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婷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人的谦称随着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是由“贫道”转为“贫僧”；二是面对君王时，称臣现象出现并逐渐普及。学者多将前者作为佛学常识加以叙述，*如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中“贫道”一条，后人亦多沿用此条叙述。又如台湾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主编的《禅林象器笺》(佛光出版社1994年版)中“贫道”条，对僧人自称贫道现象作了简要梳理。但少有探讨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涵义。后者涉及到古时“沙门是否应该敬王者”的问题，亦是今人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关注点，但几乎无人从僧人在面对帝王时谦称的变化角度来考量。笔者不揣谫陋，希望在梳理僧人谦称变化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其背后的文化涵义加以分析。

“贫道”，今天几乎是道教人士用于自谦的专属称谓，殊不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被广泛用作僧人的谦称。所谓“贫”，“一者财贫，二者功德法贫。”*(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98，《大藏经》第 25 册，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741页。曾有禅师以“贫僧”为题诗云：“四壁寥寥只自知，穷无穷处始为奇。甑中愧乏聚蝇糁，囊底久空系曦丝。拾翠充枵遭两逐，裁云补衲被风吹。分明说向人难信，举世贫来更有谁。”*(清)智朴、方拱干等编：《百愚斯禅师蔓堂集》卷3，《嘉兴藏》第36册，台湾新文丰公司1987年版，第722页。描写的就是“贫”的第一层含义。僧人谦称“贫”，更多的是取第二层含义，即自认所做功德及所修佛法尚有所欠缺之意，正所谓“身贫未是贫，道贫无剩物”。*(明)净痴等录：《象田即念禅师语录》卷4，《嘉兴藏》第27册，第177页。僧人谦称中对于“贫”字的使用，至今并无变化，其含义也不出以上两种。但“贫道”一词用于僧人谦称的变化却较为显著，在佛教发展过程中，它逐渐被其他词语替代，从而折射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称“贫道”到称“贫僧”:走进中土

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贫道”一词被长期广泛运用于僧人谦称。直到唐宋之际，特别是禅宗出现并壮大以后，“贫僧”一词才逐步取代“贫道”成为僧人的谦称。

宋代学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说“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北宋)叶梦得撰，田松青、徐时仪校点：《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2012年版，第155页。当时，僧人谦称“贫道”这一现象，于佛教典籍及教外史料中均属常见，也被前人注意到了。

《晋书》记录王湛之重孙王坦之与一位僧人讨论幽明报应事时，该僧人曾说“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耳。”*《晋书》卷75《王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9页。《世说新语·言语》第四十八条里有人认为和尚不该与达官显贵交游，质问竺法深“道人何以游朱门？”竺法深回答说：“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⑦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68页。第六十三条记东晋高僧支道林有养马习惯，他人认为和尚养马不雅，支道林以“贫道重其神骏”回应。*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68页。南朝梁《高僧传》序录中也有“贫道少乏怀书抱筴自课之勤，长慕铅墨涂青扬善之美”*(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序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53页。的语句。

事实上僧人以“贫道”谦称并不止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直至北宋年间，该用法仍属常见。唐代僧人慧立、彦悰所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玄奘法师面对他人劝阻他不要西行时说：“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⑩(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9页。遇高昌国王挽留时回应：“王之厚意，岂贫道寡德所当。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9页。唐代文人李翱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上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唐)李翱：《断僧通状》，《全唐诗》卷87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891页。诗名为《断僧通状》，既然命名为“通状”，可见僧人谦称“贫道”仍是当时普遍现象。如今传世的三大高僧传记著作，记录的僧人涵盖从佛教东传至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并无一处出现僧人谦称“贫僧”，相反，谦称“贫道”的现象非常频繁，具体统计《高僧传》38次，《续高僧传》38次，《宋高僧传》22次。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释道诚编成《释氏要览》，分27篇来讲解佛教名物典章，其中“称谓”篇专列“贫道”条目，*(北宋)释道诚撰、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卷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4页。但无“贫僧”条。可见至少在北宋以前，僧人惯用谦称为“贫道”而非“贫僧”。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际，“贫僧”一词已经零星出现。“贫僧”于藏经系统中首次出现于唐代道宣所编《广弘明集》，其间记录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时，针对卫元嵩向皇帝进言废佛法一事，王明广冒死上书谏言，有“令无行富僧从课有理，有德贫僧夺寺无辜”*(北周)王明广：《周祖天元立对卫元嵩上事》，(唐)道宣：《广弘明集》卷10 ，《大藏经》第52册，第158页。之句。可见，“贫僧”一词最先出现的时候，仅是为了与前文中的“富僧”在形式上对仗，主要指经济地位上的“贫”，用法也并非僧人谦称。另，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首诗中也有“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唐)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全唐诗》卷454，第5141页。的句子，根据全诗上下文不难看出，此处“贫僧”一词亦不取僧人谦称之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僧景霄著《四分律钞简正记》有“施四方贫僧衣药”*(吴越)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10，《卍续藏经》第68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07页。之句，“贫僧”亦非僧人谦称。

“贫僧”一词真正用于僧人谦称，较早出现在后晋时所编的《旧唐书》中。唐甘露之变(835年)失败，策划此次事变的宰相李训逃奔终南山宗密处，当宗密因欲藏匿李训而被问罪时，《旧唐书》记载：“宗密怡然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旧唐书》卷169《李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98页。同样事件，释赞宁《宋高僧传》中的记载却为：“密怡然曰‘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北宋)释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6，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显见二书记述内容为同一个史料来源。

因《旧唐书》所记此事发生在唐甘露之变时，但《旧唐书》的编纂发生于五代之后晋时期，所以我们有必要明晰此处“贫僧”一词的使用究竟是出自宗密之口，还是出自《旧唐书》编纂者。此事件中涉及到的唐代僧人宗密一生著述较多，且不乏自序，如在《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的自序中曾说：“了义匿于龙藏，宗密髫专鲁诰，冠讨竺坟，俱溺筌罤，唯味糠粕。幸于涪上，针芥相投，禅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唐)宗密：《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序》，《大藏经》第39册，第524页。《禅源诸诠集都序》：“原夫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各相符契。今讲者偏彰渐义，禅者偏播顿宗。禅讲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脱欲解他缚。”*(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大藏经》第48册，第399页。《佛说盂兰盆经疏》卷首中写道：“宗密罪衅早年丧亲，每履雪霜之悲，永怀风树之恨……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修崇，已历多载。”*(唐)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大藏经》第39册，第505、506页。该疏中宗密同时写道“佛教初传此方，呼僧为道士”，*(唐)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大藏经》第39册，第505、506页。此句因带有回忆总结前代的语气，故其时称僧人为“道士”之风应已弱化。综合三处宗密自述，可推知其常自称法名，并无谦称“贫道”或“贫僧”的习惯，故《旧唐书》中其谦称“贫僧”及《宋高僧传》中其谦称“贫道”，都应是后世编书者的加工。

《旧唐书》中虽出现僧人谦称“贫僧”的记载，但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撰成的《宋高僧传》中复用“贫道”，且全书并无使用“贫僧”一词的现象，加之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释道诚编辑的《释氏要览》中专列“贫道”条目而无“贫僧”，可知此时“贫僧”一词用于僧人谦称已经出现，但并不普遍，至少仍处于未定型的阶段。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例子窥见这种转变：历代不同史料中都曾记载过关于持诵《金刚经》灵验的信息：说唐代有一位名叫灵幽的僧人，因持诵《金刚经》，在死后被准许重新还阳。《宋高僧传》中对于该信息的记载是“释灵幽，不知何许人也。僻静淳直，诵习惟勤。偶疾暴终，杳归冥府，引之见王，问修何业。答曰‘贫道素持《金刚般若》，已有年矣。’”*(北宋)释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第637页。其后某人*《金刚经感应传》收录在《卍续藏经》，然此书著述年代及作者均不详，笔者从其内容推测仅能确定成书于南宋淳熙年后，具体年份暂不可考。辑录的《金刚经感应传》中同样记载了该信息，具体描述为“释灵幽，长庆二年暴亡，经七日，体质微暖，而未殡之。自见二使，引见阎摩天子，勅问幽‘在世习何行业？’幽对曰‘贫僧一生常持《金刚般若经》。’”*《金刚经感应传》，《卍续藏经》第149册，第152页。同样都是记录灵幽的持诵《金刚经》，不同年代史料在记载自称这一问题上呈现的细微差别，反映出僧人谦称从“贫道”转为“贫僧”的过程。

明万历年间禅门高僧圆澄和尚因慨叹当时禅林规矩渐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撰《慨古录》希冀重振宗风。其中谈及历代度僧程序时，圆澄感慨“先代之度僧，必由考试，中式者与之给牒披剃。今时度僧，立例上银，既称贫僧。”*(明)圆澄：《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第729页。字里行间可感知当时僧人称“贫僧”已是普遍现象。

从北宋天禧年间到明万历年间，这期间的转捩点究竟在哪里？“贫僧”一词真正被僧人普遍用于谦称，表示自己佛教修为还有所欠缺，大量出现于禅宗各高僧的语录中，尤其在南宋时期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南宋)沈孟柈：《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卍续藏经》第121册。开始频繁出现。它以高僧语录的文献定位被收入续藏经系统，作为记录济颠禅师(即世人熟知的“济公”)相关信息较早的一部史料，其真实性及其作为南宋话本的实质近年来已被相关学者证实。*许红霞：《道济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有关问题考辨》，《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朱刚：《宋话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考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12期。该语录中多处可见和尚自称“贫僧”，却再不见“贫道”二字。

二、称“贫道”到称“臣”：走近庙堂

僧人的谦称除了由“贫道”转变为“贫僧”，在面对一些特殊群体时，“贫道”这一称呼同时转变为“臣”，而这一特殊群体，就是各朝统治者。

汉魏两晋时期，僧人在王者面前多谦称“贫道”，如法旷上书给晋简文帝时即自称“贫道”，*(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晋於潜青山法旷》，第205页。前秦释道安向苻坚进谏时谦称亦为“贫道”，*(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2页。后秦鸠摩罗什在建议姚兴招纳佛陀耶舍时曾说“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下诏征之。”*(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晋长安佛陀耶舍》，第66页。后赵佛图澄遣人与石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第355页。当僧人以“贫道”面对王者时，表面是一种自谦，实则却显示着一种疏离，同世俗的疏离。

南朝齐时，法献、玄畅二位高僧在与齐武帝对论中自称法名，但中兴寺僧人钟在面对齐武帝自称“贫道”，让齐武帝很不舒服。武帝当时就询问王俭前朝僧人在帝王面前是否都如此自称“贫道”。王俭回答说：“汉魏佛法未兴，不见纪传。自伪国稍盛，皆称‘贫道’，亦闻预坐，及晋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皆欲使沙门尽礼，朝议纷纭，事皆休寝。宋之中朝，亦令致礼，寻且不行。自尔迄今，多预坐而称‘贫道’。”*(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齐上定林寺释法献》，第489页。从王俭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自佛教传入至南朝齐时，僧人面对帝王时多自称“贫道”，武帝当时的反应是“畅、献二僧道业如此，尚自称名，况复余者！令揖拜则太甚，称名亦无嫌。”*(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齐上定林寺释法献》，第489页。齐武帝一句“令揖拜则太甚，称名亦无嫌”，使得当时僧人见帝王虽不必跪拜，却必须自称法名，不得称“贫道”了。

北宋时期学者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曾经总结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北宋)叶梦得撰，田松青、徐时仪校点：《避暑录话》，第155页。细考之，隋代大兴善寺僧人法经等人奉敕编纂《众经目录》完成后，在向帝王进《众经目录》时还未称臣，只说“大兴善寺翻经众沙门法经等”，*(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卷7，《大藏经》第 55 册，第148页。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在向帝王进《禅林妙记》时，也只称“僧等”二字,其序中说“僧等荷镕施之恩，缄绍隆之泽”。*(唐)玄则等：《禅林妙记后集序》，(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0，《大藏经》第 52 册，第246页。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不论是在给皇帝上书进表时，亦或是当面拜谒时，都只称“玄奘”或“沙门玄奘”。*(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10。唐高宗时，很多人议论沙门是否应拜俗，郑钦泰在其《议沙门不应拜俗状》中写道：“不孝莫过于绝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于不臣，何不令称臣妾。以袈裟为朝服，称贫道而趋拜，仪范两失，名称兼乖。”*(唐)郑钦泰：《议沙门不应拜俗状》，《全唐文》卷205，第2070页。可见此时僧人多称名，并未向帝王称臣。

时至北宋释赞宁撰写《大宋僧史略》，文献记载：“肃宗上元元年三月八日，降御札，遣中使刘楚江请曹溪六祖所传衣钵入内，并诏弟子令韬。韬表辞年老，遣弟子明象上表称臣。见于史传，自此始也。”*(北宋)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3，《大藏经》第54册，第251页。若此文真实，则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元)始见僧人上表称臣。*文中所谓“上表称臣”之表的具体内容未见，于其他史料中也未寻到，存疑。赞宁奉敕编撰《宋高僧传》时，序言以“臣闻”开篇，以“时端拱元年乾明节臣僧赞宁等谨上”结尾。*(北宋)释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序》。其所撰《进高僧传表》也写明，“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僧赞宁上表”，通篇以“臣”自称。*(北宋)释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进高僧传表》。与上文已述唐代玄奘上表均自称法名相比，此时僧人自称“臣”的现象已显而易见。

对于僧人自称“臣”这一现象，赞宁在《义宣传》后的“系曰”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遂令对见称名。自汉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薄，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北宋)释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唐常州兴宁寺义宣传》，第364页。赞宁认为自唐肃宗朝僧人始开始称臣，佛教日渐式微，加之僧人称“臣”已成定势，所以“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僧人称“臣”是不得不行的举动，这言语中总透着些许无奈。

三、僧人谦称转变带来的思考

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僧人们的谦称不论是由“贫道”变为“贫僧”，亦或面对帝王称“臣”，都反映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为了自身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出现的走进中土、走近庙堂这两种变化趋势。

今人在看待“贫道”这一词汇被中土僧人用以谦称这一现象时，多将其归结为佛教初传入时对道教文化的借用，这一观点粗听下来不无道理，但若细致推敲却是有待商榷的。且不论佛教传入和道教出现二者的先后关系，如今“贫道”一词已演变为道教徒的专用称呼，或许正是在这一常识影响下，人们才得出了上述观点。然而在历史上，“贫道”一词并非道教徒专用，“道”字的使用并不局限于道家和道教文化，在先秦时期“道”也作为“终极真理”的概念常被儒家或其他诸子在表述观点时使用。因此，准确地说，僧人谦称“贫道”是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借用。所谓本土传统文化，包含但不等于道家道教文化。

佛教传入中土的一段时间内，除了“贫道”谦称外，他人也习惯以“道士”“道人”来称呼僧人，*关于道士、道人是否有别，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19“道人、道士之别”条中称：“六朝以道人为沙门之称，不通于羽士。《南齐书·顾欢传》‘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贞白传》‘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与道士较然有别矣。《南史·宋宗室传》前称‘慧琳道人’，后称‘沙门慧琳’，是道人即沙门。”事实上，道人、道士都可以指代僧人，《高僧传》中记载习凿齿尊称释道安为“道士”，僧史宗被称为“麻衣道士”。如钱大昕所引史料，只在道士和僧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为了区分，才有区别的使用。如东晋习凿齿尊称释道安为“道士”。*(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0页。“道”的使用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大约方外之人多被人们这样来称呼。作为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本土扎根并流传开来是佛教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僧人最初谦称“贫道”是佛教对本土语言文化的借用和依附，以便快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使自己真正走进中土。

另一方面，若将多种文化抽象出本质，我们或许亦可从多种文化追根溯源应出同宗这一角度看待此现象。所谓释迦、周孔、老庄，发致虽殊，宗归一也。中国的“轴心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尽管人类早期的交往有限，但古希腊先哲同样创造了辉煌文明，印度亦出现佛陀。不同的文化形式，形而上至哲学高度，思考的无外乎都是人与世界、生与死、是与非……从这个角度去看，共用同一个称呼也就再自然不过。好比所谓天地初开混沌一片，文化亦如此，在发展的过程中才出现了各个方面的界限区隔，如“贫道”逐渐演变为道教徒专用，而僧人则逐渐自称“贫僧”。这些界限区隔愈加明显，以此来界定不同文化各自的差异和边界。不同文化，尽管探索的话题有相同或类似，但其切入的角度，表现的形式，使用的话语终究有所区别，也必须有所区别，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多种不同文化存在的可能。禅宗出现之前，中国的佛教发展以解释宣扬外来佛教文献为主，多借用本土语言努力使佛教这枝域外之花移植中土成活。禅宗出现后，中国的佛教发展真正开始自觉,用佛教自己的语言来构建自身框架。就称呼来讲，这一变化就是佛教徒的谦称从“贫道”逐渐转变为“贫僧”。

至于僧人向君王称“臣”，是因为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对外来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前文所引赞宁对称臣的看法想必代表了一部分僧人的态度。或许在佛门人士眼中，在君王面前，僧人从谦称“贫道”到称“臣”，是佛法向世俗权力妥协的无奈之举，是因为佛教日渐式微的结果。事实上，这正是佛教在中国想要长远发展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印度原始佛教原本是倡导出世的宗教，认为自己不该受一切世俗礼仪规范的制约，究其根本，是印度佛教发轫之始对其种姓制度的反抗。东传至此，我国早期的佛教徒同样坚定遵循沙门不拜君亲的教理，这与儒家一贯的等级忠孝制度格格不入。灵山之花想要在尼山吐露芬芳就必须适应这里的土壤，并从中汲取养分与力量支持。在中国，自从宗教神权与王权分离后，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始终也没有占据过道统的地位，因此它们只有向王权屈服或借助王权，才能获得自身更好的生存或发展。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灭佛法难，就是很好的证明，证明失去王权的扶持对于外来宗教的发展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对君王称“臣”作为走向庙堂寻求官方支持的一种表现，仅仅只是在世的一种外在行为现象，正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至于在世间表象之下，如何修行本心，出世与入世间，槛内与槛外，如何取得圆融平衡，这才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所真正追求的。通过僧人谦称变化的表征，透视其背后的历史变迁，无疑可以给人们考察宗教文化发展提供一个门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老学通史”(14ZDB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