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波, 张秀兰

(1.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59; 2.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杨一清(1454—1530)，云南安宁人。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三南居士。杨一清于景泰五年出生，成化八年成进士，其后为官五十余载。曾任中书舍人、山西提学佥事、陕西提学佥事(后升副使)、太常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左副都御使督理陕西马政(后兼巡抚陕西)、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至内阁首辅，位极人臣。

杨一清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诗人”[1]1。目前,学界对杨一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文学三个领域。余嘉华《杨一清在明代诗坛上的地位》(《云南师范大学》哲社版，1994年第2期)、杨毅鸿《杨一清〈石淙诗稿〉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盛林忠《杨一清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旨在研究杨一清文学创作特点、成就及诗文思想；而从政治、军事角度研究杨一清的论文则较为丰硕。如谢玉杰、唐景绅《杨一清在西北》(《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方广岭《论杨一清经营陕西边备》(《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杨登保《杨一清与明代马政》(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魏登云《杨一清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何兆吉《杨一清的安边策及其历史价值》(《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胡克诚《杨一清与嘉靖新政》(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赵毅、胡克诚《杨一清与大礼议》(《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6期)、曹鸿杰《杨一清〈关中奏议〉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邓云、崔明德《略论杨一清持重守御的民族关系思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等。

作为教育家，有着“明代提学第一”称号的杨一清，其督学事迹及主要活动虽散见于相关著述，但至今却没有专题性研究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阐释。这显然不利于人们对杨一清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家身份的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杨一清督学活动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教育家杨一清及其相关思想做一个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另外，杨一清的主要政治活动在陕西，其时长八年的督学活动也竟有七年在陕西，所以揭示杨一清在陕西的督学活动既是认识教育家杨一清的关键环节，也是揭示明代地方提学官督学活动的典型案例。因此，本文阐释、梳理杨一清的督学活动便限定在其督学陕西时期。

提学，即提督学校，故而明代提学官的督学活动主要围绕学校展开。实际上，明代提学添设之初即对其督学职责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概而言之即“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2]1688。明廷明确规定提学官隶属于按察司而“分理学政”“提督各处儒学”，这个界定虽然相当笼统，但也大致限定了明代提学官员的主要职责和活动范围，即专门负责管理地方学政。然而如何管理地方学政，其具体内容较多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所变革。明廷分别在正统元年(1436)、天顺六年(1462)和万历三年(1575)的敕谕中对提学官的主要职责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同时也就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管理儒学的法律条文”[3]330。由于杨一清在陕西的督学活动主要在弘治四年(1491)至十一年(1498)之间，故本文梳理其督学活动则主要结合正统元年和天顺六年之规定来谈。

一、创办书院，修迁校舍

明朝儒学(学校)教育尤为兴盛，所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2]1675学校不仅是明廷培养官吏的重要平台，也是王朝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4]924明朝开国者朱元璋的这一认识，奠定了儒学学校教育在明朝治国策略中的突出地位。而明代地方提学官正是提督学校的专门官员，他们的督学活动也必然围绕学校来开展。

管理学校事务，首先就是保障学校一切教学条件的具备。实际上，明廷对提学官员管理、保障学校教学条件等方面的职责有着明确的规定。正统元年提学敕谕第六条规定：“学校殿堂斋房等屋损坏，即量工修理。”[5]346到天顺六年又明确了修缮校舍由府州县(主官)提调官负责实施，而提学则负责监理督察。杨一清督学关中，修缮学校、创办书院成绩最为显著。如其创设的正学书院、绿野书院在当时都非常有名。

杨一清同门好友李东阳对其创建正学书院之事有明确记载：“正学书院为道学而作也，院在陕之西安。盖宋横渠張子倡道之地，门人吕大钧辈皆得其传。元鲁斋许公来主学事，亦多造就。后省臣建议为书院，合祀横渠鲁斋及其乡贤……入国朝百余年，遗址为兵民所据，而坊名尚存。弘治丙辰杨君一清始倡之。”[6]996据此看来，杨一清创建正学书院是颇有用意的，这也是他督学活动的重要方面。杨一清创建正学书院，一是继承前贤事业，推崇地方文化的需要；另则还有弘扬一代学风的目的。就读于正学书院，亲得杨一清指点的状元吕柟就曾撰文解释正学书院之得名：“夫书院自唐宋以来，其在天下者，或以洞名，或以岳名，或以地名，或以水名，未有以学名者，莫非学也未有以正名者也？”[7]584吕柟的解释可看作是对杨一清创建正学书院并以此命名之用心的最好注解。出于振作学风的目的，作为提调陕西学校的“一方之师”，杨一清“选英俊居其中，躬自教督”[8]1119，可谓亲力亲为、尽心竭力、煞费苦心。杨一清以正学书院为地方学校的精英学校，同时还从府、州、县学中选拔一批优秀的生员就读其中，“所拔识李梦阳、以文学召擢，状元康海、吕柟，名士马理、张璿辈皆与焉。”[8]1119培育才俊，成绩斐然。其创建绿野书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除了创办书院，杨一清为了改善地方学校教学条件，还于多处修缮或改迁校舍。如迁建县学：“醴泉县学(大学)初在旧县治东南，宋皇祐间殿中丞薛周创建。明洪武四年移今县治东。弘治六年知县王锡修，十年提学副使杨一清议徙县治南。”[9]908，又如眉县县学“弘治八年提学杨一清徙治东”[9]911。杨一清督学陕西期间，地方提调官员修缮、迁建的学校还有眉县县学、米脂县学、兴平县学、高陵县学、三原县学、周至县学、富平县学、肤施县学、岐山县学、澄城县学、中部县学、宜君县学、耀州州学、绥德州州学、葭州州学、延安府学等。有研究者指出：“杨一清在陕期间关陇地区新建和修复书院的数量为16所，仅次于江西、福建、湖北三省，在全国列第四。”[10]40由此可见，作为督学陕西的提学官员，杨一清在新建、修缮学校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这也是杨一清在陕督学活动的重要成果。

二、选配师导，考校学校

明代提学主要就是针对地方学校教官多不称职而设。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平江伯陈瑄就曾上言：“今府州县教职多非其人，生员务学亦少。”[11]146故此，正统元年的提学敕谕就明确规定提学官员的一项督学内容：“学校无成，皆由师道不立。今之教官，贤否不齐，先须察其德行，考其文学。”[5]345杨一清向来以知人善任著称，在为生员选择师导方面同样发挥了他善于用人的特长。如创建绿野书院时，一清便特意为当时散漫的诸生选配了严格的教官内江人赵文杰，而赵文杰教导诸生的业绩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据《武功县志》记载：“(赵文杰)初来时察诸生皆可教，乃殚尽心力，敢后者则痛挞之。诸生方喜纵恣自得，故亦多私怨谩赵先生者。赵先生乃不嫌其怨谩已，顾督责益严。时邃庵先生以绿野书院新成，士就学者日广，方遴择学官，知无如赵先生者。于是以赵先生主绿野书院。赵先生益自砥砺，故诸生至今能趋向于学焉。”[12]卷2就读绿野书院的康海对赵先生的严厉也从抵触到理解直至感激，由此可见杨一清在为地方儒学生员选配教官时的良苦用心和成功。在教官往往不能胜任的儒学教育中，选择敬业尽心的教官对于生员的培育尤为重要。杨一清善于识人，也深知用人得宜的关键，所以他能根据生员的状况选择最为合适的师导，这是一般提学官很难做到的事情。

“凡巡视学校，水路乘驿舟，陆路乘官驴，仍于本司带书吏一名随行。”[5]6867天顺六年敕谕明确了提学官巡视学校的职责，巡视内容包括遍历府、州、县进行岁考、科考、拔贡、选补生员、奖惩教官等。尽管朝廷规定如此，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执行过程中，因各省地域地貌情况不一、提学官也存在个体差异，致使“其提调学校官，有一年巡历一遍者，有三二年一遍者”[13]卷70。而明代陕西有八府三边，地域辽阔，要完成巡视学校的任务实际上已相当不易。但是杨一清却能做到考校各地学校，虽远必至，可谓尽职尽责。杨一清督学各地的情况可以从他的纪行诗当中了解一二。据其《石淙诗稿》诗作可知，杨一清在陕西提学任职期间，先后巡历扶风、郿县、白水、旬阳、三原、靖虏、固原、岷州、河州、秦州、宝鸡、商州、汉中、府谷、蓝田、勉县、平凉、古浪、凉州、山丹、庄浪、永昌、甘州、兰州、东固城、西固城、户县等地方。东起潼关，西至甘州，北到府谷，南抵汉中，其中靖虏、兰州、庄浪、古浪、永昌、山丹、凉州当时都在边境，时有外族侵扰。而且这些地方还只是杨一清诗作提及之处，其督学所至而并无诗作记录的地方显然更多。据马理记载，杨一清督学“每试八府三边，学多士广，必岁一小试，虽僻壤不遗。”[9]889说明杨一清督学巡视地方，学校虽多但他没有遗漏，至少保证一年有一次亲至各地府、州、县学测试生员，可谓极为勤勉。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他人的诗文记载加以佐证。杨一清刚刚上任陕西提学不久，其同门好友李东阳即与其有书信往来。文中记载：“始得陕西书，知考校过半。公明之誉，与山西同。而怨谤不作，益足以验德业之高远矣，非佞非佞。”“使车入陕后，仅得一书，知小试务殷。”[6]574李东阳的回信也间接证明了杨一清督学地方、巡视学校的辛劳和勤勉。

三、躬授经传,识鉴诸生

明英宗在提学设置之初，敕谕告诫各地首任提学时明确指出:“夫一方之学总于汝，是一方之师系于汝矣。”[5]342所以提学官员不但是管理学校的行政官员，同时也是地方生员共同尊奉的师导。因此地方学政也被称为“大宗师”。既然是大宗师，也就是说提学还兼有教师的角色和职责。所以提学督学地方就需要对儒学生员进行必要的教育、教导。提学督学地方学校“所至须留旬日，难疑答问，先兴起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考其文词。”[5]1112由此看来，提学官员巡视地方学校的同时也切实承担了教育生员的任务，并且还指导、考核教官教导学生，因而全省生员共称其为“宗师”也的确是名副其实。杨一清巡视陕西地方学校当然也要指导生员、督查教官，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创办地方书院的同时，还亲自教授学生。如在正学书院“躬授经传，使转相传受，故遐方之士咸如亲炙。”[9]889在绿野书院，“时坐堂上督劝之。沨沨乎道学之流行也。”[9]728杨一清创建书院亲自教授生员之精英者，意在讲明经史、激励士子、引导学风、促其成才。将优秀的生员聚拢在书院，耳提面命、悉心指导，这似乎是提学分外之事，但是杨一清作为提学官员却“有意传经坐讲堂”[14]417，乐于教授生徒，弘扬师道。这是他督学陕西的卓越贡献，可以说杨一清将提学官“宗师”的职责完成得至臻至善。

正是在杨一清的亲自教授下，陕西地方的士人才俊，在弘治前后不断涌现，一时蔚为壮观。恰如杨一清门生马理所言：“提学时，善于其职事。有博记诵者，有修文辞者，有攻举业者，有志道德者，虽所学不一，皆以为美，诱而进之，曲成不遗。”[9]889杨一清可谓是不拘一格擢拔人才。在陕西督学时擢拔的士子才俊有明“前七子”之首、被其视为诗歌衣钵的李梦阳，有被其誉为“关西多士有龙头”[14]436的状元康海，有以经学名天下的马理和吕柟，还有胡瓒宗、张凤翔、韩邦奇、张潜、畅华、马应龙、马昊等一批士人。比如推许庆阳李梦阳、旬阳张凤翔、华州张潜为关中三才子：“邃庵杨公督学关中，遍试诸生，谓关中有三才子，盖庆阳李献吉，旬阳张光世，其一公也[注]参见王九思《明政大中大夫、山东布政司左参政张公墓志铭》，此处“公”指的是华州张潜，字用昭，号东谷。。”[15]239三人此后都中进士，且各有名声，足以说明其擢拔俊才之眼光独具。之后评鉴康海等诸生更期以将来之成就：“杨一清督学政，见理与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士也。’”[2]7249对当时还是学生的读书人寄予厚望，并指出他们的特长，而后来这些被提学杨一清赞誉过的生员也果然不负教养，“凡所取诸处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余人。方进之士，或许以将来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余年，用之未尽。”[9]889

杨一清对诸生的擢拔与赞许成为他们才识优异的证明与依据。乃至于人们在谈论某人如何如何优秀时，往往以提学杨一清的评鉴为依据。康海为关中士人畅华撰写墓志铭时就采用这个思路：“而君为生员，极为邃庵先生所重，从学者日至其门，果领弘治甲子乡举。”[16]665又诸如评鉴诸生马应龙：“十七入州学，诸提学皆以为佳士，而邃庵先生独奇之曰：此子所就不止科目也。”[16]508提学杨一清作为大宗师对诸生的赞誉与肯定显然是鼓励人心的，这也是他作为督学督促诸生积极上进的一种激励方式。康海被提学杨一清期以状元之许后“他人虽不尽信，而君实之自负。”[16]697正是提学杨一清的擢拔之惠，康海等诸生才对杨一清推崇备至，感激至深：“於戏，某所以为某，皆先生之为之也。某惰不知学，先生勉之，使有所造。”[16]391杨一清督学陕西，能以师导身份悉心指导关中诸生，且能识鉴诸生长短并期以将来。作为提学，杨一清躬自教导、擢拔才俊的督学活动及其方式的确是其督学成绩卓异的关键。

四、推崇乡贤，弘扬文化

推崇乡贤名宦、弘扬地方文化并不是明代提学考校学校时的职责范围，倒是其作为风宪官的主要职责。但为了激励士习，振作学风，各省提学在督学时往往乐意为之，譬如祭祀乡贤、推崇地方文化、版刻当地文人文集、与地方名士交往等等。到了万历三年(1575)的提学敕谕提出了新的要求：“名宦、乡贤、孝子、节妇及乡饮礼宾皆国之重典，风教所关。近来有司忽于教化，学校是非不公，滥举失实，激励何有？今后，提学官宜以纲常为己任，遇有呈请，务须核真。”[17]卷78这里就将提学弘扬地方文化、掌管教化的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

学校原是教化之本，提学官掌一省学政，教化之事其实与督学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推崇乡贤名宦，对于激励诸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杨一清督学陕西时特别注意对地方文化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乡贤名宦的尊崇上。这一方面是基于其作为读书人的固有观念，另一方面是基于学官的基本职责。如其创建正学书院处正是在宋代理学大家张载授学之旧地，故而有继承前人盛业之意，亦还有借此激励关中士子积极问学的目的。正所谓“最是长安兴学地，故祠香火正须崇。”[14]412杨一清作为提学创办正学书院、兴建正学祠根本的目的还是出于振兴士习、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推崇陕西乡贤与他振兴关中士子学风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应该是其督学活动的重要方面。恰如李东阳所言：“其祠之所祀，杨君则以为明道程子尝为鄠县簿，横渠之学实得之二程，于是主程及张以及于许吕杨以下，各以类配，是虽复鲁斋之旧，而实崇祀先贤，表章正道，以风厉学者，非独为许设也。”[6]997

为了标明对地方乡贤特别是学术大师的推崇，杨一清在提学任上除了修建乡贤祠，还公开祭祀乡贤。如祭祀张载，“弘治八年提学副使杨一清筑垣树扁，命以春秋致祭。”[9]807他自己也有《谒横渠祠》的诗作。至渭南下邽镇祭祀寇莱公祠也有诗作留传。所以有研究者指出“杨一清提学陕西期间，注重倡行文化善举，保护重要历史遗迹。”[1]56这的确也可以看作是杨一清督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杨一清对陕西地域及民俗民风有着强烈的认同，这往往使他能以弘扬地方文化为己任，以教育地方学子为荣耀：“陕西山川雄秀，士生其间，多齐伟英迈，敦尚气节。”[8]47尤其是他对陕西士人之性格特点格外欣赏与信任，这应该是杨一清勤勉督学重要的动力之一。

五、督学延续：推荐提学与教导门生

明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杨一清因升任太常寺少卿而卸任陕西提学一职，计在陕七年。弘治十五年(1502)十二月再由南京太常寺卿晋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兼陕西巡抚)，正德元年杨一清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督马政。正德二年(1507)三月因花马池外敌入侵且受谗言而被迫乞退，计在陕五年。正德五年(1510)杨一清官复原职处置宁夏安化王之乱，计在陕不到一年。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杨一清以兵部尚书之职再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嘉靖四年(1525)十一月召回，计在陕一年。杨一清前后在陕任职将近14年之久。他的主要政治功绩也是在陕西建立的，所谓“久任三边，威名素著”[注]嘉靖元年(1522)，陕西道御史黎贯、刑科给事中管律建议起用致仕大臣杨一清时所言。[18]560。杨一清长期在陕任职，且影响较大，所以他在卸任陕西提学之任后，对陕西学政及往昔诸生尤其是入仕者的影响都是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影响可以看作是杨一清督学陕西的延续。

杨一清乐于推举他人，《明史》称其“朝有所知，夕即登荐，门生遍天下。”[2]5228首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一清对陕西提学官员的推举。他在督理马政期间，“一方师生恩义所关，不忍忽视。”[8]47主动向朝廷推荐在陕督学颇有实绩已由提学佥事改任兵备副使的王云凤。另外“弘治十才子”之一的朱应登，也是由于杨一清的举荐而出任陕西提学之职。这些学行优异的官员出任陕西提学对陕西士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舞，明代弘治前后陕西士人不断涌现也便成为必然。此外，如陕西提学唐龙等人也先后受到杨一清的举荐和拥护。

杨一清对自己擢拔的士子、门生也给予深深的厚望，即使后来他们已经入宦为官，也无论一清在何显要的职位，他对弟子依旧不忘老师一般的谆谆教诲，如其告诫高中状元后的康海：“状元忠孝男儿事，不独文章要擅场。相马自超形色外，看花须及未开时。羞随世态翻疑出，力去陈言恐近奇。”[14]439其作为恩师的用心与关爱跃然纸上。这也是杨一清督学活动的一种延续，是他作为陕西“大宗师”对关中士子们的一份终身的眷顾与爱护。正是基于这份深厚的师生情谊，杨一清督学陕西时的另一门生马昊才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吾辈所以不辱乎先人之训，能自立于天壤之间者，先生之教泽也。”[16]443康海更是将其与孔孟相提并论，其《奉寿邃庵先生诗序》曰：“古今人以师道感服天下者，孔孟程朱之后，逮先生才五见尔！”[16]443其言论或许过誉，而其感恩的情怀却尤为真实。这也间接印证了杨一清督学陕西给关中士子门带来的深远影响。

杨一清卸职陕西提学后五年，又以副都御使衔督理陕西马政，其入陕时所作《入关诗》颇能揭示当年督学陕西之初衷：“化雨三千秦子弟，秋风百二汉河山。”[14]436的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杨一清督学陕西所造之士在整个明代都是罕见的。“杨一清博学善教，门生满天下的美名，在明代就也声播远近。称其为明代杰出的教育家和学界领袖，实不为过也。”[1]57而从其督学活动来看，杨一清督学陕西，认可、尊崇关中悠久的历史文化，欣赏秦人的性格与个性，始终以教化诸生为己任。创设书院、修缮学校，亲自授学、考遍学校，识拔英才、期许后进，推崇乡贤，弘扬地方文化，又能在卸任提学时“离任不离岗”，积极推荐合适的继任者，且无论身在何位时刻不忘鼓励、教导往昔督学之诸生，真不愧为明代“国朝提学之最”[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