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引论：问题的提出

顾名思义，“名士”不是身居陋巷的乡曲之士，而是在社会上颇具声望且大有名头之人。名士一称，实有广义、狭义二解。从广义上说，名士自然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是知识人群体的一部分。如近人王利器释云：“名士，谓享大名之士，无论文武显隐也。”*颜之推著、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1《治家第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页，注(1)。从狭义上说，名士则又为“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分层，是士风、士习演进的必然产物。如近人南怀瑾言：“所谓名士之称，大体上与‘才子’一词有密切的关联，它与词章文艺的高度手法不可或分。”*南怀瑾：《清代名吏判牍前介辞》，《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卷首，台北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页。这是将名士仅仅限定于擅长词章文艺的“才子”群体。

在科举时代，知识人晋身的正常途径是科举仕途。然科举仕途狭窄，能够侥幸一第者，毕竟属于少数。大多数落第的士人，仍然需要在社会上生存甚或扬名，随之也就有了名士阶层的崛起乃至勃兴。在明代的知识界，名士之风最为盛行。陈万益在《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一书中，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明代末年，除了“山人”一词之外，尚有许多词语相当流行，诸如“文人”“文士”“才子”“名士”“高士”等，无不需要加以名实之辨，而且“与晚明读书人阶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名士”云云，或藉诗文而名，或藉讲学而名，或藉帖括而名，或藉谈禅而名，其间不一，很难一概而论。*相关的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文人辨析》，台北《汉学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第194页。

从明代知识人精神史的内在演进历程来看，显然需要将名士从知识人中绎出来，并加以特殊考察。名士为文人的一类，更准确地说，应该归于带有“倜傥”派头的文人。所谓的倜傥派头，究其实就是一种“名士习气”，亦即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名士风度”。名士通常与风流并称，故又有“名士风流”一说。所谓的名士风流，中心内涵就是必须具备“胜韵”，而此类胜韵的构成，则以个人生活的风流雅致为归趋，诸如“善书画”“喜歌曲”，以及“室中畜侍姬三四人”，以供“笔砚图书”之类。*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7《史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页。除此之外，在为人处事上，名士绝不“清严刚正”，而是相对的比较灵活圆融。*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5《德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3页。

自“五四”新文学崛起之后，明代文学尤其是晚明文学，逐渐为研究者所瞩目。而探究晚明文学的关键，则在于当时知识阶层的内部分化，以及由此而来名士、山人群体的异军突起。换言之，名士、山人、小品堪称晚明文学界的表征。其中山人、小品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对名士尚缺乏足够的关注。*有关明代名士的研究成果，徐林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一书，颇为值得关注。在“中晚明士人文化人格的彰显与社会交往”一节中，作者又析出“重名与名士效应”一小节，从“士人重名”“名士之多”“名士效应”三个方面，就明代中晚期士人的重名习气与名士效应作了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5页。就此而言，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这篇文章是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讲演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178期；改定稿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今收入《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405页。所论诸如魏晋士人以吃药、饮酒为主旨的名士风度，以及这种风度与魏晋文学精神之关系，对于探讨明代名士及其风度，迄今尚具示范性意义。

一、名士的起源及其流变

名士虽为知识人群体的一个分层，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其本身的起源与流变过程。换言之，一时有一时之名士，名士风度，随士风、士气而转圜，并因时代变迁而各具风采。

(一)名士的起源及其演变

名士一称，最早见于《月令》。当季春之月，天子“勉诸侯，聘名士”。至于《月令》所称的名士，究竟属于何类人，其事虽已难以稽考，但根据明末人陈子龙的推测，大抵属于以下两类之人：一类是“孝弟修于家而上未闻”之人，另一类则是“才堪世用而隐于屠钓”之人。*陈子龙：《安雅堂稿》卷7《二周文稿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8、118—119页。前者属于孝廉之士，后者则属隐居之士。

入汉以后，名士之称亦多见于史籍记载。如《史记·律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又《汉书》云：“闻张耳、陈余两人，乃魏之名士。”可见，最早所谓的名士，是指名家、法家之士，而并非指有名德、有词章之人。*对名士一称的溯源，可参见钱泳：《履园丛话》3《考索·名士》，中华书局1997年版，上册，第68页。按：清人梁章钜所据，亦为钱泳所记，参见梁章钜：《称谓录》卷32《美称·名士》，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5页。

自此以后，名士当数东汉、西晋最为盛行。正如明末清初人李邺嗣所云：“自东汉诸君始以品目相重，所称名士，并极标持。至其后，惟谓诸葛君可称名士。甚矣，名之难副也。”*李邺嗣：《杲堂文钞》卷1《续骚堂集序》，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538页。这段记载有两点需要加以阐释：一是东汉名士的特点，大抵反映了东汉的士风，亦即以操行相高，以风裁相尚，圪然与武夫强臣角立，虽成败不测，其气恒在其上。二是自东汉之末开始，由于诸葛亮的出现，又因其巾服临戎的特点，导致隐士类名士崛起。众所周知，尽管诸葛亮勋略震世，名都将相，蝉蜕轩冕，却又履贞蹈素，不改士风。*事载裴启：《裴子语林》，《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页。其特点就是“重在士而不在名”，所以司马懿叹而称之。据《三国志》注所引，当时甚至出现了《汉末名士录》一类的书籍，说明东汉之末，名士之风已颇为流行。

至魏晋时期，名士之风大盛，并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桴鼓相应，随之确立了一代文学的精神风貌。魏晋名士的特点，明人陈子龙一语道破：“典午之间，士以风流酝藉举止玄迈为贵，故宁遗落世情，以求免俗，而拖沓近鄙者，虽才不录。”*陈子龙：《安雅堂稿》卷7《二周文稿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8、118—119页。当时袁宏作有《名士传》，张辅作有《名士优劣论》。根据刘孝标为《名士传》所作的注释，可知袁宏将当时的名士分为三类：一是“正始名臣”，如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等，“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正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307页。二是“竹林名士”，如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等；三是“中朝名士”，如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等。*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卷上《文学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魏晋名士的最大特点，就是心灵通脱，行为放浪不羁。

自隋唐以后，名士之风大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科举兴盛而后导致士气益卑。在科举社会中，即使士人的才华可以鞭挞一世，谊行亦不在人后，但还是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文章而干泽于权贵之门。正如明人陈子龙所言，这些士人“其言愈大，其求愈小，其外愈雄，其内愈懦”。尽管他们仍能被世人所称道，但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借以梯荣干禄”。名士之风，顿时沦丧。*陈子龙：《安雅堂稿》卷7《二周文稿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8、118—119页。

入宋以后，因为苏东坡及其相关士人群体的崛起，名士之风再次转盛。北宋名士辈出，如秦观、黄庭坚之辈，无不都是有才、有骨、有趣，而苏轼兄弟，更是领袖其中。这些名士，大多具有过人之才，且能凭借自己的文章传之不朽。其中的秦观，趣味更深。如苏轼致秦观的书信，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胆，庄语谑言，无所不备，足见其人不独高才奇气，且风流蕴藉，如春温玉润，所以颇为苏轼所推服。*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南北游诗序》，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2—33页。

(二)好名：明代士风的转向

一至明代，士风出现了很大的转向，形成了一种好名、重名的风气。如周之夔言苏州一带习俗云：“吴俗好名，喜交游，事干谒，虽骚人不免。”*周之夔：《弃草二集》卷2《王双凫先生瓢憎集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1524—1525页。堪称一语中的。明代士人大多好名，一登仕途，不论是否具有文学才能，无不刻一部诗文集，以为“不朽计”。如明季名僧袾宏言：“世人将平生所作诗文，汇为一集，乞诸名士跋之，曰：‘以此为不朽计也。’”*袾宏：《竹窗三笔·不朽计》，台湾印经处1958年版，第194页。堪称当时实录。

明代士人的好名习气，其实就是名士习气，大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其一，为了求名而导致“文人相轻”。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至明代尤甚。正如清初思想大家黄宗羲所云，明代世风不古，导致“今人好议论前人”。如《四书》方毕，即辨朱、陆异同；今古未分，即争汉、宋优劣。至于论诗主旨，因为见解上“主奴唐、宋”的不同，进而演变为北地、太仓、竟陵、公安各派。其实，攻讦北地、太仓之人，并无北地、太仓之学问；攻讦竟陵、公安之人，亦不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至明末，钱谦益选诗，对太仓、竟陵两派各有訾嗷，却同样遭受了阎尔梅的诋毁，称其评选谬误。而反观阎尔梅自己的诗文，亦大略多是门面，绝无情语，让人又不得不以他诋毁钱谦益者诋之。文人相诋，无有已时，一如里妇市儿之骂，以先息为屈。*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序类·范道原诗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然究其实，却并无有人先期偃旗息鼓。

其二，为了求名而刻意求异。明代士人之作，大多喜欢标新立异，有时甚至荒诞不经。如赵宧光所著《寒山帚谈》，出典就是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意，确乎让人奇怪。又李日华名其所题之诗《竹懒花媵》，尤其奇异荒诞。此外，像黄道周这样正统的学者，学问相当淹贯，却敢于改《易》月令之经文；陈白沙号称渊博，也将他自己所戴之巾称为“玉台巾”，意思是说平顶四直，“象玉台山”。*蒋超伯：《南漘楛语》卷6《明人著多不经》，《笔记小说大观》第3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79—180页。可见，明代士人事事都想求异，以免与人雷同。

其三，为了求名而互相标榜。与文人相轻习气正好相反，在文人中同样流行一种“互相标榜”甚至吹捧的习气。毫无疑问，在明代文士中，各成一家之言，并足以耀今垂后者当然不少，但确实也存在着互相标榜的习气，甚至言过失实。举例来说，明代李攀龙的文章在当时可谓雄视海内，自不待言，但汪道昆在为他的集子作序时，却说“前汉两司马，昭代一攀龙。”*李乐：《见闻杂记》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452页。且不说李攀龙的文章是否可以与司马迁、司马相如相提并论，即使在明人的文章家中，也并非只有李攀龙一家文章了得。这样的评论，除了说明是文人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难说是千古不灭的定论。

(三)名士在明代的角色转换

无论是东汉名士，还是魏晋名士，尽管通介异怀，整散殊致，然而从他们傲然高洁、体绝风尘的行为来看，确乎属于孔子所称狂狷之流，不愧名士之称。值得关注的是，名士角色，在明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简言之，古之名士，所重者在“士”而不在“名”，且能做到名副其实；明代的名士，仅仅简颖吟哦，邮筒往复，动辄自矜名士，所重者在“名”而不在“士”。正如明末清初人陈龙正所言：“昔之名士，人号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离士位者当之；今之名士，守士习者居之。”*陈龙正：《与友》，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8，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82页。揆诸明代的名士，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学问趋于偏狭。正如陈子龙所言：“今世人小负辞藻，挟书数卷，则侈然自以为名士也。”*陈子龙：《安雅堂稿》卷7《二周文稿序》，第118页。二是靠结交而邀誉。雷士俊的揭示足以证明，明代的名士，整天“投刺拜谒，饮酒高会”，到处“奔走驰逐”。*雷士俊：《与郑廷直书》，《尺牍新钞》卷8，第294—295页。

更为可笑的是，明代士人相信，只要善于骂人，即可成为名士。如万历初年，苏州有一位“四氏子”，曾经立论，认为古今并无名人，只要能“诃诋人”，那么名则归之。*张明弼：《四氏子传》，张潮辑：《虞初新志》卷4，《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第239页。当然，大胆骂人是士人成名的一个途径，但若是没有得到圈中名士的鼓吹或颂扬，仅仅藉擅长骂人而特立独行，也很难成为名士。晚明的徐文长应该是最好的例子。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记道：“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19《徐文长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册，第716页。一等徐文长死后，由于得到了名士袁宏道的表彰，才得以声名大噪。

其实，真名士并无山人游客之气。如胡应麟，曾经名噪一时，王世贞甚至打算传衣钵于他。然细究其人，却是性格高亢，“不屑随时俯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士人·金华二名士》，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册，第583页。然从来有真名士，就必有一种假名士。反而那些假名士，倒显得虚嚣气质，顽钝面孔，咬文嚼字，装模做样，比起那些真名士来，仿佛更有才华、蕴藉。*华阳散人编辑：《鸳鸯针》第3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于是，也就导致了名实混淆。鉴于此，明末清初人李世熊作《狗马史记》一书，有《名士传》一篇，其序假借孟子与杨朱的对话，对名士颇有感叹。细绎此序，对“名实散乱”，多有致意。其意是说，名副其实的名士，必定讲究廉耻，而其结局则是贫贱终身，甚至以身为的，成为他人攻讦的目标。反之，若是“以伪乘之”，去做一个假名士，则必能富贵，且可长生。其结果，则导致“名实眩也”，狗可成马，“名实愈乱”，甚至“转白为黑”。*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8《李元仲别传》，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545页。

二、明代名士种类举隅

按照明代士人的风气，真正的名士应该属于山林名士，而并非所谓的功名之士。名士一称的获得，并不取决于个人的科名、功名，关键还在于“名”与“士”两者合一。所谓名，即必须具有一定的声望；所谓士，则说明必须是一个知识人。有明一代，名士之风兴盛，名士种类繁多。简单加以归类，可以分为山人名士、文社名士、讲学名士、帖括名士、释中名士、闺中名士六种，并各具特色。

(一)山人名士

山人名士，其实就是山林名士的变种，且成为明代名士群体的主要来源。关于山人与名士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李凤萍的研究颇值得注意。她认为，山人属于隐士，而名士则为德行贞纯、名高而不在位之士。山人、名士均属不居位之士人，其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居山，后者不居山而已，庶几可以归为“同类”。今人多用“名士”，而明代则惯以“山人”称呼。*李凤萍：《晚明山人陈眉公研究·自序》，台北私立东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第1页。

山人名士，堪称隐居不出的典范，故又有“处士”之称。入明之后，处士已不再是“德盛”“能静”“修正”“知命”之人，而是通过隐居在野的举动而猎取“虚声”。*方濬师：《蕉轩随录》卷5《处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5页。这就是说，古之以名士称者，“其人类有过乎人之情”。但明代的名士，则仅仅“以诗名焉尔”，*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6《蒋亭彦诗引》，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97页。甚至凭借诗文之才而获取个人的一己名利，此即明末清初人唐甄所谓的“以文章为名”的名士。一方面，山林名士“宏览、博物、赋诗、作文，书纸如飞，文辞靡丽”；另一方面，山林名士又“体貌闲雅，言笑便敏，好游善交，誉满京师”，甚至成为公卿的“上宾”与天子的“近臣”。*唐甄：《潜书》上篇下《去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正如明朝人刘国缙在上疏中所揭示，山林之士，雅负重望，倡道淑人，本来可以作为“维世”的榜样，并藉此陶冶“真才”，然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山林名士，或“借以擳荣”，或“因而售赝鼎”。*张怡：《玉光剑气集》卷4《国是》，第161页。即使就诗才而言，这些山人名士，亦并无真才实学。在山人所赍的行卷中，惟有诗歌，而且“一札八行，不能自达”。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山人名士生平“未甚读书”，只要“学诵于麟诗选，能和人七言律”，就可冒充一个山人的名头。*李邺嗣：《杲堂文钞》卷2《钱退山诗集序》，《四明丛书》第3册，第1554页。进而言之，正如明末人文元发所言，这些山人名士，“无战国处士之气概，而挟其势焰，鼓其唇吻，所至有司，分庭抗礼。”*文元发：《学圃斋随笔》下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592页。文氏所言山人与有司分庭抗礼，其实也有事实依据，这就是当时山人喜欢的“骂坐”之风。*姚旅：《露书》卷12《谐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

(二)文社名士

明末清初人许令誉在给陈确的答书中，曾称明朝“文章日敝，社焰孔炽，无力以削名士之习”，*许令誉：《答书》，陈确：《陈确集·文集》卷1《与许芝田书》附，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1页。所指即为文社名士。正如侯方域所言，有明一代，以制举取士，无论是君相之制度，还是士大夫之学术，靡不萃聚于文社。至于文社中那些倡率一时的主持之人，确乎已是“国固一俗，而乡固一师也”。*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全集校笺》卷1《文集一·彭容园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52—53页。文社名士的地位，由此奠定，牢不可破。

文社的兴盛，与名士之风遥相呼应。一方面，主持文社声气或参与文社者，大抵多为当时名士。如丽泽会的宗旨，就是“日与四方名士讲业”，以期登取进士。又如在湖北江陵，徐眉云创立“阳春社”，“集诸名士会其中”。*贺逢圣：《贺文忠公遗集》卷4《祭都御史徐眉云先生文》，《乾坤正气集》本。另一方面，晚明社党勃盛的态势，至少已经说明当时的士人确乎名根炽热，且大多驰骛名场，凭借文社“声气”这一特殊的关系网络，各立门户，互相以“名士”标榜。*周之夔：《弃草二集》卷2《赵则行小题序》，第1456页。其中的一部分文社名士，或许文章节义之色，常见于面，然徐而察之，“往往名过其实”。*归庄：《归庄集》卷4《跋黄蕴生书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当天启、崇祯年间，由于社稿盛行，使主持文社者无不成为文社名士。举其最为著名者，分别为：江西有艾南英、罗万藻、金声、陈际泰，太仓有张溥、张采、吴伟业，金坛有周钟、周铨，溧阳有陈名夏，松江有陈子龙、夏允彝、彭宾、徐孚远、周立勋。这些文社名士，无不“望隆海内，名冠词坛，公卿大夫为之折节缔交，后生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叶梦珠：《阅世编》卷8《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三)讲学名士

通常而言，名士大多风流倜傥，甚或放浪不羁。这在正统人士看来，无疑是一种“恶习”。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衍生出一种讲学名士，亦即所谓的“居敬穷理”之名士。一方面他们儒雅风流，可以樽酒论文，时相唱和；另一方面，又确守执事必敬，行为谨慎，不稍忽怠。

明代讲学之风甚炽，士人藉讲学而成名，随之也就出现了讲学名士。清初思想大家黄宗羲将“讲学”“选文”称为“好名”，*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序类·曹氏家录续略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04页。可谓一语道破。唐甄将讲学名士称为道学名士，亦即“以道学为名”。他们通过“矫其行义，朴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之类的行为特征，博取一定的声誉，目的还是为了便于自己的出仕，希望得到朝廷的征召。*唐甄：《潜书》上篇下《去名》，第59页。

为示说明，不妨先引汤显祖与人的一番讨论，以观当时讲学风气之盛。据史料记载，汤显祖写成《牡丹亭》一剧之后，有一前辈劝他：“以子之才，何不讲学？”汤显祖应声答道：“我固未尝不讲学也！公所讲性，我所讲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227页。可见，按照当时士人的风气，有才之人均应投身讲学，藉此成名。而汤氏则将“讲学”一词的内涵作了转化，亦即不再局限于“讲性”，而是将其延伸至“讲情”。如果说王阳明以其所开创的“心学”而一举成名，成为真正的讲学名士，那么，汤显祖则以专门创作“讲情”的戏曲而成为别样的讲学名士。换言之，汤显祖已经成为明代“情教”的创始人，而冯梦龙则将其发扬光大。汤显祖在论及《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时，曾称她为“有情人”，“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33《牡丹亭记题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3页。杜丽娘堪称是“情教”关系网络中有情人的楷模。

若是真对讲学之士的行径加以考察，所谓的讲学，也不过是流于唇吻之间，反之身心，其实毫无所得。至于他们的声色货利之心，与市井之徒相比，毫不逊色，不过是大言欺人而已。正如明人伍袁萃所言，晚明的士大夫尽管好讲学，但大概多伪，“高者博名，卑者谋利”而已。*伍袁萃：《林居漫录》卷3，清钞本。文元发亦称明代的讲学名士，“无东京诸君子风节，而立帜树党，阴辟阳阖。”“入其党者，谓之我辈，有奸如山弗问；非其类者，锄而去之，不胜不已。”*文元发：《学圃斋随笔》下册，第592页。可谓一语道破。

(四)帖括名士

所谓帖括名士，就是八股文的名家，故又被称为“时文名士”。*按：此称见于陈确之论，参见《陈确集·文集》卷1《复来成夫书》，第90页。此类名士大抵由以下两类人构成：一类不但擅长八股文的撰写，而且因自己在科名上的高中而名闻天下。另一类则是八股文的选家，如小说《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八股选家，尽管没有很高的科名，但必须具有生员的身份，有些甚至补廪数十年，在提学道考试中多次获得“案首”，所以还是有一些“虚名”。他们通常会被一些书坊聘去，替书坊评选八股文选本，选成后可以在选本上“站封面”，以扩大自己的名声。*关于帖括名士，小说《儒林外史》通过“马二先生”这一人物形象已经作了很好的揭示。参见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3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37页。

属于后者的帖括名士，可举漏仲容、王光承两人为例加以说明。史载漏仲容曾在北京与沈虎臣、韩求仲辈结成“噱社”，且其论作八股文之法，亦是别具一格。*张岱：《陶庵梦忆》卷6《噱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又王光承与其弟王光烈，均明敏好学，冠绝一时。崇祯二年(1629年)，王光承接受书贾邀请，从事八股文的选编，所选《庚辰房稿乐胥》，“鸡林为之纸贵”，深得海内八股之士的仰慕，“以为揣摩风气之约”。当时吴下选家最盛，自王光承的选本一出，诸家“为之削色”。其后，王光承因陈子龙、夏允彝两人曲求致之，才加入几社，“一时声名之重，未有如公者也”，显又成为一个文社名士。*叶梦珠：《阅世编》卷4《名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五)释中名士

“释中名士”一称，出自明末清初人董巽子之口。他曾与李邺嗣谈论宁波天童寺僧明介禅师，直称其为“释中名士”。从中可知，所谓的释中名士，一则自己能作诗，属于诗僧之流，让文士觉得“风流可亲”；二则对诗文创作确乎独具卓识别见，让文士信服；三则与一时名士交游，参与名士的盛集。*李邺嗣：《杲堂文钞》卷6《天童寺西堂明介禅师墖铭》，《四明丛书》第3册，第1640—1641页。

释中名士的出现，无疑与晚明“僧务外学”的风气桴鼓相应。僧人的本分是念经、礼佛。然在晚明，僧人不再安分守己，而是争相去做“诗僧”。根据名僧袾宏的揭示，当时的僧人，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与老庄之学外，还“学诗、学文、学字、学尺牍”。*袾宏：《竹窗三笔·僧务外学》，第151—152页。这尽管是“法门之衰相”，但确实证明了在晚明的僧人群体中，存在着一股追逐名士之风。如汪道昆《长歌送无学归摄山》诗有云：“近者袈裟袭缙绅，翻从点画斗心神。江东竞学祝希哲，白下争传徐子仁。”*汪道昆：《太函集》卷108，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80页。僧人习学书法，顿成一时风气。又按照曹学佺的说法，明代南京寺庙中的僧人，“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为寻常”，*曹学佺：《曹能始先生小品》卷2《鹫峰寺前修路疏》，《曹学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事外而忘内”，亦是视为平常。换言之，晚明的高座伎俩，其实就是习染“时士习气，题笺写扇，狼藉人间”。*陈确：《陈确集·文集》卷1《与老友董冬隐书》，第86页。

(六)闺中名士

闺中名士的出现，是妇女名士化倾向的典型征候，堪称明代妇女史的一大转向。闺中女子逐名，显与当时出现的“女山人”颇有关系。所谓女山人，在明代又被称为“粉黛山人”，*钱谦益：《牧斋外集》卷4《新安范劬淑诗草序》，《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70页。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诸如擅长绘画，兼通书法，而且粗知诗歌一类的韵事。在具备了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后，再与那些士人相交，就可以成为一个女山人了。*谭元春：《谭元春集》卷29《女山人说》；卷4《江夏女客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9—790、135—136页。

明代闺中名士，史不乏例，在此仅举两人，一为文俶，一为徐媛。文俶是赵宧光的夫人，又是文徵明的曾孙女。史称其人性格明慧，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文蜨，信笔渲染，都能摹写性情。绘图千种，名为《寒山草木昆虫状》，远近购者填塞，“贵姬淑女，争相师事”。*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7《列女》，第963、962页。徐媛，字小淑，为范长白的夫人。与寒山陆卿子诗歌唱和，“吴中士大夫艳称之”。*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7《列女》，第963、962页。

三、名士风度及其生活

所谓名士风度，既指名士的外在仪表，诸如举手投足、言谈吐词、穿衣打扮；更指名士内在的精神人格，甚至还包括名士的生活模式。无论是举手投足、言谈吐词，还是穿衣打扮，名士无不标新立异，随之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名士风度，也即所谓的“名士习气”。明代的名士风度，大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言谈上，崇尚清谈，喜好雅谑。行为上，狂简、任诞，对晋人风度多加推崇，以及故意自标其异的“标致”“矫情”。性格上，多有癖性，如好佛书、红裙，薄宦情。生活上，更是日趋随意化及精致化：喜著高士衣、时尚衣，戴古冠；喜品茗、喝酒，吃方物；喜山居或园林，案头多有“清供”；喜出游，好交往。

(一)名士言谈：雅谑清谈

在明朝人眼里，谈谐已被视为一种“名士风流”之举。明人屠隆云：“善谑浪，好诙谐，吐语伤于过绮，取快佐驭，亦无大害。”*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上，《清言小品菁华》，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即使是“帖括名士”，亦大多为人滑稽，出语尖巧，并非只会说格言，而是喜说谐语，甚至结成了“噱社”一类的幽默团体。*张岱：《陶庵梦忆》卷6《噱社》，第58页。

名士言谈，最擅雅谑，并与刻板的道学先生迥然有异。冯梦祯与贺燦然，堪称两者的典型。史载冯梦祯与贺燦然相聚，冯氏善于戏谑，贺氏为人矜庄自律。冯氏故意用谑语戏弄贺氏，贺氏大怒。愈怒，冯氏愈加戏谑。贺氏且怒且骂，乃至拂衣而去。冯氏只是一味笑谑，而后致书贺氏，道：“果不出吾计中也。”贺氏无可奈何，亦只得一笑如初。*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善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梁维枢：《玉剑尊闻》卷9《简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1页。就两人内心而言，或许都是如“青天白日”，然在风度上则相差甚远：作为名士的冯梦祯，可以游戏三昧；而贺燦然则纯属道学之士，只是守定刻板庄重。

在明代的名士群体中，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一种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而在这种清雅生活的构成中，谈谐固然是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有俗化的倾向，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精神风貌，时常聚在一起，有一些“清谈”的生活场景。一般的论者均认为，晚明的清谈之风，与晋、宋之际的清谈有密切的关系。在明代，直到嘉靖、隆庆之间，《世说新语》一书，尚未在学者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读书人都不知有《世说新语》。自王世贞《世说补》出，学术界才开始重视《世说》一书。其后，学风骤然一变，学者旁求百家杂撰，尤沉酣于《世说》以为奇。正如薛冈所言：“《世说》片语只词，讽之有味，但可资口谭。近日修词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余以饬文，而文斯小矣。”*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1，《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可见，习《世说》，尚“清言”，在晚明名士群体中已风行一时。

(二)名士举止：狂简标致

就行为举止而言，在明代名士群体中，专有一种“名士习气”。何谓名士习气？清人陈康祺曾举一例加以说明。他所举之人是清初吴江人吴兆骞，其曾与二三朋好，同出县东门，意气岸然，不屑中路。忽然对汪琬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陈康祺：《朗潜纪闻》卷16《吴兆骞有名士习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8页。这是典型的名士习气。明代名士习气，细加概括，大致可以厘定为以下四种：

一曰为人狂简任诞。明代名士行为狂简任诞，史不乏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有桑悦、张灵、唐寅等人。桑悦一向凭借自己的才能，好为“大言”，不时铨次古人，并以孟轲自况。有人问他当时天下文章的座次，他就自认第一，其次祝允明，罗玘则为第三。他时常对人说：“圣人之道，自文武而传之孔子，孔子而传之我。”自认直接孔子衣钵。当桑悦调任柳州通判时，不愿赴任，自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曹臣：《舌华录·狂语第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大言之下，甚至不把柳宗元放在眼里。张灵、唐寅也都是当时吴中的狂人。史称张灵嗜酒傲物，有人前来拜访，张灵正好坐在豆棚下面，举杯自酬，目不少顾。此人含怒而去，并到唐寅面前诉苦。唐寅笑道：“汝讥我！”*曹臣：《舌华录·冷语第六》，第113—114页。细绎唐寅此话之意，其实就是认同张灵的行为。

自嘉靖以后，杨慎、康海、张献翼诸人，同样堪称名士狂诞的典型。杨慎在泸州时，经常饮酒而醉。醉后，用胡粉敷面，头发梳成双丫髻，插花，让门生抬着，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异”。*梁维枢：《玉剑尊闻》卷8《任诞》，第588—589页。康海一向为人豪爽，有一杨姓之人，慕名前来。康海留他饮酒。饮酒之间，杂伎并作，康海自挟琵琶度曲。杨氏大喜，误以为康海度曲为自己侑酒，道：“见家兄，当以为谈。”康却颇不给面子，直言道：“吾自取乐耳，何预卿事？”*姚旅：《露书》卷11《人篇上》，第268、267页。至于张献翼，明代史料中有关他行为怪诞的记载甚多，如张肖甫开府吴中，临行之时，折简招张献翼野服会于枫桥。张献翼却说：“礼有往拜，无召见。”竟不赴。*姚旅：《露书》卷11《人篇上》，第268、267页。狂傲之态，跃然纸上。

二曰为人标致。所谓标致，一则为人好奇，胸怀洞达，世间尘埃沤泊之虑，一切不入，只是焚香扫地，辨识书画古奇器物。陆符、万泰就是这样的标致之人。凡是遇到“世间嵬琐解果之士”，陆符“直叱之若狗”。万泰为人稍为和易，但面对俗态之人，一揖以外，绝不交谈。尽管他们“葛袍布被”，但“邮筒束帛，皆修饰合度”。即使小小的签题，亦极为讲究。*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万悔庵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97页。二则标致又是故意自标其异。如邹公履，放诞自喜，诗与字皆奇妙。他曾自制“纸衣冠”，“以标其异”。*李寄：《天香阁随笔》卷1，陶社校刊本。那么，如何标新立异？黄虞龙在给邹公履的书信中，已经一语道出，大抵说明黄虞龙与邹公履也是臭味相投。根据黄虞龙的描述，就是在歌舞正浓，丝肉迭奏，鼎沸满堂的热闹场景下，却又时时朗诵“不是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之句，而且还请“善筑者”“悲歌易水”，这种怪异的想法乃至行径，应该说与歌舞热闹的气氛颇不相应，难免会引起“宾朋不悦”“伎伶失色”，但在黄虞龙自己看来，却正好“忽觉自会”。*黄虞龙：《与邹公履》，《尺牍新钞》卷7，第236页。这是一种标异之举，也是通过自己行为的怪诞而引起他人的瞩目，从而提高自己的声名。

三曰为人矫情。就其本质而言，明代名士继承晋人风度，当然也是对晋人率真的承袭。令人吊诡的是，明代名士除了有率真之品外，与率真相对的矫情却也在他们的崇尚之列。明代名士之矫情，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安三袁中的袁宗道，从儒、佛、道三家的角度，进而断言英雄必然“矫情”。如晋人谢安石围棋赌墅一事，度量之大，固然令人钦佩，然不免会让人有矫情之訾。然袁宗道认为，安石的妙处，“正在矫情”。若是出于自然，就非名士本色。在袁氏看来，佛氏倡导“无生法忍”，所谓的“忍之”，就是“矫之”。儒家之学，则是“贫者必忧，矫以乐；富者必僭，矫以礼。”而老氏之学，更是“人易自高，矫之以下；人亦为雄，矫之以雌。”*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20《论谢安矫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292页。

四曰为人达生。由于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明代名士大多秉持达生之念。当然，名士达生，其实也是为了标新立异。如徐昌榖建造一座别墅，前后“塚累累”。有人劝他道：“目中每见此，定不乐。”不料，徐昌榖却道：“不然。见此，正使人不敢不乐。”*梁维枢：《玉剑尊闻》卷8《任诞》，第596页。此论堪称名士达生的典型例证。

(三)名士癖性：刻意求异

明代名士多有自己的癖性，且多为奇癖，藉此立异，求别于人。如名士张献翼，颇有奇僻。史称他每当遇到俗客，就戴上假面具与人应酬；客人中有人出鄙俗之谈，他就击打钟鼓，声称藉此“洗耳”。每次外出，他还戴上红色头巾，“令老婢荷锸”。*姚旅：《露书》卷11《人篇上》，第269页。更有甚者，有些名士的癖好简直可以称为鬼迷心窍，祁止祥就是典型一例。据张岱的记载，祁止祥的癖好甚多，分别有“书画癖”“蹴踘癖”“鼓钹癖”“鬼戏癖”“梨园癖”。尤其是对梨园的癖好，更是“以娈童崽子为性命”，甚至为了一个唱曲之人阿宝，可以“去妻子如脱屣”，*张岱：《陶庵梦忆》卷4《祁止祥癖》，第39页。确乎达到了鬼迷心窍的境界。

明代名士癖好之大者，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为薄宦情。以山林名士为大宗，即使出仕，亦大多薄于宦情，以自示高标。当然，他们薄于宦情的原因，还是因为宦海多风波，由着他们的性格，很难在宦海中浮沉。正如袁宗道在诗中所言：“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古诗类·过黄河》，第1页。宦海中的风涛，胜过黄河的浪涛。这些名士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大多感到一种内心的痛苦。袁宗道《咏怀效白》诗云：“人各有一适，汝性何独偏？爱闲亦爱官，讳讥亦讳钱。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古诗类·咏怀效白》，第5—6页。最适合名士的生活则无非是处于仕与隐之间，用仕的俸禄以及相关的好处，以维持诗酒风雅的生活，并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一种高士的姿态。所以，袁宗道真正所希望过的日子，不是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不是白居易那种整天为民而忧的生活，而是处于陶、白之间半仕半隐的生活。*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古诗类·咏怀》，第7页。

二为好佛书。明末清初人陆衡曾有一则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矜重名士之风。这则记载引用了邱峻如的一段戏语，认为做一个名士并不难，只要醵集数两银子，参与到“礼忏会”“赌博场”中，逐队成群，往来笑语，就可以博取名士的名头。*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所言虽属谑语，却切中世情，就是名士好佛之风，时常出入于礼忏会中。这就是名士的说佛谈玄之风，袁宗道诗中“清夜焚香礼法王，临风挥麈谈玄理”之句，*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古诗类·送吴尚之太史谒告归桐城》，第2页。可谓当时实录。

三为好红裙。明代名士，必有红裙为伴。尽管《大明律》有官吏挟妓饮酒的禁条，然宣德年间，“三杨”已有挟妓饮酒之举，且与侍妓饮酒、赋诗、行令。*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82《杨士奇》，明万历刻本。明末崇祯年间，复社人士在南京曾有“国门广业社”之举，社内人士，“无日不相征逐”。尤其是侯方域，素性不耐寂寞。即使他的父亲当时正在狱中，但每次侑酒，还是“必以红裙”。*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62页。

在名士好红裙的癖性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妓鞋饮酒，亦称吃“鞋杯”。此风首创于元末明初文人杨维祯。维祯其文，被正统者目为“文妖”。尤其是用鞋杯饮酒一事，在正统人士看来，更是猥亵淫秽，堪称不韵之极。奇怪的是，此类行径，却多见诸赋咏，甚至传为一时佳话。更有甚者，后来一些狂诞少年，更是竞相效仿，将此行径视为“名士风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5《酒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9—820页；褚人穫：《坚瓠六集》卷2《鞋杯词》，《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第220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金莲杯》，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9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妓鞋饮酒》，中册，第600页；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6《诗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1页。

(四)名士生活：风流蕴藉

明代名士生活，尽管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但无论是穿衣打扮、饮食嗜好，还是居住生活与出行，无不体现出风流蕴藉的特色。仔细考察明代名士的生活，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是服饰之好奇。从本质上说，身穿高士衣，理应符合名士的身份特征。然揆诸明代名士的服饰，呈现出两大倾向：一为服饰之复古。譬如汪道昆自言“学杂服，独喜著古冠”。他写了一篇《八冠记》，专门记录了自己所曾经戴过的八种古冠。*汪道昆：《太函集》卷76《八冠记》，第1570页。还有史鉴，也是“好着古衣冠，曳履挥麈，望者以为仙”。*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8《高人》，第677—678页。二为服饰之好奇，通过刻意求异的服饰，藉此流播自己的声名。如有“奇士”之称的张献翼，衣冠大多亲自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次外出，“儿童聚观以为乐”。还有刘凤，号称文苑耆宿，属于一位“老名士”，也是身穿大红深衣，衣上“遍绣群鹤及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士人·张幼予》，中册，第582页。

二是饮食之讲究。名士饮食，颇为精致。袁宗道诗句所云，“锡泉酒美海螯肥，玉琖金盘列绣帏”，*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古诗类·顾仲方画山水歌》，第4页。就已经道出了名士饮食的讲究。无论是品茗，还是饮酒，名士无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各地名茶、名酒加以品评。明人施绍莘有诗云：“但能痛饮便名士，解得惜花真丈夫。”*施绍莘：《瑶台片玉甲种补录》，收入虫天子编、董乃斌等校点：《中国香艳全书》17集卷2，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4册，第2068页。可见，饮酒更是成为名士风度的表征。明代的名士也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饮酒，而不喜被人劝酒，甚至是强迫而饮。如汪道昆曾说善饮之人，必须“自爱其量”。所以，每当看见人初即席，便猛饮大吸，他深感可笑。*梁维枢：《玉剑尊闻》卷8《任诞》，第583、584页。名士追求精致饮食的极致，就是“清馋”之风的形成，尤其讲究吃各地的“方物”，“近则月致之，日致之”，甚至“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张岱：《陶庵梦忆》卷4《方物》，第38页。更有甚者，名士尚聚集同道，追求口腹之欲，结成像“蟹会”一类的饮食团体。*张岱：《陶庵梦忆》卷8《蟹会》，第75页。

三是居住之清雅。名士之住，必有别业，一如袁宗道诗云：“君家别业冠江南，枕上青山滴翠岚。密竹繁花迷乌迳，交疏叠榥到鱼潭。”*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古诗类·顾仲方画山水歌》，第4页。明代园林的发达，乃至士人对山居的追求，无不与名士风气大有关系。有了园林、别业、山居，明代名士还通过各色花卉布置，以美化自己的居室生活。如金乳生，颇喜莳种草花。他濒河建小轩三间，室内以花卉加以点缀，春有罂粟、虞美人，夏有洛阳花、牡丹，秋有菊花、秋海棠，冬有水仙、长春，一年四季，花芳不尽。*张岱：《陶庵梦忆》卷1《金乳生草花》，第3页。此外，名士尚追求案头的“清供”，以示生活之清雅，且有别于世俗。在各色清供中，书籍当然也可以作为清供之物，但并非所有的书籍均可以作为案头清供，一般比较常用的清供之书有《阿弥陀经》《楞严经》《黄庭经》《道德经》《南华经》《离骚》《太玄》《陶渊明集》《白乐天集》《苏东坡集》《王世贞集》《藏书》《焚书》、唐诗、传奇。*乐纯：《雪庵清史》卷2《清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6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6—426页。

四是出行之好游。明人好游，且成一时风气，尤以名士为甚。如郑善夫，好游名山，“峻涉冥搜，都忘内顾”。*梁维枢：《玉剑尊闻》卷8《任诞》，第583、584页。好游之风所及，更使明代出现了职业的“游客”群体，尤以山人名士为主体。职业游客的出现，显与当时士人喜欢交游的习气有关。为了顺应好游之风，其中一些有钱的文人，就构建颇具思致文理的园亭，用来接待名公巨卿与名士清客。无锡城外五里铭山的“愚公谷”，堪称典型的例子。史称此处园亭的主人“愚公先生”，虽是文人，却交游遍布天下，无论是名公巨卿，还是名士清客，只要来到愚公谷，他就加以挽留，以歌儿舞女、绮席华筵、诗文字画加以款待，饯别之时，尚赠以下程，用钱如水，让游客有宾至如归之感。天下之人，无不艳称。*张岱：《陶庵梦忆》卷7《愚公谷》，第68页。

余论：名实、名利之辨

通过对明代名士及其风度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名士风度的总体特点。然就明代名士而言，尚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再作申述：一是就精神史的源头而言，明代名士固然继承了魏晋、宋代的名士之风，却又别具面孔，堪称魏晋、宋代名士的综合体；二是名士好名、骛名，那么在盛名之下，是否名副其实，则又关乎名实、名利之辨；三是明清易代之后，名士无不匿迹伏处，名士之风顿时衰息。

毫无疑问，在人格崇尚上，明代名士更多的还是欣赏晋人之“清谈”，而不是宋人之“道学”。晋人清谈，着眼点在于一个“放”字；宋人“道学”，落脚点则在一个“迂”字。相较而论，“放差能乐，迂徒自苦”。*刘裕：《身世十二戒》，余治：《得一录》卷16，收入《官箴书集成》第8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711、708页。这就牵涉到对晋人风度的认识问题。何谓晋人风度？简言之，就是风流蕴藉。细说之，则可析为下面三点：一是观念上之达生意识，对生死看得很透；二是行为举止上之洒脱气味；三是言语清谈，有韵致，方可称为有“晋人风味”。明代名士处处仿效晋人做派，甚或以“阮屐嵇琴”为榜样，*梁维枢：《玉剑尊闻》卷8《任诞》，第590页。甚至尤喜谈论刘伶、王子猷故事，不时加以模仿。*李乐：《见闻杂记》卷9，第735—736页。

当然，明代名士亦非一概排斥宋人，如宋代名士苏轼显然已成其所标榜的偶像。对于苏轼其人，后人亦有两种截然相左的评价：称之者誉其“嬉戏笑骂，皆成文章”；而贬之者则认为其一生受祸，正是在于“轻薄”二字。*刘裕：《身世十二戒》，余治：《得一录》卷16，收入《官箴书集成》第8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711、708页。正是被人看贬的“轻薄”二字，却成为明代名士趋之若鹜的行为榜样。如明人张凤翼云：“近来士夫谢病，多挈一僧出游，以表见其高。人见之，便谓是苏长公、佛印作用。”*张凤翼：《处实堂集》卷6《谈辂续》，明万历刻本。如此种种，都能找到东坡的影子。

尽管明代名士处处模仿晋人的风流蕴藉，但与晋人相较，区别亦相当明显：其一，晋人所凭是超然迈往之姿，中有独到，意之所适，率尔神会，而并非限于态度之间。而明代名士仿效晋人，或仅流于皮毛态度，在书室案头放置一部《世说新语》，几砚楚楚，咳唾作态，两袂间时出香气，就以此为风流，*魏学洢：《茅簷集》卷5《顾孔昭耦花居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结果反成风流之厄。其二，明代名士所学晋人，不过学其空谈无所事事一节而已。然就节操而言，晋人自是洁净，而明代则流于污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晋人犹有“东汉流风”，明代名士则多仍“胡元遗俗”。*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8《愿学记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64页。时代不同，不论如何模仿，名士风流自然不免产生异变。将“晋人风流”与“宋人道学”合一之论的出现，*吴从先：《小窗自纪》，《清言小品菁华》，第307页。无疑就是为了纠正明代名士风流之偏。然明代名士对宋人精神的继承，并非道学一脉，而是东坡一类名士的“轻薄”。由此可见，明代名士实为魏晋、宋代名士的综合体，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自我意识张扬的时代风气，另一方面又与时代相合，进而导致名实两分。

这就牵涉到名实之辨。仔细梳理思想史的源流，儒家重名，且三代以下，惟恐人不好名，亦已成为儒家学者的共识。然此类实为中材以下之人说法，若是读书明理的君子，显然应该在好名之上有所进步，做到名实相副。关于“好名”问题，在明代的知识阶层中曾经引发过广泛的讨论。观点大抵歧为下面两派：一派认为，“好名之心不可无”。他们的立论依据，就是“人所畏惟名，不好名，则不畏、不义、不耻、不仁”。*此论转见于张邦奇所引，参见《养心亭集》卷8《主心辨》，《四明丛书》第26册，第16584页。换言之，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另一派则反对士人好名，如张邦奇则从“主心”的角度，对“矫强以徇名”之徒作了重新的剖析，认为此类人，看似胜过“肆行而无忌”之人，然其心“在名”，在“好名”的外衣下，最终必归于“徇其利心”。换言之，“好名之于好利，固不相远。”*张邦奇：《养心亭集》卷8《主心辨》，《四明丛书》第26册，第16584页。高拱认为，在天下之人莫不好名的大势下，大名之下，实有诚伪之分：一为“有其实而名自随之”，一为“无其实而冒虚名”。选用官员，不能徒徇其名，而应“责其实”。*高拱：《掌铨题稿》卷18《覆吏科给事中吴文佳条陈疏》，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明清易代之后，那些从明末过来的士人，难免会对名实乃至名利问题做出一些适当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亦歧为以下两派：一派深刻揭示“好名”乃至名士之风的危害。如唐甄认为，若是举世慕名，其结果则会导致天下“无非窃名之人，无非败德之人”，甚或“世无真学”“天下愈乱”。*唐甄：《潜书》上篇下《去名》，第58页。另一派则对“好名”之风多有宽恕平实之论。如汪琬在文集中也著有《名论》一篇，持论显然较为平实。他认为，士大夫“好名”，终究胜过“好富贵”。沽名之人，尽管有“矫激”“诈伪”之病，然“名者，实之所从出也”。士大夫好“廉洁之名”，则必“不敢贪污矣”；好“退让之名”，则必“不敢忿争矣”；好“犯颜死节之名”，则必“不敢腼面以媮生矣”。*汪琬：《钝翁前后稿》卷37《文稿》37《论·名论》，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4—755页。

正如公安派文人袁中道所言，名士犹如“凤麟芝菌”，甚至可以成为世道祥瑞的表征。若世无名士，则国家之气运，亦觉暗然而无色。换言之，有一时，即有一时之名士“以为眼目”，*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南北游诗序》，第32—33页。名士关乎国家气运的盛衰。当晚明之时，山人名士纷然杂出，可谓国运强盛的点缀；入清之后，世道纷乱，山人名士面对横逆之世，其境遇实可堪忧。*方孝标：《钝斋文选》卷1《冒辟疆诗文二刻序》，石钟扬等校点：《方孝标文集》，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194页。在明代兴盛一时的名士风尚，顿时衰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研究”(15AZS006)和西南大学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及社会变迁研究”(SWU1709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