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璐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接受美学和接受史理论引进的同时，学界也逐步开始了针对相关作家接受研究的尝试。陈文忠在《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概括道：“……20年(注：1983—2003)接受史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初接受美学的引进和消化；与之同时接受史的酝酿和尝试；90年代以来接受史的多元发展。”[1]534在此学术背景下，王维诗歌的接受研究也逐渐由方兴未艾发展到蔚为大观。早在1981年，就有程千帆的论文《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2]问世，内容涉及对王维早期诗作《桃源行》传承接受情况的考察，可视为新时期以来王维诗歌接受研究的滥觞之作。此后，王维诗歌接受研究稳步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学术增长态势。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局部发轫阶段(1998—2005)、稳步发展阶段(2006—2011)和全面繁荣阶段(2012至今)。各阶段的发展都自有特征，并为下一个阶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局部发轫阶段(1998—2005)

这一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尚未获得较为独立的研究地位，大致呈现两种态势：

一是将王维诗歌接受的情况作为研究某些文人或文学流派诗论特征的材料来对待。

20世纪末，周群在《佛禅旨趣与竟陵派诗论》[3]一文中探讨了竟陵派对王维诗歌静寂闲适一路的接受与区别式发展。本世纪初，陈文新、王同舟在《明代诗学论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4]中指出，明代诗论家就王维诗与禅的讨论远较前代深入犀利，对于王维诗歌的主要风格特征的把握也非常准确。稍后，章继光在《诗画一体的观念与宋人尚意的美学追求》[5]一文中提出，宋人尚意的美学追求与王维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王维以其诗画脱略行迹的贯通融合而成为宋代文人写意的典范。王述尧在《试论后村的写景诗》[6]文中也提到，刘克庄早期的写景诗深受王维、姚贾和四灵诗风的影响，但并未进一步就刘克庄对王维诗歌的接受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许辉勋的《王维诗歌与朝鲜申纬诗歌之比较》论文可以被视为较早研究王维诗歌域外接受情况研究的成果。文中论述了朝鲜文人申纬对王维诗歌的接受过程，并指出申纬善于吸纳王维的诗歌成果：“(申纬)以一系列追踪王维创作轨迹的会心之作,成为古代朝鲜的‘诗佛’。”[7]

二是将王维诗歌接受的情况，作为研究王维文学地位变化的材料来对待。

王志清在《王维文学史地位浮沉的反思》[8][注]该论文后经材料补充，构成王志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第七章《王维接受考察的德本意义》第四节《文学史写作与王维地位的沉浮》(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50～164页)的主要内容，可作参看。一文中指出，历代诗论家对王维诗歌的评价较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学术界因时代意识对王维的评价则有失客观公允，并提出王维的文学史地位应当得到合理重建。而张浩逊的《从唐代接受层面看王维诗歌的历史地位》[9]一文则从唐人的对王维诗歌的接受程度来考察王维的艺术魅力与成就。文章指出王维的诗歌在唐代已经得到了充分接受，并且产生了直接的社会效果。这种接受盛况在唐代诗人中只有李白和白居易可与之比肩。

此外，关于王维诗歌的海外翻译与接受情况，这一时期有朱徽的《唐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10]一文述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美国掀起了翻译学习中国古诗的第二次高潮，……就中国古代诗人而言，最受关注的是李白、王维等诗人。王维诗作主要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充满诗情画意，安适恬静的意境令人向往。其诗歌语言平易晓畅，意象精美便于英译，鲜有典故省掉注释。王维是被翻译和出版得最多的中国诗人。”[10]进而列举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王维诗作的五种英译本和一部王维传记，并作简要评论，为学界研究王维的当代海外接受研究提供了相关线索。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是王维诗歌接受研究的起步阶段。与后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并呈现出零星化、片段化状态。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尚未获得较为独立的研究地位，并具有以下两种典型特征：

一是与对其他文人的接受研究相伴出现。如在论证某个作家或流派的诗歌接受情况时，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往往与陶渊明诗歌接受研究、孟浩然诗歌接受研究以及其他诗人的接受研究一道，共同作为被罗列的“诸家”之一予以简要评析。二是这一时期王维诗歌接受研究，或作为总结某些文人创作风格的论据，或作为论证王维个人文学地位的论据而存在，尚未被视为一个可以被独立研究的对象。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的范围与程度均有待深入，而以王维接受为选题的整体性研究尚未出现。

二、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稳步发展阶段(2006—2011)

1.专门以王维诗歌接受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在本阶段出现

这一阶段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成果数量大幅增加，不仅突破了上一阶段未被视为独立研究的对象的窘境，而且出现了专门以王维诗歌接受作为选题的一系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不乏较为全面、细致的整体性研究，研究范围、深度都有明显拓展。以此为标志，王维诗歌接受研究也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

2006年首次出现了关于王维接受的整体性研究。李淑云《王维接受情况研究》[11]从历代选本选诗的数量、评语等材料出发，对五代以前、两宋、金元、明清、近代王维接受的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紧接着在2007年，袁晓薇《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12]问世。该论文从整体上较为细致地梳理了王维诗歌的接受脉络，以具体学术问题为线索，对历代王维接受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予以分析，并将王维诗歌的接受与后世相关重要诗论的滥觞相结合，对历代接受过程中有关王维诗歌地位、诗佛关系、诗画联系等问题进行辨析和阐释，就王维诗歌的创作影响、历史定位、传播建构乃至接受研究方法本身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相关学位论文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促使该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与专门化，而优质的学位论文经过进一步打磨，则可形成该领域的专著以飨学界。此后，袁晓薇在2012年出版了《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13]专著，成为王维诗歌接受研究领域较早出现的一部专门性著作，后文将详细论及。

2009年出现了专门就某一时期王维诗歌接受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的学位论文。周嵬《唐宋时期王维诗歌接受史》[14][注]该论文部分相关内容后经补充，分别发表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题为《盛唐和中唐对王维诗歌的接受》，以及《王维研究》(第五辑)(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179页)，题为《论唐五代对王维的接受》，可作参看。中以时代为线索，对相关选本、史传笔记、诗话画论等文献资料的梳理，从分章节探讨了王维在当世、中唐中后期、晚唐五代、北宋前后期、南宋前后期的接受情况，并从唐宋文学观念与文化范型的差异入手，分析唐、宋对王维接受情况不同的原因。该论文是较早出现的关于王维诗歌断代接受研究的专门性成果。

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从诗论家或选注本角度出发，内容部分涉及王维诗歌接受研究的学位论文。如王爱兵《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研究》[15]、刘黎《王维诗歌三家注研究》[16]、刘波《论胡应麟的王维诗歌批评》[17]，以及高仙《陆时雍〈唐诗镜〉研究》[18]等，均在部分章节里专门就注本所反映的相关诗学理念予以分析。尤其是刘波《论胡应麟的王维诗歌批评》，在分析胡应麟王维诗歌批评的基础上，设专章讨论胡应麟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的贡献与不足，为明代王维诗歌接受增添了新的研究样本。

除了从诗论家或选注本角度出发之外，还有一些学位论文或从文体学角度切入，或从作家创作角度切入，在部分篇章中涉及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的探讨。如刘京臣《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以六大诗人为中心》[19]上编列专章讨论王维对宋词的影响。指出王维在宋代词人心目中往往以“画师”形象出现。宋词之中也多将王维与丹青并举，即先将其视作画家，其次才是诗人。而王维的诗歌用语也沾溉宋词良多，大抵清丽之作影响晏几道、周邦彦较深，慨叹之作影响刘辰翁为多。而其凝碧诗、送别诗或引起异代共鸣，或开送别词之源。王勇《晁公遡诗歌研究》[20]则从个体诗人的创作接受出发，指出晁公遡的诗歌渊源不止杜甫一家，而是受到诸多前人影响，王维乃其中之一。另外，由于王维诗歌成就较高，其身后作品在东亚文化圈中广为传播，因此在创作中受到其诗作影响的域外文人不在少数。早在1995年，就有马歌东在其论文《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21]中论及日本汉诗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而就本阶段相关研究来看，日本的绝海中津、高丽的金克己、朝鲜的梅湖陈与宋翼弼、越南陈仁宗等人对王维诗歌的追摹与学习，分别在朱雯瑛[22]、李楠[23]、千光玉[24]、张银环[25]、范明心[26]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有所体现。

2.相关研究论著与单篇论文的研究深、广度及数量有所增加，但部分研究领域仍待拓展

这一时期除了相关学位论文大量出现之外，关于王维诗歌接受情况的相关论著以及单篇论文也明显增多。从研究方法来看，以考量时代综合因素为主要切入角度、围绕诗论家与唐诗选本对王维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进而对王维文学地位做出评价，这三个特征是这一时期相关论著与单篇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者或采其一或兼而有之，由此产生的成果数量也较为可观。

本阶段唐五代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的研究，已经进一步细化到盛唐、中唐乃至晚唐五代等具体时期的研究。关于盛唐时期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王志清在《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27]第七章《王维接受考察的德本意义》中的第一、二节有相关讨论。其中第一节《盛唐和谐与王维的盛唐意义》提出，和谐的盛唐时代因素对王维诗歌的创作产生与流传接受有促成性影响。此后，王志清在《王维诗歌盛唐接受的现实与意义》[28]中就这一话题进一步展开，对盛唐时期王维诗歌的上层社会接受情况与缘由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王维诗歌贵族化接受倾向的文学史意义在于：王维诗歌的美学趣味是盛唐的主流趣味、王维及其诗歌是盛唐时期诗坛的首席代表、是时代因素造就了王维及其诗歌乃至以之为主流趣味的审美取向。而其专著《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第七章第二节《唐人选唐诗与王维的盛唐接受》则专门从选本角度就王维在盛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王维诗歌被唐代选本选入的次数最多。《中兴间气集》虽然没有收录王维的诗，“但是选者言必称‘右丞’，每每以王维比照，可见高仲武选诗，明显是以王维及王维诗风为取舍标准。”[27]126这个观点后来又在其论文《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期的王维接受》[29]中被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高仲武选诗追求题材上的“正声”和艺术上的清雅逸远，典型体现了以王维趣味为趣味的美学主张。稍后，袁晓薇的论文《王维诗勃兴的文化政治因素》[30]则剖析了王维诗歌在盛唐时代广为接受的原因在于王维成就与盛唐文化心理的契合、王维诗歌艺术特征适应时代文化趋尚以及盛唐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

关于盛、中唐过渡期的王维接受情况的研究，除了前述王志清的论文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孙明君的论文《天下文宗 名高希代——唐代宗期待视野中的王维诗歌》[31]从君主对王维诗歌的接受角度出发，指出唐代宗对王维的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王维诗歌无论从朝廷政治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均符合统治者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中唐时期王维诗歌接受的情况，王志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2007)第七章第三节《“后王维”时期王维接受的演变》[注]该内容同年稍晚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唐都学刊》2007年第6期，题为《“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可作参看。有整体性论述。作者将中唐时期王维接受走向梳理为：全盘接受——部分接受——全盘拒绝，并指出这种多元动态特点的产生原因与世风人情、学术思想以及时代审美趣味相关联。而袁晓薇的论文《从王维到贾岛:元和后期诗学旨趣的转变和清淡诗风的发展》[32]则从个体作家对王维诗歌的接受角度出发，指出贾岛的创作是对王维在清淡诗风传统中所确立的艺术范式的发展和新变。

关于晚唐五代时期的王维接受研究，本阶段有袁晓薇的论文《论“韵味说”的“味”与“格”——兼论司空图对王维诗歌艺术的理论阐发》[33]从诗论家的角度梳理司空图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并指出司空图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中的重要意义：在其诗论中，王维的意境创造艺术与审美内涵得到了首次表举，同时奠定了后世对王维诗歌艺术特征的基本认识。同时袁晓薇提出，“韵味说”在后世接受中有玄虚化倾向，“味”“格”并存而更重“味”才是司空图“韵味说”的理论内核，以及司空图体认王维诗歌的基本态度。而潘慧琼的论文《〈辋川集〉与唐代五绝审美趣味》[34]从诗体研究角度出发，指出王维《辋川集》中的作品在现存唐人选唐诗13种中均未入选，其原因与唐代五绝创作渐冷、审美更注重俗世情怀有关。而《辋川集》富含禅思的作品在宋代末年以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欣赏，这种与时代审美趣味的趋向相关。

宋代王维接受情况的相关研究，本阶段有王祥的论文《宋人论王维述评》[35]分四个时期述论宋人对王维的评价，指出宋代王维的接受情况与唐代相比产生较大变化，整体而言，宋人对王维及其诗歌的评价不如其绘画，这一状况与宋人重名节、尚学问、积极入世等心理有关。张进在《宋金元王维接受研究》[36]一文中持相同看法，并指出王维诗歌未能如其画一样在宋金元时期备受关注与赞誉，主要原因在于论者以儒家的文用观、文德观和重气主健的审美观为原则来审视王维诗歌并予以批评。并指出王维接受与社会政治、时代风气以及文艺观念密切相关。袁晓薇的论文《“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37]则提出，“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虽然扩大了王维的文化影响，有助于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但这种阐发加深、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拉开了距离。刘京臣《风雅传今日 云山想昔时——论王维诗歌对宋词的影响》[38]从文体学出发，就王维诗歌的各类题材对宋词影响展开论述。该论文上承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脉络，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王维的山水诗、边塞诗、柔婉之作及其凝碧诗入手，逐一分析它们对宋词的影响及相关表现。侯亚文的论文《刘辰翁、顾璘评王维诗析论》[39]从诗评角度入手，分别梳理刘辰翁、顾璘二人对王维诗歌评价的预设观点，并阐释二者诗评在明清迄今王维诗接受史上的意义。提出苏轼、刘辰翁开王维“诗中有画”“自然”“清远”一路诗歌接受史，经胡应麟发展，至王士禛完成，并为现代文学史家广泛接受。而至于顾璘所别以“雄浑”“温厚”论王维诗，虽也曾在明代发挥较大影响，但于今日而言，则远逊于苏轼、刘辰翁之说。

关于明代王维接受情况的研究，有孙武军、张进的《明代前中期唐诗选评中的王维接受》[40]从明代前中期选本中王维诗歌的入选数量、体裁、题材等因素入手，对明代前中期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在这一时期，王维在盛唐诗史上排名第三的地位真正确立，王维各体诗歌都受到关注，其中应制饯送、山水游览题材备受青睐，而其诗歌雄浑自然和委婉闲适的风格得以推崇。而岳进《论竟陵派对唐五言古诗的接受》[41]则从明代诗论家选诗角度入手，讨论晚明竟陵派对唐代五言古诗的认识与肯定，王维的五言古诗虽未如李白、杜甫诗一样被列为专节讨论，然亦在竟陵派选入之列。

此外，王兆鹏的论文《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42]则从单篇作品入手，细致梳理了王维经典诗歌《送元二使安西》的历代流传接受情况：自盛唐入乐歌唱，至中晚唐成为流行歌曲。宋代《阳关曲》更加盛行，成为离筵的经典骊歌、文人的集体记忆、离别诗词中的常用意象。金元时期，流行的程度虽不及两宋，但依然有人传唱。明清两代，《阳关三叠》衍变为器乐曲，《阳关》歌曲虽偶有人唱，但其风头已让位于《阳关三叠》乐曲，《阳关三叠》琴曲更是常被演奏的经典曲目。董艳秋的论文《从历代论诗绝句看王维接受》[43]统计出了历代论诗绝句中与王维及其诗歌相关的作品数量有35首，其中32首作于清代，而相关评论范围涉及王维山水诗、应制诗乃至其创作中的诗画关系、佛学影响、传闻逸事等方面。而袁晓薇《〈辋川集〉的经典化和辋川模式的建立》[44]列举了宋代至清代相关文人对辋川模式的追慕与想象式再现，指出后人对《辋川集》的接受不仅是诗歌艺术的论析和诗歌意蕴的阐释，而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精神境界和人格范型的认同与向往。

整体而言，尽管本阶段相关研究论著和单篇论文在产出数量上、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上一阶段，但研究者所关注的时代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仅就以上不完全统计来看，相关成果数量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五代王维诗歌的接受方面，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盛唐、中唐、晚唐和五代等时期，并且出现了相关专著开辟专章予以讨论的情况。可见，唐五代各时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在本阶段吸引了研究者主要的关注目光。宋代次之，有八篇论文涉及，金元时期有两篇涉及，明代有五篇涉及，清代有三篇涉及。然而这种研究情况和历代王维诗歌接受文献的传世数量是不相称的。仅就历代诗学的发展情况与文学现象的产生流变而言，宋元明清时期是流派纷呈、大放异彩的阶段，各类经典文学现象与话题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流传并再次建构，而且愈到近古时期，各家各派愈是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对于王维诗歌的述评与创作追摹不仅不鲜见，甚至可称样本繁多、蔚为大观。但这种“烈火烹油、繁花着锦”的热闹情况，与本阶段所呈现的王维接受断代研究成果的分布是不相称的，即使将之前所列举的学位论文算入，本阶段关于近古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情况仍显薄弱，而金元时期王维接受的系统性研究则尚未展开。可以说，王维诗歌接受的近古时期研究领域在本阶段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与开拓，有待于下一阶段的研究者来突破。

此外，关于王维诗歌接受的研究方法，本时期也有相关学者提出建议。袁晓薇在其《解读一个“全面的典型”——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45]论文中提出，对作家接受史研究中“一维历时结构”的简单化操作不仅难以取得王维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提升接受史研究的学术品位。建议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以“王维现象”为基点，从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几个方面入手，分别予以考察。而其《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46]论文则提出，要在诗歌接受史研究上有所突破，必须产生富含学术思考的“问题意识”。就王维诗歌接受史而言，这种“‘问题意识’在总体架构上体现为以历代接受史的纵线贯穿，而以不同的问题点切入，分为几个层面对王维诗歌在后世的影响加以清晰立体的勾勒和展示。在具体内容和论述中，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为抓住王维诗歌接受史上阶段性的重大问题，对其作专题性的深入探讨。”[46]这些建议虽然也曾引发不同声音，但就整体而言，为王维诗歌接受研究避免进入误区、拓展研究路径、开辟学术增长点等方面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回顾这一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以王维诗歌接受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系统化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继出现。学位论文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促使该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与专门化，而优质的学位论文经过进一步打磨，则可形成该领域的专著以飨学界。与此同时，王维诗歌在各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也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针对王维诗歌的创作影响、历史定位、传播建构等相关问题都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拓展。而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角度，多样化的趋势，有的从问题现象切入，有的从时代好尚切入，有的从名家选本切入，有的从流派创作切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还就王维诗歌接受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反思与建议。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相关成果在产出数量上、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上一时期，但就所关注的王维诗歌接受时代而言，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分布特征：研究唐五代接受情况的成果较多，宋代次之，近古时期略显薄弱，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整体而言，本时期是王维诗歌接受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良好铺垫，为下一个研究时期做出了有力支撑。

三、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全面繁荣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以来，王维诗歌接受研究进一步细化，并出现了三个显著特征：首先，围绕某一时期、某些文人作家群体以及某种选本对王维诗歌接受的研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势头，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进一步细化和新的拓展，成果集中涌现。其次，这一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已经吸引了海外研究者的目光，国外学者开始进入到了这一研究领域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最后，出现了较为全面细致、专门研究王维接受的专著，促使该领域研究更为系统深入，使得这一时期的王维接受研究成为王维诗歌整体研究的坚实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以这些特征为线索，分别就这一时期的王维接受研究做出进一步分析。

1.以历史阶段为切入角度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

这类研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势头，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进一步细化和新的拓展，而上一阶段的薄弱之处也在本阶段得到了增强。唐代王维诗歌接受情况的研究有孙桂平的著作《唐人选唐诗研究》[47]。该著作第三章辟专节讨论唐人各家唐诗选本所体现出的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而周莹、王雪凝在论文《天下文宗旨归处——浅谈长安文化区中的王维与李白》[48]则通过诗人生平经历、创作题材格调、相关选本分析等方面，对盛唐时期王维、李白的接受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在当世人眼中，尤其是对处于长安文化区的文人和权贵来讲，王维更能被称为是唐音正宗。此外，谢明辉的著作《中唐山水诗研究》[49]第六章第一节则对中唐诗人对于王维五绝体式的山水组诗的创作继承情况进行了分析。

这一时期关于宋元王维诗歌接受情况的研究也有所推进。张进的论文《论〈阳关曲〉的经典性及其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50]从《阳关曲》的文本价值与传播角度出发，考察王维作品在宋代的接受情况。而聂妤敏、彭红卫的论文《王维诗歌宋代接受与传播方式初探》[51]则提出，王维诗歌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表面上陷入低潮，但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被全面“发现”的时期。诗书画三种传播媒介的转换、诗歌著作权之争以及诗歌因故事而流传成为王维诗歌在宋代的主要接受与传播方式。这种多样化接受与传播方式产生的原因在于多种艺术观念的融合、接受群体身份的多样化等原因。由此形成了王维诗歌经典接受的格局，并为明清时期王维诗史定位奠定了基础。徐朦朦的论文《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52]以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情况为主要文献依据，对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予以分析，并简要梳理了元代王维诗歌的整体接受情况。作者指出《瀛奎律髓》对于王维诗歌并未显示出特别的重视，具体表现在其选诗数量、内容、题材以及评论情况上。其原因在于“江西诗派”诗论的影响、律诗的选诗体裁、理学教化的影响以及方回个人对“平淡”之美的追求。

清代王维诗歌接受情况的研究亦出现了新的推进性进展。元文广在论文《清代王维诗歌接受中的两个变化》[53]中提出清人对王维诗歌的接受，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一是摆脱了长期以来诗坛“王孟”齐名的观点，将“孟不及王”的诗歌主张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二是清人走出了盛唐诗歌首推李杜其次王维的观点，提出王维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诗歌主张。并指出王维在清代备受推崇的深层原因在于王维的人格品质不再是影响其诗歌接受的障碍、诗坛领袖如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人对王维诗歌的提倡以及清代唐诗选本大量选入王维诗歌。陈曦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诗学中的王维诗体和并称研究》[54]分为诗体研究和并称研究两部分。诗体研究主要考察清代王维五七言诗的诗歌史定位和风格评价，以及对近现代王维诗歌阐释的影响。并称研究主要考察“王孟高岑”和“王孟韦柳”的形成过程和内涵，指出这两个并称分别体现王维诗歌不同的审美风格。而李白、杜甫和王维的三家并提出现的形式多样，内涵各异。其中杜甫和王维的二家之争实际上是儒家诗教与纯审美观之间的斗争。

2.以文人或作家群体为切入角度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

这一时期以唐宋文人为切入角度的相关研究，往往与王维诗歌“诗画一体”的审美特征相联系。王增学的论文《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55]就中唐兼画家诗人刘商对王维的接受原因及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剖析，指出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有相似之处，审美观念趋同，在创作上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近似，由此使诗有画境。而马郁在《文同及其诗文研究》[56]中提到，文同的诗歌创作受陶渊明、王维影响颇深，并结合了自身作为画家的优势，将诗画结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随后，罗曼在《论陈与义诗中的画意》[57]中也提出，陈与义诗中的画意的成因与禅宗和王维的影响密不可分，陈与义与王维诗歌意境相似的原因在于，陈与义继承了王维以绘画技法入诗的成就并掺以深重的禅宗情结。此后，张进的论文《论朱熹与王维接受》[58]提出，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并从审美评价、道德评价等方面进行梳理，指出朱熹对王维的评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朱熹的政治理想和审美理想密切相关。

涉及明清文人及作家群体对王维接受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以学位论文见多。如黄馨慧的《吴廷翰诗歌研究》[59]、王露的《明代弘嘉之际吴中文学思想研究》[60]、虞佳慧的《阮大铖诗歌审美研究》[61]等，均从个体或流派审美角度出发，就王维诗歌审美特质对相关文人的创作影响予以梳理分析。而杨一男的《雍正御制诗研究》[62]则从雍正御制诗的审美风格入手，提出雍正对王维诗歌所具有的禅意空灵之境颇多领悟，并就其着意师法的表现进行了举例。

如前所述，王维诗歌在其身后流传遍布整个东亚文化圈，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王志清的论文《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63]指出，由于文化的同源性和同根性，中日韩的王维接受排异反应甚微，日本诗人松尾芭蕉、韩国李朝诗人申纬与王维具有相似的艺术精神、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具体表现为静寂观照的审美态度、不言言之的表达方式和神韵天然的诗境。而柏闯《比较视域下的日本汉诗“风雅”溯源研究》[64]与范氏义云《越南唐律诗题材研究》[65]则分别从不同角度涉及了王维诗歌对日本汉诗、越南唐律诗的影响。值得注意是，这一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了研究本国王维诗歌接受情况的研究成果。韩国釜庆大学金昌庆的论文《高丽文人对王维诗的接受》[66]从高丽时代文人诗文集出发，分析王维对高丽时代文人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林惟正集句诗里出现的王维诗、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中对王维的认识、李齐贤和王维的文学关联性、陈诗中显现出的王维风格、李穑对王维的认识等几部分内容的考察。同年稍晚，其另一篇论文《朝鲜文人对王维诗风的接受》[67]则被收入了《王维研究》(第七辑)。该论文考察了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诗风变化过程，并以成侃、李达、申纬等人为中心，探讨朝鲜时代文人对唐诗风尤其是王维诗歌风格的认识和接受。可见，这一时期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已经吸引了邻国学者的目光。

3.后世诗论家与相关选本中所体现的对王维的接受研究

上一阶段已经出现了从考察诗论家视角入手，对明代王维诗歌的接受情况做出相关分析的研究成果，本阶段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关于唐代诗论家对王维的评价，李本红的论文《皎然诗论对王维诗歌接受史的意义和作用》[68]提出，皎然论诗“重意”，对王维诗歌有着深入体认，其诗论对大历诗坛仿袭王维诗歌的风气有所纠偏。刘宁的论文《晚唐诗学视野中的右丞诗——司空图对王维的解读》[69]认为，“澄澹精致”是司空图对王诗的核心认识，但该评价并不完全符合王诗的艺术特点以及盛唐趣尚，而是带有司空图自身诗学观念的晚唐趣味。而卢燕新的论文《论姚合〈极玄集〉对王维诗的接受》[70]则从选本角度出发，对中唐时期的诗歌审美范式与王维接受的情况进行梳理。

关于宋代诗论家对王维的评价，周觅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戒〈岁寒堂诗话〉美学思想研究》[71]在第二章《〈岁寒堂诗话〉的作家论》当中有所述及。相关分析涉及张戒对王维诗歌品评情况，并指出张戒较为欣赏王维诗歌深远无穷的意味。稍后，潘殊闲则在论文《叶梦得与王维》[72]中，以叶梦得《石林诗话》为蓝本，探讨了叶氏著述中对王维诗歌、画作的直接接受与传播。而胡正伟的论文《金元时期唐、宋诗接受思潮探赜——以若干诗歌选本为核心》[73]则简略提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王维以及其他初盛唐诗人的整体评价与欣赏态度。

关于明代诗论家对王维评价的研究，这一时期有岳进的《明代唐诗选本与“唐无五言古诗”之争》[74]《复古与“情艳”：明代唐诗选本中的五绝建构》[75]两篇论文。二文均对王维诗歌在明代选本中的选录数量与评点情况予以分析，进而考察明人对王维诗歌的接受特征，兼及这种接受对清人的影响。此外，(台湾)侯雅文的论文《李攀龙唐诗选本选评王维诗析论》[76]则从李攀龙的诗论家选诗角度出发，对其唐诗选本中与王维诗歌有关的评论进行梳理，以分析这一时期明代诗坛对王维诗歌的受容。而张迈的硕士学位论文《徐增诗学研究》[77]第四章论述了徐增唐诗选本《而庵说唐诗》的编选体例、编选宗旨及标准。身处明清之际的徐增，以“有益于初学”为其编选宗旨，将杜甫诗歌作为初学者的诗法范本。然而从个人的审美偏好来讲，徐增选择王维作为学习典范。

涉及清代诗论与王维接受情况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明显进展。仅论文就有张毅的《关于唐诗的分解与选评——金圣叹、王夫之唐诗接受方式刍议》[78]、范建明的《论沈德潜早年的论诗绝句及其诗学意义》[79]、田明珍的《沈德潜视野中的唐诗典范——以〈唐诗别裁集〉选评李白、杜甫、王维为中心的考察》[80]、刘宝强的《王渔洋〈十种唐诗选〉选诗特征》[81]和《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82]、董就雄的《清代初期王维接受史述论——以王维诗注解、评点为中心》[83]、覃小耘的《王士禛〈十种唐诗选〉》研究[84]等成果，分别从不同诗论家和选本入手，对王维的清代接受情况予以分析和研究。其中董就雄的论文《清代初期王维接受史述论——以王维诗注解、评点为中心》在文献分析上较为细致，分别就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徐增《而庵说唐诗》、王夫之《唐诗评选》、黄生《唐诗摘钞》和《唐诗矩》等评本、选本出发，从“接受的方法”和“接受的贡献”两个角度进行详细梳理与阐释。此外，董连祥的论文《简论历代王维诗歌创作批评》[85]则从创作论角度入手，就历代关于王维诗歌创作的相关评论进行了简要梳理。

4.在相关博士、硕士论文基础上出现了专门研究王维接受的专著

2012年，袁晓薇的专著《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12]问世。专门性著作的出现，使得该领域研究更为系统深入。以此为标志，王维接受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该著作在其同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王维“唐音正宗”的“诗”路历程》从时代好尚、诗论评析等因素入手，分析唐代各时期王维诗歌接受情况以及王维当世的实际文学地位与其后的转折变化。中编《王维诗学意义的美学发现》则涉及对唐以后历代文人与诗论家乃至整个社会审美文化意识对王维诗歌受容的研究。下编《王维诗歌经典的接受和文化心理阐释》则从王维的经典诗歌作品，如《送元二使安西》《相思》《息夫人》《凝碧池》出发，细致梳理其成名与传播情况。并对《终南山》误读的情况做出阐释现象的分析和梳理。此外，还从王维《辋川集》接受中的“辋川情结”入手，分析王维诗歌中的“辋川模式”对后世文人的吸引之处，以及后世辋川文化的形成。

可贵的是，作者并非通过简单的时代罗列来分析各时期王维的接受情况，而是以问题意识串连各时期王维接受所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而发掘现象产生背后的各类深层次因素，体现出接受史论的鲜明特色。研究观点独特，下笔时见新意，如苏轼对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评价历来被认为是对王维诗作的高度褒扬和的评确论，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但作者敏锐地指出这种影响的确立对王维诗史地位的作用是双面的，并细致梳理论析。此书问世后，学界的肯定性评价时时见诸期刊。陈怡良在《领域新辟 拓展有成——读〈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书评中认为该著作“选题慎思，领域新辟；架构有序，层次清晰；文史互证，见地深刻；宏观微观，兼容并蓄；文献丰富，精审识断。虽有小疵，不掩卓识。展现出作者对该研究领域的精深钻研和开拓创新，诚为王维接受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86]而师长泰在《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评〈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书评中称该著作“不仅填补了王维研究领域内的学术空白，深化了对王维及其诗歌艺术的研究。更以其‘接受史论’的特色，在同类著作中别开生面，提升了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学术品格。”[87]

尽管在接受美学传入我国之前，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过，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经典作家接受史的自觉和兴起，都是接受美学和‘读者文学史’正式提出以后的事。”[88]而王维诗歌接受研究从发轫到现今，也仅走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历程，未来的相关拓展仍非常值得期待。由以上各阶段王维接受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近二十年的王维接受研究是稳步发展、循序渐进的，符合文学研究的一般性发展规律。尤其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不仅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上都有明显拓展，而且各类成果集中涌现、时见亮点，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全面、系统的整体性、专门性的研究论著以飨学界。全面繁荣的王维诗歌接受研究已经成为王维研究的坚实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根据近二十年来稳中有进的研究态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阶段的王维接受研究会有更为细化的、多层次角度的、问题意识浓厚的研究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