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萍

摘要：20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讨论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论战以“经济核算”概念为切入点，指出经济核算是人类理性经济行为的选择，进而将论战延伸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争论，引起了关注。“论战”更新了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传统认识，强调市场与计划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可以被调整和塑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已经在经验上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不能迷信市场也不能忽视计划，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实现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市场;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6-0009-07

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949年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市场的地位由在计划经济框架下起辅助性作用，到“南方谈话”之后的基础性作用再到现阶段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基础在于对市场机制和计划手段工具本质的正确认识。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①，而要树立市场与政府的正确观念，对两者的本质和作用进行科学定位，不仅需要结合当前实际，还需要我们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实际上，20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已经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进行了透彻讨论，深入考察这场思想论争对于重新审视市场与计划的本质及二者关系的演变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指导。

一、经济核算是经济运行的必备工具

20世纪前期，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实践，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经济大危机而陷入低谷，他们对市场体制的怀疑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以奥斯卡·兰格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社会主义能否进行经济核算为焦点展开了一场学术性论争。奥地利学派首先拉开了论战的序幕，米塞斯在考察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手段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和否定，随后社会主义学者对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进行回应。这场辩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白热化，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才告一段落，论战“在经济思想史上取得了持久的地位，并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向导”[1]（P79）。

论战涉及的核心概念是“经济核算”。经济核算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的产物，指“对生产资料占用、生产消耗和生产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和对比，保证以较少的生产消耗和生产资料占用，取得较多的产品和盈利”[2]（P4）的過程，即对生产状况进行计算评估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收益最大化目标的一种经济手段，其本质是解决经济信息的获取问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生产的过程越复杂，对经济核算质量和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论战双方都一致认同经济核算的合理性及重要性。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核算是人类理性行为的选择，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稀缺的外部资源和无休止的人类欲望，经济核算作为一把标尺，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是经济的、有效率的，从而使人们摆脱浪费资源、做无用功的窘境，最终保证经济的合理有序运行。米塞斯以主观主义为分析方法提出了人类行为理论，即人类在理性思考以后会产生现实需要，并且只有在“满足需要，获得满足，增大幸福”[3]（P79-80）的驱动下才会行动，因而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行为被应用到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活动参与者在理性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及选择以推动理性交换行为的实现。通常情况下，做出一个简单的决策并非难事，只要标准明确，就能很快判断出一种生产要素是否重要及重要程度。但是，现实中并非只有简单判断，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为了保证理性的实现和决策的科学性，人们需要对不同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进行综合分析，这就需要经济核算手段进行更加精细的计算和评估，否则“面对纷繁复杂的原料和手段，人类的头脑将陷入一片茫然”[3]（P85）。不仅如此，由于外部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将这些资源用在最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地方，力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去实现各项满足”[3]（P80），这也需要经济核算对人类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使人类能够合理地利用资源。在米塞斯人类理性行为的基础上，哈耶克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再加上知识具有主观性和分散性的特征，“一个人对外部现实的理解永远是不完整的、不完备的，科学家所了解的知识，仍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4]（P241）因此，对知识的全面掌握需要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如何综合利用这些分散的知识并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是人们需要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而经济核算就是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

社会主义学者也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核算并没有那么直接和简单。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存在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自由市场，面对的信息不足、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但计划经济同样需要了解实际的生产状况和消费者需求，同样需要经济核算来衡量经济发展状况，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计划提供依据。他们对“社会主义不能进行经济核算”的判断进行了反驳，提出可以将市场竞争因素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利用模拟竞争和试错法发现均衡价格进行经济核算，这也说明了经济核算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经济核算在各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种理性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厘清各种商品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和差别，量化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并实现客观精确的对比，这种比对结果可以为国家进行经济决策或制定经济计划提供参考，进而为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与微观经济的有效运行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经济核算有助于企业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和手段，在以“最小消耗获得最大利润”的动力驱动下，企业可以不断进行技术和生产革新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在经济核算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备工具前提下，论战双方以社会主义能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经济核算为中心展开了激烈争论。

二、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计划之争

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中，论战双方从各自立场出发，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奥地利学派主要批评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是不可行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经济发展的正途;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选择，它可以使国家利用一切资源，集中一个方向完成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哪一种经济形式能够形成科学的价格以进行有效的经济核算，哪一种经济制度更为优越。另外，由于论战之初就已存在计划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市场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观念设定，论战实质上已经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双方均着力论证自己所主张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可行性。由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的分歧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上主要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中观层面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较量，微观层面则涉及不同经济体制下进行经济核算的基础——“价格”之争（见图1）。

经济核算的基础是获得“价格”，而核算“价格”的内涵及获得方式则成为论战双方微观层次的分歧点，这也成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何者更为科学高效争论的根本着力点。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价格是经济核算的一切。在如何进行经济核算这一问题上，米塞斯提出了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一，高层级（复杂）的物品是可交换的——保证交换关系体系的存在，即市场经济;第二，必须能够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保证交换通用标准的存在，即货币流通。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才可以进行自由交换，而“只有通过以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核算所固有的合理化过程”[3]（P78），人们才能认识和理解经济行为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价格对经济核算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货币价格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价格能够体现商品的客观交换价值，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把不同的商品用统一的标准量化出来，人们能够比较方便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无论面对较低层级抑或是更高层级的物品，无论做出简单的或是复杂的选择，货币核算都能提供足够的依据。如果说米塞斯是从经济核算的条件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哈耶克则将论证侧重点放在市场价格的优势上。他认为，市场价格是自发竞争形成的，而非人们刻意设计，因此拥有计划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一方面市场价格体系能够交流和沟通信息，可以使消费者、生产者以及销售商等市场参与者相互协调彼此决策;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可以记录市场参与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并进行整合，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知识会以激励方式去刺激人们再去获得新的知识。概言之，市场经济是发现信息、发现知识的过程，这种探索能够为经济核算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源。

与奥地利学派不同，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可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不断试错以获得一个均衡价格，这一价格可以担当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价格的角色，使社会主义顺利进行经济核算并根据计算的结果调整经济决策，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这一理论“被视为日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革派的重要理论基础”[5]（P423）。兰格提出了“兰格模式”，指出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在不同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需要解决的就是经济方案的选择问题，只要可以提供一定的材料作为选择的依据，社会主义的经济选择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而选择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指导选择行动的一个优先顺序;关于‘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的知识;现有资源数量的知识。”[6]（P3）并且除了第二项“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的知识之外，其他两项都是已知的②，甚至已知程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差，而能否获得第二项的信息取决于能否在技术上获得生产函数进而得到一个均衡价格。这里的“价格”是一种广义上的价格，并不是局限于简单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狭义价格，而是涵盖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是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提供进行其他经济选择的价格。兰格认为，米塞斯的谬误之处在于他混淆了狭义与广义价格，仅仅站在狭义角度，具有片面性。这样，一种价格体系就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中，物价在其中担任两种角色——分配手段和经济核算手段，通过考察作为经济核算手段的物价可以了解消费者需求并制定经济计划。这个考察物价的过程要通过“模拟试错法”实现，中央计划机关作为“试错法”的主体，像拍卖喊价人一样发挥作用。先由中央计划局随机确定一组给定价格，以这组价格为基础，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经济决策，进而确定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若供求数量不一致，则需要进行价格调整，供大于求，降低价格，反之提高价格，这样就出现了一组新价格，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新的经济决策和供求关系。若供求关系仍然达不到一致，则需要接着进行价格调整，直至实现供求平衡，这样就确定了最终物价，进而也就确定了进行核算的均衡价格。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会更为容易解决，只需要“把联立方程输入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6]（P183）。

以价格分析为基础，双方将论战推进到了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之争。奥地利学派毫不掩饰对资本主义的拥护，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备可以进行经济核算的一切条件，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社会主义的缺陷得到克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能够满足社会对任何经济组织提出的要求的唯一可以想象的社会经济形态”[3]（P183）。哈耶克也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奥地利学派则进行了严厉批判，米塞斯断言“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證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行”[3]（P102）。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不可能有经济核算，一是因为缺少自由的交换关系体系，也就是价格体系，计划经济将失去感知经济真实状况的方向感，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做出决策，但这样的经济决策“充其量只能以模糊的评估为基础，不可能以准确的价值核算为基础”[3]（P87）;二是即使货币存在，其作为交换通用标准的作用也名存实亡。另外，就人类面临的现实来说，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需求更加紧迫，而资源更加缺乏，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倾向于保留一些传统的已经被神圣化的做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比较困难的时期，这不能说是合理的做法。在计划经济下，非理性的高度集权命令管理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央计划机关还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等问题，其对经济的干涉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概言之，缺乏了市场的作用，即使社会主义的“轮子仍在旋转，但它是在空转”[3]（P86）。哈耶克从知识论出发，认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散化知识的利用，而计划的不可行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计划机构在收集市场信息和数据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不能合理利用分散化的市场知识，因而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和非理性。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需要制定一个经济计划，并且必须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以满足国家和人民需求的条件下，中央计划机关必然要获得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项数据，但由于现实中大量默会知识③的存在，计划机关缺乏搜集、整理和利用信息的有效手段，也就无法掌握全部信息和制定周密合理的计划，进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会在经济导致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7]（P10-11）。不仅如此，哈耶克还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7]（P10-11），即由于中央计划经济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使人们的责任感崩溃、社会道德基础崩塌，最终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

面对奥地利学派提出的挑战，社会主义学者不甘示弱，他们力图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和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他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计划经济有不足，但却可以预防经济自发运行产生的一系列恶果。就地位而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唯一可能的选择，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它“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以自发方式发展的，而是受有组织的社会的自觉意志指导和指挥的”[6]（P118），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也不断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价值，“建立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成就之一。”[6]（P118）就目标而言，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目标分为两层：“一个是纯经济的，另一个是社会的和政治的。经济目标是增加国民收入总额;社会的和政治的目标是在该国社会结构中，并且因而也在基于社会结构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中，达成一定的改变。”[6]（P50）由此，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实现手段和过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一过程类似驾驶一架“老式飞机”，驾驶员始终掌控航向;二是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这可以被看作驾驶“一架有自动操纵机构的现代飞机”，飞机的航向虽然还是由驾驶员决定，但当飞行环境比较稳定时，飞机可以启动自动机构保持航向，只有在出现自动系统无法处理的突发状况时，驾驶员才根据情况通过亲自操纵飞机及时调整航向，以避免飞机偏离既定航线。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兰格则将其比作一个“老式气球”，方向随风而动，风吹向哪里，气球就飘向哪里，完全不受控制。因此，按照兰格的分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能够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并以经济手段为主，就能创造一种“双保险”机制，既可以保障经济按照计划运行，又可以规避风险、保持稳定。

以计划和市场之争为基础，奥地利学派和社会主义学者延伸出均衡价格与市场价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博弈，论战中的新颖观点及开阔思路值得借鉴和深思。总体来看，论战主要有两点贡献：一是拓宽了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为各国经济体制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选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家干预政策，形成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市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以经济核算为视角考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推动了人们以全新视角更加深刻地认识市场和计划的本质及作用。

三、市场与计划的工具逻辑与有机结合

20世纪前半期的这场大论战涉及到的一些基础问题，例如市场价格的运行过程、计划的结构机制等，实质上是在争论哪一种经济体制更为符合经济规律并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后来计划手段逐渐演变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仍以“计划”代称“宏观调控”）。在论战的影响下，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与计划、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市场机制和计划手段的属性和本质被重新界定。

在传统意义上，有两种观点一直笼罩在关于市场和计划的讨论中：一是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二者分别专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与计划是不可兼得的;二是市场与计划是无法共存的，选择了市场就不能实行计划，选择了计划就没有市场。具体分析这两种观念的形成原因：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道路设定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为基础的，即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经济活动参与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8]（P928），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地调节”[9]（P560-561）。其次，就资本主义的起源来说，它本身是“在西欧的商业金融社会内部形成的”[10]（P3），与市场因素密切相关。一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学者都坚决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完美的经济运行方式。正如米塞斯所言，“经济核算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里的生产要素市场的货币价格为手段，资本无论如何首先是社会主义取消不了的，它们只是从私有转变为公有，所以说，选择仍然只能是：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3]（P107-108）今天，我们再重新审视论战，论战开始之初基本遵循了这两个传统的理念认识。然而，伴随着讨论的深入，论战双方的认识逐渐有了突破和新的发展，如果跳脱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称平行式博弈结构，可以明显看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交叉关系的松动。另外，单独抽离出市场和计划这一层关系可以看到二者关系的突破。因此，论战为打破传统观念、重新定位市场机制与计划手段打开了突破口（如图2）。

随着论战深入，市场与计划的意识形态面纱逐渐被揭开，工具性质逐渐显现。从论战的切入点出发，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说，经济核算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那么相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说，计划和市场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呢？因此，论战中涉及的关键概念——经济核算、市场机制、经济计划等究其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不管是价格之争还是经济体制之争实质都是一种工具之争。且不说兰格等人提出将市场引入计划经济，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计划和市场的意识形态属性并非天生天然。举例来说，论战双方，尤其是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和计划赋予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按照他们的逻辑，资本主义不会运用与计划相关的措施手段。然而，现实往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论战进行的后半段，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遭到了严重打击。从美国开始，由于信奉自由主义的胡佛政府无法扭转危机造成的损失，1932年，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上台，他认为要扭转危机就必须推行改革，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一系列整顿金融、工业、农业的政策，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扭转了经济颓势，也使得西方逐渐形成了有政府調节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资本主义与计划手段认识的一大突破。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土崩瓦解，而中国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潮下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之间对立关系的打破。由此，对市场和计划的基本认识遵循了一种工具逻辑，不被意识形态束缚的市场和计划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就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被塑造，采用哪种工具以及工具使用的比重可以根据各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状况决定。

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后，将市场与计划看作单纯的工具性存在，需要重新认识并理性看待二者的优劣及关系。这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在论战中，奥地利学派和社会主义学者始终以是否符合价值规律来对市场和计划进行考量。针对计划手段能否遵循经济规律的问题，以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者首先从经济计划的内涵和特征入手，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重视价值规律的非僵化的“积极计划”以代替市场，这一概念使计划手段的传统形象被更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计划手段主要具备三个特征：第一，“积极计划”并不等同于“指令性计划”，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活动协调起来，更积极的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主要途径”[6]（P122）;第二，“积极计划”的范围有限但具有灵活性，不需事无巨细，只是在大的经济方向上进行计划和有效指导;第三，“积极计划”的内容有“底线”，即至少对两个问题提供规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投资状况的分配，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发展的方向，是计划必须覆盖到的内容。在运行上，“积极计划”并非由经济管理部门任意制定，相反，由于计划需要借助经济手段来实现，因而“必须遵守关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必需的比例的一般经济规律”[6]（P124）。“积极计划”的设想再一次为市场或计划手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可以被调整和塑造提供了可能性，后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中，兰格模式中的“积极计划”为政府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提供了启发，政府需要积极发挥监管调配的作用以防止市场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产生的混乱后果。

在市场机制方面，市场经济可以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积极作用，为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信息和资源，同时市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使之可以成为“当经济遇到危机、战争和严重故障而需要实行结构变革时的一条退路”[11]（P802-803）。由此，市场能够最直接有效地利用经济规律并掌握经济信息，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在发展的落后阶段，市场机制是相对理性的选择。正如学界对论战结局所做的相关评价，“社会主义者和米塞斯们之间谁是最后的赢家，还需要若干回合才能见分晓。就社会主义者一方来说，能否有说服力地回应米塞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之初就提出的挑战，是能否制胜的关键。”[12]（P20）也就是说，在论战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选择了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只依靠一种经济手段。在理论上，市场与计划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二者的结合，兰格看到了市场的优越性，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积极计划”中，建立市场社会主义，再根据本国实际调整计划与市场的比重关系;哈耶克也并不完全否定这种做法，他认为，“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7]（P67）他主张政府首先要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并通过法律来治理社会，“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竞争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为其提供补充，一个有效地竞争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7]（P64）现实中二者也走了一条有机结合的道路，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必须要明确市场机制和计划手段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的经济手段，二者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人们在市场和计划作用领域上认识的误区：政府负责宏觀把控，市场则掌握微观经济运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微观经济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宏观经济则主要担当保障作用。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我们只有继续坚持这项改革，并不断进行深化，才能逐渐解决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的价值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是对论战精神的传承，也是对论战思想的延伸和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将利用市场和计划的工具性本质提了出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处于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3]，其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既不意味着否定政府的作用，也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更不是分割市场和政府的力量。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目标的，作为理性选择工具的市场和宏观调控者的政府，必须在各自的作用领域内各司其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现实的发展也证明，树立市场和计划的正确观念，既不能迷信市场也不能忽视计划，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手段，逐步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④

通过论战，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传统认识被更新，市场和计划的意识形态面纱被揭开，工具性本质逐渐显现，并且二者的关系也被重新界定。到底是市场还是计划体制能够更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需要各国对计划和市场进行比较，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再作出选择。论战证明，经济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两种手段的共同作用，市场与计划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都必不可少，如果可以根据现实状况协调两者关系，实现二者有机结合，就可能会产生单独一种经济手段所达不到的效果。现实中，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均没有走只有计划或是只有市场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相互吸收借鉴的道路。总之，论战的最大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使人们的固有思维逐步放开，推动各国更加理性开阔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为处在探索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恰当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已经在经验上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唯有解放思想，不断吸收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注釋：

①④《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98页，第500页。

②兰格认为，第一项资料可以通过计算每个人的需求表或者由管理经济的当局做出判断来解决;第三项资料是显而易见可以得到的。

③默会知识是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1958年在《个体知识》中首先提出的，是指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

参考文献：

[1]【波】w.布鲁斯，k.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M].银温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王庆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3]【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M].王建民，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美】拉齐恩·萨丽，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M].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5]刘树成，吴太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6]]【波】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王宏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1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2]王建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观述评[J].山东大学学报，2007，（6）.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The Evolu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the Planning T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

Zhang Yanpi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 over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in the first 20th centur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planning tools with the pointcut--economic calculation.The debate points out that the economic calculation is the choiceof human r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 which extends to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and has updated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and plan. They are in essence， instruments and they can be adjusted and shaped under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The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provide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we cannot ignore neither superstition market plan， we must adhere to the basic direction of socialism，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the debate over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market mechanism， planning，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