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威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1915年春，流亡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何海鸣向国内报界发表公电，谓其得知中日交涉消息后，因“君子不适仇国之义”而回国，“归后闻诸道路，并读他同志辩白之文，知吾党中竟有一二人步李完用之后尘者。”*《何海鸣来电》，《申报》1915年3月8日，第3版。电中的李完用是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的朝鲜总理大臣，他1909年底遇刺后在中国迅速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电中所谓“一二步李完用之后尘者”暗指革命领袖孙中山。实际上，从晚清到民国许多政府领导人和反对派领袖以及外交当事人都曾陷入同样的争议，被骂为“李完用”。

笔者进而注意到，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政治污名在20世纪的中国长期泛滥，对国内政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学界的不少个案研究，揭示出一些被定性已久的“卖国贼”其实并无公众认知中的卖国事实。*如邓野即指出“卖国贼”在近代中国“是一种很难洗刷的政治标签”。他通过对巴黎和会的史事考察，得出结论说此概念“并不出自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界定”，而多出自舆论的指控，这种指控“不可避免地带有亲疏好恶的选择性”(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40页)。目前学界对于以往具有强烈道德指向的研究对象，大多已经自觉进行相应的事实判断。此外，桑兵的系列研究则指向“汉奸”概念本身及相关历史观念和事实(参见桑兵：《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辛亥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辛亥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这种骂名往往是道德批判压倒事实判断的结果。考虑到不少重要历史人物的骂名流布至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政治现象作出解释。本文无意为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而是希望从中外关系观念史脉络中考察与民族主义有关的污名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中的流行现象。构成这一整体政治现象的不同污名各有其特定的历史意涵，本文以“李完用”为考察对象，展示污名背后的历史：近代各色人物对外国势力的或迎或拒表现得纠结而复杂，与之相关的心理、言论和行动深深嵌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是个应当引起学界重视的大题目。*罗志田在考察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时，即充分注意到其在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之间首选前者的心态(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本文则试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相关问题。笔者曾以此方法撰文讨论清末舆论与外交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复杂心态(参见杨雄威：《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一、“李完用”之名

李完用是完成日韩合并的韩方首要政治人物。1926年当其病亡之际，《申报》有作者感慨说：“今日言卖国者必曰李完用。”*《呜呼，李完用死矣》，《申报》1926年2月26日，第2张第7版。在国民政府时期，李完用成为“象征一般的‘卖国贼’”的语法实例。*黎锦熙编：《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32年订正第8版，第105页。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与政治派别，无论在野在朝，都曾被人冠以“李完用”头衔。

李完用在中国舆论界之广为人知，是在其1909年底遇刺之后。《申报》曾为其遇刺叫好。当时国人对此人尚不熟悉，故该报专作介绍说：“李完用者，韩之首相也。平日务以媚外为宗旨，辱国丧权，积怨于民。”*《快哉李完用》，《申报》1909年12月24日，第1张第6版。此际正值“媚外”概念流行，李完用便被指为媚外。民国时期“卖国贼”一词流行，李氏便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

国人关注李完用，实际是关注自身的命运。如上引《申报》之评论所言：“诛完用者，为其媚外也。然今天下之媚外者，岂独一李完用而已耶！”此后，一些晚清政坛要人开始被指为“李完用”。如于右任便曾以此辱骂参与外交的汪大燮曰：“尔之入京，将见李完用第一第二，谬种流传，如黑死病，然其行甚速，今第三第四已递补有人，而第五尚留以有待尔。”*骚心：《沪人眼中之汪大燮》(1911年4月10日)，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有人用谐音讥讽盛宣怀道：“宋朝有秦桧，高丽有李完用，终国有臣先坏。”*冷眼：《心直口快》，《申报》1911年9月16日，第3张第3版。名士张謇在一封信中提到“近闻劾李完用第二、第三者颇剧”*张謇：《致韩国钧函》(宣统三年三月)，《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就体现了清末的情形。

民国时期“李完用”的名目更是频繁出现。颇为吊诡的是，最先饱尝此种骂名的竟然是在野的革命党，革命领袖孙中山不幸成为众矢之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孙本人试图借重日本之力继续革命，由此产生了一些有争议性的言论和行动。先是1914年致信大隈重信时将中日关系比作印度与英国关系，舆论亦为之哗然。随后在1915年春风传孙中山欲与日本达成条约以换取支持。此事发生在日本要挟袁世凯政府达成二十一条之际，遂引发轩然大波，连革命党内部不少人都站出来公开反对。在“二次革命”中态度甚为坚决的何海鸣即表示不解。另一位变节的党人张尧卿也讥讽孙中山和陈其美“曾是好男儿，而甘步吴三桂、李完用后尘者”。*《张尧卿自白投诚决心》，《申报》1915年4月30日，第6版。更早变节的刘师培也站出来发声，质问昔日同盟会的同志“倘全国人民，悉以李完用诸人相拟，又将何以为颜乎”。*刘师培：《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1915年)，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332页。这些批评对孙中山的政治形象造成了破坏。

段祺瑞当政之后，政治已不能一统，遂因对日外交而成为政敌和舆论口中的“李完用”。如1918年4月曹亚伯即发表反对中日新约的公电，称“段氏专学李完用，将中国卖与日本” 。*《曹亚伯反对中日新约电》(1918年4月12日)，桑兵主编，何文平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3卷(1916年11月—1918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页。早先一日另有论者则谓：“而今之段，则且以操、莽为不足学，而力效李完用矣!”*湘君：《中国之李完用》(1918年4月11日)，姚鹓雏：《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巴黎和会期间，众多的批评指向了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三人。如康有为5月6日的公电称“曹汝霖、章宗祥发愤以中国土地人民权利出卖，无所不至，若李完用然”。*康有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年5月6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又有人指责“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 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此时五四运动爆发，凡是压制运动者，也常遭此污名。如贵州省议会针对徐世昌和龚心湛的电文称：“果公必欲行此压抑民气之事，希图媚外，则谓其不为李完用，其谁信之。”*《贵州省议会致军政府各总裁等电》，1919年10月6日，桑兵主编、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1919年8月—1920年12月)，第124页。

其后国内政治愈加纷乱，1922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公电，以外交问题为由对成立不久的梁士诒内阁极力抨击。某报评论此电时称其“措辞极为激烈，有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等语，不啻对于梁内阁当头一棒”。*《吴佩孚歌电到京后之梁阁》，《申报》1922年1月11日，第2张第7版。某议员稍后也指出：“堂堂总理，何等尊严。乃各省来电，一则曰除逆，再则曰锄奸，直以张邦昌、李完用相比。中央威信扫地以尽。”*《新议员致梁内阁书》，《申报》1922年1月17日，第2张第7版。重压之下的梁内阁很快倒台。

国民党执政之后，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步步推进，“汉奸”、“卖国贼”甚至“亡国奴”的称谓愈加多见。“李完用”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仍然频繁地出现。不仅叛国的汪精卫获此头衔，此前蒋介石也因不断妥协退让而不幸蒙此污名。直至抗战结束，亡国危机消除，“李完用”才淡出中国的词汇表。

20世纪以来不幸充任“卖国贼”代名词的不仅仅是李完用一人，中国古代史中的石敬瑭、秦桧和吴三桂等人物也不断被提及，但国外的案例以朝鲜的李完用名声最著。窥其原因，一则朝鲜是中国邻国且历史关系复杂；二则事发不远，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和朝鲜在近代面临同样的敌人日本。日本自甲午之后对华压力日益加大，超过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致命的威胁。与之相应，朝鲜也成为中国最清晰的一面镜子。1918年《申报》一则广告颇为煽情地说：“欲知亡国惨，须读亡国史。故《韩国痛史》实为吾国民今日不可不读之书。前车之鉴，当头之棒。”*《韩国痛史》，《申报》1918年4月19日，第4张第15版。有人在清末感知到，“韩国之相臣李完用，倡合并日韩之议，遂亡韩国。我国之李完用不知凡几，虽欲忘之，焉得而忘之。”*刘人熙：《兴安舟中杂咏》，周寅宾编：《刘人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迨至民国这种焦虑有增无减，某作者担心道：“我们中国现在的局势，外交上何等危险，离着高丽的故辙已经不远啦!内政上何等腐败，那卖国的较比高丽卖国的李完用还多着许多。”*《平民自决》(1919年11月1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写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3页。总之，朝鲜的“殷鉴”让中国人对“李完用”格外敏感。

有论者指出：“我们读历史，看见李完用、吴三桂卖国，就骂他们。但是李完用、吴三桂是不是昧着良心去卖国的，这还是个疑问。我想李完用未必不是想把朝鲜弄好，无奈他知识不足错了路子。”*人杰：《少数人政治之危险》(1919年11月29日、12月9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年11月—1923年7月》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本文无意论证此说是否符合李完用真实动机，而是关注李完用形象在华流行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学中所谓的“刻板印象”，其结果是人们一见便骂，根本不需要体察其原型人物以及被污名者的心迹。一则戏评提到，傅秋声原本擅长演“恶毒小人”，但其演李完用时却“认错题旨，专从正面做，竟将李完用变成一深明事理之人。正论乱发，不顾剧中人身份”。*剑云：《救亡声中之〈卖国奴〉》，《鞠部丛刊·粉墨月旦》，交通图书馆1918年11月。转引自宋宝珍：《中国话剧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页。傅秋声未将李完用演成一个“恶毒小人”，显然不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而近代中国舞台上的李完用形象，则无疑比傅秋声演得黑白分明，这正是污名所造成的刻板印象的典型特征。

二、两种资源及其冲突

在20世纪上半叶以特定人物指代“卖国贼”是一种常见表述习惯，其中“李完用”的流行只是“卖国贼”概念泛滥的一个缩影。*应当指出，“李完用”虽被视为“卖国贼”的代名词，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涵义完全重叠。如前文所引《申报》1909年之论李完用，便将他视为“媚外”的典型。本文关注点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概念背后的观念与史事，故置之不论。这种语言现象关联的是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两难困境：清末以降，随着列强在华权势的强化，内政与外交日益连为一体，使得无论在朝在野都需要借助外部势力来达成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借助外部势力的行为又极易成为政治把柄。如此一来，如何在海外资源和民族主义资源之间取舍便成为影响朝野各方成败及中国政治走势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求助外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朝野上下越来越感觉单凭自身力量无法解除困厄，寻求海外资源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和常见的做法。先看在朝一方。如果说太平天国时期雇佣洋枪队是应急之举，那么甲午之后对海外资源的寻求渐成常态。1896年李鸿章与俄罗斯签订密约，试图以结盟方式与列强对抗。列强“协以谋我”是晚清不少士人对国际形势的一个共识。1872年薛福成提到“中国欲力与之轧，则群敌联盟，协以谋我”*薛福成：《赠陈主事序》(1872年)，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便代表了朝野的普遍焦虑。不过国人也意识到可以据此实现多边制衡以应对外部威胁。如言官左少佐上书即认为，中国外交虽屡受挫，但大局犹能支撑，虽受害于“利益均沾协以谋我”，但能做到“连鸡不栖，不能让一国以独利”从而“不至于大受害”。*左少佐：《奏日俄现有和意应如何因应如何善后遵旨密陈疏》，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徵》全本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在民国初期，袁世凯曾履践过这一思路。在日本迫其签订二十一条之际，故意将条约内容泄露给西方媒体，以期借用西方压力稍作舒缓。

此后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常常各有倚重。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日本侵华脚步越来越促，最后逼迫蒋介石决心全面抗战。之所以冒着首都南京蒙受战火的风险选择在上海开战，就是为了获得英美国家的支持。后来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近代以来向强国寻求支持的思路也有观念上的延续性。

同时，戊戌以来在野的反对派对海外势力的借用也是一个重要政治现象。陈公博曾就汪精卫的频繁出亡海外说“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21页。实则政治出亡自康梁以来便成为在野反对派的常态。海外不仅可作党人的容身之地，甚至还被视为救国的希望所在。康有为出亡之后不断向列强求助，期间发《奉诏求救文》称“未能输张柬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康有为：《奉诏求救文》(1898年10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页。用追随康梁东渡的秦力山的话说，如今已是“中原已矣，须从海外求者”。*秦力山：《湘月》(1900年5—6月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刘泱泱审订：《秦力山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页。

这种看法成为此后几代在野反对派的共识。孙中山是其中典型案例，他出亡日本后一直试图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他在1914年游说大隈重信道：“助一国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1913—1916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87页。其实孙并非对日本有特别好感者，后来他在其他场合也曾表示“倘若日本政府不应允予之要求，予当求美援助”。*《孙文之谈话》(1915年4月8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9页。实则美国政府中立政策明显，而日本也优先考虑与当政的袁世凯达成条约。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促使孙中山走上联俄道路，只是其联外观念的延续。

中共早期更是十分依赖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甚至在中东路事件后公开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值得一提的是，朝野对外国势力的选择越来越明显地以“道路”选择的形式存在。“亲日派”、“亲英美派”等称谓有时未尽属实，但国人对于不同国家的好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表现得愈发明显。

上述选择之心理，因中国政治的日益败坏而得以强化。陈独秀曾提到“唐少川因为和议要破裂，通告外交团，许多人说他不对”。陈则说：“试问，国事被武人败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既不能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况且光明正大的希望各友邦用好意来干涉，比秘密和一国亲善，勾引外力来巩固个人的地位大不相同。”*陈独秀：《随感录》(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这多少是气话，但也大体反映时人的心理状态。

但是中国自古有“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之说，讲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加之近代民族主义情感的空前强化，国人在寻求海外资源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情感纠结。黄遵宪清末便曾修书告诫梁启超说：“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12月)，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8页。王照在追随康梁赴日之后返国，并请求朝廷的恕罪。那桐代奏的呈词云：“譬如儿女得罪，大杖小杖，宛转啼号，总不外乞怜于父母，断不愿邻人置喙，间我门内之情也。”*那桐：《奏为代递王照呈词自愿投首呈请治罪(附呈文)》(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件，文献编号159258，附件。转引自马忠文：《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所喻似嫌矫揉造作，但未必尽是虚饰。稍早几年因力主慈禧归政而被迫流亡澳门的经元善上书李鸿章，表示与患难旧交“在异域对簿公庭，贻讥外人，心实耻之”。*经元善：《经太守上李傅相书》(1900年7月17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即便华夷之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情感上仍延续了内外之别。在革命党人内部，对孙中山的联日策略亦有不支持与反对者。陈其美1915年初便批评黄兴对此“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陈其美：《陈其美致黄兴书》(1915年2月4日)，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1页。

民族主义的兴盛不仅大大限制了朝野对海外资源的摄取，其本身也常常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争取的最重要资源。章乃器曾撰文指出：“古今中外的卖国官僚，没有一个不是高高的抬出‘爱国’的招牌，实行他们的‘卖国’勾当。从秦桧到吴三桂、李完用，以至满清官僚、北洋军阀和伪满汉奸，在他们的‘皇皇文告’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不自命爱国。”*章乃器：《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1936年1月1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不仅如此，民族主义实则已成为民国政争中极有力的攻防兼备的利器。杨荫杭即曾感慨“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杨荫杭：《卖国新法(一)》，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

孙中山一度被骂为李完用，但其本人也明白“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1923年7月—1923年12月)，第458页。事实上当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受到民族主义武器的攻击时，也十分注意持此武器自保。其自辩云：“抑民族主义，惟吾党持之坚而行之力，故能恢复满洲窃据二百六十余年之中国，而还之汉人。曾日月几何，宁肯举祖国之河山，移赠他族?”*《散发印刷品之事》(1915年4月26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22页。革命党人反过来不断强调此事系袁世凯的手段，如戴季陶谓：“称呼我们同志时，冠以卖国党之名，这显然是袁总统的手段，借革命党之名，达其使民心背离革命党之目的。”*《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俞辛焞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17页。

革命党亦通过否认所指控的事实来阐明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1915年3月10日孙中山致美国华侨同志之函声明:“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 ”*孙中山：《致美国华侨同志函》(1915年3月10日)，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稍早时候黄兴等人也发表通电，否认“兴等乞援思逞之谣”*黄兴：《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97页。，意在撇清与孙中山等人在此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早期的社会运动，也明确意识到民族主义的作用，如反泰戈尔运动、非基运动和五卅运动都是如此。但其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有冲突的，其阶级意识经常压倒民族意识。有人曾对中共作如下攻击：“旧卖国贼无主义以为护符，故受人攻击，尚知畏罪而不敢置辩。新卖国贼则往往假借‘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以自掩其罪。”*摘奸：《新卖国贼与旧卖国贼》，《醒狮》第45号，1925年8月15日，第6版。实际上，中共活动早就被视为“赤化”，而“赤化”则形同“卖国贼”的代名词。罗志田先生曾提及，1925年底军阀李景林通电讨伐冯玉祥，理由是其“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人；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遗老郑孝胥认为“此极好题目”。*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以“反赤”之名攻冯，正是因为“赤化”属于污名。对此中共曾屡次自辩，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使其一度百口莫辩。

一面是海外势力，一面是国内民族主义。两种资源都因过于强大而无法回避，二者之间又存在天然的冲突，朝野各政治派别都必须面对艰难的取舍。一旦依靠海外势力的事实被揭发或被认定，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有可能招致骂名。清末以降中国诸多政治人物中的“李完用”头衔，大多由此而来。

三、双刃剑

清末报人汪康年注意到：“夫今之高揭名目以劫制人，使人缄口不敢言者，莫过于‘李完用’三字。”他反问道：“主此者可谓之‘李完用’，主彼者独不可谓之‘李完用’乎? ”*汪康年：《警告(四)》(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汪氏所担心的局面在民国不幸出现了。不过，这一污名的流行对中国历史实际上产生了正负两面的影响。

就其弊端而论，它促使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敌对加剧，政府执政合法性流失，外交回旋余地变小。如1922年6月章太炎因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政治主张有异，便通电指责道：“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否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章太炎：《与蔡元培》(1922年6月6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章太炎在此固然意在强调地域认同，但以如此恶名比拟之，无疑容易加剧对立情绪。尤其易被加剧的是朝野之间的对立。章乃器表示：“我们所最痛心的，就是许多负政治责任的人，也竟听从敌人的意旨，把自己和民众对立起来。甚至官吏公然教人民亲敌，这是中外古今，除了李完用、郑孝胥一流人物以外，没有人会做的。”*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1936年1月25日)，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34页。爱国运动一旦受到压制，则当局必被指为卖国。五四期间，济南镇守使马良因压制民众运动，便被民众痛骂为“居然想效法李完用，真是该杀”。*《马良这东西简直是日本钦使的口吻》(1919年8月5日)，《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288页。在这种朝野对立中，在野一方往往有极为激烈的要求。五四期间国民大会通电全国道：“古语有之，欲去外患，必清内奸，我同胞如不愿蹈高丽之复辙也，其必讨吾国之李完用始矣。”*《国民大会通电全国，主张应先驱除卖国奸贼》(1919年6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2页。不管是声还是兵讨，本身都是一种敌我对抗性政治，缺乏欧美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忠诚反对”原则。

内乱局面对于外交折冲是极为不利的。章士钊针对中日“二十一条”谈判中的国内矛盾指出：“吾之外交当局，其与人谈判，始终横一内乱之念，不敢折冲过甚。而日人公私两面之以此相恫吓，刺刺而不休，则事实具陈，不可为讳。”*秋桐：《时局痛言》(1915年5月9日)，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东邻日本恰好是中国内讧的最大受益国。五四运动期间旅欧的梁启超以超然者的身份告诫争执不休的南北双方，担心“有人借口保安，称兵压境”。*梁启超：《致汪林总长电》(1919年7月1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6页。梁启超所谓的压境之兵当指日本无疑，但他本人此前为对抗政敌，也曾不惜借重日本。后来胡适便吃惊地发现：“日本方面，当然唯恐中国不乱。顷读任公年谱，见任公入桂讨袁之役，均得日本军人之助力，页769所谓‘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至今读之，真使人栗然危惧。日本当日全力助倒袁之役，与今日倒蒋之出全力，同一作用。彼何恶于袁?何爱于梁任公?彼之处心积虑，凡可以统一中国之人物皆须在打倒之列也。”*胡适：《胡适致翁文灏(稿)》(1936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页。日本人对于中国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支持当然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近代中国自康梁以来的仁人志士不断效仿申包胥哭秦廷，其爱国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但客观上也存在引狼入室的风险。国内舆论冠之以“李完用”骂名，不仅仅是由于政见相左，也有事实的支撑。

同时，民族主义过度膨胀反倒可能使外敌有隙可乘。杜亚泉1916年撰文指出：“近之若吾中华民国，无上无下，咸曰爱国；甲既爱国，乙亦爱国，而互相冰炭，实不能容。牺牲以为国家者，几将以国家为牺牲。”*杜亚泉：《爱与争》(1916年5月)，许纪霖、田建业编著：《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三年后陆宗舆在五四运动中被骂为“李完用”和“卖国贼”，他的回应就痛彻得多：“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是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陆宗舆：《陆宗舆辞职呈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434页。此说虽不无自辩的嫌疑，但仍不失为一个职业外交家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深切观察。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反日舆情高涨，胡适忧虑道：“一切街头的标语，和教科书中的排外教材，在事实上不能减轻外患的万分之一，徒然给我们的敌人用作反宣传的好材料，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只有敌人而无与国’的孤立形势。”*胡适：《胡适手拟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稿)》(1933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227页。蒋廷黻也撰文讨论舆论与外交的关系，指出：“我国关于外交的舆论有好几种不健全的现象。在无事的时候，人们是不大注意外交的；一旦有事，舆情总是十分激昂，有如狂风巨涛，以致政府对外紧急的时候反而要费其大部精力来对内。唯因平日不研究，所以到国难的时候才专感情用事。……在内部完全统一以前，党派的竞争常不惜拿外交的问题来作打倒政敌的资料。”*蒋廷黻：《外交与舆论》(1933年10月1日)，傅国涌编：《蒋廷黻文存》，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这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如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对黄郛有激烈的批评，这一批评便具有明显的派系背景。*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25页。此外，中共对蒋介石等人的责骂无疑也在蒋廷黻的视野内。

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可促使朝野必须竞相保持高调，从而导向全民抗战。邵力子在1919年春指出：“我国民爱国之性，不弱于人，故予历史上之卖国贼恒极唾骂。若石敬瑭、张元、吴昊、秦桧、吴三桂等，虽三尺童子，偶闻其名，若欲手刃之以为快。即对于邻国之卖国贼亦然，李完用之名，偶入于耳，辄起痛恨之念，其能保有四千年文明历史者，赖有此耳。”*邵力子：《促国民速讨卖国贼》(1919年3月31日)，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页。这段论述代表了近代不少国人的心理。民国时期的灭国压力主要来自于东邻日本。因此国人对于亲日派普遍抱有反感乃至仇恨。所谓“李完用”头衔也多加在这类人头上。一位日本官员1920年提到：“直隶派中之欧美势力与排日成见之深，实出意料之外。如称段祺瑞为李完用，系指日本有利用段氏吞并中国之野心，犹如日本之于朝鲜。其证据为：段虽在病余残年，曹必欲杀之而甘心，亦系出于此种误解。”*《町野中佐致奉天赤塚总领事函》(1920年8月7日)，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年》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7页。曹锟及其爱将吴佩孚对段祺瑞的敌视部分或源自段氏的亲日，但在日本人眼中，将段祺瑞称为“李完用”则是一种误解，段与日签订密约更多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尽管如此，段氏也为其行为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这种情势会促使朝野在对外态度上保持高调。1935年胡适曾对此发出感叹：“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胡适：《胡适致吴世昌》(1935年11月22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599页。这种论调极易遭到误解和攻击，但也有人向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致信为其辩护说：“在目前，主张对日宣战，和高唱抗日反帝的高调，这自然最能引起一般愚昧群众的信仰，时下一些demagogic的政论家，惯会唱这些高调，难道胡先生就不懂得这激昂慷慨的一套吗?”*邹韬奋：《〈胡适之先生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吗？〉编者附言》(1933年6月10日)，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在他看来，中国实力不如人，主战无异于自取灭亡。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死敌日本已进入欲壑难填的疯狂状态，国人已经失去“等候五十年”的机会。*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3月27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梁漱溟回忆1936年蒋百里便判断“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梁漱溟：《蒋百里轶事数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卷总第10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在此情势下单纯考虑实力对比便唯有屈服投降之一途。因此，唱高调者虽不见得就比唱低调者有勇气有担当，但抗战动员本身是需要唱高调的。即使公开反对唱高调的胡适也承认“政治家在国家吃紧的关头虽然不必全听高调的舆论的指使，但舆论到底是政府的后盾，舆论调子之高正可以使政治家的还价不致太吃亏辱国”。*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第6页。后盾之论，自清末即十分盛行。政府如欲对外妥协，舆论的高调便是一种强大的牵制，反之如对外强硬，又转而变成一种助力。

国内在对日问题上的高调不乏朝野竞争的因素。周佛海在叛国之前观察到：一方面“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得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得深”。*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8—1209页。可见朝野对民族主义资源的竞争加快了抗战的历史进程。

在民国时期不少国人的认知中，抗战必须进行全民动员。动员之说在近代中国有其清晰脉络。晚清士人面对列强时便不时寄望于“民气”，至清末梁启超作《新民说》，将“国民”放置在救亡图存的关键位置，此后数十年中，动员和改造民众越来越为知识界精英所身体力行。五四前夕陈独秀在公园听到二人闲谈，甲问“你可晓得那李完用、宋秉竣是谁”。乙对此问题毫无兴趣，转而谈其所看余叔岩之京剧击鼓骂曹。*陈独秀：《随感录》(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431页。陈氏虽未置论，但窥其此际心态，显然是在讥讽国人不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期间白坚武向同乡发表演说，认为“根本觉悟，则须知国内有张邦昌、李完用、吴三桂其人”。*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1919年5月25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平心而论，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为止，国内究竟谁是李完用，大多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但国内知识界通过树立一批“李完用”形象，培养和推动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之后不断有人投向日本怀抱，直至国民党内要人汪精卫叛逃达到高潮。此时谁为汉奸、卖国贼和李完用，已经事实昭彰，但广泛的宣传动员仍不可替代。如中共党内一份关于一年来反汪反投降运动报告便认为，这一运动最大的效果“使汪精卫及其党羽底汉奸面目，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认识，为全国人民认为汪逆即今日之秦桧与李完用”，并进而认为这一运动“对坚持全国抗战，是起了大的作用的”。*吴克坚：《反对汪逆投降的一年(一)》(1940年7月8日)，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第33页。抗战阵营借助对汪精卫等辈汉奸卖国贼形象的大力宣传来区分敌我和善恶，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民众动员方式。

1919年白坚武在日记中对几件时事作了对比后，得出结论说“固知国民之事，非国民莫属也”。成也在国民，败也在国民。正因如此，“凡民族之污点全体同负之，俗言某也卑、某也罪，不过昭著者耳，易某某而下之污点能尽去乎?”*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1919年6月14日、7月24日，第199、203页。民众的无聊消遣勾起了梁启超的亡国之忧，他感慨道：“你道亡朝鲜的罪，专在李完用等几个人身上吗？据我说，朝鲜几干万人没有一个能脱得了干系……”*梁启超：《无聊消遣》，罗芳洲选注：《梁任公文存》，香港上海印书馆1970年版，第97页。与二人的看法相对应的事实是，在民族主义浪潮之下，人人都被赋予了救亡的使命。如果说“李完用”、“卖国贼”等还仅限于指代政治精英，那么“亡国奴”则指向了所有不知亡国恨的普通民众。

结 语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情感勃发，在外患日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大量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污名，“卖国贼”即是其一。在近代国人的表述习惯中，又常以古今中外的相关人物相指代。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便是其中典型，他因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而在邻邦中国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

自清末以降，历届政府领导人和反对派领袖以及中外交涉当事人，常常因外交问题被冠以“李完用”的头衔。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源自戊戌变法之后朝野各方对海外势力的广泛和深度依赖；一方面也源于朝野各方对民族主义资源的争夺和利用。这一政象造就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加剧了政府与民间在外交问题上的对抗状态，导致各政治势力特别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压缩了外交回旋余地；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在整体态势上对外保持较高调门，避免了中国重蹈李完用统治下的朝鲜的覆辙，通过抗争而不是屈服的方式迎来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