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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脉络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P112)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内容上完成了从儒家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在空间上经历了从两汉儒学、宋明理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大整合，也经历了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三次内部争论，还遭遇了从汉代佛教传入、明末清初基督教冲击、近代西方思潮涌入到当代全球化冲击的四次外部冲击；在时间上经历了封建保守主义、近代激进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存的三个时期。最终，它按照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历史结合的发展逻辑，在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为当代中国社会独特的核心价值观。

其一，发轫与雏形。公元前16—公元前3世纪，夏商至西周，中华文明体系逐渐形成，诸多关于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哲学命题渐进清晰，形成了一系列引导和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念。如《周礼·司徒》提出“知仁圣义中和”观念,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观念等。战国初期学派林立，呈“百家争鸣”之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争论。在争论与交锋中，孔子将 “仁”的目标与“忠”“恕” 规范、“内圣”修养与“外王”功业、“天命”圣意与“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孟子细化了“仁”的内涵，提出“仁义”观念，将“仁义礼智圣”作为调整社会“五伦”关系的准则，将宇宙、社会、心性统摄于“知行统一”的价值系统和社会治理系统之中，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追求的基调。由此，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发轫并脱颖而出，成为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个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做了初步的理论准备。

其二，转变与确立。儒家价值观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它完成了由伦理学向政治学的转变。秦以严苛治世，暴政激化社会矛盾，二世而亡。西汉汲取秦亡教训，期望建立一套维护社会稳定的治国方略。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将源于先秦的“天人感应”思想发展为系统化的神秘主义学说，将儒家伦理、法家刑政、原始巫术、道家宇宙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熔铸于一炉，将宇宙大系统与人世小系统、国家与个人统摄于“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中，使之整合为一个庞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为将这一社会治理学说转化为实践操作体系，构建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目标、以“三纲”为原则、以“五常”为要求的实践规范系统。这一体系将个人从生到死、将社会从家到国的管理纳入其中，作为“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天皇者”的济世宝典，被汉武帝奉以独尊地位，并通过上至朝廷礼乐、中至学校与社会习俗、下达家庭与个人行为的制度化嵌入，使这一体系取得了国家官方地位，并具有了世俗信仰特征，最终形成了一套以社会伦理与核心价值观重叠的国家治理体系。核心价值观不仅成为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和社会的德，形成了个人之德、国家之德和社会之德三位一体的既有层次又协调统一的观念系统和封建国家治理系统。至此，两汉儒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次大整合。

其三，碰撞与吸收。东汉末年，封建割据、派别林立、社会多元。历史载着这些问题驶入了政权更迭频繁、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思想文化更加混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佛教传入，儒术不再独尊。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主要以翻译、介绍和诠释佛经为主。自魏晋至盛唐，佛经翻译数量超过了之前的总数，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最多的时期。译经过程促进了中国语言、词法和文学的发展，并催生了诸多佛教学派的诞生，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皆形成于这一时期。佛教挖掘中国文化资源植入自身观念，完善其理论体系，并借助儒家和道教的传播方式使之日常化和生活化，由此获得广泛信众，推动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这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第一次巨大冲击，并对后世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震荡。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关键在它所做的中国化的努力。

其四，融合与巅峰。隋朝至唐初，佛教以“因缘”“无常”“轮回”“空”等观念为世俗中落魄之人提供精神慰藉；而脱胎于道家思想的道教融合了“劫数”“救赎”“救世主”等观念，形成了一套进可以救世、退可隐世养生的谱系。佛教和道教的这些特点，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空白，逐渐形成了儒学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三足鼎立格局。当历史进入盛唐时期，社会繁荣带来的民族自信催生了自由开放的思想氛围，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向三教合流趋势发展，为宋代进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整合奠定了基础。宋代，儒家凭借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一方面依据社会统治的需要对自身进行了时代化的解读与改造，另一方面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理论化提升，开启了中国文化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第二次大整合。宋明理学用 “天理”将佛道核心价值观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把 “天理”具体化为伦理观和价值观合一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并借助佛道的教义与戒律，在规范层面对人间伦常做了系统化规定和制度化安排，最终构建了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核心价值体系，使道佛的境界追求、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功名德性有机融合，让原有的“三纲”名目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合法化，使“五常”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经过进一步系统化改造后的社会治理体系，封建社会的精英们“进”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梯中奋斗，“退”可隐到道家和道教“自然”“无为”那里去疗伤，抑或进入佛教“四大皆空”消极避世的人生轨道中寻找精神慰藉。至此，中国历史上由儒释道三者共同构筑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巅峰，成为一个涵盖性极广、包容性极强的巨大复合体，进一步维护了后世封建王朝一千多年的统治。

其五，保守与衰落。在长达六百余年的元明清时期，君主制和封建极权不断强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因集权固化而不断走向保守，曾经的社会活力与民族元气渐进被窒息。原本为选拔人才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举制，最终也为“八股”形式所绑架，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镣铐。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中国，它以先进的西方科学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青睐，传教士甚至被请入宫廷作谋士。这是继魏晋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经历的第二次外来冲击。因这次冲击的范围多集中在上流社会，所以对社会底层影响并不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正疾驰着向现代社会转型，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他们开始将眼光投向外部、投向世界，也投向茫茫大海彼岸的中国和美洲。而同时期的中国，虽已进入康乾盛世，但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影响下，其文化和观念却因逐渐失去推陈出新的能力而不断走向僵化和作茧自缚的危途。

其六，真空与质疑。清朝末期，“八股”从形式到内容全面禁锢了人们的手脚，“闭关锁国”带来的不是国家的安全，呆板僵化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更加危难的境地。这一凝固的思想僵局在1840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在武力的逼迫下被迫打开，各种西方思潮随之涌入，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心理和习俗，中国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受到第三波大规模外国思潮的冲击。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社会主题。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因无法解答、更无力应对这一历史剧变而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居于不同立场的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主旨都凸现了保守主义的倾向。之后，近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则形成了一种激进的思想倾向。无论是维新派的“旧瓶装新酒”，要求对传统政治模式和伦理道德进行变革以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是革命派提出用“共和”取代“帝制”的观念，都体现了激进主义倾向。五四运动之后，激进主义思想被推到文化层面。“斗争哲学”和“怀疑一切”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传统文化被视为现代化的最大“敌人”而受到广泛批判和否定，甚至因怀疑而至绝弃，少有建设与继承。这样，中国在迎接现代先进文化的同时，也扔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这种极端倾向有其历史根由，却也造成了历史的巨大遗憾。这场由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决而引发的观念碰撞，是中国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思想争论和价值交锋。1905年，伴随着支撑封建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支柱——科举制被废除，各派在激烈论争中争夺话语主导权，思想多元冲突愈演愈烈，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沦为了思想的游魂，导致社会主导思想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呈现真空状态。

其七，求索与新生。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旧民主主义革命在痛苦与试错中挣扎无果，未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艰辛、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红色价值观植根于中华大地，并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将其作为新社会一切工作的价值指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社会发展暂时偏离了轨道，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又将历史的车轮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成就的背后也潜藏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思想领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思潮大举涌入，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受到第四波大规模外部思潮的冲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主旋律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内部争论。如果说，1840年以前的整个封建主义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处于保守状态、1840年以后的近代处于激进主义状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则处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存的时期，并逐渐趋于渐变革新的态势。经过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中国共产党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以西方先进文化为借鉴，凝结出一套引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而独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启了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继承与创新基础上的第三次整合的征程，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为主、传统价值为根、西方价值为辅”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也有助于推进世界各国朝着合作、共赢、共享的价值目标前进。

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变迁原因

是什么原因推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依循上述轨迹前行，而不是按照其他脉络发展？这一核心观念不仅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又在现当代迅速复兴。它不仅推进了新中国的富强与崛起，而且还将为解决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将为人类开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文明模式，让世界看到和平发展与和谐幸福的希望。为此，我们有必要探寻其成因及其背后隐含的基本规律。

(一)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的“决定”因素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源，主要受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

首先，以儒家为核心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农业生产方式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封建社会主要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家庭是社会主要生产单位。为获得稳定劳动力以保障家庭稳定，继而维持社会稳固发展，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和等级观念。在“忠、孝”观念基础上建构的以“三纲五常”为轴心的伦理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相重叠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治理方略，适应了封建社会发展的要求。虽然期间经历了诸多的王朝更迭，反映封建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也经历了从雏形、奠基、形成、发展、巅峰到衰落的过程，但它所体现的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次，近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混乱是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内外交困的具体表现。儒家由自省到外推、由内修到治世的内圣外王逻辑，因解决不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而跌下神坛。当原有的核心价值观失效时，“新思想”便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可能。太平天国起义，农民领袖期待借助基督教的“外衣”打破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固化思维模式，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王国,但这场运动注定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不清而以失败告终。最终，这场号称“伟大”的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基本问题，反而使原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为解决社会危机以挽救颓败，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提出了各自的治世主张。在这些主张中，无论是维新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思想，还是革命派的民主共和观念，都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嫁接起来，以找到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治世方略。但直至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各种思想都未能在动荡和交锋中取得价值共识，思想的嫁接最多只是各种主张和观念的简单拼凑而非实质性交融，嫁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再次，马克思主义成功扎根中国并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由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主题决定的。在革命时期，虽然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入侵，但时代的主题极为明确——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形成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取了将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在社会利益及关系上，提出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基本清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虽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但“集体主义”始终是社会的主导价值标签，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

最后，改革开放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将发展生产以满足个人需要作为主要社会价值取向。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反映社会存在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在社会转型期，利益的调整与再分配，引发了各种思想观念的撞击交汇。从利益到观念的交缠撞击，从社会认知的不确定感到社会心态的复杂化，不安定感和无奈感成为社会心态的常态反映。社会因利益调整所形成的不同阶层而产生的不同思想感情，是价值观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其中拜金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思想观念上的具体反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P11)但由于市场角色的多样性、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域与人文的差异性、社会思潮多元化等客观现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价值多元并存”的格局还会存续很长一段时间。

上述历史经验证明了一条基本规律，社会核心价值观要起作用，必须客观地反映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失误，虽然原因多重，但通常都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不能准确定位社会主要矛盾，或引领国家前进的核心观念未能聚合社会最大公约数而导致的结果。

(二)制度保障是支撑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发展的“硬件”

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应然”要求，而“现存”价值观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所持有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实然”状态。虽然二者存在交叉重叠现象，但“应然”要求总是高于“实然”存在，成为社会理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价值引导作用，需要国家提供健全的制度化安排予以保障。

首先，传统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制度化安排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是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护佑而实现政治治理目的的，其观念的培育与践履则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得以实现的。从朝廷礼制、国家法度到民间礼俗、家庭伦理和个人洒扫应对，无不受其制度和约定俗成的习俗的制约和支配，礼法共治共同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同构治理系统。期间，制度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载体，社会价值观则是制度的灵魂和导向，两者共同成为支撑封建统治的擎天柱。在近代，当支撑这一核心观念的制度分崩离析时，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便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硬件”保障。1905年科举制被废，便标志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彻底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其次，动荡的近现代中国因缺乏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而思潮涌动，致使价值观繁复纷乱。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因缺乏统一稳固的政权基础而难以建构全国统一的、有制度保障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强大的中央人民政府为建构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制度保障，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写入宪法与党章，确定了它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由此，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既有了法律保障，又有了章程依据和明确的理论基础。

再次，当代中国通过全方位制度设计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硬件”支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以“软件”形式、通过制度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引导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双向渗透，既体现着国家制度对社会价值观的保障功能，又体现着价值观对制度的引领作用。就制度对核心价值观的保障功能而言，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它们以强大而潜在的力量，规定着社会的行为评价标准并引领着社会的价值导向。就整个中国历史看，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制度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反映一定社会性质的制度，一定包含着与之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反之，只要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一定是某一特定社会制度在观念层面上的反映。一旦社会形态发生改变或制度解体，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也随之改变或遭遇解体。一个动荡无制度保障的社会，往往是思想观念交锋最为激烈的社会，难以形成集中统一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制度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但制度不可能完全凌驾于大众的主观意志之上并完全控制人的思想。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想要真正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就必须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必须得到大众的积极赞同，而非消极服从。”[3]国家制度于价值观而言，只能在“硬件”上防止错误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但对如何推进主导价值观的宣传和践行，让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并认同，还需要在方法和途径上进行深入探索。

(三)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发展的“土壤”

首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价值观演进的核心步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晶、心理反应、性格基因。作为反映中华民族文化本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通过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的滋养而形成并获得发展的。因此，越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有深入了解、对其功能有深刻认知、对其价值指向有明确认同、对其精神有深沉坚守，就越能更好地信奉和坚守从中衍生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越是对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引导功能有全面认识、对其蕴含的真理性和实践逻辑有充分理解、对其审美取向有高度认同、对其制度设计与伦理规约有执着坚守，就越能更好地促进文化的整体发展。

其次，时代各有主题，也各有反映该时代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时代变迁，反映时代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必然随之变迁。无论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宋儒释道三足鼎立、宋明理学，还是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文化时代性的有力见证。但文化不仅有时代的个性特征，也有共性和普遍性特征。一些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因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因为人性的共同性而具有恒久性特征。这些稳定而恒久的内容，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会以单一的方式呈现出来，往往以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的方式表现出来，积极与消极共生，精华与糟粕同在，先进与落后并存。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的凛然气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心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态度和“唯命是从”的被动人生。因此，我们既要对反映时代文化的价值观具有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时代化的理论提升；也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的实践发展，才能保持其经久不衰的活力；更要与鲜活的个体生命相结合，以科学的方法引领帮助个体生命不断走向鲜活与灵动，催生其价值存在感和超越感，才能最终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

再次，以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繁荣与物质文明的进步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宋儒释道三足鼎立、宋明理学是被公认的文化的繁荣时期。当我们透过这些文化时期去探寻与之同期的社会经济时，一条基本的规律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与之同时代的社会经济也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甚至在某些时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即便如魏晋南北朝那样不太安宁的时代，也因江南的基本稳定与文化的发展，使江南地区的农桑、水利、丝织、制瓷业、造纸业等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唐宋的发展更是如此，从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商业、造船业到城市等，其所获得的巨大进步都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特征。文化越深厚，保守性和排他性就越强烈，就越难由自身内部产生根本性变革或自我断裂。这正是传统文化孕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之所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即便在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时期，西方文化依然遭到中国传统文化条件反射性的回击和抵抗。虽然最终因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而使传统文化不得不被迫进行革新，但革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浅表性的、形式化的，而非彻底的、本质性的革命。近代以来，一部分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的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是肤浅的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深刻的精神文明。他们主张从中国文化精髓中汲取营养并加以改造，以形成变革社会的强大驱动力。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都是主张传承或继承性革新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可见，传统文化的根基即使在价值观急剧动荡的年代，也没有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层面彻底抹去。它通过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固有观念等在个体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并成为孕育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今天，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如“明德”“至善”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观念，已深深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中，在形式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的整体框架和思维逻辑相匹配。

(四)外来文化的冲击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发展的“催化剂”

外来文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姿态和内容冲击着中国社会价值观，在为中国价值观变化提供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历史上，佛教的传入是外来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产生的第一次重大冲击，直接导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核心价值观的大整合；明末清初,基督教等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价值观形成了第二波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前后，外来文化对价值观的冲击达到顶峰，各种外来思潮也为中国人实现救亡图存提供了借鉴；之后，经过革命实践的筛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最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观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内容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再度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全方位的影响，传统与现代、主导与多元、中心与去中心等思想观念交汇并存，核心价值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激荡与挑战。于是，纷繁复杂的西方思潮、不断复兴的传统文化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主旋律文化共同构筑起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形成了一个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文化局面。西方各文化体系的精华成为中国人构筑精神文化的重要借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为主、传统价值为根、西方价值为辅”的一体多元的价值格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大整合。纵观历史，外来文化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程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文化开放程度和世界各国交融程度基本成正态发展之势，但外来文化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并没有阻断中华本土的文明元素，依然保留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脉络。

总之，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从“儒家为主、道佛为辅”向“马克思主义为主、传统价值为根、西方价值为辅”的转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下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制度化保障、传统文化滋养和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对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演化与变迁节奏的影响，并不是某一特定力量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几种力量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新时代建设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考

中国核心价值观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1](P105)他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4](P163)回顾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每遭逢异质思想，它总能够吸收其精华，融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以获得新的发展活力；面临新问题时，又能结合实际进行创新以获得新的生机。以史为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需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在理论上定位好社会主要矛盾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构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

首先，社会核心价值观一经形成并非永固不变，它需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以保证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解决温饱成为国之第一要务。经过近7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成就斐然。但繁荣的背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益突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治国理念，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将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向社会全面发展转移。十九大又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定义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P11)这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定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新要求。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须从理论提升、制度设计和实践推进全方位入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深入领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论断，将其系统贯彻到理论提升、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去，才能更好地引领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恪守的基本点。它不仅要在整体观念上，而且需要在具体措施和操作步骤上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战略紧密呼应。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价值观念为引导，把推进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丽作为国家发展的和谐目标体现于政策引导中；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观念渗透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实践和制度化建设中；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观念作为个人的价值追求和基本道德标准，以行为规范方式植入职业要求、家庭责任和个人生活中。将价值观建设既纳入国家宏观规划进行引导，通过职业规范加以约束，又在日常生活的孕育中润化，使之落地、落实、落细。由此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既在整体上突出对象与建设目标的层次性，在逻辑上完成“家国同构”的一体化设计，全方位引领社会的发展。

(二)在格局上处理好主流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关系，建立和谐统一的文化结构

现代西方思潮、中国传统文化、网络文化、宗教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样文化，使得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并存格局，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挑战。因此，寻求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和谐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

1.处理好“主流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关系，以达“和谐统一”。

首先，保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社会功用不同。多元是事物呈现出的多彩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它使事物充满生机与活力；主流则是对多元的引导与整合，使事物呈现其应有的特色和基调。多元价值能丰富社会生活，使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主流价值则是为了引领社会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5]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的内核，能够统摄、整合和引领多元性价值观，使多元文化在纷争之中保持内在一致性和协调性，形成整个文化体系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构成统一有序的文化结构整体。

其次，坚持主导性前提之下的多样性，吸收多元文化的有益价值。核心价值观建设既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又要过滤文化中的腐朽和糟粕成分，避免消极因素影响。如何借鉴与吸收，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6]

再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文化健康发展。以核心价值观为红线发展出来的主旋律文化和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路径，但红色文化和主旋律文化在今天必须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进行表达才能更有吸引力。它们除了对民族集体记忆、对英雄形象的纪念与关注外，还应投射于对爱、对真善美以及和平正义等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召唤，只有这样，才能更易镌刻进人的内心。

2.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达“洋为中用”。

首先，吸收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母体，它创立伊始就吸收并改造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内核而摒弃其唯心主义，吸取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精华而摒弃其形而上学，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7](P585、604)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历史，同时批判地继承了梯叶里、米涅等人的阶级斗争思想，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源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对西方思想有着天然的继承性和融洽性。如“自由”本是西方文化的标签，但马克思主义超越其历史的局限，明确地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的最终价值目标，并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规律以指导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今天中国提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畴，既是社会主义当下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追求。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借鉴与超越。

其次，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寻找平衡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情感、意志、欲望、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只起着调节作用。中国文化突出强调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儒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是为了重建伦理秩序。“格物致知”是一种内求于心的认识论，注重心性修养，但缺乏逻辑思维及工具理性精神，造成了保守、知足等民族特性。工具理性是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它注重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蕴含着可计算性与精准性，是西方近现代社会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然，西方社会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而且要想办法加以规避。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容。今天的中国，需要把中国的心性哲学传统与西方的理性哲学优势加以融合，达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理性与人文的和谐共赢。

3.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达“古为今用”。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P115)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挖掘本民族文化的精髓，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P23)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首先，探寻中国的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儒家“民本”观念、“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思想，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关群众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中国式解释；道家“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等朴素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亦有相似之点；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具有相通之处。如何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时代气息，绽放出新生魅力，需深蕴两者的内涵与实质，方可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结之点和衔接之妙。

其次，探寻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因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文化养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有机结合的成果，其中的诸多价值取向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基因，但又颇具现代特色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7](P585、60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攻坚期，社会矛盾和利益分配复杂化、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多元化、消费主义盛行。儒学作为一种以道德为尺度处理社会关系的价值观体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有用性。孔子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以及王守仁的“致良知”等，既是国人的核心价值尺度，也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儒学推崇人间温情、友善人伦，而非权力、法律、金钱等冷冰冰的利益博弈。凡此种种思想和观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人鲜明而独特的精神世界，都是人民日用而不绝的价值观。我们在传承和升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规避教条主义和“一刀切”的做法，方可实现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目的。

(三)在节奏上把握好“保守”与“激进”的关系，渐进推行价值观的革新

首先，警惕右倾，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苏联面对形势的变动，没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全盘西化的右倾思潮使国民经济长期停滞、社会陷入严重动荡之中，最终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警惕右倾思想，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成功避开了触礁的危险。

其次，防止“左”倾，既解放思想，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分别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战胜了“两个凡是”，在社会中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彻底替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不再为姓“社”姓“资”而惶惑，经济开始鲤鱼跃龙门；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的枷锁，“公”“私”争论不再束缚中国经济的发展。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防止‘左’和反对‘左’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9](P424-425)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这样一条基本规律：“保守”使社会趋于安定，但过度保守使文化走向僵化，阻滞思想的发展和社会创新的活力；“激进”带来社会变化，但过度激进又容易使社会畸形发展。因此，不能简单把“保守”与“激进”归结为“好”与“坏”势不两立的两极存在，它们是同一问题彼此互倚的两类价值判别。如黑格尔在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正题与反题之间矛盾的解决，最终并不导致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形成合题，从而达到双方片面性的克服和理性的胜利。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激进”和“保守”本身，而在于“激进”与“保守”能否满足社会的需要。[10](P4-5)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我们既要反对纯粹的保守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冒进的激进主义倾向，在“保守”与“激进”中取适中的“渐进”态度。在维持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前提下，依据中国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渐进革新。旨在既促进文化充满活力，又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以史为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故步自封。不忘初心、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渐进节奏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四)在实践上协调好价值观的制度保障与宣传途径之间的关系，实现潜移默化的效果

首先，发挥国家的引导力量，探索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精品的联动机制。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了“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2](P43-44)为此，需要国家从制度层面给予有力支撑，加强社会相关机构的合作，创建整体联动环境。其主旨在于形成由国家划拨资金支持相应机构进行创意宣传、国家以出资人的身份提出要求、按合同和协议对成果进行验收的机制。这一机制在原则上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内容上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在创作途径上拓展和激发民间力量(包括自由作家和撰稿人在内)，创作一批适应网络传播规律、反映民意和生动现实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这样，国家就能够发挥产业链的作用，借助资本的力量、政策的引导以及法律的规约，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作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集合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的诸要素，最大力度地促进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批作品甚至是精品问世，从根本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度发展。

其次，推进新媒体建设和管理，建立互联网综合治理平台，探索应用市场机制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途径。一要在传播形式上进行创新。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游戏动漫、电影电视、音乐、文学、绘画、舞台艺术等产业主动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通俗化、形象化、生活化和时尚化的方式解读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二要重视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兴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观中的作用。积极开发新媒体在传播主流声音方面展现出的潜力，掌握新兴媒体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三要探索商业门户网站的引导机制。针对商业网站在传播主流价值观中的弱化现象，积极探索主流新闻网站与商业网站共建，以及用市场机制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途径和机制。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商业门户网站股份的外资比例、增加国家专项资金扶持等方式，引导重点商业网站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网络正面舆论传播态势。

再次，以教育制度为轴心，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为价值观传播和践行提供更基础、更深沉、更有效也更直接的制度保障。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作为维系中国封建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其科举制功不可没。教育制度不仅是社会引导个体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指向，而且是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制度调整利益结构、调整阶级和阶层结构、安排社会秩序、引领社会风气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今天，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人才选拔的内容，引入到教育体系中，使之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至成人职业教育，形成六段一体的系统教育，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大而系统的工程。它不仅要有明确的阶段性特征，而且要符合每一阶段个体的身心发展需要，同时还要保持内在的延续性，符合个体生命发展的整体需要；不仅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而且强调制度保障。只有这样，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传播才能真正寻找到常态化教育与传播的着力点，价值观的嵌入才能在长达数年的六段一体系统化教育和熏陶中转化为个体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历史经验表明：当社会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与社会核心价值指向达到同频共振时，两者才能互动共赢，积极推进社会有序发展，反之亦然。

最后，重视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建立主流意见领袖的培育机制。意见领袖在网络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团结并支持持正确立场的意见领袖，争取中间立场的意见领袖，旗帜鲜明地与持敌对立场的意见领袖进行舆论斗争，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要凝聚和团结大多数意见领袖。对于意见领袖发表的客观正面言论和富有建设性观点，相关部门应坦诚相待，利用他们的理性和学识配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二要充分利用中心城市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人才集中的智力优势，动员各行业专家积极介入网络舆论场。以权威学者和专家作为理性言论代言人，能够更有效地澄清错误言论，抑制和消除不良舆论影响。三要培养党政部门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创造条件，整合资源，培养一批党政部门、高校的网络意见领袖，帮助他们在网络上提高知名度和活动能力，使他们成为引导大众和高校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先锋官”。

综上所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品格，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将中国传统思想、西方思想的精华整合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解决物欲膨胀、道德滑坡的精神危机，调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升国人的精神文明水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P115)这些内容均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今天的中国，虽然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依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世界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如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前所未有，他们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此，中国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既不主张穷兵黩武，也不主张对外扩张，而是依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气度赢得对世界的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它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依然屹立东方的秘笈之所在。放眼未来，植根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体现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所形成的“和谐模式”和“王道”风范，将超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和后现代发展模式和“霸道”之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实现人民安康、个体幸福、人类和谐、世界大同的理想。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陶东风.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N].光明日报,2012-01-21.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石书臣.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及其发展导向[J].道德与文明,2012,(2).

[6]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新华网,2013-08-20.

[7]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8] 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J]. 高校理论战线,2008,(11).

[9] 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10]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