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新女权运动的深入展开，女性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求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成为推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发生、演进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女权主义各流派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批判性对话中，马克思解放思想的当代意义与原则高度被再度揭示出来。然而，一个必要的前提性问题尚待追问，即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何以可能？两者是否简单地叠加或捆绑在一起？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在人类解放的最终归宿上找到了契合点。马克思基于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宗旨下拓展了以女性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视域，从而使自然的性别差异、社会身份认同、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等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得到了根本性阐释，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在彼此的互证互释中得以超越某一特定的社会规定。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女性视角，尤其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部分，马克思正是在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意义上以“公妻制”来说明和批评那种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应资产者对共产党人公妻制的指责。当马克思将两性之间的对立推向了人同自我的对立、以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对于私有财产关系的批判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基础与原则高度。本文旨在基于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在重新审视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演进的基础上，探寻两者之间结合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从而为女性解放寻求现实道路。

一、现代性规划下的女权主义及其困境

现代性(modernity)即由现代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为本质—根据的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1](P326)就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现代性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历史界限，在思想层面上表征了资本主义文明精神内核的普遍胜利，即自由解放、发展进步的理念；在社会层面上揭示了市民社会如何摆脱传统宗法与政治人身依附关系的阈限，按照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进行自我建构，使货币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纽带。“传统的瓦解导致经济更加摆脱了传统政治的、伦理的和文化的阻碍。它积淀出了一个新秩序，一个首先按经济标准来界定的新秩序……大多数能向新秩序施加压力、具有颠覆或改变新秩序能力的政治或道德力量，已经破碎不堪”。[2](P28)通过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构建起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瓦解并打碎传统社会存在基础的同时，试图将一切被分裂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碎片，在现代性原则与规划之下重新整合起来。

现代性规划下的文明世界以人类自由解放的最高理想为指引，其中包含也同时预设了女性解放的内容。阿格尼丝·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中讨论了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即“科学技术的逻辑——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支配性的世界观”，“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以及“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3](P95)然而现代性的悖论在于，人类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与社会经济生活对人的全面异化之间的深刻冲突被推向极致，女性解放同样遭遇了现代性悖论的困境。自17世纪以来，世俗层面的女权主义运动是被上述现代性的逻辑所规定的，以权力话语(知识权力、资本权力、政治权力)为核心，旨在摆脱传统封建主义父权制的束缚，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在社会领域争取和男性同样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思想言论的自由、独立的经济能力、政治参与权力等等；在价值观念领域以文化自觉的方式重新建构女性存在的意义和尊严。女性群体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如果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习俗、宗法伦理与人身依附关系都不再构成对自身的社会规定，那么如何在以资本权力为枢轴的现代世界为女性的存在确立不可动摇的根基？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权力和地位的争取能否构成女性解放全部内容与最终归宿？

“女人是谁、她们想要什么这整个主题对我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构成了挑战”。[4](P300)其表明了现代性规划下在女性身份认同与女权主义运动，即作为社会身份的政治解放与作为女性自身的性别解放之间的内在断裂。其中包含着建立在两性对立与性别自然差异基础上的二元论思维和本质主义理论范式；也意味着在世俗生活层面政治—经济权力的获取成为衡量女性解放的标志和准则，在现实社会运动中则表现为女权主义运动在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之间游移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浪潮”中，女权主义者争取受教育的权力、同男性平等的经济地位，要求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而在7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中则强调女性的性权利和家庭权利，“个人的即政治的”成为当时的口号，“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诉求女性的“性解放”，以及对整个男性社会和“性阶级”体制的挑战。而在今天，这些诉求作为某种极端倾向似乎又成为批判和反对的众矢之的。后现代女权主义不仅要求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试图瓦解女权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消解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性别对立与自然差异。“女人是谁”和“她们想要什么”这一主题，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发展和女性自我觉醒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深化，迫使女性更加了解现代社会本质和自我的内在诉求；而另一方面，女性身份认同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内在冲突日益凸显，越来越同现代性自身所包含的自反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一致起来，女权主义的困境和现代性的困境在本质上是同源的。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5](P44)而是通过对现代世界及其赖以巩固自身的思想基础开展出本质性批判为前提的。“作为现代世界由以成立、由以持存并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本质—根据，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在这样的主题上，马克思的学说无非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1](P325)现代性也即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有两个基本支柱：它的思想体系和观念领域表现为理性形而上学及其现代意识形态；它的世俗动力与现实基础即由资本增殖运动所拱卫的私有财产关系。马克思恰恰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和社会现实领域的原则高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悖论，颠覆了导致男性与女性抽象对立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建制，并以最彻底的方式澄清了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

理性形而上学所建构的现代意识形态意味着超感性世界的统治权力和优先地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态度赋予“女性”以普遍的社会规定或抽象的女性符号，同质化的女性形象与解放标准的确立，预设了社会关系中女性与男性之间不可调和的性别对立和根本差异，以及权力机制下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结构。然而“男性女性的二元分立不仅成为使那些独特性可以被辨识出来的独一的架构，并且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也使得女性的‘独特性’再度完全脱离了语境”。[6](P5)以社会身份的普遍预设消解或剥夺了女性独特的、具体的生命实践及其内在质地；在现实中则表现为无批判地承认资本的统治权力，把私有财产关系、异化劳动作为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前提，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自然关系所必然导致的分工，作为社会地位和价值关系不平等的根源，从而掩盖了私有制和资本的权力架构作为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根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即“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哲学立场的改弦更张要求击破关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独断论，切中和把握男性与女性性别对立的现实基础，即以私有制为前提、以占有(对财富和女性)为目的的社会生存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男性与女性在根本上对立起来。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蕴含着极具革命的女权主义立场，并超越了西方女权主义二元论的思维范式。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女性与男性关系社会演进历程的研究，指出女性受压迫不仅是在观念领域，而且是作为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认为，两性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了人的类特征的进步，两性关系的平等关系是衡量人类社会和人的类特征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进步到人性。借用傅里叶的表述：“某一历史时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7](P249-250)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以人类解放超越政治解放的原则高度上，方能理解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反之亦然。

二、“感性—对象性”原则：瓦解性别对立的观念论基础

自从《圣经》中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做了女人，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根深蒂固地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支配女性的权力如同管辖自己的身体一样自然而然。中西方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存在本质的从属性规定，阻隔了女性受到教育、获得知识、实现政治经济权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女性只能生活在无知蒙昧的黑暗中，退回到狭隘的家庭生活领域承担生育、家务等活动，就此而言，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关系恰恰如同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一样自然而言。在诸多社会权力中，对于女性生存和解放而言，知识的获得具有关键意义，女性受教育权力成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力的基础。

女性作为男性不完备的存在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以柏拉图主义为定向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将理性的超人或非人视为人类的真正本性，理性高于非理性，普遍性高于特殊性。女性作为男性的不完备存在，被赋以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先验本质，以性别的自然差异作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关系对立便具有了观念论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自近代以来笛卡尔将自我意识作为毋庸置疑的阿基米德支点，以此出发开启超越“意识的内在性”通达客观知识的努力，意识的存在特性即“主体性”或“自我意识”，在这一现代主体性原则中，人之存在的规定性被归属于意识的内在领域。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理性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原则之下，以抽象的形式规定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内容，成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先验预设的、具有某种社会规定的“妇女范畴”或“女性形象”，即与男性权威相对立，女性主义主体被确立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主义的主体性内容在通常情况下意味着：“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通过与她追求的目的、她获得的金钱和权利关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8](P534)

在理性形而上学传统预设下，女性作为感性的存在，属于前概念、前逻辑和前反思的生活世界，被淹没在男性哲学家的偏见中。“理性实际上是在人之本质探究中被性别化、男权化了的一个哲学范畴。男性哲学家正是通过‘理性’范畴来论证他们自身的天生的哲学优越性，并使自己获得了高于女性和一般人的权利。”[9]由于理性被作为人之存在的最高自我及先验本性，并且在个体的社会地位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女权主义运动作为以女性经验为源泉和动力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理论，在最初的萌发阶段不得不在理性与感性、个体—主体性与具体生命实践、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二元论预设中开拓道路。在理论范式和斗争策略上，表现为消除女性与男性之间自然的性别差异，以男性的原则和标准规定女性解放的内容、衡量女性解放的程度。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忍耐及坚韧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正是由于长久以来的教育塑造。“男人强化了女人卑下的社会地位，直到她们差不多下降到了理性生物的标准之下。让女人的才能有一个施展的空间，让她们的美德获取力量，然后再来确定整个女性群体应该在理性的尺度上占据什么位置”。[10](P31)因此，女性作为理性完备的人构成了争取女性政治权与工作权的坚实基础。以男性优越感来提高女性地位，或者说女性与男性在本质上无差异的女性完备论，成为争取男女平等斗争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虽然经过艰难斗争女性拥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暂时的形式平等并没能遮蔽现实的社会差异。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生育权、堕胎权、性权利等身体权利构成了女性的权力诉求。以凯特·米利特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将性别差异极端对立起来，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男性群体对女性的群体的压迫是通过暴力行为和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塑造“女性权威”进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争取女性的地位。然而，基于两性对立的“性解放”运动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虽然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女性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但是“女性权威”的提高并未在根本上增加女性生命幸福感的内在质地。

上述非理性的、反理性的，或者论证女人理性完备的态度，使得她们一方面让渡出自然诉求；而另一方面在对立的极端中反过来确证男性权威，而分有了对方的前提—根据，即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抽象对立，从而使女权主义陷入两难悖论。在现实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自然差异是无法取消的，夷平两性差异或者人为制造两性极端对立的斗争策略，无疑为女性套上了新的枷锁、产生了更大的伤害；而另一方面，对两性差异的承认又构成了男女不平等的依据。其结果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指出的，基于笛卡尔所建构的现代主体性原则，女权主义对于身体/精神二元结构不加批判地复制，延续并合理化了性别等级。“把妇女范畴建构为一致的、稳定的主体，是不是对性别关系的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reification)?这样的物化不是正好与女权主义的目的背道而驰吗？”[6](P7)正是由于抽象预设女性主体范畴所导致的现实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者主张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承认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强调不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9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两性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温和的“女性主义”取代强硬的“女权主义”。

正如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强调非理性主义分有了理性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将思想领域交给了理性主义。温和的“女性主义”预设了某种社会规定的“妇女范畴”作为女性解放的标准和尺度，意味着其并未超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能够给予女性整体的最大自由空间与权力诉求，从而使女性主体依循其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作为对立面被生产出来。这种内在的冲突与自我的限制表现为：“女性主义急切想为父权制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特质，以强化女性主义所宣称的它具有代表性的表象，有时候这促使了女性主义者过于急功近利地祭出统治结构在范畴上或是虚构上的普遍性，而据此生产妇女共同的屈从经验。”[6](P4-5)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即虚伪的政治平等与现实的阶级对立之间矛盾一样。“如果你们犹太人本身还没作为人得到解放便想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那么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就不仅仅在于你们，而且在于政治解放的本质和范畴。如果你们局限于这个范畴，那么你们也具有普遍的局限性”。[11](P180)就此而言，马克思同样提示了局限于争取政治经济权力或社会地位的女性解放本身作为政治解放的内在限度。只有瓦解男性与女性、女性主义与父权主义由于自然的性别差异所必然导致的、异质的社会规定之间的彼此对立，或者说，只有深刻切中两性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将两性关系把握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类关系，即感性—对象性关系，从而超出某种权力结构预设下的社会规定或身份范畴，开启女性解放的现实的社会—历史境遇。

超越西方理性形而上学抽象对立与本质主义的态度，成为瓦解超感性世界统治权力、克服两性抽象对立并探索女性解放现实道路的更高原则。“如果我们要在策略上置换这个二元关系以及它所倚赖的实在形而上学，就必须假定女性与男性、女人与男人等范畴，同样是在这个二元框架里产生的”。[11](P31)马克思并非策略上的置换，而是基于哲学本体论革命彻底瓦解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从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境遇。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感性”“对象性”作为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即“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11](P314)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要求把现实的主体理解为对象性的存在，即“现实的人”，它在存在论上不依赖于关于人的本质的神秘思辨，即并非孤立地存在抑或阈限于意识内在性的范畴规定。他以其他人作为对象，他人亦以他作为对象，男性以女性作为对象，因而女性是男性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现实的主体在对象性的关系中才是“社会的存在”或“文化的存在”。男性和女性的自然关系在本质上作为“感性—对象性”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12](P184、184-185)马克思以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根据来阐发“感性”原则并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3](P61)就此而言，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超出了父权制的对立面而与人类解放内在勾连起来，或者说，只有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高度上，才能够超越社会规定中两性彼此之间对立，只有把男性与女性把握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人的感觉、人对人的自然本质的占有，才能够为女性解放开辟真正的现实道路。

三、“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女性社会身份的内在冲突

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深入分析和解剖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现实基础。“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2](P130)这一社会权力依其内在逻辑将自身的原则推行至社会生活的整个范围。马克思揭示了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雇佣工人的现实生存关系及其劳动过程均被抽象化并分析合理化，将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意味着资本逻辑对现实世界和人的感性活动的统治。“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12](P70)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恰恰揭示出由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所形成的内在紧张、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限度，即作为活劳动积累起来的“死劳动”与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活劳动”之间的自我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之批评的区分，依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14](P292)并一再强调，这一区分只是基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而确立的。不同于其他人类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特殊之处在于，劳动是被资本所规定的，只有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能够被抽象化的劳动，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性劳动。恰如亚当·斯密所言，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一个侍仆的劳动却是非生产性的。这是由于按照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本质规定性来说，生产劳动者“不单为资本家，再生产工资所包含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并且为他再生产这种价值时，带来一个利润”，[14](P201)或者说“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15](P997)物质生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被置于“生产性”或“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经济架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被抽象化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支配与占有关系。

对于处于资本权力统治中的工人而言，“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12](P171)这一权力关系结构造成了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与社会地位，女性和男性一样需要成为雇佣劳动，为资本的增殖和进步创造剩余价值获得劳动报酬。在这一意义上，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制度中，资本是无性别的，工人也是无性别的，女性与男性在本质上只有作为抽象化劳动才能获得社会身份认同，即作为资本所统治的、商品化的自由劳动力。然而波伏瓦和今天的大多数女性正是在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自身解放的：“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8](P543)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被区分为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公共领域和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领域，由于男性与女性的自然性别差异，女性必然在家庭领域中承担更多的生育、养育、家务活动。由于资本的增殖本性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使女性的家务劳动以及劳动力再生产活动被排除在生产性劳动范围之外，女性如果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与社会地位，就必须走出家庭，像男性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之中的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力。

正如沃格尔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必要劳动家庭部分的负担大部分落在女性身上，而通过从事雇佣劳动提供商品则大部分是男性的责任。男女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两个组成部分中不同的定位，通常是伴随着男性统治的制度，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这种制度起源于早期阶级社会中不公正的分工。”[16](P153)这种差异直接导致的结果，正是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对女性的男性化规定，或者说以男性的社会规定来形塑女性，即女性只有走出家庭进入自由市场，从事生产性活动创造剩余价值并带来利润，才能够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并具有社会价值，资本的“掠夺性积累往往会摧毁女性曾经在家庭生产/销售系统和传统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所有力量，并将一切重新安置于男性主导的商品和信贷市场中”。[17](P169)进而造成了女性在市场领域和家庭领域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灵活积累调节方式的转换，使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短期合同以及不稳定的周期性工作、社会保障缺乏成为普遍的现实，使女性劳动者的社会生存和情感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制造市场需求、创造符号—商品以及加速资本灵活积累的同时，也不断瓦解并重塑女性形象与自我认同，美貌与财富越来越成为女性物化自身的外在枷锁。似乎还存在另外一种悖论，社会要求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然而女性的自然本性在不同方面不可避免地构成其生产性劳动的限制，而“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作为某种戏谑，意味着退回到传统的社会标准来苛责女性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中的男性化表现，女性被物化与男性化之间的冲突恰恰是其在市场和家庭两个领域中被褫夺自然本性的结果。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女人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候是自由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被资本所穿透的领域，这是一个现实的、感性的、生活的、自然的、生命创造的领域。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世界，女性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规定之间的矛盾以及女性的身份认同的焦虑被推向极致，造成了女性与其自然本性之间的内在对立与日益疏离。

在马克思看来，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是自然的，自然的男女两性分工并不必然地导致两性之间社会地位及其价值关系的不平等。最初的性别分工是自然的，不带有任何社会强制性，由于天赋(体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然地形成分工。马克思指出，“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3](P83-84)构成两性不平等和彼此对立的社会状况及其观念基础，恰恰产生于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交往方式。波伏瓦强调女性自由的障碍并不在于其自然差异与生理条件。“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8](P9)由于自然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分工与分配形成了两性的社会规定、以及彼此之间的价值关系及其不平等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指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12](P237)就此而言，个人所固有的现实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能力的巨大差异是私有财产关系中分工与交换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的社会规定，恰恰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形式，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18](P389-390)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以及人对人来说自然的本质、人的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满足肉体需求以及资本增殖的手段。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5](P48)男性对女性的关系与私有财产关系具有共同的本质规定性，即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异化形式而存在。

四、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女性寻求政治—经济权力解放的限度，将女性解放作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来说明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将私有财产与女性解放程度作为区分共产主义不同形态、凸显不同理论原则的重要思想环节，从而使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女性解放，必然走上以消灭私有财产关系为原则高度的共产主义道路。在马克思那里，私有财产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被把握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异化了的形式。如果说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那么男性与女性在社会规定上的彼此对立和内在冲突恰恰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自然本质之间异化了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只有当两性之间的关系被提高到人对人来说的“类存在物”“自然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原则高度，即男性将女性作为人的存在，并将两性关系把握为人与人关系，而非物化的占有关系，女性将自身的自然本质把握为社会的存在，而放弃用男性的标准形塑自我的社会身份。就像只有将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提高到对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占有，才能够使作为“异化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摆脱浪漫主义的倒退、以及政治解放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而被积极地提示出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恰隐含着能够在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原则高度上理解私有财产关系与两性关系的女性视角。尤其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部分，马克思用“公妻制”指正和评判“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是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这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12](P183)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完全没有超出私有财产的界限，其所要求的平均主义意味着人对于自身关系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由于这种共产主义把物质上的直接占有理解成生活的唯一目的，“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正如“劳动者”(即工资获得者)这个范畴没有被扬弃而只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一样，私有财产也没有被扬弃，而只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以达到私有财产之平均化的完成。[12](P184)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表述为“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从而将其与私有财产的运动、或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本质地勾连起来。

马克思同时指正，共产主义本身既不是政治性质(权力关系)的，也不是经济性质(财产关系)的，虽然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相对于“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 而言，认识到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其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即“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12](P185)在完成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中活动着的孤独的、自我封闭的原子个人，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联合与互相需要，而是彼此分隔与互相对立。自由这一人权成为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力，市民社会所赖以维系的那种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及其应用，“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2](P41)“利己主义的个体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的社会规定，意味着人同其他人、共同体相分离，正是在尚未达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5](P49)因此，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正如私有财产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这种对象对人来说又是异己的和非人的。与此同时，感性的对象对人说来作为异己的对象而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感觉，男性对女性感觉或者女性对男性的感觉“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1](P303)

与之相对立，共产主义的性质被明确地规定为“社会的”，是完全不同于“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在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的原则之下，两性之间自然的性别差异和社会规定上的彼此对立，在历史的全部运动中向着自己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存在复归，并在回归于人自身的共产主义中得到了扬弃，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占有与支配关系还原为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要、彼此占有。男性与女性作为“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表征了人类文明和教养的程度，这种自然关系作为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占有，作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规定之间异化关系的消除与和解，体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2](P185)在这一意义上，异化状态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上述一系列对立关系，在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的前提下陷于瓦解的境地，在“社会”的状态中重新达致完成了的统一。与此同时，这种解放与统一也意味着人的感觉的解放，即男性对女性的感觉、或女性对男性的感觉的解放，恰恰是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获得的。

马克思将女性解放作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解放与消灭私有财产关系的人类解放在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上内在地勾连起来，不以人类解放为前提的女性解放必然不会使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必然不会使两性关系向着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从而不会使女性真正占有其自身的自然本质。追求政治经济权力与社会平等地位的女性解放的历史限度，恰恰在于其并未触及私有财产关系的统治权力。只有作为私有财产关系积极扬弃的历史运动，即共产主义的现实的生产活动中才能找到社会革命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以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为内在动力的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积极开展扬弃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重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2](P46)就此而言，马克思通过现代性批判所开启的现实历史的革命性变革，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