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树伟 李瑞鹏 李瑶

摘要：通过对北京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调查所得数据，采取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对应分析、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展开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①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北京居民生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②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北京居民生活影响的异质性决定了居民对于该项政策的态度，对该项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多是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居民;③性别、年龄、职业、是否有北京户口、月收入和居住地点等因素与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力度的逐渐加大，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因此，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注意把握疏解尺度，要以不影响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为前提，加快后续服务设施的建立;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及地区，要以产城融合为重点，适度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由于疏解带来的工作岗位减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绝不能为了疏解而疏解。

关键词：非首都功能疏解;居民生活;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6-0070-09

自2014年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中多次出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表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关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批重大项目已经实施，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6年底的基础上下降3%，同时在控制增量和调整存量方面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北京市疏解的重点主要围绕四类疏解对象，分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础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机构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疏解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城六区，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版）》。城市功能直接影响到居民生活，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正在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对居民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什么是非首都功能、如何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及非首都功能疏解可能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

对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定义，学术界目前还未达成共识。安树伟等（2015[1];2017[2]）根据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模型理论，认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应该是除了体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其他部门。客观来看，北京非首都功能并非一个科学的概念，如杨开忠（2015）[3]认为应首先明确城市性质，将非城市核心功能定义为城市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但非公共政策或规划确认的基本功能及为其服务的非基本功能的总和;张可云和蔡之兵（2015）[4]从首都属性对城市功能影响的角度，指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北京的首都属性对北京先天附带的城市功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将北京非首都功能分为北京的部分核心功能和北京发展定位之外的非核心功能两大类（张可云、沈洁，2017）[5]。

关于如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看法。赵弘和刘宪杰（2015）[6]分析了四类可疏解的非首都功能，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类型主体进行差异化疏解，选择重点区域集中疏解、聚焦交通和公共服务建设、完善配套政策等。张杰等（2016）[7]通过制造业的国际比较，认为制造业对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北京工业应该疏解和转型升级并重，以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王继源等（2015）[8]指出应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其中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孙威等（2016）[9]通过构建经济敏感度系数、就业敏感度系数和综合敏感度系数，得出北京应优先向外疏解的产业部门，依次是批发和零售、化学产品、食品和烟草、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煤炭采选产品等19个产业部门。

对于非首都功能疏解可能产生的影响，张可云等（2017）[10]认为北京实施疏解战略后可能会出现内城地区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内城区经济基础的衰退和其引致的失业等问题。王殿茹和邓思远（2017）[11]则分析了北京畜牧业和制造业功能疏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安树伟等（2015;2017）认为寄希望于通过“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来治理北京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無异于南辕北辙。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勉强而为之，也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关于政府疏解思路和举措，学术界尚未从居民主体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该政策对北京市居民生活的影响。因此，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将探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对哪些群体产生何种影响，对不同群体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对不同群体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形式，分为网上问卷和纸质问卷。问卷问题的设置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对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了解情况，第三部分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具体举措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状况，第四部分为居民对于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态度和建议。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875份（其中纸质问卷820份，电子问卷1 055份），有效回收问卷1 855份，有效率为98.93%，发放地区在北京市，发放时间为2017年7月至9月。纸质问卷发放地点选取玉渊潭公园（海淀区）、朝阳公园（朝阳区）、莲花池公园（丰台区）、青年湖公园（东城区）、陶然亭公园（西城区）、朝阳大悦城（朝阳区）等地点;电子问卷借助问卷星平台发放。

常住人口可以更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真实情况，因此，在数据处理上，将在京居住时间不满6个月的样本剔除，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将年龄18岁以下的样本剔除，最后总共得到有效样本1724份。本次调研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94 0（Alpha>0.70），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问卷内容涉及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主要举措及其对居民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调查，因此数据具有良好的效度，适合用于研究。排除街头拦人发放问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差，样本的基本信息结构与《北京统计年鉴（2017）》中的相同指标比例基本一致（见表1），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描述统计分析

下面从了解情况、影响状况、态度三方面分析。1. 了解情况。对非首都功能疏解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被调查者已经达到82.66%，说明政府关于该政策的宣传与执行已经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2. 影响状况。包括居民生活便利性、居住环境、外出就餐、出行、工作五个方面，从这五个方面看，均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其中71.64%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他们生活便利性造成影响。3. 态度。68.62%的被调查者对该政策表示支持，仅有8%的人表示反对。说明即使疏解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便，但多数居民对该项政策还是持支持态度（见表2）。

问卷中含有关于疏解部分医疗教育机构的题目，但由于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关于北京市城六区外新建医院分院、学校分校具体实施得比较少，而且见效慢，政策存在滞后效应，居民关于学校、医院新建分校分院的看法都具有主观性、猜测性，所以后文不再对此进行分析。

三、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基于客观现实，本文认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在不同人群间存在差异，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随之产生差异。因此，基于性别、年龄、职业、户口、在京居住时间、月收入、居住地与对居民生活便利性、居住环境、外出就餐、出行、工作是否有影响分别建立列联表，并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

1. 生活便利性。在生活便利性方面，除性别、月收入之外，年龄、职业、户口、居住时间、居住地对居民生活便利性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3）。18～45岁的居民（占76.60%～80.22%）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便利性有影响，年龄越大越认为疏解对他们生活便利性无影响;非离退休人员（占71.05%～80.66%）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便利性有影响，离退休人员认为疏解对他们生活便利性无影响;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占78.54%）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便利性有影响;在北京居住时间为6个月至3年的居民（占80.19%）认为对疏解其生活便利性有影響，居住时间越长越认为对疏解其生活便利性无影响;居住在二环到三环的居民（占40.57%）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便利性无影响，离市中心越远的居民更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便利性有影响（见表4）。

2. 居住环境。在居住环境方面，只有职业对居民居住环境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87.93%）、企业单位人员（占89.38%）、在校学生（占87.61%）认为疏解对他们居住环境有影响（见表5、表6），且认为周围居住环境在变好。

3. 外出就餐。在外出就餐方面，除性别、月收入外，年龄、职业、户口、居住时间、居住地对居民外出就餐影响有显著性差异（见表7）。18～45岁的居民（占62.94%～69.29%）认为疏解对其外出就餐有影响，年龄越大越认为疏解对他们外出就餐无影响，这与年龄越大外出就餐意愿减少有关;非离退休人员尤其是在校学生（占74.32%）认为疏解对其外出就餐有影响，离退休人员（占66.53%）更认为对其外出就餐无影响;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占68.36%）认为疏解对他们外出就餐有影响;在京居住时间为6个月至3年的居民（占70.63%）认为疏解对其外出就餐有影响，居住时间越长的居民认为疏解无影响;居住在二环到三环的居民（占50.00%）认为对疏解其外出就餐无影响，离市中心越远的居民越认为疏解对其外出就餐有影响（见表8）。

4. 出行。在出行方面，不同的个人信息对居民出行影响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9）。男性（占64.53%）认为疏解对他们出行有影响;18～45岁的居民（占63.27%～65.22%）认为疏解对他们出行有影响;非离退休人员尤其是自由职业者（占72.81%）认为疏解有影响，离退休人员认为疏解对其出行无影响;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占64.51%）认为疏解对其出行有影响;在京居住15年以内的居民（占63.40%～64.71%）认为疏解对其出行有影响，居住时间越长越认为无影响;月收入2 000元及以下和8 000元以上（占61.98%～65.04%）认为疏解对他们出行有影响;居住地在二环到三环的居民（占52.86%）认为疏解对其出行无影响，离市中心越远的居民越认为疏解对其出行有影响（见表10）。

5. 工作。在工作方面，除性别外其他因素对居民工作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11）。18～45岁的居民（占52.17%～61.92%）认为对其工作有影响，年龄越大越认为疏解对他们工作无影响，尤其是超过60岁以后，基本无影响;个体工商户（占71.96%）和在校学生（71.30%）认为疏解对其工作有影响，离退休人员认为对其无影响;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占60.94%）认为疏解对他们工作有影响;在京居住15年以内的居民（占55.17%～62.94%）认为疏解对其工作有影响，居住时间越长越认为无影响;月收入为2 000元及以下的居民（占63.17%）认为疏解对他们工作有影响;居住地在二环到三环的居民（占62.86%）认为对其工作无影响，离市中心越远的居民越认为疏解对其工作有影响（见表12）。

总的来看，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居民有影响。关于性别，主要体现在出行方面，男性更认为疏解对其出行有影响。关于职业，在生活便利性、外出就餐和出行方面，离退休人员认为疏解对其无影响，非离退休人员认为有影响;在居住环境方面，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单位人员、在校学生认为有影响;在工作方面，个体工商户、学生认为疏解对其有影响。

（二）态度选择

本文使用卡方检验、对应分析和列联表分析的方法，研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的异质性是否决定了居民对于该项政策的态度。对应分析适用于维数高于2的变量，故变量年龄、职业、居住时间、月收入、居住地使用对应分析，而变量性别和户口维数为2，故使用列联表分析。

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居住地外，性别、年龄、职业、户口、居住时间、月收入对态度选择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3）。

对应分析和列联表分析结果显示，对非首都功能疏解这项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居民多是男性和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见表14）。18～30岁的居民多持无所谓态度，46～60岁居民更支持疏解。个体工商户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多持反对态度;离退休人员、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单位人员支持疏解;自由职业者多持无所谓态度。在京居住15年以上的居民支持疏解，6个月至3年的居民表示不清楚;持反对态度多是在京居住4～15年的居民。月收入为2 000元及以下的居民对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态度多表示不清楚，2 001～5 000元的居民多持无所谓，5 000元以上的居民多持支持态度。

综上所述，对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持反對态度的多是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居民，主要是男性、个体工商户和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部分居民虽认为疏解对其生活产生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年龄较小、在京居住时间较短、月收入较低的居民经济不完全独立、不关注时事政策等，因此对该项政策持无所谓态度或者表示不清楚。

四、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程度的分析

（一）模型设计

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各方面，前面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的差异性表现在性别、年龄、职业、户口、在京居住时间、月收入、居住地七个方面，间接地反映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不同，我们希望进一步通过构建模型进行验证。为了研究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本文用疏解对居民生活的不同方面是否产生影响来衡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即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的方面越多则说明影响程度越大。

经过数据整理，将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分为无影响、影响较小、影响一般、影响较大、影响很大五个等级。影响程度为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序变量，解释变量依次为x1～x6，即年龄、居住地点、性别、是否有北京户口、职业和收入。

影响程度属于程度k及k级以下的概率与属于k级以上的概率之比，被称为OR值。若xj的回归系数为βj，则OR值为eβj。OR值大于1，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关系;OR值等于1，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无相关关系;OR值小于1，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

本文采用的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如下：

（二）模型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stata12.0软件对有序回归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P值小于0.05，在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总体拟合较好，并得到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表16）。

性别对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β<0（β=-0.23），OR值小于1，显著性小于0.05（P=0.016<0.05），这表明性别与影响程度显著相关，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对于男性居民而言，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居民。

年龄对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β<0（β=-0.23），OR值小于1，显著性小于0.05（P=0.001<0.05），这表明年龄与影响程度显著相关，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居民的年龄越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越小。

职业对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β<0（β=-1.08），OR值小于1，显著性小于0.05（P=0.000<0.05），这表明职业与影响程度显著相关，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对于非离退休人员而言，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离退休人员。

是否有北京户口对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β>0（β=0.22），OR值大于1，显著性小于0.05（P=0.023<0.05），这表明是否有北京户口与影响程度显著相关，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对于有北京户口的居民而言，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小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

收入对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β<0（β=-0.21），OR值小于1，显著性虽大于0.05但小于0.1（P=0.090<0.1），在显著性水平为0.1时，可以认为月收入与影响程度显著相关，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对于月收入为2 000元及以下的居民而言，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月收入高于2 000元的居民。

居住地点对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β>0（β=0.14），OR值大于1，显著性小于0.05（P=0.000<0.05），这表明居住地点与影响程度显著相关，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居民的居住地点离市中心越远，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越大。

通过logistic回归结果，看到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进一步验证了异质性的分析结果。非首都功能疏解对男性、年龄越大、非离退休人员、没有北京户口、月收入越低和离市中心越远的居民影响程度越大，这与现实是相一致的。年龄越大越可能是离退休人员，其空闲时间越长，疏解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越低;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在生活便利性、外出就餐、出行、工作方面均认为有影响，这与我国的户籍身份所造成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城市社会内部社会分割有关（陆铭等，2011）;月收入低的居民在出行、工作方面认为有影响，这是因为月收入较低的群体多是经济不独立;离市中心越远的居民在生活便利性、外出就餐、出行、工作方面认为有影响，这是因为离市中心越远，外来人口占比较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1. 使用居住时间变量替换模型中的户口变量，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均未发生变化;2. 进一步将影响程度分为两类，分别为影响程度大（Y=1）和影响程度小（Y=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的方向没变，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P=0.01），各变量系数仍然显著。综上所述，该模型稳健性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五、结论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分析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北京居民生活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 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北京居民生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年龄在18～45岁、没有北京户口、在京居住时间15年以内、月收入为2 000元及以下或8 000元以上、居住地离市中心较远的居民更认为疏解对其生活有影响。2. 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北京居民生活影响的异质性决定了居民对于该项政策的态度，虽然仅有8.2%的被调查者对该政策表示反对，持反对态度的居民多是疏解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居民，突出表现为男性、个体工商户和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但这一结论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3. 被调查者的各种身份特征与疏解对居民生活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男性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年龄对影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非离退休人员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离退休人员;对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对2 000元以下的居民生活影响程度大;居住地点对影响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政策已经实施了四年多，目前疏解重点是：拆除违法建设，疏解一般性制造企业，疏解区域性专业市场，疏解部分公共服务功能，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整治，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中心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中心城区重点区域整治提升，地下空间和群租房整治，棚户区改造、直管公房及商改住清理整治。这关系到家家户户（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和生活等基本需求。特别是2017年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空前加大，1-9月全市共拆除违法建筑4 673万m2，完成全年计划的116%[13];查处占道经营违法行为18.4万件，完成全年计划的162.9%;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624家，完成全年计划的124.8%;完成疏解提升市场223个（其中计划内114个，占全年任务量的95%;计划外109个）;西城区动物园地区12个市场已完成10个，丰台区大红门地区45个市场已完成42个;腾退“散租住人”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地下空间1 277处，完成全年计划的133.3%（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鉴于政策的滞后性以及2017年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的加快，本文认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对普通居民（尤其是男性、个体工商户和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的就业和生活必将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居民广泛参与，这是北京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既要考虑到北京的资源环境约束，又要考虑到居民的生活便利性，要以不影响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为前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不能顾此失彼。目前疏解的一些产业会影响到居民的基本生活，如部分菜市场和批发市场的拆除或搬迁，会造成居民生活不便，使得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因此，对疏解腾退空间进行改造提升、业态转型和城市修补，加快疏解后续设施的建立，补足为本地居民服务的菜市场、社区便民服务等设施，尽量减小疏解对居民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遵循劳动力结构变动的规律，而绝不能为了疏解而疏解。1900—2010年美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动表明，随着美国整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务农阶层占劳动力比重由8%左右下降到2%左右;普通制造业工人所占比重由57%左右下降到24%左右;创意阶层所占比重由12%左右提高到30%左右，与此同时普通服务阶层所占比重由23%左右提高到44%左右，且普通服务阶层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创意阶层所占比重。这表明随着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每一个高收入的劳动者需要更多的普通服务人员为他们提供服务。这需要我们遵循大城市劳动力结构变动的规律，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要做到劳动力有增有减，这是保证北京城市活力的根本所在。

第三，加大北京卫星城建设力度，切实提高北京卫星城的公共服务功能。鉴于居住地离市中心较远的居民更认为疏解对其生活有影响的结论，应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的实施，五环以外的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及地区，一方面要以产城融合为重点，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适度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保证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需求;另一面要切实提高这些卫星城教育、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功能水平，通过公共服务水平的完善适当吸引中心城区部分劳动力向外迁移。

第四，对于由于疏解带来的工作岗位减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未雨绸缪，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这对于北京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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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long.com/2017/1017/2102156.shtml，2017-10-17.

The Influence of Relocating Noncore Functions in Beijing on Residents' Lives

An Shuwei1，2， Li Ruipeng1， Li Yao1

（1.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hyloge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cision

Simulation Research，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urvey of Beijing resid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relocating noncore functions on residents' lives by using contingency table， chi-square test，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nd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model. The conclusions are follows：（1） the impact of noncore capital function defibering on the lives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has heterogeneity;（2） the heterogeneityeffect on the function of capital organization of Beijing residents lifedetermines the attitude of residents for the policy， more residentsopposed to the policy considering defibering will impact on their life;（3） gender， age， occupation， whether to have registered Beijing permanent residence， monthly income and living place， etc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life and defibering.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capital Beijing organization strength， impact on residents' life will b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cale of relocating noncore functions with the premise of not affecting the convenience of residents' lives and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follow-up service facilities. The new towns and regions in Shunyi， Daxing， Yizhuang， Changping and Fangshan should focus on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appropriately develop som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nemployment which is due to the relocating noncore functions in Beijing， and implement the active employment policy， but must not relocate for relocating.

Key words： relocating noncore functions， residents' lives， heterogene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