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即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p484）继承了顾炎武学风的乾嘉学者，在治经研史方面投入了毕生精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本文试对乾嘉学者在文字学领域的研究活动加以考察。

一、乾嘉学者文字学研究的起因及理论成果

在清代，研究小学是一种风气。——梁启超说：“‘小学’是袭用汉人的术语，实际上应该叫作文字学。”2（p229）洪亮吉就说过：“夫近世六书，几成习尚，甚至江总词客，亦讽《说文》；郭公画史，并研字学。”3（p349）他又自白：“幼嗜六书，长而不倦”[3]（p1100），“我耽六书老不衰”3（p1715）。乾嘉学者之所以毕生研究文字学，乃是因为，研究文字学是治经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戴震所说：“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4（p77）古时的学童，最先接触的就是六书之文。可是，“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4（p51）。所以，古人幼时所学的功课，一两千年后，竟变成了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此乃时代变迁所致。所以，后人要治经，就得先研小学，这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因此，戴震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4（p192）“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4（p77）

在这个问题上，乾嘉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5（p1）王昶则说：“窃谓识字所以读经。”6钱大昕认为：“经训不明，由小学不讲。”7（p211）孙星衍说：“人才出于经术，通经由于训诂。”8（p329）他们认识到，要治经，就应该首先解决文字问题，因为“读古人书，有得于文字而不得于理道者矣，未有不得于文字而能得于理道者也”9（p681）。所以，只有懂得了字形、字音和字义，才谈得上对经书内容的把握。因而，他们毕生致力于文字学研究，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引之是乾嘉学者中专治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父亲王念孙同为清代文字学大家。他曾说：“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7（p13）王引之在此阐明了研治小学的根本原则和谨慎态度。以这样的原则作指导，以这样的态度作保证，以王引之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在文字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按《四库全书》所采用的分类标准，《尔雅》之属，归诸训诂；《说文》之属，归诸文字；《广韵》之属，归诸声音。三者总称小学。章学诚曾指出：“六书小学，古人童蒙所业，原非奇异。世远失传，非专门名家，具兼人之资，竭毕生之力，莫由得其统贯。”9（p73）乾嘉学者致力于文字学研究，他们有专治《说文》的，有专治古韵的，也有专治《尔雅》《广雅》的，他们在《说文》《尔雅》《广雅》以及古韵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来仅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在乾嘉年间变得蔚为大观。例如戴震的《方言疏证》《声韵考》与《声类表》、钱大昕的《声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六书音韵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姚文田的《说文声系》《说文校议》《说文解字考异》、王筠的《说文句读》与《说文释例》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二、乾嘉学者的文字学研究

如前所述，乾嘉学者都很重视文字学研究。戴震曾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久之，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4（p183）可见戴震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涉足文字学研究。

钱大昕说：“自古文不传于后世，士大夫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流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10（p467）“三代古文奇字，其详不可得闻，赖有许叔重之书，犹存其略。”10（p470）所以，他本人十分重视《说文》研究。《潜研堂文集》卷十一便是其《说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十驾斋养新录》中也有探讨文字学问题的篇章。

朱筠对古文字研究予以充分关注，这种关注尤其体现在他的长篇论文《说文解字叙》中；也因为他对古文字的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他才能写出《李阳冰》这样的讨论古文字兼书法的诗作：“晋碑沉灭李书工，笔外人惊险势风。大篆谁当解籀法，小生直欲接斯翁。洪荒鸟爪偶遗迹，霖潦屋痕非凿空。请乞泉流净洗眼，校完始一亥还终。”11王引之“熟于篆隶递变源流”7（p44）。孙星衍“中年以后，专研六书训诂之学”3（p2249）。他说：“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诸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8（p89）戴震之所谓“睹古圣人制作本始”，钱大昕之“考见六书之源流”与“三代古文奇字”，王引之对“篆隶递变源流”的把握以及孙星衍之“求诸篆籀古文”，这里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汉字字形”的研究。“字之大端，形与声而已。”12（p33）对“字形”的研究，本身乃是文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筠对文字学也有精深的研究，他的学术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部外，尚有《鄂宰四稿》《禹贡正字》《礼记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文字蒙求》等。王筠的朋友益都人陈山嵋曾对王筠说：“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惟是象形，则有纯形，有兼意之形，有兼声之形，有声意皆兼之形；指事则有纯事，有兼意之事，有兼声之事，有声意皆兼之事，不可不辨也。至于会意，虽即合形事以为意，然有会两形者，有会两事者，有会一形一事者，亦有会形声字者。且或以顺递为意，或以并峙为意，或于字之部位见其意，或从是字而小变其字之形以见意，或以意而兼形，或以意而兼事，或所会无此意而转由所从与从之者以得意。而且本字为象形、指事，而到之即可成意，反之即可成意，省之、增之又可以成意，叠二叠三无不可以成意，且有终不可会而两体三体各自为意者，此其变化又不可不详辨也。至于形声，则由篆变隶大异本形者必采之，为它字之统率者必采之，不过三百字。而尽总四者而约计之，亦不过二千字而尽。当小儿四五岁时，识此二千字，非难事也。而于全部《说文》九千余字，固已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矣。”13（p1）王筠的《文字蒙求》一书，正是他应陈山嵋之请，教其孙子识字而撰写的一部著作。此书虽说是为儿童识字而编写的，但其实也是一部要言不烦的文字学著作。整本书的编排，是按照文字构造的基础，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卷。至于陈山嵋的上述想法，在王筠此书中也有充分的阐发。当代人所习用的楷书，追根溯源，就是从古代的篆书演变而来的。今人要写楷书，不至于写错读错，就应该懂得楷书和篆书的关系，就应该从文字的结构、从字形的演变上了解其根源。而这正是《文字蒙求》一书的特色和优点。

姚文田治学长于《说文》，除前文提及的几部著作外，他还著有《文字偏旁举略》一书。姚文田在此书序言中说：“六书既隐，讹体日滋。学者失其本原，往往增损随俗，遂使部居易舛，声义全乖。是书专为校士而作，故但取俗书之相沿者，条分派别，使览者易明。至其字本不讹及非习用者，概不复载，因名之曰《举略》云尔。”14通观此书目次，我们发现，此书对于习书者也有莫大的用处。笔者在此不妨摘录姚文田此书目次中部分偏旁条目如下：“冖、宀；冫、氵；匕、七；厂、广；卩、阝；又、攵、支；九、丸；丂、亏；己、巳；廴、辶；刃、刅；母、毋、毌；日、曰；氏、氐；木、手；灬、从；豆、壴；田、由、凷；冋、向；竹、艸；朿、束；亘、亙；戍、戌；禾、示、衣；豕、豖；釆、采；夆、夅；取、耴；臽、舀；東、柬；易、昜；門、鬥；段、叚；狊、臭；尃、專；埶、執；雋、巂；豊、豐；襾、覀。”姚文田所辑录的上述各组汉字偏旁，的确如他所说，“部居易舛，声义全乖”。稍不留心，极易出错，在姚文田那个时代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情况更为普遍。习书者若留心这些问题，那么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中就会避免鲁鱼亥豕之类的笑话。

三、结语

乾嘉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总的来说，他们视经史之学为正学，并为治经研史而竭尽心力。学者们治经治史，从小学始，从文字始。文字又包括形、音、义三要素，因而，字形之学、音韵之学、训诂之学，都是乾嘉学者所矻矻研求的。本文重点考察了乾嘉学者有关字形方面的研究成果。借此，我们可以看出乾嘉学者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乾嘉学者的这些文字学研究成果，是今天研习书法的人所应当继承和学习的一笔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