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事业正处于低潮之中。作为全球化基石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商品、服务、投资、技术以及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的过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陷入低潮，迄今尚无明显的回暖。如从贸易规模来看，从1951年到2008年的58年中有49年的贸易增速要快于全球经济的增速，1985—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速是全球实际GDP增速的两倍；而金融危机后，2009年全球进出口总额下降10.5%，2012—2016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为3.5%、3.4%、3.4%、3.2%和2.3%，而全球实际贸易增长率为2.7%、3.4%、4.0%、2.4%和1.9%，可以看到全球贸易增速基本都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速，以致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下降，这是二战以来不曾出现过的现象。从贸易限制措施和跨境人员流动等指标来看，2008年初至2016年5月，G20成员共出台了1 583项各类型的贸易限制措施，其中的1 196项仍在执行之中，占总数的75%。2008年后，国际移民人数逐年减少，而难民人数却从2014年开始激增。[1](P2-3)

与经济全球化渐渐萎缩同时出现的，是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以及逆全球化的政治事件开始频频发生。人们一般认为的“黑天鹅事件”在近几年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频率显现。如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在72%的高投票率之下，52%的投票者赞成英国退出欧盟。这一结果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就如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在评论时所说: “我从未料到资本主义竟会在其起源地被民粹主义击败。”[2](P124)更令人瞠目的是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宣扬“美国优先”的右翼候选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全球化伤害了美国，并在上台后用持续的特立独行的言行和各种实际政策，如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国际协定，增加关税，打贸易战，驱逐移民等不断地提醒人们，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发生，并且推波助澜的主要推手正是不久之前全球化的旗手、综合实力全球第一的美国。此外还有更多对全球化不利的危急时刻，如2016年底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总理辞职；近几年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相继的大选中，极右翼的反全球化反一体化政治势力甚嚣尘上并获得显著的议席增加。凡此种种，令人感觉山雨欲来，全球化事业岌岌可危。

与一直存在的对于全球化的怨言甚至“反全球化”的抗议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各种现象更多代表的是各国主导性执政理念和政策的变化，之前散布的与零星的来自体制外的反抗开始在政治体制内找到了政治代言人，我们用“逆全球化”来形容近来的这股潮流。本文试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结合国内政治制度来串联并理解2008年以来的逆全球化浪潮，尤其是本文将探讨，在现行的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框架内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强大的约束因素，对逆全球化可以形成制约。

一、对于当今逆全球化浪潮的第一重刻画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英国或者美国以及其他逆全球化浪潮漩涡中的国家，我们似乎可以对盛行于这些国家中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逆全球化政策声称要保护的社会群体有一些初步的印象。以英国为例，对全球化不满，进而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英国的主要体现形式的欧盟一体化不满的这个群体，大约是蓝领的劳动者阶层，中小企业主，对于跨国公司、大公司以及金融行业并没有过多接触，并对于移民通过更低工资和更差劳动待遇来抢夺自己的工作忿忿不平的社会群体。[3](P12)在美国，怨恨全球化的群体呈现出和英国类似的情形，他们多为居住在“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或是被俗称为“红脖子”的那些生活在南方的教育程度低的穷困白人农民，以及中小企业主和提倡保守的社会政策的人士。

那么，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反全球化或者支持逆全球化的主力？传统的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对此作了系统的回答。经典的对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其国际贸易的基本驱动力是由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一个国家应该出口在生产过程中用到更多本国丰裕要素的商品，同时应该进口在生产过程中用到更多本国稀缺要素的商品。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告诉我们，如果更多的本国丰裕要素被使用，这会使得丰裕要素的市场价格被提升。在观察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潮流时，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逆全球化事件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资本要素相对丰裕，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那么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会更多地使用本国的资本以及出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而会较少地使用本国的劳动力并进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长此以往，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的市场价格或者说工资水平会逐渐降低。换句话说，他们将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以及更深度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

从全球收入分布来看，世界银行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计算了全球的收入分布各百分位数所对应的人群在1988—2008年间实际收入的变化，他发现，处于全球收入分布75%到90%百分位数，也就是排列在全球收入水平中上阶层的人群，其收入水平在1988—2008的20年间基本是停滞的甚至是负增长。[4](P13)而这些人群的主体恰恰是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们。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们并未从过去20多年如火如荼的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这是他们同情乃至支持逆全球化的深层原因。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各类社会群体根据其资产属性不同对于全球化有不同的态度这个推断，已经受到大量研究结果的支持。如学者们利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调查数据发现，正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预测的那样，越低教育水平的受访者越支持新的贸易限制措施。[5](P1393-1430)[6](P267-292)而海因穆勒与希斯考克斯发现，教育除了提高受访者的技能水平外，还会传递一些经济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纯粹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预测结果。[7](P469-498)

但这一重刻画也留下了一些未解的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既然从贸易理论以及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实践中已经能发现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们将会是全球化的输家，但为什么直到近几年他们的呼声才受到重视，逆全球化才成为潮流？又比如，同样是发达国家，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在一些国家有高涨的逆全球化浪潮，但在另一些国家中当局还在努力地维护全球化的既有成果？

二、全球化周期以及逆全球化浪潮形成的时机选择

如果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阶层对于全球化始终没有好感的话，为什么直至近几年，他们抗议的声音才越来越多地被政治精英注意到，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本国的公共政策中？这个问题主要是关于逆全球化形成的时机选择。

一个有力的解释是因为全球化的周期性。当今的时代很可能处于一个全球化的退潮期之中，这种全球大环境的改变，使得各国内部的保护主义势力逐渐上升，同时能够对它形成有效制约的主张全球开放经济的势力渐渐削弱。

罗戈夫斯基和古勒维奇等学者就全球化的周期性问题提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经典分析。[8][9]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基础上，他们的著述通过分析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的大量历史案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有关全球化周期性的基本趋势。当全球化处于扩张期的时候，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社会群体在本国的政治话语权也会上升，这将有助于他们继续推进全球化的扩张；而当全球化处于衰落期的时候，原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在本国的政治话语权将上升，同样的，他们也会借助自己上升了的话语权来推进对自身有利的保护主义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意识到，理解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判断我们现今处于全球化扩张期，还是全球化衰落期。上文中提到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贸易额、贸易限制措施以及人员流动限制等方面的低落表现，已经显露出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让全球经济重现2008年之前那种全球化扩张势头的可能性非常小。现有的数据显示全球化很可能已经开始进入衰落期。这一个基本判断将对于接下来全球形势的预判起到重要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入回潮期，各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将会重组，尤为关键的是，围绕全球化的角力双方，其力量将可能发生逆转。长期以来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主张政府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但政治主张却一直被忽视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将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将更多地进入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去，从而推动逆全球化在相关各国的发展。

三、相同的危机，不同的回应

让我们回到逆全球化本身。我们已经了解到，当今的全球化因为其特定的逻辑，而造成了大批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这些输家尤其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和中小企业主阶层，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不满由来已久，终于在全球化的扩张由于自身内在发展的逻辑而在处于回潮期时，汇聚起来并找到了自己在政治精英阶层当中的代言人。这些就体现为我们所观察到的逆全球化浪潮。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尽管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存在于众多发达国家之中，为什么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政策以及政府对逆全球化的推波助澜却更多地发生在某几个国家而非全部的国家？关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参照古勒维奇借助第二意向的反转(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的视角对于19世纪末国际政治经济的描述：同一场席卷全球的潮流，却由于不同国家各自的反应而在各国造成了不同的效果。[10](P881-912)

本文认为各国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对于各国面对相同危机时的不同反应和最终的政策制定有决定性作用。虽然形成逆全球化潮流的必要条件在西方世界已经普遍形成，但不同国家政策的最终形成除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还需要经过其政治系统的过滤与塑形。本节将着重探讨国内政治制度究竟是怎样形塑乃至部分抵消了逆全球化的压力。

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

为了更好地理解逆全球化，让我们再次审视当今的全球化。正如陈伟光等学者所指出的，当今的全球化实质上是1980年以来在美国主导下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全球化不同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内嵌的自由主义为原则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调效率，倡导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推动私有化、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而“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全球化主张多边主义、国内稳定和社会保护应当同时并存，互为约束，各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活动需要与保护劳工和社会保险福利政策互相配合。[1](P11-13)如果说“内嵌式自由主义”全球化尚可通过政府适时的对内干预来平息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那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极大地削弱了政府干预的合法性和政府能力，以致民众的不满逐渐累积直至产生了逆全球化浪潮的必要土壤。通过对美国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海因穆勒和希斯考克斯发现在财政负担更重的各州中，贫穷的民众比富裕的民众更加反对低技能外国移民的涌入，这反应穷人对于外来移民可能会来争抢社会福利的担忧大于富人对于外来移民可能会增加财政负担(从而增加自己税负)的担忧。[11](P61-84)

蒙克在分析英国脱欧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能够维系国民对于经济一体化政策的支持。[2](P137-139)蒙克认为，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大和失业风险的提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进一步一体化的人群，越是再就业能力较低、拥有专用型技能的人，越倾向于反对欧洲一体化。长期以来，这种对欧洲一体化的反感被福利国家控制失业风险的能力以及国内选举制度的牵制所压制，没有转化为剧烈的反一体化的政治事件。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大量管制资本和保护劳工的措施纷纷被废除，使得能够管控民众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情绪的一道重要阀门逐渐失效，这一点在英国的情况尤其突出。再加上英国选举制度极强的非比例性，导致能够宣泄民众不满情绪的极端主义政党长期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如此，一旦出现脱欧公投这个机会，反经济一体化、要求采取保护措施的社会力量就像洪流一样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迸发出来。[2](P144)

在现有的关于当今逆全球化的研究文献里，只有不多的学者如蒙克，[2]提出了国内政治制度可能会对逆全球化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被提及而非其系统研究关注的焦点。蒙克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选举制度的非比例性与个体的脱欧偏好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再进一步来讲，因为这个实证结果可能是由于样本的选取及取样时间的差别所导致，所以此实证结果并不能作为否定国内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与全球化之间不存在关系的有力证据。

蒙克的研究显示选举制度的非比例性与个体脱欧偏好呈现与理论预测相反的关系，主要是出现在东欧的子样本中。而我们知道逆全球化作为一个当代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问题。东欧国家由于其所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逻辑也相应不同，因此，在分析时所适用的模型应有所区别。再者，蒙克对这一关系的分析采用了2013年的调查数据，而逆全球化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的浪潮主要还是从2016年英国脱欧事件之后，因此当我们试图借用蒙克的结论来理解当今逆全球化这个问题时，考虑到研究的对象发生在不同的时间这个因素，我们还需要慎重些。

鉴于当今的逆全球化浪潮大多滥觞于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无一例外是民主政体，在考察国内政治制度对于逆全球化浪潮的约束作用时，本文重点关注民主制度中最基础的选举制度。

2.多数主义选举制与比例代表选举制。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遵循民众的意愿，这一点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尤为重要。但民众的意愿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过程，却是需要大费周章的事情。让我们假设最简单的情况：所有选民的意愿都能够顺利地经过事先约定的表决程序进入到政治过程之中。就民主选举而言，这就是所有合法选民能够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投出自己有效的选票并对最终的结果有所影响。多数制是人们最耳熟能详的选举规则，选民们在本选区通过投票选举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得到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当选为本选区的政治代表。比如英国的选举制度就是多数主义原则的代表，它的下议院选举将英国划分为650个小选区，每个选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候选人作为该选区唯一代表进入议会，成为本选区在下议院的国会议员，又称单名议员选区(single member district)。在多数主义选举制度下，一个自然的结果是政党得票的比重和政党在议会席位的占比不成比例，形成了一种非比例的代表制。这是因为，在每一个选区之内，选举的结果是“赢者通吃”，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成为本选区的唯一代表，而获得次多选票的候选人将一无所获。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某个政党(通过其推举的候选人)获得了全国49%的选票，另一个政党获得了51%的选票，然而在议席分配上，获得51%选票的政党获得了100%的议席，而获得49%选票的政党获得了零议席。显然，这种非比例性越高，意味着除大党外的小党派获得议席的难度越大。在2015年的英国大选中，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简称为UKIP)获得了全国3 000万张选票中的超过380万张，但仅获得了650个下议院议席中的1个议席。多数主义原则下的单名议员选区的选举制度同时会带来这个国家向两党轮替的政治演变。

在多数主义选举制以外，另一个被广泛应用的转化民众意愿的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简称为PR)。比例代表制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有政党名单制(party list PR)，其他还有联立制(mixed-member PR)，双层政党名单制(two-tier party list systems)，单一可转移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等。[12]比例代表制的核心目的在于把选民群体中可能的分野尽量在全国性政治代表们的人数的比例划分中体现出来。比如在最为广泛应用的比例代表制度即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当中，每一个地区将产生若干位本地区的政治代表。在选举中，选民们将对本地区各种政党所推荐的候选人名单投票，最终每个地区里每份候选人名单获得的选票数量将决定这个政党在此地区获得议席的数量。在全国性议会中，通常由获得议席最多的政党牵头组阁，产生政府。不同于多数主义选举制，在比例代表制的政治体制中，通常某一个政党无法赢得议会中的过半议席，这就使得政府内阁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政党通过联盟的方式组合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

由这个对于选举制度的认识出发，让我们审视一下处于逆全球化浪潮漩涡之中的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上文已经说明实行单名议员选区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数主义政治制度。再看美国，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是我们熟知的三权分立制度，而其中对于政策制定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行政权和立法权。执掌立法权的美国国会，虽然其议员的产生程序较英国更为复杂些，然而议员产生的基本依据依然是多数主义原则：在一个选区之内，选民们对候选人投票，获得票数最多(如果有超过两位候选人，则当选者不必一定超过50%选票)的那位候选人当选为本选区的议员。行政权由总统掌握，总统产生的基本的原则，是获得最多选举人票的那位候选人当选(同样，如果有超过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最终当选者不必一定超过50%的选举人票)，毫无疑问，这仍然是符合多数主义原则的。由此可见，美国的政治制度从基本原则上来说与英国的政治制度高度相似，是一个多数主义的政治制度。

反观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努力抵消由多数主义原则而带来的非比例性。例如德国就使用了联立制这样一套复杂的选举制度。德国有299个选区，将产生299个直选议席和299个比例议席，共598个议席。每位选民的投票都分为两票，第一票是投给选民中意的某一位本选区的候选人，第二票是投给选民中意的本地区(包含多个选区)的政党(具体的过程就是投票选择一个某个政党在本地区推出的候选人名单)。虽然第一票的运行很像一个多数主义选举制度，但德国选举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票，每个地区每次选举中得票数过了基本门槛(一般是总票数的5%)的各个政党将按照它们在第二票中获得选票的比例获得本地区的比例议席。政府的组阁将由议会中议席最多的政党来负责牵头。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具体选举制度虽各具特点，但类似德国的那种按照不同政党的选举得票比例来划分国会议席的方式都大致相同。事实上，比例代表制在欧洲大陆更为盛行，欧洲有独立的选举制度的4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36个国家或地区采用比例代表制。欧洲以外，另有约48个国家或地区采用比例代表的选举制度。[13]

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将会形成对于政治精英的不同政治约束，从而对于这个国家最终的政策带来深远的影响。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内部都存在全球化过程中失意的群体，他们在全球化进程有所回潮的时刻，通过舆论、社会运动和政治代言人对于全球化形成反扑，掀起逆全球化的浪潮，但这种逆全球化却又因为各自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而受到牵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3.不同类型的选举制度对于逆全球化的约束。

在多数主义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而不得不取悦能支持自己维持政治多数的选民群体。很多时候，由于多数主义选举制度的缘由，这种维持会体现为取悦某些关键群体。关键选民群体的存在与多数主义选举制和它的非比例性是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比如在“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规则下，一群人数不多的选民可以决定候选人的得票率是49%还是51%，那么这群选民就是关键选民。以各种方式向这些关键选民输送利益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就是这种政治生态下政客们的理性选择。这种认识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在美国政治生态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特朗普的许多惊人之举实际可以理解为向关键选民群体兑现承诺，从而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的精心算计。在现有规则下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美国的中产阶级遭受重创，其累积的不满已经酝酿良久。一旦特朗普式的政客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之类的口号上台后，多数主义的政治逻辑就将不断地驱使当权者用取悦这些受损群体的政策来维持他们对于自身的继续支持，尤其那些身处摇摆选区的关键选民则格外受到重视。显而易见，这些政策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各类保护主义措施，从宏观层面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消极对待世界贸易组织，到微观层面的加征各种林林总总的行业和特定商品的关税，对特定企业挥舞制裁的大棒等等。凡此种种，在美国渐渐激荡起逆全球化的浪潮。

而在比例代表制政治体制的国家里，时刻维持多数在政治上显得不是那么必要，政府的构成通常是多个政党的联盟，没有哪一个政党奢望能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碎片化的社会利益被相对应众多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代表，任何一个过分有利于某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公共政策会因为它同时可能不利于若干个其他社会利益群体而得不到政治支持以致无法通过。这样的制度使得维持既定政策相对更加容易。而且由于选举制度的比例性，不再存在所谓的“关键选民群体”，无法指望某些群体获得国家政策的特殊优待。于是，笔者观察到即使全球化进程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然而，在每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看来，自己的损失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当然，特定利益群体在政府中的政党代言人将努力使本政党相关利益群体的受益更大。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政治努力将受到其他政党的牵制并最终不得不妥协，妥协的结果可能与最初的解决方案相比显得面目全非。

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德国对待全球化的态度给上文提及的政治过程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佐证。如同大多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国家一样，德国也面临国内众多的呼声，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受到冲击的行业和公民。这些呼声尤其在难民问题上汇聚起来，给德国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主张德国退出欧元区，关闭边界，严格遣返不合格的避难申请者等，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支持率较上届大选增长8%达到13%，成为选后议会的第三大党；同时大选前联合执政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和第二大党社民党均出现支持率的大幅下滑，基民盟得票率下滑8.6%到了33%，社民党下滑5%到了21%。经历了持续数月之久的组阁危机后，基民盟和社民党终于在2018年2月7日做出妥协，达成正式联合组阁协议，极端的政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新的政府计划增加欧元区的投资性预算，将临时救援金融危机中的重负债国的欧洲稳定机制转化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并纳入欧盟法的范畴。由此可见，即使出现了高涨的逆全球化的呼声，德国的政治体制保持了德国政策的基本稳定，使德国继续保持在长久以来的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之上。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奥地利。作为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成立多党联合政府是奥地利政治生活的常态。2017年底，奥地利举行大选，由于欧洲右翼势力普遍抬头，这次大选被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更牵动人们神经的是，议会第一大党的人民党党魁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在选前由传统的人民党对待移民群体的宽松政策转向为主张关闭难民通往欧洲的路线，限制移民的数量和福利待遇，要求移民学习德语，及规定外国人必须在奥地利居住至少五年才能享受国民福利待遇等排外的右翼保守立场，一时间世人开始担忧奥地利可能会从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堡垒蜕变为逆全球化的新基地。这种担忧没有成为现实，库尔茨及其政府没有走上逆全球化之路。例如奥地利数字与经济事务部长玛格丽特·施兰伯克2018年4月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奥地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在一个充满活力、全球化的世界里，用零和思维采取提高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商业及贸易应以实现各方共赢为目标，应采取对话协商的办法解决贸易争端。库尔茨本人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也强调，2018年下半年奥地利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奥方将为维护“公平的自由贸易”而奔走呐喊。新的贸易壁垒将会严重影响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奥地利就是其中之一，而奥地利的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约6成的比重。

以上及更多类似的案例都表明，由于比例代表选举制具有强烈的促进妥协、维持现状的倾向，在当今的全球化已经持续了超过30多年的情况下，全球化政策在这些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中继续维持则变得可以期待。

四、结 论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贸易的扩张会在任何一个参与国的国家内部造成贸易收益的再分配。贸易扩张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和中产阶级造成压力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传统的政策实践中，这一压力通过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施行而得以缓解。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贸易的持续扩张变得难以为继，而全球化的减速与停滞慢慢成为现实。贸易扩张的失速带来的政治后果将是在各个发达国家内部保护主义势力的逐渐抬头，然而这些保护主义势力在不同政治制度的背景下将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多数主义政治制度下，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极端，而在比例代表制的政治制度下，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主张将不得不与其他各种诉求相互妥协，最终的政策表现显得不温不火，更有可能维持在既有的轨道上。甚至我们可以依据一个国家选举制度的比例性的程度，预测在这个国家逆全球化浪潮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的剧烈程度。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越加符合多数主义原则，其国内越可能发生逆全球化运动；或者已经发生的逆全球化运动会表现得更加极端。反之，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越加符合比例代表原则，其国内越不可能发生逆全球化运动；或者已经发生的逆全球化运动会表现得更加温和。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不是平的，在全球某些角落发生了逆全球化运动，并不意味着逆全球化浪潮就会在全球范围发生。甚至于，即使在逆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的今天，如果我们冷静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能够遏制逆全球化的力量其实就存在于各国之中。如果致力于维护全球化和回击逆全球化的人们能够善加利用包括各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众多工具作为回应的手段，那么，有效扭转许多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措施，维持全球经济整体上自由开放的趋势，将有光明的前景。

最后，本文借用一个“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框架来理解当代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运动。[14][15](P719-748)长期以来对于生活在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退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他们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时，“呼吁”或“忠诚”是他们的选择。“呼吁”表现为民众不接受负面影响，通过劝导和游说使政府让他们的生活恢复到原初状态。“忠诚”则表现为民众接受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或者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者另寻出路。而逆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则开始意味着“退出”渐渐成为西方国家民众的选项。“退出”表现为民众不接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在国际间移民并不现实的条件下，他们开始以自己的选票为武器，改变自己的投票行为从而改变政府，利用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来改变自己的境地。自然，从本文的分析我们认识到，“退出”机制的实际发生还受到国内政治制度的约束，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