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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怎样学国学说起

2018-01-23朱光潜

新校园·阅读 2017年11期
关键词:古文文章

我学国文,走过许多迂回的路,受过极旧的和极新的影响。如果用自然科学家解剖形态和穷究发展的方法将这过程做一番检讨,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十五岁左右才进小学,以前所受的都是私塾教育。从六岁起读书,一直到进小学,我没有从过师,我的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亲处在八股文和经义策论交替的时代。他们读什么书,也就希望我读什么书。应付科举的一套家当委实可怜,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选、古唐诗选之外就几乎全是闱墨制义。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只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有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我因此想到韵文入人之深,同时读书用目有时不如用耳。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父亲有些受过学校教育的朋友,教我的方法多少受了新潮流的影响。我“动笔”时,他没有叫我做破题起讲,只教我做日记。他先告诉我日间某事可记,并且指示怎样记法,记好了,他随看随改,随时讲给我听。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宅旁发现一个古墓,掘出两个瓦瓶,父亲和伯父断定它们是汉朝的古物(他们的考古知识我无从保证),把它们洗干净,供在香炉前的条几上,两人磋商了一整天,做了一篇“古文”的记,用红纸楷书恭写,贴在瓶子上面。伯父提议让我也写一篇,父亲说:“他!他还早呢。”言下大有鄙夷之意。我当时对于文字起了一种神秘意识,仿佛此事非同小可,同时也渴望有一天能够得上记古瓶。

日记能记到一两百字时,父亲就开始叫我做策论经义,当时科举已废除,他还传给我这一套应付科举的把戏,无非是“率由旧章”,以为读书人原就应该弄这一套。现在的读者恐怕对这些名目已很茫然,似有略加解释的必要。

所谓“经义”,是在经书中挑一两句做题目,就抱着那题目发挥成一篇文章,例如题目是“知耻近乎勇”,你就说明知耻何以近乎勇,“耻”与“勇”须得一番解释,“近乎”二字更大有文章可做。所谓“策”是在时事中挑一个问题,让你出一个主意,例如题目是“肃清匪患”,你就条陈几个办法,并且详述利弊,显出你有经邦济世的本领。所谓“论”就是议论是非长短,或是评衡人物,刘邦和项羽究竟哪一个高明,或是判断史事,孙权究竟该不该笼络曹操。做这几类文章,你都要说理,所说的尽管是歪理,只要能自圆其说,歪也无妨。翻案文章往往见得独出心裁。这类文章有它们的传统的作法。开头要一个帽子,从广泛的大道理说起,逐渐引到本题,发挥一段意思,于是转到一个“或者曰”式的相反的议论,把它驳倒,然后作一个结束。这就是所谓“起承转合”。这类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人人都知道。但是当作一种写作训练看,它也不是完全无用。在它的窄狭范围内,如果路走得不错,它可以启发思想,它的形式尽管呆板,它究竟有一个形式。

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上面。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寫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但是就全盘计算,我自知得不偿失。在应该发展想像力的年龄,我的空洞的头脑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结果我的想像力变成极平凡,我把握不住一个有血有肉有光有热的世界,在旁人脑里成为活跃的戏景画境的,在我脑里都化为干枯冷酷的理。我写不出一篇过得去的描写文,就吃亏在这一点。

我自幼就很欢喜读书。家中可读的书很少,而且父亲向来不准我乱翻他的书箱。每逢他不在家,我就偷尝他的禁果。我翻出储同人评选的《史记》《战国策》《国语》《西汉文》之类,随便看了几篇,就觉得其中趣味无穷。本来我在读《左传》,可是当作正经功课读的《左传》文章虽好,却远不如自己偷着看的《史记》《战国策》那么引人入胜。像《项羽本纪》那种长文章,我很早就熟读成诵。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有些地方使我很高兴。父亲没有教我读八股文,可是家里的书大半是八股文,单是祖父手抄的就有好几箱,到无书可读时,连这角落里我也钻了进去。坦白地说,我颇觉得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它的布置很匀称完整,首尾条理线索很分明,在窄狭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往往见出作者的匠心。我于今还记得一篇《止子路宿》,写得真惟妙惟肖,入情入理。八股文之外,我还看了一些七杂八拉的东西,《试帖诗》《楹联丛话》《广治平略》《事类统论》《历代名臣言行录》《粤匪纪略》,以至于《验方新编》《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和《牙牌起数》用的词。

家住在穷乡僻壤,买书甚难。距家二三十里地有一个牛王集,每年清明前后附近几县农人都到此买卖牛马。各种商人都来兜生意,省城书贾也来卖书籍文具。我有一个族兄每年都要到牛马集买一批书回来,他的回来对于我是一个盛典。我羡慕他去牛王集的自由,尤其是有买书的自由。书买回来了,他很慷慨地借给我看。由于他的慷慨,我读到《饮冰室文集》。这部书对于我启示一个新天地,我开始向往“新学”,我开始为《意大利三杰传》的情绪所感动。作者那一种酣畅淋漓的文章对于那时的青年人真有极大的魔力,此后有好多年我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有一次报纸误传他在上海被难,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为他伤心痛哭了一场。也就从饮冰室的启示,我开始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父亲一向不准我看小说,家里除一套《三国演义》以外,也别无所有。但是《水浒传》《红楼梦》《琵琶记》《西厢记》几种我终于在族兄处借来偷看过。因为读这些书,我开始注意金圣叹,“才子”“情种”之类观念开始在我脑里盘旋。总之,我幼时头脑所装下的书好比一个灰封尘迹的荒货摊,大部分是破铜烂铁,中间也夹杂有几件较名贵的古董。由于这早年的习惯,我至今读书不能专心守一个范围,总爱东奔西窜,许多不同的东西令我同样感觉兴趣。

我在小学里只住了一学期就跳进中学。中学教育对于我较深的影响是“古文”训练。说来也很奇怪,我是桐城人,祖父和古文家吴挚甫先生有交谊,他所廪保的学生陈剑潭先生做古文也曾享一时盛名,可是我家里从没有染着一丝毫的古文派风气。科举囿人,于此可见一斑。进了中学,我才知道有桐城派古文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我的文字已粗清通,年纪在同班中算是很小,特别受国文教员们赏识。学校里做文章的风气确是很盛,考历史地理可以做文章,考物理化学也还可以做文章,所以我到处占便宜。教员们希望这小子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鼓励我做,我越做也就越起劲。读品大半选自《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抄》。各种体裁我大半都试作过。那时我的模仿性很强,学欧阳修、归有光有时居然学得很像。学古文别无奥诀,只要熟读范作多篇,头脑里甚至筋肉里都浸润下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态,等你下笔一摇,那些“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地来了,你就变成一个扶乩手,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桐城派古文曾博得“谬种”的称呼。依我所知,这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没有,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它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它的唯一毛病是就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至谨严到干枯,典雅到俗滥。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并不主张如此。

兴趣既偏向国文,在中学毕业后我就决定升大学入国文系。我很想进北京大学,因为路程远,花费多,家贫无力供给,只好就近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选自《美是一生的修行:朱光潜散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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