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琳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100)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继“独立与发展”问题之后生态问题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世界性难题。为此，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研究探索生态危机可能的解决途径，其中的某些观点或许在特定阶段被视为危言耸听，但却又切实地以其警告性言论令世人警醒。

一、科技发展与生态的矛盾

伴随工业化的加速进程，人类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吃穿住用行均可直接享受到现代科技的巨大福利，有空调的屋子便不用再承受自然的风吹雨打，有代人工作的机器便不用再承受无尽的劳役，甚至生命的延续方式也出现了克隆技术。人类从心底深处崇尚科技，科技成为人类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然而，科技的大幅度进步却没有提升人类的幸福指数，现代人类在享受科技福利的同时也必须承受科技带来的副作用，那便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还有某些个别人利用科技进行的信息造假、食品造假等社会问题。现在人类陷入了一个悖论，要想生活得更幸福便需借助于科技之手，而科技在令人某些方面得到闲适的同时却也在提供更多的不便与威胁。科技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加大了人类对自身生态环境危害强度的可能性。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作者从人类对待生物的化学药物批判开始，指出这是一场只求速度与数量，只求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的战争，而战争的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则是整个自然界(也包括人类)，深刻地批判了人类这一系列为了一时闲逸却导致无法弥补后果的愚蠢行为。人类在为了自己的安逸而对付农作物虫害和杂草的过程中，虽然一次比较彻底的农药喷洒能够杀死90%左右的“敌手”，但存活下来的虫子或杂草却因此而有了抗药性，它们不再惧怕此类药物的喷洒，而且它们大量繁殖的后代也会继承此种耐药性，为了对付新生的这种超级害虫或杂草，科学家又不得不研发出毒性更大的新型药物，而某些动物和人类则是此类药物最大的受害者，最终世界会走向绝对的寂静。在这场人类盲目发动的战争中，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类则注定是争斗中的失败者。寂静是好的，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春天都不再有鸟鸣，不再有花香，除了病病恹恹的人类残存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网格中，只剩下雾霾与污水，还有那令人窒息的交通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信息。卡逊以诗人的笔触描述了天空、海洋、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提示了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巨大不可逆转的影响，有毒化学物的残留不但会对生物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本身的生存，她以自己的努力试图将科技从盲目的崇拜中拉下神坛。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科学家对卡逊的观点表示强烈不满，尤其是当时一些以生产农药为主的单纯追求商业利润的化学公司和厂商更是对卡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是人身攻击，明确表示此著作是片面的，其中的描述和数量虚构性远超真实性，其文学性远超现实性，而化学药物使这个世界更安逸，人类生活更幸福，并直接为世界上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显而易见，反对卡逊生态理念的观点有失公允。

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西方某些经济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治理环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某些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产业投放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有甚者，还直接将污染转嫁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某些经济大国垃圾废物的倾倒场所。除此之外，还大量从发展中国家掠夺性地引进资源进行储备，这样的举措未免忘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而且此类行为既没有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是造成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其效果是负面性远超其正面价值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等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每个集团在考虑生态问题时仍然还是从自己的利益视角出发，生态环境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恰如“没有干净水，拥有金水杯又有何用？”生态资源环境是关涉全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没有人类整体视角的改变，此种状况难以改变。

为此，地球上各国政府不断磋商、争论，在里约热内卢，在约翰内斯堡，而达成的协议《京都议定书》对于日益恶劣的环境未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因这一切都只是建立在碳交易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还有各国科学家一方面在进行加快碳消耗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通过技术试图进行某些环境损坏的修复上，如“碳回收”“地球工程”“生物燃料”“新型能源”等，时至今日，整个地球上各种族群都受到此轮危机的洗礼，所有的生命状态同时面临威胁。而这一切生命的威胁来源于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想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去更远的地方于是坐汽车，结果导致尾气弥漫于城市街道上空，雾霾成为新的天气形态；人们想要轻松地抑制农作物病虫害，结果导致化学毒素的累积与传递，新的病症不断产生；人们渴求都市生活的激情与浪漫，结果导致大量生活垃圾的聚集，生活和工业废物被排放到湖泊和河流之中，不但鱼虾受害，也严重污染了人类日益减少的可饮用水资源。此外，因操作失误而引发的石油泄露与核污染等，不但污染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更是对子孙后代造成了持续性的伤害。

生态问题的凸显伴随科技进步而来，而科技是为人类服务的，但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客观上又必须以耗费地球现有能源为基础，这是生态问题最直接的产生原因。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的两难

1972年，在整个世界刚开始为经济初显复苏迹象并持续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罗马俱乐部基于对“人类困境”的关注，对无休止的经济增长观提出了严肃警告，这份以《增产的极限》为名的报告，把整个世界的人口增长、工农业发展、自然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等几个因素联合起来以具体的数据，模拟地球从1900年到2100年的发展过程，并由此提出“世界末日”和“零增长”等具有冲击性的观点。《增长的极限》被视为对人类未来持悲观论的代表，它在研究结果中向世界提出了对于人类前景的预测：“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1]此论点震惊了整个世界，地球已经度过了它最美好的岁月，正如繁荣之后必有萧条、高峰过后必有低谷一样，如果世界按当时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地球人口和经济在达至某个顶点之后必会走向衰落，甚至是全面的崩溃。其中的某些观念虽然有些悲观甚至说是极端，但其预言性意义远超其实际的科学性价值，即如果经济增长纯粹依赖于对地球资源的无限掠夺，那么增长势必是有尽头的。此书被西方的一些媒体誉为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被译为37种文字，出版销售达一千万册之多，直接影响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诞生与实践。“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了经济增长的消极面及其对环境稳定的威胁。这场浩劫的全盘冲击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立刻进入到公共意识里来的，而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后，当时新的一代获得了一种批判的眼光。文明化过程的毁灭性质就日益进入了人们的意识的中心。”[2]生态危机和经济发展成为一对共生共存的矛盾。

时至今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数量已超过了70亿大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还在持续增加，这种由无限度发展经济、开发自然资源及科技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口过剩、环境污染等危机给地球这颗星球敲响了警钟。罗马俱乐部成员E·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也直接提出当下世界正面临第五次浪潮的巨大冲击波，它由人口、贫困、军事化、浪费与环境恶化、气候变化、食品与能源匮乏等问题交织而成，形成了交互性的恶性循环，如何应对这一“全球性紧张综合症”成为当下人类共同的首要任务[3]。

不少发展中国家自“二战”后刚刚取得民族独立，往往短期内急切想要改变贫困、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而急功近利地大肆开发本国资源，因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经验、技术等软件和硬件，又引起了新的环境破坏，致使经济尚未完成复苏，又平添工业污染等新的病症，继而陷入发展与环保的两难困境之中。

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形成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是近百年来人类在刻意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生态，只关注到了当下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了后代人的需求，只关注到了本国本地的需求而忽略了他国他地的需求。总之，非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追求是造成生态问题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

三、传统自然观所导致的生态裂痕与生态革命

人类自认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并且时时以人的尺度衡量万事万物，此种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便是生态失衡，自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着人类的自大与狂妄。反思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侵略，像刀耕火种、像填海造田，乃至开山修路、断水修坝等，或多或少，或重罚或轻诫，自然都在进行着回应。只是在进入20世纪后半期之后，自然的报复愈来愈强烈，愈来愈频繁。当这样的掠夺与破坏积累到一定量之时，大地母亲将无法修复，人类必将自食恶果，世界末日的威胁并不一定来自于其他星球或其他物种，更大的可能是来自于人类自身。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矛盾曾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他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4]这种自然观过于关注外在，过于关注人对自然的控制，不但令自然的地位下降，同时也造成了对人的贬低。在这种自然观下，所有的事物均以钱的数量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4]449，甚至于人的价值也以其生产能力的多少来衡量。这种自然观是当下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其将人类和自然界异化为可以买卖的对象，认为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可以量化，甚至于某些自然环境景观也成为旅游景点并出售门票以获取经济价值。人类自身的穷奢极欲以及科技的滥用，致使地球上的资源日显匮乏，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冲突不断，而且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此种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9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生态革命：与地球言归于好》一书中，指出只有通过一场生态革命兼之社会革命，达到文明模式的变革，才能真正从本质上实现“与地球言归于好”的效果。而站在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场所谓社会—生态革命必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改变，以及消费方式和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变[5]。适度地控制科技、贬抑科技成为某些学者对待科技的主要伦理思想，认为治理生态不可过度或单纯地依赖科技。

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与布雷特·克拉克、理查德·约克合著的《生态裂痕：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一书中，指出人类在极度扩张和对廉价原材料的贪婪掠夺过程中，其忽视自然环境、滥用自然资源，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此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造就了整个世界上政治经济与地球之间的“生态裂痕”[6]，像大量物种的超速灭绝、持续雾霾、水资源匮乏、化学污染，这是一场由于人类自身盲目扩张而引发的人与自然之争，人类只有在真正静心感受内心、感受万物时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过失，但遗憾的是，此种反省还仅限于部分国家政府及社会主体，相当一部分国家政府及社会主体都仍然延续着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甚至还在走着先污染再治理这一明显谬误的道路。

四、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兴起

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兴起，体现了美学这一学科在应对生态危机时的优势。在环境美学之前，艺术领域是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对自然价值和自然之美的关注都处于边缘和弱势，而艺术无论是从其词源上还是实质上来看，皆指向的是“人为性”，是人类价值的另一种呈现[7]。这一趋势从古希腊时期就已充分显现，而人们历来将自然视为对象，并以主客二分的立场来分析自然，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不可融合的，审美与实践是矛盾的。伴随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加剧，世界各国都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方面依靠科技力量弥补缺陷的生态科学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有关自然生态研究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也得到迅猛发展，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也在20世纪成为一时的显学。自然生态重新进入人类的视野，自然成为美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松与芬兰美学家约·瑟帕玛是倡导环境美学的代表人物。卡尔松在《自然与景观》一文中指出，环境美学源自于自然美学的一场争辩，而此争辩是由罗纳德·赫伯恩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的文章所引发的。在此文中，作者批判了对自然美学长期忽视的问题，并提到了自然环境的开放性与重要性，这一观点为环境审美欣赏的新模式打下了良好基础，即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不应偏废任何一点[8]。瑟帕玛也认为，西方环境美学源于赫伯恩对当代美学只关注艺术而忽略自然的批评，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人们的视角更是有了一个极为明显的变化，即人们开始注重对环境的审美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组织的美学会议，尤其是1984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美学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环境美学[9]。环境美学不同于纯粹的生态学，它强调环境建设和审美中的生态维度，从美学的角度提出“宜居”“乐居”等概念，并将“乐居”作为环境美的最高功能，而“宜居”重在生存，强调让人能发展，“乐居”则重趣味、重品位、重情感，其实质即是重幸福感[10]。生态主义也成为美学研究新的哲学基础之一。

与环境美学相对应的，是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观念——生态美学，这是美学学科在经历“美是什么”等学科本质性问题讨论之后在当代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和表现形式。其理念不但与国际美学思潮相联结，更是紧贴生态危机大范围爆发的世界环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物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并以这种生态审美关系为研究的重心所在，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11]。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生态美学的学科架构更显成熟，生态美学将地球生态环境美和各种生态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和谐发展等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为主要内容和任务，以求达至人类诗意的栖居理想。生态哲学作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极力反对主客二分，强调生态协调、共生共荣；在价值观上既承认人的价值，又承认自然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实现往往依赖于自然价值的实现。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优势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之后的整体生态主义，这是一种适合当下生态危机大背景的新型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包括生态优美、生态理想美、生态自然美、生态存在美等生态维度的内涵，充分体现了对人与自然万物生态关系的关注[12]。

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态问题的研究视点不断深化，经历了由科技、经济至人类自身的转变，但探究问题、谋求解决的初衷始终未改，为了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而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人类自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生态问题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负作用体现，与人类中心主义等稍显狭隘的自然观息息相关，其解决除了科技创新、科学发展之外，还应世界各国通力合作，从观念、理论、制度等方面入手，充分借鉴传统的生态智慧，全面深入地解决人类这一世界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