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每一位读书人因其专业和性情，总有几位自己心仪的著作人，在当代学人中，钱穆、林语堂、韦政通是我喜欢的著作家。韦政通先生是一位祖籍江苏镇江、目前已92岁高寿的台湾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他思想的清晰、文字的清新晓畅令人喜欢。

记得购藏最早的韦先生的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的《伦理思想的突破》，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入伦理学门坎的年轻人，对这样一本来自海外，回应了现代挑战而又有创新的伦理学著作肯定是要入藏的，读的可能并不深入，加之学养也不够，但其中的一些新观点如台湾社会提出的“第六伦”(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资讯却是从这本书中得到的。

记得在我读博士期间(1997—2000)，有一次去日坛公园的书市上淘得了一本韦先生的《中国哲学辞典》(水牛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虽为大陆版，但仍保留着台版的繁体竖排版式。为此感到很高兴、很有收获，以后研究什么问题，先要查查韦先生这本辞典，看他对若干观念是如何整理的。2009年，当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再出简体横排版后，我又买了一本。近日读到中华书局出版的“韦政通文集”之一的《知识人生三大调》第62页一段话时，心里不由得一阵偷乐：在《少小离家老大回》一文中，韦先生在其第二节记述了1988年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为他组织了一个学术座谈会，“这场座谈会由汤院长主持，院方事前印了一份我的简介分发与会者，包括生平、现职和著作目录，其中有一节：‘特别是由韦政通先生著的《中国哲学辞典》和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从而更加确立了韦政通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段文字，使我颇感意外，因在我的主观评价中，这两部书只占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是啊，在1988年的大陆学术界，由于两岸信息交流不够，人们未必能全面了解韦先生在思想上的创造与贡献。但他的这部辞典却是以其文献的扎实可靠为很多学人所熟悉并使用，因此，才有汤先生之言。也许在韦先生自己看来，这部辞书只是一种学术的资料整理工作，它的重要性不及自己的思想创见，但客观上却是嘉惠学林。因此，本人认为重要的可能与学界一定时期认为重要的并不一致。

实际上，韦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影响不仅限于上述两本书。这些年来，大陆出版韦先生的书日渐多起来了，基本上我能看到的都买了，如两个出版社的《中国的智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中国思想史》(上、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本《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均为2005年出版。韦先生的这些书，我读得有粗有细，不仅受到思想的启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也常常借鉴引用，如在给研究生上中国伦理思想史课程时，备课多有参考韦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在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文献课时，我将韦先生的《伦理思想的突破》作为我选定的20世纪10余本经典著作要求学生阅读。

以上这些似乎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经意的读书生活，最近使我对韦先生给予特别关注并引起我浓厚读书兴趣甚至产生研究韦先生相关著作和思想的动机，来自于这样一个刺激：2017年寒假去书店，发现新书中又有韦先生的如下几本书：《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韦政通文集”一套四本：《传统与现代之间》《人文主义的力量》《时代人物各风流》《知识人生三大调》，先买到的是《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韦先生的学术文字轻松易读，演讲录更是直抒胸臆，加之其中的内容多谈及治学和修身的方法，更易引起思想共鸣。因此，我拿起来就没再放下，在家读了一些后就出发去欧洲旅游了，一路上除了带着要看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再就是这本书了，不仅读完了，同行的妻子也看完了，我读后还准备要求自己的学生们也要看，我相信肯定会对他们大有好处，也省得我去指导他们。韦先生的修身与治学方法我都深为敬佩并赞同，让学生们直接聆听大师级的老师的教导，比我给他们说强多了。回到家后，又接着读上述文集的最后一本，因为这一本相当于韦先生的学术传记，韦先生本人就提倡读传记，我对这一方法也深为赞同，因为一本好的传记确实就是一部活的人生教科书，况且韦先生的治学方向和路数与我太接近了，我虽不能及，但心向往之，读到一本半时，总觉得先生人生奋斗的历程令人感动，一些重要的教导似乎不做点文字笔记是不行的，因此，故有此记此感。

韦先生是一位高寿且健在的台湾著名学者,其思想的先锐和新见，叙述文字的晓畅通达，其在中国思想史、伦理思想、文化理论、中西比较等方面的学术贡献，都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被看作是继胡适、冯友兰之后真正有分量和学术原创性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国文化概论》被评为学术通俗化的最好样板，《伦理思想的突破》是其代表作之一，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本文无意全面研究评论韦先生诸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作为一篇读书札记和评论，主要是对韦先生关于人文学者主体的若干特质和中西哲学区别、传统伦理的君臣之义以及当代中国社会需要从富裕走向文明等问题记而评之。

一、知识人生的三种角色

韦先生的知识人生三大调子就是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作为学者,他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重要专题研究如荀子、董仲舒、朱熹、孔子、毛泽东等人物都进行了专深的研究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通史方面其《中国思想史》自有自己的诸多学术创见，其《中国哲学辞典》亦造福学界。作为思想家，他提出并认真从事了传统的创造性超越工作，他最初是儒家和传统的信仰者，继而又是传统的批判者，最终成为传统的超越者，他以思想的智慧和学者的中和对新儒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超越。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他对“伦理思想的突破”做出了自己独特而全面的贡献。作为知识分子，他以知识与观念参与的形式，启蒙青年和大众，立足台湾，关怀大陆。他不仅以《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的智慧》等著作使青年和广大读者受益，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多次来大陆多所高校演讲，直接向青年学生传道授业。韦先生知识人生的这三大调子是现代学人的三个基本的角色，在先生身上完满地合而为一。作为后学，应从先生的人生经历中获得启发，学习追随，提升自我。先生奋斗之艰辛实属不易，虽然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殷海光等著名学者有师友关系，但基本上属于自学成才，是一种体制外边际性知识分子。有时连生活都发生困顿，虽然最终成功了，但其中的艰辛令人敬佩，这样成功的学者更值得尊重。其叛逆性格、独立人格实是成为一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所必备，他对权威主义性格的批评我也感同身受，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一点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我想他就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

二、享受学者生活的孤独和寂寞

“独处，一个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现代化的潮流之下，我们独处的能力逐渐丧失。丧失的原因，是我们现代的社会花样太多，吸引力太多，诱惑太大。每当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就会恐慌，觉得寂寞无聊。”(《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91页)

可是，学者的生活却离不开独处，“这种独处的能力，我们又称之为一种承受寂寞的能力。一旦寂寞了，没有什么关系；寂寞了以后，我还过得蛮愉快。……我们培养一点承受寂寞的能力，那么将来遇到寂寞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消受，不会为了寂寞到处乱跑，为了寂寞而犯错。人的错误行为，常常是在一种极度寂寞的情况下犯下的。……如果理想一点的话，我们要学习享受寂寞，学会享受孤独。……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都是孤独的。只有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你才能真正有比较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工作永远做不完，要解决的问题永远做不完，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93页)

那么，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呢？一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二是要提升专注力，三是养成克服难题的耐力，四是要提高生活的品位。

“生活品位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物质生活简单朴实，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具有生活品位的人，一般比较重视精神的世界，重视精神生活，而比较不重视物质，即内重则外轻。中国人讲，这个人很有分量，一个真正有分量、精神世界饱满的人，他会不太重视物质生活。所以你看一个人，到他家里看他怎么装扮，用什么装潢，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家庭的人的品位。”(《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98页)

是的，独处、孤独、寂寞可能是一个读书人生活的常态和合理的生活方式。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要下苦功，“板凳要坐十年冷”，自然是要独处的，没人能代替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知识个体户”，他有他独特的知识、思想与精神世界，要与社会生活保持必要的距离，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反省社会。当然这是说“士”即纯粹的学者，如果出“仕”了，难免就要去做“管理众人”的事了，这可能已经是官了，但其出身却是知识分子，这是两种生活方式，这两种角色如果为一人所兼有，就会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做学问和做官在很多人那里是集于一身的，在当代社会的高校里，也有所谓的两肩挑，但在我看来，实际上一个人同时做两件事，精力总是有限的，是难以做好的。总结三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常勉励自己“人生不可二志”，却常常经不住诱惑或自认为还行，常常做不到这样的自励，因而就常有心理冲突和矛盾。不过无论如何，总应该明白，一个知识人应该享受独处、孤独和寂寞，似乎随着年龄增长，是越来越喜欢独处的生活，然而有时却是客观的身不由己。

享受孤独和寂寞是一个高尚灵魂自我关照的优雅生活，时下浮躁功利的世风使很多人都坐不下来，不能享受这种孤独和寂寞的生活，正如韦先生所说，一看其家里的装修就可以看出主人的品位。人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的人由于精神的缺失，忙得仅把自己的家当作一个睡觉的窝，其装修有钱却没文化。中国人相较于外国人，家中的藏书量是很少的，我曾在一个美国教授的三层别墅的家里住过一夜，人家一层整个是教授的个人图书馆。有的人可能就很少读书，一些平常百姓来我家或者是要投入门下的求学青年来家拜访时，常为自己的书房所震撼感动，其实，我自知，作为一个文科知识分子来说，我的藏书实际上是很少的，尽管如此，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很多的。可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还是非常急迫的。

三、学者的类型和治学方法

“杨国枢兄在《学院生活的追索》一文中，曾分析过学术研究的两种形态：一是‘安土型’；一是‘游牧型’。安土型的学者，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所表现的特色是从一而终，他们往往选定一两个题目，从此便心无旁骛，专心研究下去。而游牧型的学者，往往见异思迁，喜欢转换研究的课题，好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停地由一块牧地转徙到另一牧地。我的性格是比较接近游牧型的，……在要求学术品质与自我满足二者之间，我往往宁愿牺牲前者而放任后者。性格决定人生，这话真有点道理。”(《知识人生三大调》第75页)

这段话本人感同身受，引为知己，自己特别喜欢韦先生其人其书，也许就在于我们是同一类人。我自认为也属于这种游牧型的人，并进而认为，这种游牧型的学者必须要有发现一方水草的眼光和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具有一些学术的识见和眼光，有比较广泛的学术兴趣点，有敏感的问题意识，但他们的缺点则是浅尝辄止。发现新的自留地而不深耕的人，这一缺点韦先生也许没有，但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有这样的缺点，有时读读书，问题就来了，甚至有时一本书还没读完，一篇文章的思路就来了，即使发现了有意义的问题，也不会抓住不放做深入研究。比如，自认为“道德功利主义”“情理精神”都是自己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内在机制与精神的重要解释性概念，但也只是分别写了一篇文章了事。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深挖的领地，可自己却没有这样做。正如韦先生所说，性格决定命运，就随它去吧！

关于治学方法，韦先生多次谈到他的“科际整合法”，也就是多学科、多角度地研究同一个问题，这一点我非常认同，自觉似乎在本人三十年来的治学道路上也是自觉运用的，特别是自己觉得，治伦理学特别是以中国的思想资源治伦理学更要这样。一方面，伦理道德是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的社会现象，如果没有一个广视角、多学科的视域，是难以全面正确地理解道德现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伦理型的，故伦理道德更是与中国的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教育甚至经济、军事、国民性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治伦理学或中国伦理学，就是基于一种宽广的文化学的视野和方法，因此，对韦先生的方法也是引为知己。

另外，韦先生下面所说的这个方法，我曾经在给学生讲课时讲到过，我把它概括为“以写带读法”。

“阅读是广度的开拓，写作则是深度的挖掘。人的思想不能仅靠阅读或深思默想而成熟，必须掌握有兴趣的论题，辛勤的建构，使紊乱中显秩序，并予以系统化的表达。才能一级一级上升，一步一步前进。”(《知识人生三大调》第21页)

四、何谓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20世纪初期，一般上过学，在中学以上的人都被称作知识分子了。读过点书的人都称作知识分子，那是一个泛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知识分子是在20世纪世界形成的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强调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知识分子特色，一个就是批判，另一个就是从事一种社会的改造。用知识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用新思想、新的观念推动社会的改造，只有这样的读书人才能称作知识分子。”(《知识人生三大调》第155页)

“‘知识分子’观念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法国，另一个来源是沙皇时代的俄国。……当然，知识分子的概念形成虽晚，但类似知识分子的角色很早就有了。这种角色在中国古代早就有过，比如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就是近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儒家讲的‘大丈夫’偏重于道德，而近代‘知识分子’除了道德之外还强调知识，特别是运用知识进行社会批判的精神。”(《知识人生三大调》第155～157页)

“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类型。有的着重于观念的参与，有的着重于社会的实践。所谓观念的参与，就是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为改造社会、建设现代国家服务。……观念的参与，是相对于在象牙塔而言的。象牙塔并不是一个很坏的观念，一个专心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他可以只做研究不做观念的传播。我们中国现在专心一致从事研究的学者还是太少，纯粹的学者还是非常缺乏，所以象牙塔并不坏。但他们是学者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局限在象牙塔内，他们常常注重把观念和思想传播到社会，参与这个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这就是一种观念的参与。纯粹的学者不一定要做这种事。”(《知识人生三大调》第162页)

“跟观念参与的知识分子不同，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致力于社会的实践。从事社会实践的人不只是写文章、演讲，而且付诸行动。社会上的群众运动，像学生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弱势团体的运动等，背后都是知识分子在支持的、在动脑筋的，他们把他们的理念付诸行动，这就是社会的实践。

究竟是做观念参与的知识分子还是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去选择？一个读书人，他是不是要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到什么程度，是由个人的性格决定的。”(《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63页)

韦先生的上述论述，传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并做了中西的比较，说到底所谓知识分子不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要有道义的承担和社会批判、社会关怀，但是在当代中国却有一种知识分子理论，主张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工作者，人们应该放下沉重的十字架也就是放弃自己的道义承担，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凭知识挣饭吃的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学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了，当代社会的唯知识化，重智轻德的倾向是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大背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批判并改造社会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当然，韦先生具体分析了学者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区别并承认各自的价值合理性，因此，对于个人的选择来说都是自由的，是仅作为一个学者还是要继而成为知识分子，这确是由个人的价值观或性格所决定的个人选择，但从一个社会的整体来说，可能也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实践参与，否则社会就会缺乏进步的重要智力资源。

五、经师和人师

中国传统中有一种人称为“经师”，一种人称为“人师”。汉代有所谓五经博士，是官职。这些人，专门讲经书，是经师，跟现代专门传授知识的人比较接近；中国传统里还有一种人叫人师，道德学问上做人的榜样、典范的那种老师。“经师易至，人师难求”。……传统的“人师”，以道德楷模为追求，这在现代体制里面几乎落空了。现代体制中，当一个老师、教授，只是看学术上的专业和成就，主要不讲求你道德上的修养。

“就大学教授来说，必须确立一种‘教堂跟教室不同’的观念，这对传统的教师概念是个挑战。传统社会教师的工作，按照韩愈的说法，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信仰层次的问题，传统社会，无论东方西方，多半是把信仰和知识混淆的，教师不但要传授学术，而且要传达信仰。现代化的社会，教师只是授业、解惑，不再把传道作为重点。”(《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12～113页)

“希腊传统以知识为主的师生关系与中国儒家传统以道德为主的师生关系，在性质上的确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对中西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以追求知识为主，则‘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想法，势所难免，因追求知识的终极目标在发现新的真理，要发现新的真理，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在这一目标下，师承是过渡性的，一个大思想家必须独立门户，开辟新天地。……在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家传统里，除了少数例外，知识一直处于附从的地位，师承不是人生的踏脚板，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弟子最大的愿望，也不在知识的创新，而在承先启后，为往圣继绝学。……因此，在中国，重视传统，强调尊师重道，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知识人生三大调》第20～21页)

这几段话韦先生讲到了为师之道与中西方的师生关系。“经师”与“人师”之辨是中国的重要传统，虽然“人师”在现代体制中几乎落空了，但作为一个为人师者，仍然要将为“人师”作为奋斗的目标。韦先生对现代教师的职能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传道”之含义，如果从狭义即宗教信仰的角度，无疑韦先生所说是正确的，时下的教育制度，传教的宗教是不能允许入大学、进课堂的，但我理解在中国传统语境里，所谓所传之道可能并不主要是这种宗教信仰的“天道”，而是人生与做人之道，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实际上与“人师”的追求是一致的。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师者”，不仅要授业、解惑，这是他们的“经师”之责，而且要“传道”，这正是他们的“人师”之责。现代社会的某些教师只把自己作为一个职业人，以知识传授挣饭吃，而放弃了为人师者的道德表率作用。但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仍然要提倡将韩愈所说的三项两类职能作为教师的完整定位，如此，才能完成教师既教书又育人的职责。当然，做到“经师”与“人师”集于一身，就更是一个更高但也应该努力为之的目标了。

韦先生对中西方师生关系的比较，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求知识之进步，必要超过老师，否则，知识和学术难以进步。因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应该成为现代师生关系的一个原则。要做到这一点，为人弟子者固然要有这种超越的能力和胆识；作为为人师者，也要有理解和容忍的雅量。但中国人又素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因此，从做人的角度，则要尊敬老师，尽弟子职，执弟子礼。背叛师门、数典忘祖，被中国人看作是最不道德的事。从理论上讲，这种知识的知性追求和情感与做人上的尊师重道似乎是可以分别情况并能做到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中国文化的惯性，往往又是难以实现的，中国人容易把学术和情感混为一体，把说事与说人不加分别，因此，做学问难，做人更难。有的老师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对自己的弟子有情感上的亲疏，有的弟子因为学术观点而与老师翻脸，然而在我看来，虽然很难，但作为一个现代学者，这两点的分殊和不同对待仍然应该是努力为之的。

六、中西哲学的区别

“西洋的哲学偏向的是精确的概念定义、清晰的逻辑推理、严密的理论证明等，而中国哲学这方面比较差，中国的哲学跟西洋的很不同。中国哲学注重的是精神修养，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这样的偏向。西方哲学与精神修养没有什么关系(神学例外)，它注重的是抽象理论和逻辑思考。”(《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11页)

“中国人讲伦理学，一开始就和西方哲学讲的伦理学是两码事，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人的伦理，我们叫做规范性的伦理，它是要用行为去实践的伦理；西方人的伦理学，主要问题不在实践，西方的传统里面，道德的实践问题是属于宗教负责的。……儒家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都可以讲得通。”(《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36页)

“中国哲学原来的精神就是一种生命体验。中国人儒、释、道三教都很重视这个生命，生命是需要体验的，不只是理解。理解跟体验是两码事。我们现在求学问都是理解，但是缺少体验，一种生命的学问需要体验，你要了解宗教，你单单在文献上去理解，那是不够的，必须体验那个修养的过程，修养功夫的过程，难就难在这儿。所以我们现代人，像胡适之、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因为他们都在美国受教育，学到西方哲学的思考方法，因此离开中国原来的那个精神距离比较远。”(《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29页)

中国哲学史与西洋哲学史有很大的不同，西洋哲学多半是一个抽象的、理论的过程，它的哲学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在写几本书，也不是在创造一个思想系统，无论是儒家、道家、佛教，这些思想家最终极的目标和人生的理想是一个人格的成长和完成，这个观念我们现代人已经不了解了。所以写《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容易出现“隔”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为学与做人，做人比为学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品德差了的话，他的学问会被贬低。中国文化里面有这样的观念，西方没有，西方哲学家人格上可能有重大的缺点，但是在学术上我承认你的学术价值，把做人和学术分开看。中国传统是比较不分开看的。在中国，你要做一个大儒不是写一大堆的书啊！写一大堆的书，不能成为大儒，必须建立人格的风范，要有道德的风范，这样的人才受尊重。我们当代的新儒家，受西方的影响，思想力求系统化、哲学化。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受到西方的挑战，必须把中国哲学变成抽象的思考，也要变成系统化，要能翻译成英文给西方人看。而新儒家把真正的儒家精神丢了。丢在哪里？就是丢在道德修养上没有重视。儒家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现在的新儒家影响在哪里？那就是影响在学院少数读书的人，而且是对儒家有兴趣的人，影响是非常之有限，因为它是以知识为主的。一个儒家要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它需要有淑世人格的感召力，这一代的新儒家是缺乏的。过去那些大儒，像王阳明、朱熹，像程颐、程颢，像孟子、荀子，他们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不是靠写书，而是靠对社会有种教化的责任。”(《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27～128页)

韦先生关于中西哲学的区别的论述，很多看法在我看来是发人深省、深以为然的，但其中可能还会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观察目前中国大陆的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界，实际上很多人也还是沿着胡适、冯友兰所开创的西学的路子，以知识论的视角在做一种纯学问式的“哲学”研究，多有研究儒家的“学者”，而少有将儒家学说化作他们生命体验、生活方式的“儒者”。话题比较敏感，以本人的浅薄之学识，还是少说为妙，多抄少评，不过，以韦先生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养，以及他与新儒家大师代表人物的交谊(曾拜访梁漱溟，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均具有师友关系)，他总还是应该有批评的资格与权利吧！

上述笔记写完有十多天了，这两天又读了《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16日刊登的刘笑敢先生的一篇学术自述的长文：《四海游学记》，这篇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身份、方法、标准等问题的论述，观点独特而有见地，这里也摘录其中的一些观点，有助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和特质等问题的思考研究。

“最先引起注意和讨论的是‘反向格义’的问题。在港台，多次有人提到：‘不懂康德，怎么研究孟子？’这让我马上想起杜继文说的‘不懂马列，怎么研究中国哲学’。显然，在不少人看来，用西方哲学(包括马列)的角度、框架、概念来研究、解释、重构中国古代的思想理论是天经地义的，或者是必须的。我并不完全反对这一倾向，因为这是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建立的客观历史。但是，对这种做法的盲从造成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困境就是不能、不会、或不想客观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术语、理论、目的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身份、性质和方法问题。我最新的提法是两种身份、四种角色。即是说，中国哲学这个术语同时代表‘现代学术’与‘民族文化’两种身份。前者同时担当现代学科和世界文化资源两种角色，后者同时担任民族文化的主体和个人修身养性的精神指南。所谓‘国学热’的出现凸现了儒、释、道作为民族文化代表和个人精神生命资源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复兴的需要，于丹、易中天大受欢迎就是这种需要的明证。即使斥之为‘糟蹋学术’或‘精神鸦片’也无法否认这种需要。于是，‘中国哲学’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儒释道传统就仍然有民族文化的身份，而这一身份就有了民族文化载体的角色以及个体精神生命导师的角色。”

刘先生的这种观察和理解准确、客观，深有启发，与韦先生的观点有相互支持的意义。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用西方哲学框架和概念解释中国经典的“反向格义”，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研究路子在大陆学界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你如果想以民族文化或生命学问或为己之学的态度，来指出他们纯知识论的不足时，准保被认为你是没学问的，他们是有学问的，是正统。刘先生的观点比较平实，他也知道这种情况是一时半会也难以改变的，他至少是提醒人们注意这两种身份、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其目标、方法和标准的不同。

七、何谓君臣有义

“所谓‘君臣有义’，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受到专制的影响，或者受到法家的影响。法家强调君臣尊卑的观念，君是无限的尊崇，臣子是无限的卑贱。尊卑的观念是法家首先提倡的，但是在‘五伦’这个观念开始出现的时候，君臣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尊卑的关系。‘君臣有义’的‘义’字，通俗的解释就是做官‘合则留不合则去’。大臣有大臣的风范，先秦时代不乏其人，到汉朝仍有这样的大臣，是以道义与皇帝结合的，我可以帮助你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就拂袖而去，我不干了，这就是‘义’。”(《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37页)

可是在中国人的现实实践中，儒家这种理想似乎已经被丢弃了，君臣有义，这说明君臣在义的面前是平等的，大家都应该“唯义是从”，义者，宜也、合理、应该，合则留，不合则去，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影响，很多领导有权威主义性格和一言堂、家长制的作风，实际上这是吸收了法家的君尊臣卑思想，甚至是皇权专制或山大王意识，很多领导实际上也在运用法家的法、术、势的思想，而并不实行礼贤下士、君礼臣忠的儒家伦理，缺乏民主作风和风格，看来中国文化真是阳儒阴法啊！前些年竟然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地方上的副职领导雇黑或直接杀害正职，这种恶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原因也许很复杂，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副职这方面看，可能是利欲熏心，丧失理性、越规杀人；从正职这方面看，也许是其家长制作风和权威主义性格一直压迫着副职，使其无法忍受，才做出如此之不理智的行为。因此，韦先生认为现代中国的新伦理的建构一定要吸取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理念，以补充我们传统伦理中的不足，改造我们的传统伦理，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超越。

八、从富裕走向文明

“现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可是生活的品质却相对的越来越低下，人的素质也相当低劣。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经济慢慢地越来越好，可是人的素质没有跟上。”(《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86页)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搞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不是前面的‘前’，而是金钱的‘钱’。当一切向钱看的时候，社会一定会有很多不堪的事情发生，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贪污之风盛行，要改，非常不容易。除了惩罚人以外，制度方面也要改良。”(《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88页)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国家除经济发展之外，更重要的还要提高国民素质。……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可以使这个国家慢慢富有起来，但你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素质不够，特别是人文素质不高，你再富有，都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我们学人文学科的人要特别重视的。”(《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89页)

“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大陆在目前的状况下，文明的水平可以说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品格就更不用讲了。……文明与品格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部分，同时，文明和品格也是一个国家无形的竞争力。”(《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66页)

“其实，经济发展了以后，它的重要目的是把我们人的素质提高，把我们的贫富差距拉近，促进社会的和谐，增加人们的幸福。”(《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167页)

“但愿今后我国的人文学者，能共同组织一个推动人文教育的机构，以提高国人的生活品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民品质低落而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第208页)

以上论断是韦先生2004年10月、2006年10月在杭州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的两次演讲中提出来的，可谓是切中时代之弊，有先见之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国人的重视，记得前不久读了一本名为《从富强到文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的书，这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一个演讲集，而这个书名是取自甘阳的一篇篇名，甘阳在文中认为：“我基本认为，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仍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该书第62页)“我觉得从下一个三十年开始，仅仅是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军力强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人民也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高度素养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传统。”(该书第69页)前不久，还看过一本台湾黄昆岩先生写的《教养——离我们有多远》的书，昨天看了《光明日报》2011年2月6日发表的于平的文章《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一文，他把人或民族群体的文化人格层次划分为如下四个层次，“文化素质”，这是一个人有无“文化”的基础层次，“文化水平”，这可以确定一个人“文化水准”的高低；“文化涵养”，则是更高一级水平的体现；而“文化境界”，则是对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这些著述都使我深受启发，作为一个伦理学工作者，对这一问题比较自觉和敏感，对上述观点非常认同，自认为也有责任通过教育和教化，启迪民众实现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伦理之觉悟是国民觉悟之最后之觉悟，诚望更多的国人对此有自觉，从而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和国民的道德素质，真正从富裕走向文明，使世人不仅仅是制造“中国威胁论”而害怕我们，更重要的是应让他们真诚地尊重中华文明及其人民。但我也深知，这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不容易，任重道远。心灵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人们对一些不文明无教养的事已经麻木不仁了。2017年年底，参加首都精神文明办举办的在京相关学科和文化界人士的“做文明有礼北京人”的新春联谊座谈会。一方面是一个主题研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年终的团拜联谊，出席者有百人左右。在宴会前一个小时，有几个著名学者(都是全国级学会的会长如陈来先生、万俊人先生等)做主题演讲，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学养深厚、高屋建瓴的人，讲得都非常好，我很想认真听听，可竟然底下的听众都闹哄哄的，我当时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想，这就是中国人当前文明素质差的最典型的体现，连教授们都是这样对著名专家的演讲不尊重，随便讲话，可想而知要是一般的公民将如何？这又使我想起了大概在五、六年前，我作为中国伦理学代表团的秘书长与一行二十多位伦理学教授赴韩国访问，常常为这些教授们在五星级酒店大堂以及与韩国教授同乘的汽车上旁若无人、大声喧哗的不文明行为，急得我团团转，很多人都不以此为耻，终于晚回的师弟与韩国人在后来的深度交往中被告知，中国教授素质很差，这不是指他们的学术、外语水平，而是指他们的文明教养，令人听了后更感汗颜。我说这两件事，是想说明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的迫切性。我曾专门研究过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公共文明素质的建设情况，日本人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形象，这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也是我们离实现中国梦最为接近的历史时期,但当前中国人的道德素质还需要不断提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因此,韦先生关于要从富裕走向文明的论断真是富有历史洞见,指明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文明方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导向,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