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仍然需要资本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引入资本概念，即发展社会主义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克服过去仅仅重视GDP的片面发展观，转而强调基础研发、环境保护和克服投入高、产出低、效益差且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代之以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民族资本参与国际竞争，形成社会主义力量参与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之外发展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即发展私人资本，则有利于激发资本要素活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以造福于广大民众。与资本主义社会由私人资本规律完全主导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

一、公有资本具有劳动人民平等占有性、有计划运行性、收益共享性

资本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其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资本是指社会属性意义上的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广义的资本是指自然属性意义上的资本，即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其价值形态表现为资金，实物形态表现为资产。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种既性质不同又相互影响的资本。作为对私人资本扬弃产物的公有资本，其主体地位又规定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要求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共同领导、影响私人资本运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从中国大陆随之消失。中国理论界受苏联教科书影响，避免直接讲“资本”，而用“资产”“资金”“基金”“自主劳动”代之。比如“社会主义企业下的基金循环”“固定资产与流动性生产资料”“从资金周转看生产时间”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以来，商品、货币、市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资本论》的范畴逐步得到承认，唯独“资本”这个《资本论》最重要的范畴一直得不到承认，成为最后的理论禁区。随着理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资本”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范畴，由卓炯于1983年首次加以命名。从中国官方文件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使用“资本”概念，同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公有资本”范畴。此后中国理论界开始广泛使用“资本”概念，特别是对“公有资本”“国有资本”等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1]

公有资本，亦即公有制采取资本的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之所以还要采取资本的运行方式，则是适应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相兼容的需要，以便使公有企业的资金流动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利润增长空间更大。换言之，公有制经济离不开公有资本形式，唯此才能使公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和分配，才能成为充满竞争活力的经济实体。公有资产转化为公有资本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应对公有资本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亦即公有制本质与其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这里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回答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二者究竟能否兼容？二是兼容后的公有资本，其性质到底是由公有制所决定还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与市场机制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不过，公有制本质上是取消私有间排他性的所有权界限；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是所有制的运动和实现方式。一定的所有制若采取市场机制这一运动和实现方式，需要满足市场经济对于所有制的基本要求：所有制及相应的所有权必须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交易者之间在所有制上必须有严格的排他性；企业内部产权结构治理必须均衡，不同要素所有者的产权边界必须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统一，有无必要统一等历史性命题还有待历史证明。[2]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同所有制有不同产权界定。不能把反映私有制的产权看成唯一合理有效的产权，用这种产权界定来看待公有制的产权实现形式。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生产资料使用权交给企业，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出现在市场上。[3]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或公有资本可以与市场机制相兼容。从可能性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分别作为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具有相互兼容的生产力基础、政治基础、手段基础和目标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机制都与国内国际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相适应，都是以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为前提，都构成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都具有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目标要求，并在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使社会主义的实质公平与市场机制的运作效率达到辩证统一。从必要性来看，公有制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通过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可以有效实现公有资本保值增殖，为全体人民增加更多社会福利；市场运行以公有资本为载体，能够使人们减少或克服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固有弊端或消极影响，使资本收益分配兼顾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并确保政府调控目标的真正实现。

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在相互适应过程中经过双向改造，可使新的公有资本分别实现对传统公有制和传统私人资本运行机制的扬弃。改造和扬弃的过程，即是公有制经济同市场机制二者相互嵌入、相互兼容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有效改造。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人们将集体经营又形象称之为“二国营”)。这种经营方式曾在促进社会公正和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从根本上不能适应当时普遍落后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所以企业内部矛盾越积越多。经过市场化改革，公有企业普遍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要求基本相适应的经营管理体制，如承包、租赁、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从而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形式的所有制形式都要接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检验和抉择，并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局部或整体性改造。马克思谈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工厂合作制，即是发展到较高程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改造的具体体现。改造后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中国实践则表明，市场经济也可以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方式进行改造。改造后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适应性，特别是在确立国有企业的独立、多元市场主体和经营主体地位，明确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管权归属，明晰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因而大大提升了国有资本的增殖空间和积累能力。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更要对私人资本的传统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造。传统私人资本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它以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为唯一动力；私人资本积累又难免带来两极分化、经济危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等经济社会问题。而公有制企业本身即是为解决私人资本运行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或危机而得以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他们的收入不是劳动力所得，而是劳动所得；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主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国家对公有制企业所创利润的主要投向。总之，公有制企业采取资本运作的形式，绝不是复制资本至上法则，而是仅以资本为增殖手段，资本必须服务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互改造、相互嵌入的结果，就是公有资本实现了双重扬弃，即对传统公有制和传统资本运行机制都进行了扬弃。公有资本对传统公有制经济的扬弃表现在：继承了公有制企业根本性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如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或集体手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剩余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对剩余的分配体现整个所有者的共同利益；摒弃了公有制企业集权僵化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步否定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具体分配机制，同时又改善了产权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改善了政府和公有制企业的关系，使前者不再对后者进行任意干预或命令，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施以必要的规划、调控与监督。

对私人资本形成和资本运行机制的扬弃表现在：继承了资本增殖和资本管理的传统方式以及要素资本化、市场化的一些科学做法，使高效率、透明化的投资策略和运营机制能更好地影响公有资本的增殖属性；摒弃了私人资本至上、唯利是图的资本本性，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使资本运作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需要；对国家或集体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而言，又改善了企业内部出资人和经营者的关系，如股份制企业内部私人产权可以分割并在资本市场上自由流动，有利于形成和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同时又增加了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及分配的公平性等新的内容，从而使公有资本具有更大的增殖潜力。

可见，在党和政府推动下，公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所展开的双向改造的过程，也是二者相互兼容的过程。二者兼容所形成的新公有资本(这并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兼容后所形成的私人资本数量更多)对传统公有制和传统市场运行机制进行了双重扬弃，并使其具有公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优点。

关于第二个问题，多数学者强调公有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公有制经济。有学者认为，公有资本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通过自己DNA体外重组的方法，或者说，通过从公有制经济肌体上提取出基因并把它放置到市场经济环境中与其他经济基因联结的方式，创造出的一种具有公有制遗传类型的新型资本。这就是说，公有资本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新的必然的存在形态。[4](P404)公有资本内涵了公有制与资本的矛盾，亦即社会财富的公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相对不发达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的必然性。公有资本是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第一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等，则是公有资本的具体形式。[5](P3)公有资本，作为集合的、社会的生产力，具有比私人资本更高的经济效能；作为生产关系的载体，它实现的是公有制经济的目的。[4](P405)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仅可以用来表现公有经济的性质，还通过建立资金这一中性范畴引申出“社本”这一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卓炯就认为，资金是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性范畴。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扩大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所要求的，所以社会主义必然采用扩大市场经济的生产形式。再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所以“资金”必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成为“社本”这个与“资本”对立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范畴。[6](P171)

笔者赞同公有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所投入的资金或资产带来了相应利润，因而这些资金或资产也应称之为资本。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未将“资金”称为“资本”，既是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表现，也是因经济实践上未有价值增殖的强烈需要；而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运用“资本”概念与市场经济接轨，表述上就更方便、更符合实际。当然，国有资产、国有资金、集体资产、集体资金都是由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受的，因而统称为公有资本。因此，公有资产也就是公有资本，公有资本与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一回事。改革开放以前的公有资产本质上是一种公有制生产关系，新时代的公有资本本质上也是一种公有制生产关系。

从生产前提看，公有资本由劳动人民平等占有。公有资本是存在于公有制范围内的，体现国家和集体对资本本身及其收益的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生产关系。公有资本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因而在所有权意义上具有平等占有性。

从生产决策看，公有资本是有计划运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造成工人失业、资源浪费、生产力破坏、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并最终将被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的社会性劳动都由计划确定，整个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进行。个别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就不再需要商品交换的中介，也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商品经济被计划经济所取代。可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落后国家建立之后，由于这些国家生产力尚不发达，并处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因而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这一经济运行方式和资源配置手段而搞纯粹的计划经济。这就需要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相融合而形成大量的公有资本。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和计划安排的公有资本，既摒弃市场调节盲目性的缺陷，又吸收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优势，因而是对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盲目运行的私人资本的扬弃和超越。

从生产结果看，公有资本收益为人民所共享。由于公有资本被劳动者平等占有，劳动者平等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并按照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获得收入或报酬，所以公有资本还具有收益共享性。社会主义国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原则，在经济上就是要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人们利用公有资本是为了达到增殖和共享的预期目的，但在主客观条件约束下，人们的许多预期目的往往是相互干扰、彼此冲突的，从而使其自觉追求的单一性预定目标难以如愿以偿。资本属性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特性而存在，并不能自动变为现实，公有资本亦不例外。推动公有资本的增殖属性和共享属性由潜在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资本管理者。要牢牢把握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的运营方向，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合格、可靠的公有资本经营者和监管者。

二、私人资本具有自发走向资本主义与一定条件下自觉服务社会主义的二重性

一方面，私人资本代表了一种产权排他的、投资盲目的、利益分化的生产关系，其自发竞争遵循的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私有制企业，由于产权具有排他性，权益分配差距自然就会拉开，并呈两极态势。

从生产前提来看，私人资本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当前中国存在大量的包括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私资成分和外资成分在内的私人资本经济。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微观上服从于私人资本积累规律和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直接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特点。

从生产决策来看，私人资本运行具有盲目性。私人资本所有权的排他性决定其运行必然带有盲目性。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私人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私人资本家自己所决定。由于私人资本家很难获取社会总体信息，即便通过大数据获取相关信息，也无法左右其他私人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加上国家调控难以对私人企业全覆盖，从而使个别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经常处于供求不平衡状态，最终导致个别劳动很难完全、顺利转化为社会劳动。如果个别劳动不能被社会所承认，商品就不能顺利交换出去，个别价值就不能转化为社会价值，其结果将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企业资金链断裂，工人失业，民众违约率增加，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及社会危机。

从生产结果来看，私人企业的劳资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分配严重分化。要素所有权是社会分工的前提，是收入分配的依据，也是阶层分化的根源。私人资本所有权从根本上决定劳资收益分配的两极分化。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两权分离不仅不能缩小劳资收益差距，反而因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资本流动效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而使这种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国家对私人资本正确引导，又使其具有服务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允许私人资本存在，是因为私人资本适应了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并具有同公有资本相同的宏观运行目标，即国家统一调控下对国计民生战略安排的服务和服从。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主导作用的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强，国有资本的保值增殖力、经济主导力、社会服务力及世界影响力持续提升，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的私人资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功能属性。

需要明确的是，支持私人经济发展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要求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共同领导、影响私人资本运行

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长期并存，并以公有资本为主体，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资本制度安排，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观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然结论，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公有资本为主体，要求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共同领导、影响私人资本运行。

1.国有资本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其能够也必须主导私人资本企业运行。

一般来讲，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经济对包括私人资本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其具体路径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国有资本代表国家利益，履行社会综合职能。一是虽然国企不断退出，就业人数下降，其GDP在全部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不断减少，但其税负一直居高不下。1998—2002年，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占比80%以上。不断退出后，国企依然是高税负。2011—2013年占比仍高达33%-36%。二是国有企业除了按规定将利润的一部分上缴国家，用于社会事业之外，主要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快速增加国有资本总量，使全民所有的资本总量不断增多。三是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与个体或私人资本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有关；国企诚信度较高，在保障民生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7]

第二，国企通过主导市场体系，掌握生产和流通，为私人资本运行提供新的环境和条件。一是政府发挥快速学习能力和强大动员能力优势，逐步建立起国有资本所主导的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这一市场体系为私人资本运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空间。中国具有比日本大4倍多的供应商体系，拥有具备成熟工作经验的1.5亿产业工人；具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巨大规模的市场空间以及健全的供应链体系，并为中国资本增殖提供了约15%至20%的成本优势。[8]二是国有工商企业直接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对外贸易活动，并对产品供求关系发挥基础性调控作用。三是国有资本主导下游销售环节，在商品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能够起到调节产品供求、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

第三，国家运用国有资本进行宏观调控，减少或避免私人资本运行的“市场失灵”。国企是政府将有限社会资源集中起来进行投资的载体，是统筹运用国家财力、物力实施产业政策的物质保障。一方面，国有资本承载着国家战略性功能、社会利益调节功能，承担着政府调控作用，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依托，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和减压阀。另一方面，国家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能够按照社会意志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管，并按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对国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合理调节，引导和调控市场行为，使之真正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亦即实现国家整体目标。国资可被用来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失衡，平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增加社会整体福利，还可被用来调节市场上商品和服务供求关系，控制物价过度上涨或下跌，控制资本流向及市场竞争秩序。

第四，国有资本在推进私企科技进步及产业升级方面优势明显。国有企业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必须而且能够走在前列，在原始创新及基于原始创新的颠覆性创新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能够集中使用资源，承担更大风险，遵循国家整体技术规划，较易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并掌握着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生产能力，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性企业，因而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也在为私营企业技术改造提供先进技术装备。不论是传统工业的巨额投资技术改造，还是先导工业、战略性产业的技术研发、投资创新，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来完成。而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的成立，作为一种投融资方式，则是以股份形式参与投资，帮助所投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增殖及上市。此外，对于大规模科技创新，私人资本不愿且无力承担风险，只能由国有资本带动和吸引社会资本或私人资本积极、有序参与到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中来。

国有资本主导下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经历的大规模调整，为私营企业提供资本流向。从订货、盈利、用工、未来投资方向等方面综合看，资源密集型制造行业的市场空间(如房产、钢铁、采矿)逐步被现代服务业(如信息、租赁、商务)和高技术制造业(如医药、电子设备)所替代和挤压。处于工业上游的不仅多为国有大型企业，而且国家资本在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中占较大比重。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落实，以信息流带动物质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将不断走向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巨大变革，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变，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更多私人资本将流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及现代制造业等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或领域。

第五，国有资本带动私人资本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一是国有企业通过扩大自身规模，形成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改善了国际市场竞争地位。二是政府通过引导企业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支持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以合资、参股等方式有效利用当地科技资源，增强专利技术储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三是国家在能源、粮食生产、装备制造等关乎国家利益的产业领域，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发挥它们的骨干、示范和导向作用，并通过对外投资、开拓市场、深化合作，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高铁”“中国核电”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在为私人资本功能发挥提供经济环境、竞争条件和增殖空间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中华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

第六，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可缓解私人资本运行所带来的收入差距较大问题。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保证生产、流通和分配被置于社会的自觉调控之下，实现再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以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因此，生产资料归国家而不是归任何私人所有，从根本上消除了劳资对抗的社会矛盾，能够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收入分配的源头即生产条件的占有环节进行有效调整。这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共享发展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

总之，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有资本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今后只有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才能抵御私人资本的不良渗透或消极影响，才能联合私人资本一同应对国际资本的全球竞争。

2.广大农村需以集体资本主导私人资本运行。

中国改革发轫于1978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前提的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农业剩余和人口剩余不断增多，从而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不仅如此，土地公有私用的经济制度安排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城市经济危机的隐患。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长期、稳定的小农生产方式实质是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小资本生产方式。广大农民既可以进城打工，被城市资本所雇佣，直接为城市资本创造大量剩余价值；也可以留守务农，提高农业产出率，进而避免城市发生粮食危机及相对人口过剩情况，承担起潜在经济危机的制度成本，因而间接支持了城市资本的体量积累和规模扩张。当前有人鼓吹“资本下乡”，允许城市富余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村土地，虽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土地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但不加限制和约束的资本下乡，必将掉入土地私有化的陷阱，最终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及农村内部两极分化的恶果，因而必须坚决予以防范和抵御。

长期以来的农村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私人资本主导下的农民入城和资本下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只有发展壮大集体资本主导下的农村合作经济，才能增加集体成员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具体言之，以私人资本为主导的要素流动在农民脱贫过程中做出相应贡献的同时，往往陷入“绝对贫困—农民入城—相对贫困—资本下乡—绝对贫困”的恶性循环。特别是拔地而起的农业工厂，在引领一方走向富足的同时，也污染了河流、地下水、大气和土壤，增加了村民沉重的民生负担。农民共富预期目标的顺利实现，既离不开私人资本的广泛参与，又不能使之居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有真正重视并切实加强集体经济组织能力建设，发挥其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过程中的关键性主导作用，才能打破上述恶性循环，确保农民共同富裕步伐的可持续推进。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群众是支配资本的主体，是资本收益的创造者和享有者。资本结构调整进程和资本发展方向取决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及行动。应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资本结构调整和资本价值增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人民群众是支配资本的主体，是资本收益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增殖活动敞开大门。在国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既是支配资本的主体，也是资本收益的直接创造者和直接享用者。在私营企业，一方面，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被资本所支配，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特定需要，因而这些要素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取得了生产资本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与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一同作为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创造，其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获取相应报酬或所得。由此观之，私营企业的劳动者是资本收益的创造者，但在初次分配中不是直接享有者。提高这部分劳动者以及社会上其他弱势群体收入，需要政府进行二次分配，从而使低收入群体成为资本总收益的间接享有者。总之，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必须承认人民支配资本运行及享有资本收益的权利和资格。然而，在部分学者和党员领导干部那里，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被丢弃或篡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石被虚置或否定。资本及资本家的作用被捧上了天，劳动人民的作用被严重淡化、忽略甚至贬低。只有理论上正本清源，制度与机制上才能接地气、得民心。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及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以制度规则、法律法规捆住资本“干政欺民”之手，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支配资本的主体，成为资本收益的直接或间接享用者。

2.资本结构调整进程和资本发展方向取决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及行动。

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比例大小以及作为民族资本整体的增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弱，取决于民众对资本属性和资本作用的认识程度，取决于民众能否对资本运行进行民主管理和有效监督。如果劳动人民觉悟到资本增殖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那么他们会重视资本、关注资本并自觉监督资本。资本观与人民观、利益观、人生价值观紧密相关。譬如，国有企业改革确保了现有员工利益，但却以牺牲下岗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若没有下岗工人所做的牺牲，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将无法推进，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无法提高，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私营企业也就无从谈起，甚而至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终将因社会动荡而被迫中断。在当前中国，无论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民生问题，如就业、分配、医疗、养老、住房、食品安全等，还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理想信念缺失、道德观念淡漠等问题，客观上都与私人资本无序扩张有关。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的民生成本负担被资本逐利性所加重，而且所有社会关系都面临货币化的困境。资本自发扩张的逻辑与劳动人民自觉行动的逻辑相反相成、互为因果。生活在资本关系中的弱势群体，不仅自身认识觉悟能力在不断提高，而且还积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自发组织起来配合政府对资本的管控、驾驭。人们利用资本文明成果消除私人资本扩张所带来的恶果，将成为资本发展中的一种常态或一条主线。

3.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资本结构调整和资本价值增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公私资本结构调整方向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人民的实际需要。优化公私资本结构，不仅仅是为了推进生产力和技术的物化变革，更是为了普遍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府应保障资本为民的所有制改革方向。如果国有企业内部都不能实现工人对资本收益的公平获取，而私营企业又不能回应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不能让他们获得契约所规定的正当利益，这样的所有制改革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当然，将资本增殖了的部分用于满足民众新期待，并不等于过度福利化。脱离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的过度福利化，不仅不会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习近平所谈到的，对民众过度承诺反而会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 。[9](P214)执政党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力量实现对私人资本的有效引导，使公私资本有效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