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冠群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自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巴格达政府与库尔德人的斗争与和解贯穿于伊拉克数十年的政局演变。尼克松上任伊始，美国政府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视为别国内部事务，遂无意施加任何影响。自1972年8月，尼克松政府改变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开始有计划地援助库尔德人，旨在牵制巴格达复兴党政府的军事力量，阻止苏联将伊拉克扶植为地区代理国。对于尼克松政府缘何转变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国外学界的认知亦有所差异。大部分西方学者将此解释为美国政府对《苏伊友好条约》的回应[注]Gerard Chaliand,Ed., People Without A Country:The Kurds and Kurdistan ,London:Zed Press,1978,p.169;Pelletiere,Stephen,The Kurds:An Unstable Element in the Gulf,London:Westview Press,1984,p.167;Marr,Phebe.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 London:Westview Press,1985,pp.232—234.，而部分中东国家研究的学者认为，伊朗利用超级大国对抗的国际背景，诱导美国扶植其成为地区霸权国，并协同美国援助库尔德人，削弱伊拉克的地区竞争力。[注]Randal,Jonathan,After Such Knowledge,What Forgiveness? My Encounters with Kurdistan,London:Westview Press,1999,p.150;Alvandi,Roham,“Nixon,Kissinger,and the Shah:The Origins of Iranian Primacy in the Persian Gulf”,Diplomatic History,36/2 ,2012,pp.363—364.国内中东问题专家韩志斌教授认为，美国援助库尔德人主要出于石油利益与冷战考量。[注]韩志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6页。近年来，随着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展开与“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注]余建华、罗爱玲：《伊拉克联邦制构建与境内库尔德人问题》，《世界民族》2006年第3期；田宗会：《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新变化及前景》，《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敏敬：《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最新发展与影响》，《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Brendan O'Leary,The Future of Kurdistan in Iraq,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本文根据美国外交关系档案(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与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阐述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分析在冷战背景下伊拉克及库尔德人扮演何种重要角色。

一、早期尼克松政府对库尔德冲突的不干预政策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其中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人数众多，分布集中，传统部族组织根深蒂固，加之群山纵横的地理环境，离心倾向超过伊朗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注]Peretz,D.,The Middle East Today,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94 ,p.432.一战后期，库尔德人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进而寻求英军的支持。一战结束后，英国当局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委派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统治库尔德人地区，库尔德人与巴格达之间的矛盾由此萌生。[注]Stansfield,G.R.V.,Iraq:People,History,Politics,Malden:Polity Press,2007,p.40.

纵观伊拉克共和国政府与库尔德人的纷争与和解，美国政府始终将美伊关系与库尔德问题紧密联系起来。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之后，库尔德民主党与巴格达政府一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但由于库尔德人要求卡希姆(Abd al-Karim Qasim)结束独裁统治和承认库尔德地区的自治权利，双方的关系随之破裂。1961年10月初，伊拉克库尔德代表接触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积极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遭到美国官员严词拒绝，其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希望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以保证海湾石油对西方国家的充分供应，防止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在缺乏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卡希姆的中立主义政策，继续与伊拉克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将库尔德自治问题归为伊拉克内部事务，旨在避免两国外交关系受到影响。[注]“Near East,U.S.Policy toward the.NSC 5820/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ov 4,1958,CK2349431817,DDRS.

1963年2月，伊拉克复兴党在巴格达发动军事政变，重新组建国家机器。期间，库尔德人与巴格达之间的关系曾出现转机，政府军解除对于库尔德人地区的经济封锁，开始撤出库尔德人地区。但多次谈判失败后，1965年初，伊拉克政府军与库尔德人之间战火再起。在库尔德战争临近之时，库尔德人开始寻求外界援助，但再次遭到美国政府抵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增加对伊拉克政府的军售行为，并告诫伊朗与土耳其避免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注]“Memorandum from Robert W.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rch 1,1963,FRUS,1961—1962,Volume XVIII ,1962—1963,Document 173,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8/d173.实际上，美国方面非常希望巴格达政府与库尔人达成和解。但如果和谈宣告失败，美国更希望伊拉克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稳定，尽快镇压库尔德独立行动。在华府看来，由于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争斗愈发激烈，巩固伊拉克新政权有助于消除共产主义势力夺权的威胁，确保海湾国家继续向西方世界输送石油。

1968年初，复兴党领导人再次发动政变，伊拉克政府高层重新洗牌。1970年3月，伊库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巴格达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库尔德地区的自治权利，承诺在库尔德人居多的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由库尔德人出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统，库尔德语与阿拉伯语同为库尔德地区的官方语言，库尔德人武装并入伊拉克军队，库尔德民主党中止与伊朗的联系，协议将在4年后即1974年生效[注]Marr,P.,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p.222.，史称“三月声明”(The March Manifesto)。对此，初登政坛的尼克松政府并未作出任何表态。一方面，1967年中东战争后，伊拉克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这导致美国无权干预巴格达事务。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不介入库尔德问题的政策源于美国外交的重大调整。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霸权势力出现严重下滑，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面对于此，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倡导“伙伴关系”、“实力”与“谈判”三原则,即:以伙伴关系为核心,将盟国和伙伴国推上第一线,采取美国出钱出枪,用当地人打当地人的策略；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建立一支强大的“现实威慑力量”,提供“核保护”；以谈判为主要手段,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改善美国的地位。其目的是从印度支那脱身,在亚洲收缩兵力,以加强战略重点欧洲,在新的形势下与苏联争夺霸权。作为践行尼克松主义的重要举措，美国政府在海湾地区极力扶植伊朗和沙特，协助其实现海湾政策目标，尤其支持伊朗成为保卫海湾地区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海湾地区的战略目标在于稳定保守政权统治，保证海湾石油资源对西方世界的充足供应，以及遏制苏联染指中东地区的行动。事实证明，“双柱”战略在成型初期协助了美国实现对海湾地区的全面控制。[注]张新利、翟晓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波斯湾的“双柱”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23—24页。鉴于此，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秉持不干预的态度。

相较于美国政府的冷淡态度，伊朗始终关注着伊拉克局势。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矛盾素来已久，其中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位与阿拉伯河以及波斯湾水域诸岛屿的主权归属，构成两伊争端焦点。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卡希姆政府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实行亲苏外交政策，导致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自1958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开始支持库尔德反政府武装，旨在削弱伊拉克政府，为解决阿拉伯河的主权归属问题争取谈判优势。因此，当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武装达成和解之后，伊朗政府极力希望美国参与到库尔德问题中，增强自身对抗伊拉克政府的实力。为此，伊朗极力向美国政府证明，“三月声明”是苏联扩大其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举措之一。在伊朗看来，苏联正全力支持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扶植其成为海湾地区的主导力量，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渗透行动奠定基础，而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即是伊拉克政府争取苏联支援的重要举措。但尼克松政府并不接受这种观点，认为伊朗明显夸大了苏联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的作用。[注]“Telegram 37806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ran”,March 14,1970,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268,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268.

事实证明，美国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在暂时解决库尔德问题之后，巴格达政府将共产党视为复兴党执政的重要威胁，发起大规模反共行动，这导致伊拉克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但之后不久，伊拉克与苏联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71年9月，复兴党政府与苏联签署秘密武器协议，两国军事合作总额达到7.5亿美元。[注]“Telegram 12737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ies in Iran,the United Kingdom,and the Soviet Union”,January 22,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295,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295.根据中情局报告，该协议包括价值2.5亿美元的防空武器、反坦克导弹、装甲运兵车与战斗机。[注]“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0865/72,Washington”,May 12,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307,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07.1972年2月，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Saddam Hussein)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伊拉克政府承诺组建全国民族进步阵线(The Progressive National and Patriotic Front)，换取苏联的军事装备、防御领域的双边合作与发展石油产业的经济援助。[注]“Telegram 1501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18,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298,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298.由于莫斯科方面将库尔德人加入战线视为伊拉克稳定的前决条件，苏联派遣高级代表于1972年2月28日访问库尔德斯坦，力劝库尔德人加入民族进步阵线。

面对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逐渐加强，伊朗政府与库尔德人深表不安，遂共同向美国寻求援助，力劝华府改变不干预政策。1972年3月6日，伊朗情报机构萨瓦克(Savak)官员接触美国中情局，请求美国援助库尔德人，强调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推翻巴格达复兴党政府。但美国中情局与国务院倾向于继续采取不干预政策。在华府看来，伊朗与以色列完全能够承担援助库尔德人的任务，且美国参与援助库尔德的行动有可能被苏联视为严重的敌对行动。[注]“Memorandum from Harold Saunde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Haig),Washington”,March 27,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301,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01.

1972年4月3日，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安排下，美国伊拉克事务司主管托马斯·斯科茨(T.J.Scotes)在华盛顿会见伊拉克库尔德代表赛义德·奥斯曼(Zayd Uthman)，后者表达出对萨达姆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施压库尔德民主党的担忧。库尔德人认为，在苏联与埃及未来关系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苏联的行为旨在确立与巩固其在海湾地区的地位。为此，苏联有意利用伊拉克，发动针对伊朗与土耳其的颠覆行动，而唯有美国援助库尔德人才能阻止苏联继续扩大其地区影响力。[注]Bryan Robert Gibson,“U.S.Foreign Policy,Iraq,and the Cold War 1958—1975”,Thesis(PH.D.),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013,p.194.然而，美国官方继续做出消极回应。在美方看来，华府拒绝援助库尔德人的政策基于几点考量：第一，面对伊拉克国内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库尔德人主导巴格达的政府很难实现长久稳定；第二，苏联已在伊拉克拥有诸多经济利益，而复兴党政府倒台依旧无法打破伊拉克与苏联的政经联系；第三，华府支持伊拉克政变的行动有可能加剧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紧张程度；第四，扶植库尔德政权会激发周边国家库尔德人的夺权热情，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混乱状态。[注]“Memorandum from Andrew Killgore of the Bureau of Near Eastern and South Asian Affair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Near Eastern and South Asian Affairs (Sisco),Washington”,April 3,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304,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04.

由此可见，在尼克松执政早期，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采取不干预政策。即便伊朗政府与库尔德人持续强调伊拉克局势的严重性，尼克松政府始终将海湾事务视为外交政策的次要考虑对象，集中精力解冻美中关系与缓和美苏关系。换言之，相较于更为重要紧迫的全球性议题，美国尚未意识到伊拉克与库尔德人在冷战背景下的重要作用。同理推导，一旦伊拉克库尔德议题演变为具有冷战性质的地区争端，美国政府必然重新考虑政策选择。

二、尼克松政府对援助库尔德人问题的态度转变

1972年4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Kosygin)访问巴格达，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面对于此，美国政府的反应较为平静，这源于华盛顿方面此时正专注于美苏首脑峰会筹备的相关事宜。换言之，尼克松政府低调回应苏伊协议，旨在避免在莫斯科峰会召开前美苏关系再次紧张。因此，美方此举只是凸显出尼克松政府的政策优先考量，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美国政府对海湾局势的担忧情绪。实际上，在中情局看来，苏伊条约的签署象征着苏联正逐步加强其在伊拉克的存在感，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联系、军事支持与经济援助。[注]“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Eliot)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April 13,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305,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05.自此，美国政府开始密切关注伊拉克及库尔德问题。

在伊拉克政府宣布石油国有化运动后不久，1972年6月7日，华府中东事务顾问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向基辛格递送一份备忘录，分析了美国援助库尔德人的正反论据。在桑德斯看来，美国同意援助库尔德人基于三点论据：第一，此举能够阻止苏联与复兴党政府组建民族进步阵线，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进入伊拉克领导层；第二，库尔德武装能够牵制伊拉克军队，迫使复兴党政府专注于国内事务，进而无法威胁伊朗、以色列、约旦、科威特等国家；第三，库尔德争端能够促进美国与伊拉克军方的联系，并可能寻求到伊拉克政府内部动荡的关键信息。另一方面，桑德斯也罗列出四项反对支援库尔德人的理由：第一，美国将参与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第二，沙特与伊朗完全有能力支援库尔德人；第三，尼克松主义鼓励地区国家解决各自的区域性问题；第四，如果美国的援助行动不慎暴露，美苏缓和的局面将受到严重影响。[注]“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Staff member Harold Saunders Provide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with Text of A Message to Kissinger from Iranian 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 in which the Shah Discusses the U.S. Position toward Kurdish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un 7,1972,CK3100668720,DDRS.由此可见，尼克松政府增加了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关注力度，并开始为下一步行动进行政策考量。

由于美国政府仍未表现出援助库尔德人的明确态度，伊朗国王于1972年6月5日致信基辛格，建议其会见伊拉克库尔德人代表，讨论美国援助行动的具体细节。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异议，不建议基辛格亲自会见库尔德人代表，因为此举将被理解为尼克松总统已经认可援助行动。为此，国安会建议中情局主管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或中东事务顾问桑德斯等人担任美国会谈代表。虽然国务院与中情局继续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援助库尔德人，但华府高层开始意识到，援助库尔德人能够阻止苏联巩固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最终，基辛格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注]“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Staff Member Harold Saunders Provide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with Text of A Message to Kissinger”,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une 7,1972,CK2349668720,DDRS.

1972年6月30日，美国中情局主管赫尔姆斯会见两名伊拉克库尔德人代表。在此期间，库尔德代表请求美国政府给予其政治、经济与军事援助，以抵御苏联与复兴党政府的进攻，使库尔德斯坦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基地。赫尔姆斯回应道，基辛格授权其表达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同情，承诺美国准备重新考虑库尔德人的援助请求，但同时提醒库尔德代表，援助行动必须保证完全的隐秘性，其中军事装备援助将借助伊朗、以色列或约旦等第三方国家的渠道。[注]“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5,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319,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19.会谈结束后，中情局依旧对援助库尔德问题持保留意见，并认为库尔德人对军事行动与武器装备具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他们希望将军队扩充至6000人，但并未考虑后勤保障问题。他们还希望获得坦克，争取与伊拉克军队进行传统作战，但这需要军事顾问加以指导。对此，中情局敦促库尔德人避免进行传统作战，而是坚持穿梭于山间的游击战。此外，中情局还指出源于库尔德行动的潜在问题。第一，苏联直接参与库尔德战争的可能性依旧存在；第二，土耳其敏感于库尔德民族主义，将会对美国援助库尔德人的行为感到失望；第三，根深于部落间的派别分歧将会导致诸多库尔德部落陷入竞争敌对的状态；第四，伊拉克库尔德领袖巴尔扎尼年事已高，并缺少继承者；第五，该行动将阻碍美国向伊拉克派遣外交官的行动。

如果说桑德斯的政策备忘录与中情局会见库尔德代表显示出美国开始考虑援助库尔德人的相关事宜，那么苏联与埃及的关系恶化坚定了美国援助库尔德人的决心。[注]Bryan Robert Gibson,“U.S.Foreign Policy,Iraq,and the Cold War 1958—1975”,pp.213—214.纳赛尔时代，埃及政府长期奉行依靠苏联的支持和与以色列军事对抗的外交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则是埃及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萨达特政权建立后，埃及的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变化，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埃及政府实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打破自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形成的“不战不和”的尴尬状态进而全面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则是埃及政府的外交准则。埃及外交倾向的转变导致苏联与埃及的关系逐渐恶化。1972年上半年，萨达特两次出访莫斯科，请求苏联增加军事援助力度。但此时适逢美苏首脑峰会期间，苏联担心援助埃及的行动将有损莫斯科峰会的顺利进行，遂一再搁置埃及政府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在美苏首脑会晤期间，两国总统一致认为中东局势应维持现状，这与萨达特的政治理念存在严重分歧。在屡次遭遇苏联拒绝之后，1972年7月17日，萨达特勒令苏联军事顾问撤离埃及。对于此事件，基辛格认为这可能将导致中东政治重新洗牌，强调苏埃关系恶化必然提升伊拉克在苏联中东政策中的价值。事实上，苏联多年来致力于增强埃及与叙利亚的军事能力，使两国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支点，且早前苏联几乎从未认真考量伊拉克的地缘价值。因此，在美国看来，埃及的行动必然会驱使苏联转变中东政策的重心，开始扶植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作为其中东利益的代理国。

考虑到冷战因素，美国白宫首席顾问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于1972年7月28日向基辛格表示，由于苏联专家撤出埃及，苏联有可能在伊拉克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支援库尔德人的行动显得愈发重要。同日，海格将军将中情局制定的行动备忘录递交给基辛格，旨在寻求美国高层同意援助库尔德人。根据中情局推算，援助库尔德人的行动每年总共需要1800万美元，其中伊朗支付半数援助，另外600万美元出自其他国家。[注]“Memorandum t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from his deputy Alexander Haig”,White House,July 28,1972,CK2349647972,DDRS.在援助程序方面，白宫方面应当向跨部门委员会阐述行动计划，但考虑到行动的高度敏感性，中情局提出两项选择：第一，援助行动越过跨部门委员会，直接汇报尼克松总统，并仅允许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以及中情局直接参与；第二，避免任何书面记录，告知跨部门委员会主管，总统已经同意实施援助计划。对此，海格建议采取第二种选项。1972年8月1日，基辛格向白宫递送一页纸的备忘录，表明尼克松已经同意援助库尔德人的秘密行动，并将援助行动的简要内容告知跨部门委员会主管。[注]“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322,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22.至此，美国援助库尔德人的计划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完全认可。

综上所述，自1972年4月苏联与伊拉克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尼克松政府开始认真审视伊拉克政局与海湾形势，考量美国援助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效用与风险。鉴于苏联与埃及关系逐渐恶化，美国愈发认识到中东形势正发生转变，认为伊拉克将成为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卫星国，并最终决定援助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武装行动。

三、尼克松政府对库尔德人援助计划的执行过程

自库尔德行动实施至尼克松卸任总统期间，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政策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基辛格无视巴格达方面有意改善与西方关系的行动，坚决执行援助库尔德人的政策，旨在牵制复兴党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二，基辛格与中情局始终关注援助行动的适度范围，告诫库尔德人不要采取冒进政策，有意防止库尔德人实施完全自治。

1972年10月5日，基辛格向尼克松递送备忘录，汇总中情局对库尔德行动的报告。文件显示，中情局对库尔德人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行动已全面实施，且后续的资金与武器亦处于筹集阶段。截止到报告发布，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得到前两个月的现金支付与武器装备，包括500支AK47步枪，500支苏联冲锋枪与20万圈的弹药。至10月底，伊朗将从中情局库存得到22万磅的武器弹药，用于供给库尔德武装部队。中情局相信，库尔德人能够利用这些装备，牵制伊拉克三分之二的军队，防止伊拉克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注]A.T.Vis,“U.S.Foreign Policy on the Kurds of Iraq,1958—1975”,Thesis(Bachelor),Universiteit Leiden,2014,p.37.中情局的报告进一步证明了尼克松政府注意到伊拉克在冷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库尔德行动对牵制伊拉克军队的重要性。

就在白宫方面积极运作库尔德行动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寻求改善美国与伊拉克政府的关系，其重要举措就是在巴格达建立美国外交利益办事处，旨在向华府搜集有关伊拉克政局的重要信息。1972年10月21日，该办事处主管亚瑟·劳里(Arthur Lowrie)致信国务院地区主管大卫·科恩(David Korn)，建议华府寻求两国友好合作。[注]“Memorandum from the U.S.Interests Section in Baghda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21,1972 ,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326,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26.同年12月，劳里向美国国务院递送一份名为“对伊拉克状况的初步评估”的报告，再次强调伊拉克的重要战略地位，并警告国务院，伊拉克内部动荡局势迫使复兴党政府向苏联寻求支持，而苏联正好能够利用这一机会完全控制巴格达政府。[注]“Airgram A—6 from the Interests Section in Baghda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1,1972,FRUS,1969—1976,Volume E—4,Document 328,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04/d328.1973年3月27日，劳里向国务院表示，伊拉克政坛存在极端主义者与务实主义者的权利争斗，建议华府采取高度灵活的政策，适时支持务实派，积极回应务实派的请求。

然而，即便劳里对伊拉克局势的评估较为客观准确，基辛格仍旧坚信自己对苏伊关系的判断，继续援助库尔德人，削弱复兴党政府。1973年3月29日，基辛格命令中情局新任主管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将每年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3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增加至500万美元。根据统计，美国的援助能够保证库尔德武装人数达到2.5万人，这极大地提升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军事实力，同时促使库尔德民主党拒绝伊拉克政府与苏联诱骗与威胁，为伊朗提供了应对伊拉克破坏者与恐怖主义者的缓冲地区，迫使伊拉克政府在北部地区部署三分之二的地面部队，降低巴格达方面发动对外进攻的能力。

1973年7月初，萨达姆向西方记者表示，伊拉克愿意与英美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对此，库尔德人表现得极其敏感，遂于7月27日派遣代表访问美国国务院，询问美伊关系问题。作为回应，基辛格向赫尔姆斯发送电报，询问美国是否应当进一步增加对库尔德人的援助，以表达出美国对援助库尔德人的坚定态度。8月7日，赫尔姆斯建议增加50%的现金补贴，并认为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中情局应当向库尔德人提供更多的库存武器。该建议得到基辛格的同意。值得注意是，1973年9月22日，伊拉克政府授予美国公司一份价值1.22亿美元的合同，修建离岸的深海油港。这是伊拉克签署的单笔最大额合同。[注]Bryan Robert Gibson,“U.S.Foreign Policy,Iraq,and the Cold War 1958—1975”,pp.227—229.由此看来，在伊拉克寻求改善美伊关系的同时，基辛格仍旧秉持既定立场，坚决支持库尔德武装的叛乱行动。尤其在中东战争期间，基辛格更加确信库尔德叛军的重要性，因为他相信库尔德武装的存在能够防止伊拉克派遣大量军队至叙利亚。此外，在战争结束后，基辛格与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一项计划，要求伊朗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煽动矛盾，迫使伊拉克从叙利亚撤军。

基辛格对援助库尔德问题的坚定态度显示出明显的冷战思维倾向，即借助库尔德叛乱，削弱复兴党政府，防止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与此同时，基辛格与中情局无意协助伊拉克库尔德人完成民族独立事业，仅是将库尔德人视为向巴格达政府施压的重要工具，遂不建议库尔德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

早在尼克松政府制定库尔德援助计划初期，中情局即在政策备忘录中明确表示，库尔德人意图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基本防空能力与大量先进武器，而美国方面无意改变库尔德人的防御态势。换言之，美国援助计划仅提供自身安全保障。[注]“Memorandum t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from his deputy Alexander Haig”,White House,July 28,1972,CK2349647972,DDRS.该论断成为美国库尔德援助计划的重要基础。1973年8月7日中央情报局制定针对库尔德问题的考量选择，再次强调其不希望伊拉克库尔德人放弃防御姿态，因为如果库尔德人发动进攻，他们将需要大量物资支援。对此，美国拥有四项政策选择：第一，维持现有援助水准。如果战事升级，美国将增加武器与物资援助。第二，分期付款以协助库尔德人实施医疗服务、教育设施与其他社会服务，而维持现有水准意味着华府不允许库尔德人发动进攻。第三，增加50%的援助水准。伊朗与库尔德人将些许满意这种回应，而华府依旧保持既定立场，维持库尔德人的防御姿态，但此举意味着美国未来将提高援助库尔德人的数量与程度。第四，加倍现有援助水准。此举必然导致库尔德武装发动进攻。8月16日，基辛格致信美国驻伊朗大使，阐述中情局提出的四项选择。转天，赫尔姆斯回信，建议增加50%的现金支援。在8月21日与25日两次回信中，赫尔姆斯报告，伊朗国王承诺增加超过50%的援助，表示美国增加援助的行为是对伊朗支持的象征，强调库尔德民主党绝不能加入伊拉克全国民族进步阵线。[注]“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the Ambassador to Iran (Helms) ”,August 16,1973,FRUS,1969—1976,Volume XXVII,Iran;Iraq,1973—1976,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27/d229.值得注意的是，在197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曾宣称，他并不相信伊朗，而倾向于信任美国，因为美国非常强大，不会背叛库尔德人。[注]Jonathan C.Randal,After Such Knowledge,What Forgiveness? My Encounters with Kurdistan,London:Westview Press,1999,p.156.由此可见，尼克松政府的援助计划得到伊拉克库尔德人充分肯定，坚定了巴尔扎尼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这亦导致巴格达政府很难和平解决库尔德争端。

1974年3月11日，复兴党政府单方面公布法令，给予库尔德人有限的自治区域，但远未达到库尔德人的要求，双方谈判破裂。为此，伊拉克库尔德人向伊朗寻求大量额外援助，包括总价3.6亿美元的财政支援。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致信伊朗大使赫尔姆斯，回应库尔德人的援助需求。第一，库尔德自治的愿望超出了美国秘密行动的能力。第二，库尔德自治将促使伊拉克政府发动军事进攻。第三，伊朗与美国都受益于伊拉克政局混乱。第四，面对局势变化，库尔德人将从伊朗政府获得更多援助，而美国增加援助的行动仅具有象征意义。[注]“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Scowcroft) to the Ambassador to Iran (Helms) ”,March 26,1974,FRUS,1969—1976,Volume XXVII,Iran;Iraq,1973—1976,available at: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27/d244.

1974年3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基辛格报告，表示现有援助行动尚不能满足库尔德人的防御需要。鉴于此，基辛格要求赫尔姆斯告知伊朗国王，美国将为库尔德人提供价值100万美元的难民救济金，增加补贴金额；提供90万磅的轻型武器装备；增加美国的财政捐款至800万美元。与此同时，基辛格要求赫尔姆斯向伊朗国王强调，库尔德人宣布自治并不符合美国与伊朗的利益。在援助力度方面，两国应当给予库尔德人维持谈判的能力，尽可能保持伊拉克政府的克制情绪，但不要永久分裂伊拉克，因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地区将在经济上不可行，而美国与伊朗也不愿意彻底切断与伊拉克温和政府改善关系的机会。同年4月11日，基辛格亦向尼克松明确表示，库尔德人实现完全独立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建议华府拒绝库尔德人增加援助力度的请求。[注]“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Updates President Richard M.Nixon on A Joint U.S.—Iranian program”,White House,Apr 11,1974,CK2349647974,DDRS.

由此可见，美国援助库尔德人的最终目标并非立即颠覆复兴党政府，亦非协助库尔德人组建独立自治的国家,而是通过最低限度的支援行动，保持库尔德武装作为防御性的游击队，将大部分巴格达政府军牵制在国内事务，防止伊拉克在海湾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有意限制对库尔德人的援助力度，一方面担心库尔德大规模军事进攻也许会导致苏联直接介入，另一方面美国对库尔德大规模支援很难做到完全保密。

结语

近百年来，伊拉克库尔德人长期充当大国斗争的牺牲品。学者古尔-阿里耶曾说：“在20世纪，没有哪个民族比库尔德人更多的成为地区强国与全球强国的棋子。”[注]Danny Gur—Arieh,“Kurds:The Elusive Quest”,New Outlook 34 ,April/May,1991,p.6.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库尔德问题与美伊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在美伊关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库尔德问题倾向于观望态度，避免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防止库尔德独立运动损害脆弱的美伊关系。在美伊关系处于友好状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协助伊拉克政府解决库尔德问题，告诫周边国家不要支持库尔德独立运动，并在必要时给予伊拉克政府援助。而在美伊关系陷入紧张状态时，美国政府援助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武装行动，鼓励周边国家向库尔德人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意图削弱秉持亲苏立场的伊拉克政府。自始至终，美国政府从未接受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建国思想，仅是将他们视为实施海湾地区整体策略的“兵卒”。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依旧沿用尼克松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基调。在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期间，两届美国政府都曾充分利用库尔德人，支持其成为削弱伊拉克政府的重要内部力量，并最终成功推翻萨达姆政府。很大程度上讲，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美国颠覆萨达姆政府的战略思路，而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与未来美国对中东地区政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