的评价”*参见吉田文和：《对查理·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一书的分析——马克思“机器理论”形成史研究(一)》，载于苑洁(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0卷)：〈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第312页。。显然，这一论断有悖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两者的定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尤尔比他的同时代人拜比吉更“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

(三)欧洲工艺学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如果说上述探索在广度上拓展了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的文献内容和理论来源，而在把握工艺学的历史与逻辑上有所欠缺的话，那么法国技术史学家扬·塞博斯蒂克(Jan Sebestik)*扬·塞博斯蒂克(Jan Sebestik，1931—)：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巴黎一大科学哲学与历史研究所荣誉教授。1931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57年以难民身份移民法国。主要研究逻辑史、中欧哲学和技术史。代表作为：《工艺学的起源》(Les commencements de la technologie,1968)、《工艺学的形成》(The Rise of the Technological Science, 1983)等。对工艺学思想史谱系的梳理便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首先，作者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对“技术(technique, Technik)”和“工艺学(technologie, Technologie)”两个概念做了辨析。他指出，它们都源自希腊语“technologia”，最初是一个修辞学概念，是指一种技艺或辩论技能的系统训练，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发生分化。在法语、德语和斯拉夫语的语境中，Technik和Technologie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指涉操作工序、物质生产和机械”，后者则“是指对这些操作的描述和分析”。[14]而在英语中，technology和technics尽管拼写不同，但在含义上没有明确区分。

其次，作者详细梳理了工艺学的现代思想史谱系。他指出，工艺学在18世纪后半叶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标志性人物就是约翰·贝克曼。在德国，贝克曼是工艺学的开创者。他的工艺学思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艺学”时期(1777—1806)。他在《工艺学导论》(1777年)中指出，工艺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加工自然产品或如何掌握手工业知识的科学”。它不是对工艺流程的单纯描述，而是“关于如何从本质规律和可靠经验中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或如何解释和恰当地处理加工中所产生的现象的一种系统全面指导”。[15](S.12)但贝克曼的著作与他的原则相差甚远，而且关注的主要是化学技术，几乎完全忽视了机械技术。第二阶段是“一般工艺学(allgemeinen Technologie)”时期(1806—1811)。贝克曼在《一般工艺学草案》(1806年)中指出，“一般工艺学”就是对为实现同一目标所实施的各种特殊操作进行分类。譬如，玻璃抛光、布料磨毛等都属于“物体表面处理”。贝克曼的学生波佩进一步完善了工艺学。他认为，工艺学就是“根据不同工作中的相似操作而将所有必要手段、工具和技巧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的一切手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中的工作原理”[16](S.25)的科学体系。但总体来说，德国的工艺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都局限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领域。当然，这一状况是由当时德国的落后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随着工业革命在英法两国的凯歌猛进，工艺学本身也发生转变。首先是法国的杰拉德—约瑟夫·克里斯蒂安(Gérard-Joseph Christian)不满意德国工艺学的封闭性，并在《论工业生产的一般体系或技术学纲要》(1819年)*G.J. Christian, Vues sur le système général des opérations industrielles, ou Plan de technonomie, Paris: Madame Huzard, 1819.中用 “技术学(technonomy, technonomie)”取代了“工艺学(Technologie)”术语，明确强调“技术学”是研究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并着重描述了人类劳动的机械化状况。而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对工艺学内涵的现代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斯密、李嘉图那里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学问题，但也不乏工艺学的要素。但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工艺学研究是始于1830年代的拜比吉和尤尔等人。虽然他们没有使用“工艺学”概念，但在内容和目的上是与早期工艺学家相通的。他们把工艺学从封闭的手工业世界中解放出来，带入广阔的现代工业、自动工厂和自由经济的领域之中。拜比吉分析了自由经济中的工业生产体系，而尤尔则以非常乐观的态度应对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30年后，马克思科学地剖析了大工业的历史形成与内在矛盾。

总之，随着八九十年代马克思工艺学文献的出版，国外学界对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研究也推向新的理论高度，这为下一步的研究搭建了重要平台。自此以后，对于马克思技术问题或生产力线索的讨论便再也无法绕过这些重要材料和理论资源。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三、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多元发展

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理论积淀，特别是随着MEGA2第四部分马克思摘录笔记的相继出版，新世纪以来的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侧重文献考证与文本分析，具有MEGA编辑背景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二是注重融合多学科资源对原始文本和经典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三是偏重从技术史角度来勘定工艺学家的理论性质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一)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的文献学路径

随着MEGA2项目的推进，接触马克思工艺学文献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这一领域，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编辑部成员，主要负责MEGA2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编辑工作。就是其中之一。基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她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从1840年代到1870年代关于技术问题的摘录笔记和研究情况，其中包含着很多值得注意的文献细节：[17]一是马克思在1845年摘录拜比吉、尤尔的著作时首先关注的不是诸如“工具与机器的区分”这样的工艺学内容，而是机器对价格、成本、出口等方面的影响之类的经济学内容。二是在《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使用的是贝克曼和尤尔意义上的“technology(Technologie)”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也使用了“technology(Technologie)”，但到了第二版中，马克思就经常用“Technik”取代“Technologie”，用其形容词形式“technical”取代“technological”。三是马克思在1860年代重新阅读了《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笔记和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英文原版(1832)，并重新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同时，马克思也摘录了《各国的工业》，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可能是由詹姆斯·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詹姆斯·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 1808—1890)：英国工程师，发明家。因改进蒸汽锤而闻名。晚年投身天文学和摄影术研究。代表作为：《工程师内史密斯自传》(1883年)等。撰写的。最后，她概述了马克思的技术变革理论及其关涉的诸多问题域，譬如，技术变革对于资本积累、利润率趋于下降、剩余价值增殖、危机理论和政治革命等方面的影响。只可惜，罗特明确指出她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方法，而非他的具体理论问题。因此，很多重要方面并未详细展开，不过她所提供的这些文献细节和问题视域却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认真思考的。

(二)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的跨学科路径

随着西方学界跨学科研究范式的流行，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结合现代物理学等理论资源重新解读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其中艾米·E·温德琳(Amy E. Wendling)的《卡尔·马克思论技术与异化》便是代表性著作之一。

温德琳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热力学能量转化定理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她指出，马克思看到人的具体化方式在大工业中发生转变。在机器大生产中，人的具体化变成了机械的具体化，人类劳动被描述为能量转化，这导致在哲学意义上具有塑形功能的人类劳动被量化为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进行能量转换的劳动力，甚至劳动力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18](P3)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更糟糕的是，工人错误地将机器看作竞争对手，不断破坏和反抗机器，致使工人与生产资料愈加疏远，从而使异化程度不断加深。工人没有认识到科技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显著进步标志。于是，“革命就成为一种源于结构必然性而不是政治意愿的行动”。[18](P3)

二是基于MEGA2对马克思与拜比吉的思想关系做了专门研究。她强调，马克思在早期摘录拜比吉著作时侧重于关注分工和机器对工人的不利影响，从中得出机器应用使工人异化加深，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出克服异化的革命思路。温德琳认为，这里马克思忽视了拜比吉的另一条路径。拜比吉认为，“使用机器不会完全消灭人的技能，相反，它为工人获得新技能提供了便利”。[18](P183)由此，拜比吉提出一种新的劳资关系即股份制模式，力求在技术最优化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分配的合理化。[18](P189)而马克思的异化和革命思路则遮蔽了这一点。

应该说，温德琳的研究是融合跨学科资源、回归马克思原始文献以求重新发掘马克思哲学之批判力量和可能局限的典范，并提出了不少独创性观点。但她的异化解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逻辑和技术哲学的伦理批判逻辑的继承和发展。

(三)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的技术史路径

技术史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视域出发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提出了独特见解，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史蒂夫·爱德华兹(Steve Edwards)和安德鲁·齐默曼(Andrew Zimmerman)。他们从技术史角度对拜比吉、尤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做了独特解读。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尤尔和拜比吉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爱德华兹认为，尤尔在《工厂哲学》中构想了一个“以去劳动的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乌托邦”。[19]因为在1830年代，工厂工人的数量远远少于手工工人，尽管纺织工厂是机器生产的标志性场域，但手工业和小作坊仍居于社会经济的支配地位。因此，尤尔笔下的工厂主要是对未来资本主义的预想，而不是现实的生产状况。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是一种描述、抽象和乌托邦展望的混合物。同样地，齐默曼从蒸汽机的数量或固定资本的比例角度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机器生产在当时英国的社会生产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由此，他认为拜比吉和尤尔建构了一种以机器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和机器意识形态，即以机器化生产的本质性论证资本主义剥削的合法性。[20]

二是尤尔(拜比吉)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爱德华兹认为，尤尔对马克思关于机器大生产的理解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尤尔笔下的机器与工人的对立关系，使马克思意识到尤尔的自动工厂定义中蕴含着两种矛盾的内涵；二是尤尔关于机器取代劳动、科学指挥劳动的描述，使马克思看到企业经理和技术专家等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尤尔关于资本招募科学来镇压劳动的描述，促使马克思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界划开来；四是尤尔把自动化生产(自然发生主义)与丰裕社会(乌托邦主义)结合起来的想象，使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危机。这里，爱德华兹向我们展现了尤尔与马克思的关联问题域。但他的最终落脚点却是马克思通过拜比吉和尤尔看到了机器对劳动的异化统治，这构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显然，这种将异化理论与《资本论》等同起来的思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语境。

结 语

通过回顾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他们的理论得失为我们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必须基于工艺学的逻辑而又超越工艺学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趋势启示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工艺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和历史语境，在工艺学思想史的逻辑谱系中勘定不同思想家的理论地位。但这种理论定位决不能拘泥于工艺学本身的逻辑框架，而必须从工艺学上升到哲学(唯物史观)的高度，否则就会陷入技术—工艺学史的历史学视域之中。

其次，必须基于工艺学的语境而又超越工艺学的语境。米勒等人对工艺学与经济学之关系的辨析启示我们，从工艺学语境出发对马克思哲学话语的阐发决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凸显马克思工艺学叙事逻辑的同时，认真辨析工艺学与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资源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关系。

再次，必须基于文献文本而又超越文献文本。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回到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和手稿是深入研究的必然要求，文献考证与文本梳理也是扎实研究的重要环节，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更不能寄居于文献文本世界中无法自拔。这恰恰是MEGA项目启动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潜在的“阿喀琉斯之踵”。而我们的研究必须充分辨明它的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21]从文献文本上升到思想话语。

最后，必须基于思想史而又超越思想史。一方面，这种回溯式的思想史梳理和文本耕犁，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和理论动态。从马克思的工艺学思想中汲取开展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与理论对话的不竭动力，因此，“回到”是为了更好地走向“当代”。另一方面，从国外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文本解读与当代阐释仍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而且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历史积淀中恰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因此，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精髓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中国化研究，便成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Amy E. Wendling. 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 C.M.格里哥里扬.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技术进步问题的论述[A].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6卷)：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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