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具有周期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负面影响依然存在，逆全球化动向仍在发酵。之所以说当前处在逆全球化动向下，一方面是由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全球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P33)另一方面则是推动和维持经济全球化的制度规则和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方向逆转。[2]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支，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未能预见和有效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与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等事件而遭到批评。有评论者甚至激烈地指出，正是由于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范式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成了“跛脚鸭”，才让这类事件因无法得到解释和预判而成为“黑天鹅”。[3]虽然相比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密集发展，当前的理论创新的确显得有些沉闷。不过历史地看，现实中的危机与挑战往往会转化为学术上的动力与机遇。[4][5]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的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也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诸多前沿议题和新的路径，从而为中层理论和学科互鉴提供契机。本文的目的在于发掘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的国内政治效应，讨论其中的核心议题与理论契机。

一、逆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分化

经济全球化塑造了不同偏好的利益集团。围绕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经济全球化会在国内产生赢家和输家。然而，这一国内政治结果会随着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逆经济全球化时期与经济全球化扩张时期的国内社会分化情形将不尽相同。当国内社会的不同群体意识到某种对外经济政策或某种潜在的对外经济政策会使其受益或受损，在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时，他们就会分化成不同的社会联盟，通过国内政治中的政治结社、政治选举、政治抗争等政治参与手段对政策进行支持或反对。

在国际贸易领域，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以“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为微观基础，认为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因此，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的贸易收缩将使一国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损，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益。故在逆经济全球化时，充裕要素所有者会支持自由贸易，而稀缺要素所有者会寻求贸易保护，且后者处于攻势。[6]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识别了与罗戈夫斯基类似的社会分化效应。贸易收益的分配不利于那些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劳动相对稀缺的工业化国家，劳动者获益较少；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所有者获益较少。[7]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以“李嘉图—维纳模型”为微观基础，认为贸易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使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对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影响不确定。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的贸易收缩会使得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使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故在逆经济全球化时，出口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会支持自由贸易，而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会寻求贸易保护。[2]与古勒维奇相似，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以企业为中心，区分了不同企业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同态度。[8]此外，还有一些基于个体问卷调查的贸易分化研究。[9]不过遗憾的是，后两类基于企业和个体层面的研究并未区分全球化扩张与逆全球化的不同效应。

国际贸易领域的社会分化是经济全球化诸多领域中研究最为详尽的。当然，国际投资、国际移民等领域也存在较为类似的社会分化。在国际投资领域，东道国也会面对分配效应。若以阶级分化为解释，在外资流入时，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尤其是有技能的劳工获利而资本要素所有者受损，故资本要素所有者有限制外来投资的偏好。[10][11]据此推论可知，在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国际投资收缩，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受损而资本要素所有者受益，故在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劳动力要素所有者会支持投资开放，而资本要素所有者会寻求投资管制，且后者处于攻势。若以行业/部门分化为解释，某些行业/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由于不愿面对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也可能有动机反对外来投资者进入，如上世纪末美国针对日本投资的某些限制性产业政策。[12]故逆经济全球化时，面对国际投资竞争的行业/部门会受益进而寻求投资管制。

在国际移民领域，与国际投资相反，移民的进入相当于增加了劳动要素的供给，因而在资本充裕劳动力稀缺的国家里，资本家集团倾向于支持自由移民, 而国内劳工集团则倾向于抵制自由移民。在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裕的国家里，资本家集团倾向于反对自由移民，而国内劳工则支持移民。[13]不过，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分化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的考量，事实上，对移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性利益决定的，[14]如教育、认同、融入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性利益不仅对理解国际移民领域的社会分化十分有益，对理解贸易、投资等领域也有所帮助。[15]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利益偏好不一定来源于物质利益，也可能是社会性的认同或被建构起的主观认知。

逆经济全球化对于社会分化而言，在分化机制上与扩张期或许并无二致，但其会改变持不同立场群体间的攻守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扩张期受益而采取攻势的集团可能会在逆全球化动向时因受损而转为守势。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作为发达国家内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劳工阶级便在逆全球化动向下积极行动，寻求符合其所偏好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逆经济全球化可能还会通过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对受益与受损的感知来塑造集体行动的能力。经济全球化收缩使得全球化的受损者更易被动员起来，事实上，全球化的扩张期也同样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往往只有在逆全球化动向下，社会和学界才开始认真对待这种不平衡。并且，社会性利益与物质性利益在社会分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因逆经济全球化而产生不同，然而既有研究在这些方面着墨较少。

二、逆经济全球化与国内政治制度

逆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会使国内政治制度面临一些挑战。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发现，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更深的国家往往有着比较大的政府规模，这是因为开放经济下的国家需要更大的政府规模来整合社会、保护社会，特别是对全球化中的受损者进行补贴。[16]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收益会大于经济封闭，但在此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群体都可以从中受益，故政府，尤其是民主政体的政府，需要对受损者提供足够的补偿以使经济全球化得以持续，福利国家兴起便是受此影响。[17]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会为政府有效整合社会带来挑战，经济的不景气使得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平衡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原本全球化扩张期的受损者此时尤其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以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在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下，受损者可以结成社会联盟，利用政治周期进行集体行动。既有研究发现，全球化会改变选民的投票行为，影响反建制主义政党的受欢迎程度、举行选举的战略时机等议题。[18]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当选、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民粹主义带来的民主衰退和民主失序便是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之一。[1][19]面对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需要改进国家治理方式，如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20]甚至在治理失灵的极端情况下，逆经济全球化还会增加政治暴力[21]和恐怖主义[22]的发生概率。

逆经济全球化不仅给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挑战，也对威权政体产生了民主转型的压力。经济危机会触发民主转型，这一观点被广为接受。既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两类的理论机制，一是联盟视角，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使得威权政体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支付其支持者，无论该政权的支持者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还是组织起来的劳工；二是合法性视角，经济危机损害了威权政体的绩效合法性。[23]唐敏、呼和纳日松和周强的研究则发现，虽然经济危机本身对民主转型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当威权国家遭遇经济危机时，若该政权对经济事务的参与度越大，民主转型就越容易发生。[24]此外，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也是常被论及的热门议题。其中的理论机制一是将贸易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或手段；[25]二是研究国际贸易制度对国内政治的渗透和对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26]三是国际贸易在特定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军人政体更易导致民主转型。[27]若国际贸易的扩张会导致特定国家的民主转型，那么是否可以就此预期国际贸易的波动和收缩会使得威权加以巩固呢？从已有的经验事实来看或许并没有这么简单，例如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主要产品便是其石油资源，因而逆经济全球化反而加速了其政权更替。作为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经济外生冲击的一种，国际贸易的收缩，包括国际投资、国际援助、外国汇款、经济制裁、跨国劳工流动对政体类型变迁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评估。

总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逆全球化动向会通过改变国内经济条件，如经济形势、收入不平等，来影响国内政治制度。相比于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期，逆全球化往往会对一国的政治制度带来更多挑战。不过既有研究尽管注意到了比例代表制和多数制政体对逆经济全球化的不同约束，但鲜有对逆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制度的系统讨论。

三、理论挑战与理论契机

作为经验现象的逆全球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诸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前沿议题。同时，逆全球化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范式带来了不小的理论挑战，并且可能成为激发新一轮知识增长与理论创新的契机。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为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效应提供了一个学界基本认可的分析框架，并将行为体偏好和制度结构视为核心因素，有比较充分的考虑。与具体研究中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范式不同，作为分析框架的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更具包容性。[28]作为理论述说，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形成了一个由国际到国内再到国际的理论闭环，即国际层面的因素塑造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各类偏好在国内制度的整合下上升为对外经济政策，进而影响到国际冲突、竞争与合作。但在实际操作时，很少有学者对上述框架的三步给予同等的重视。而且出于对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偏爱，大部分学者很难在讨论国际因素导致社会分化之后将研究重点转向各类政治效应。

(一)理论挑战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关于逆经济全球化的国内政治效应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特别是现实中“黑天鹅”的接连出现，也意味着既有文献和理论存在着若干不足。

第一，既有研究集中于经济全球化扩张期的政治效应，对逆经济全球化动向的讨论严重不足。在论及经济全球化时，潜台词即是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尽管学界早已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可能存在的周期现象，[29]但逆全球化的政治效应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需要承认的是，在社会分化领域，当我们理解了扩张期的分配效应，那便能反推出收缩期的分配效应。如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对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而言，国际贸易的扩张会使劳动要素所有者收益，那么国际贸易的收缩就会使劳动要素所有者受损。不过尽管具有可反向推导的社会分化效应，但全球化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政治效应可能并不相同。在解释政党政治、国家自主性、政体类型变迁、国内冲突等领域，逆经济全球化会表现出独立的作用机制，值得单独讨论。

第二，既有研究中描述性和口号性的文献不成比例地偏多，对具体的传导逻辑、因果关系等理论机制的研究尚未完全跟进。这类研究在讨论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区域合作、全球治理的影响时尤为明显。由于对地方政府、企业、阶级、行业、公众、个人等行为体重视不够，使研究的微观基础不够扎实。在讨论宏观层面的现象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组织结构、决策程序、投票规则、谈判过程等中观和微观问题的分析，从而使不少论述大而无当。理论机制的研究不足也使得在讨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时政策建议往往是空中楼阁，并非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之上。

第三，既有研究中多政策而少政治，在使用政治学视角时未凸显其相对于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和主体地位。在探讨逆经济全球化动向时，有较多文献关注于其带来的政策变化，如产业政策、政治经济改革、贸易保护主义等。逆经济全球化的确会带来政策的适应性调整，甚至可以说这些政策本身便是逆全球化动向的一部分，但政策往往是政治的结果而非原因，政策的政治学才是揭示政治效应更为根本的一环。故作为政治学者，我们需要在观察到这些政策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和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及制度结构的角度分析其背后的政治过程与政治博弈。

第四，既有研究多采取的是社会中心论的视角，多关注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化效应，而对制度层面政治效应的讨论较为单薄。社会中心论通常认为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而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只是为社会行为体相互讨价还价提供场域，这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国家相对于社会所具有的自主性。事实上，国家应被看作是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未对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和结构引起重视，已有研究并不重视讨论逆经济全球化对国内制度层面的政治效应。

(二)可能的理论契机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的撰写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曾忧心忡忡地认为以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变得无聊，无法就迫切需要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更无法提出激动人心的新兴学术议程。[30]逆经济全球化动向的出现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契机，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

在个体层面，重新界定利益。通过对逆经济全球化动向的经验考察，例如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可以确定的是，用物质性的利益概念来推导个体的行动策略存在着严重偏差。而由于观念性变量在科学模型中位置尴尬，在大量的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文献中并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多数情况下，主流学者宁愿选择忽视这些不能被观察或者系统检验的变量。正如约翰·奥德尔(John S. Odell)所说：“如果真实世界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那么界定诸如信仰和信仰的作用，不仅对增加知识有用，对实际的经济谈判也非常有意义。”[31](P3)因此不论在传统的经济谈判议题上，还是其他一些领域，如政治动员、政党政治、政体变迁等，观念性因素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或许比理性主义更具解释力。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其年度词汇。在逆全球化动向下，处在不确定下的个体，由于无法准确地预期其可能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故行为体更有可能根据适当性逻辑行事而非依赖后果性逻辑，这会使得社会脚本(social scripts)和意识形态在个体的利益界定上发挥更大作用。[3]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个体层面的利益界定上的社会学转向或许会是一个理论契机。

在国家层面，再次找回国家。20世纪80年代，面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挑战，以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学派提出将国家找回来。[32]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同样经历了找回国家，即从国际体系到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路径转换，对国家内部的要素禀赋和制度结构给予了更多重视。不过，此类对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互鉴仅仅把作为自变量的国家找了回来。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虽名为“政治学”，但其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讨论一国融入全球化的国内政治条件，即对外经济政策上，研究议题较为狭窄。现有研究往往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本身便会影响国内政治，而是将政治制度变量作为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一环。为了将作为因变量的国家找回来，我们需要重拾对“颠倒的第二意向”的重视。对于逆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内政治效应，不局限于移民限制、贸易保护、外资管控等对外经济政策，而应倾注更大的力气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以及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下的政治效应，如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政体变迁、政党政治、央地关系、政治经济改革等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在体系层面，重视宏大进程。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言，若没有事先对体系性因素进行分析，对世界政治的单元层次(即国家层次)分析就会漂浮在经验和概念的真空之中。[33](P26)当前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还原主义路径，将国际体系因素还原到国内政治，将国内政治还原到社会联盟和利益集团。[34]由于在方法论上暗含了可解构的前提故而遗漏了国际制度的作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等“宏大进程”(macro processes)，造成其推论的不准确性。并且，这种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需要成立的前提是假设全球的宏观经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在逆全球化动向下，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动是如此之大，使上述假设愈发难以成立，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从对“微观基础”(micro foundation)的过分强调中抽身出来，重回“宏观效应”(macro effects)。继研究层次的回落后，我们或许需要研究层次的回升以弥合理论与经验的断层，而对断层的弥合本身便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所在。

四、结 论

同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一样，逆经济全球化也会产生相应的国内政治效应，包括一国社会分化中攻守关系的转换、政党政治中反建制主义的兴起、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转型压力等。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带来了丰富的理论议题。同时，新一轮的逆全球化动向也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理论挑战。一方面，对逆经济全球化重视不足。尽管一些应用于经济全球化扩张期的理论可以倒推出逆全球化时期的相应机制，但由于逆全球化动向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如不确定性，其在利益界定、集体行动和政治后果等诸多领域存在独立的理论机制有待发现。另一方面，研究问题多局限于对外经济政策。所谓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实则为“经济开放的政治学”(Politics of Economic Openness)。对比较政治学的借鉴也多将其作为自变量，而对作为因变量的比较政治学，如政体变迁、政党政治、央地关系则缺乏回应。

这些理论挑战也为进一步的知识增长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机遇。一是在个体层面注重对社会性利益和利益建构过程的研究。二是在国家层面重拾“颠倒的第二意向”，探究逆经济全球化及其政治效应。三是在体系层面重视宏大进程，反映全球宏观经济的变化。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即从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研究转向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当然这一转向发生的时间进程比美国要快得多，且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从事国际—国内互动研究中虽然“找回”了国内政治，但没有“踢出”国际因素，[35](P149)形成了不同于开放经济的政治学的特点，这使中国在研究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效应时具有一定优势。要实现对现实的回应，首先便是要调整甚至打破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提倡学术思想、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不仅在西方学者中日益形成共识，[36]并且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必要之举，探讨逆经济全球化动向的政治效应便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做出贡献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