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高天成

(1.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62; 2.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

高天成，男，河北保定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研究。

孤独是一种人与自身或是人与世界无法沟通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状态。曾经留学于日本的中国作家鲁迅与法籍爱尔兰犹太作家萨缪尔·贝克特，虽在时空上有着极大的间隔，但在人生经历和个人品质方面却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共处于社会的转型期，都从事过教育、翻译与写作的工作，同样关心政治与民主，善于自我剖析，都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两位作家同样以带病之躯，以满腔热情和冷静的态度，追逐自己的理想，在屡遭极限境遇之后依然有勇气直面生活。他们是生活中永不言败的斗士，一生都在思考并且处于各种各样的斗争之中；他们以先觉者的理性认清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对人民又充满了无限的爱；他们拥有善良的秉性，并给予很多人以帮助，却成为世人眼中难以相处的人——这一切都注定了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孤独的体验无处不在。笔者以鲁迅的《过客》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切入点，打破时空的限制，剖析这两部作品及两位作家孤独而又伟大的灵魂。

中国作家鲁迅被胡风誉为“20世纪中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文化伟人”[1]291，他的“独语体”[注]“独语体”是由鲁迅先生开创的一种类似于自言自语地展示个体生命存在及其体验的一种新式的散文语体。散文诗集《野草》，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神秘的意境，使“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于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2]114，成为鲁迅全部文学创作中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2]114。而《野草》中唯一的诗剧《过客》，也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探索的精神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过客》通过三人的对话来展开情节，矛盾冲突的焦点是“过客”停下、回去，还是前进，层层推进，构思独特新颖。文中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如阴冷的场景、坟，象征黑暗的社会；“声音”象征时代的希望和理想；“野百合，野蔷薇”象征美好和青春，使思想内容的表达既生动形象，又含蓄深刻。文中的对话充满诗情和哲理，如“过客”与老翁、女孩关于前面是什么所在，“过客”向老翁讲他为何不愿回去，“过客”退还女孩馈赠的布片等的对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

法国籍爱尔兰犹太作家萨缪尔·贝克特被朱大可先生称为“20世纪最难以捉摸的作家”[3]。1969年，他因“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写于“二战”后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是荒诞戏剧的代表作，该剧以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不来的情节，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表达了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该剧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是模糊的，布景也是一片荒凉，只有一个小土墩，连树都不长叶子。这样的景象造成的气氛是混乱和虚无的。这两个流浪汉一边等，一边用各种无意义的手段打发时光，他们经常显得头脑一片混乱，缺乏思维能力，尤其是极度地惧怕孤独。作品发表后，即以“剧本的荒诞不经、构思离奇，使贝克特一跃成为西方文坛的风云人物”[4]，之后《等待戈多》也以其颠三倒四的语言、混乱的逻辑、荒诞不经的人物与情节，成为深受西方多个国家欢迎且颇受争议的一部典型的荒诞派戏剧。

鲁迅的《过客》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布景、艺术风格及内在精神等方面有着众多的相似与关联，同样简单、模糊、杂乱、破败、荒凉，人物对所追求和等待的又极其执着！而两位作家本人除了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外，也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鲁迅《过客》与贝克特《等待戈多》两个剧本中主人公的孤独层面进一步解读，在探讨过程中也更深入地剖析两位作家共同的孤独境遇背后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文化失根”的界定

“文化”一词在现代社会被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者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有着“历史的继承性、民族性、地域性和阶级性”[5]。而泰勒在广泛的民族学角度将文化定义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6]。

从19世纪到20世纪,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世界各国都依次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变故。这些物质层面的变动，对人类精神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这一时期人类新的价值观处于形成当中。在这种变动中，“文化失根”现象也随之出现，这一现象其实很早就被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笔者在诸多学者研究这一现象的相关语境之下，在本文中将“文化失根”界定为：在时代的变迁中，随着人类的迁徙与漂泊，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部分人群自身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思想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使某些人群原本的文化身份丧失，造成了一种缺乏文化认同感的群体文化现象。“文化失根”的群体总是处于几种文化碰撞而不知所从的尴尬境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们极度缺乏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漂泊感、失落感与孤独感，使他们在多种文化中处于一种本土文化“失语”的状态。

二、文本中文化失根的状态

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所有出场人物都无一例外地不知来自何地，极度缺乏社会认同感与文化认同感，缺少文化的归属感，他们与所固有的和被动或是主动接受的文化当中产生了矛盾，使他们处于一种本土文化“失语”的状态，从而使他们具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

(一)追寻者与生俱来的孤独

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中的追寻者——过客，既不知他原本的姓名，也不知他自己到底是从何处来。只是在某一个黄昏，路过某一处荒凉破败的丛葬间的小土屋时，他对土屋的主人如是说：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追寻者一路追寻，或许每到一处总受着一处人、一处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他都忘了来时的路。当老翁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呢?”过客还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说：“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同时他也不知该往何处去，只是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过客不知何去何从，剧中的老翁和小女孩也是同样不知来处不知去处，只是突兀地存在于那个荒凉的空间，隐藏的文化身份已被抹杀，使同处一室的老翁与小女孩无法沟通，过客同老人与小女孩也无法交流。

“孤独与追寻者形影不离”[7]作为追寻者的过客，本身就是一个在行为与文化上的双重流浪者。他在不停的漂泊之中，早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失去了自己的同行者。这种极度缺乏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漂泊感、失落感与孤独感是随着他对理想的追寻而与生俱来的。换而言之，其追寻理想的本身就决定了他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文化失根的孤独。

(二)等待者始终漂泊的境遇

《等待戈多》中的地主波卓与仆从幸运儿，流浪汉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都是年过六旬的男性，同样没有国籍、没有家庭、也不知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只是徘徊在乡间的只有一棵树的路上，背景是像坟墓的小丘和石块，显得无比荒凉。爱斯特拉冈五十年前被弗拉季米尔在水中救起，之后就一直没有分开过。他们四处流浪，直至来到这条乡间小路，为了得到戈多的救赎，而执着地等待着迟迟不到的戈多。爱斯特拉冈鲁莽、嗜睡、贪婪，是一个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乞食者；弗拉季米尔富有同情心和好奇心，但却自身不保；他们相依为命，但又彼此完全不了解，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却遗忘了他们本身的文化，无法理解彼此的语言，也无法去与他人交流，所有的对话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消遣。波卓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并且有着一个永远也卸不下重负的有着特殊的思想的奴仆——幸运儿，他们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然而他们从来就没有用语言交流过，彼此之间更谈不上理解。这种漂泊不定的荒诞环境，使得戏剧中的每一个出场人物，都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文化氛围中，无法找到身份的认同感，也没有办法与他者交流，使他们都孤独地处于一种自闭的由文化失根而导致的文化失语的状态之中。

三、两位作家“文化失根” 背景下的孤独

环境与命运对人的发展与成长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鲁迅与贝克特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故乡的放逐还是命运的放逐，都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们饱尝了在这放逐的过程中多种文化的碰撞与摩擦所带给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失语与尴尬，使他们在行进过程中的孤独感如影附形。

(一)故乡的放逐

关于散文诗剧《过客》的作者鲁迅的身世及经历，正如王家平先生所言，他是“永世流浪和四方漂泊是精神探索者”[8]71，而“作为精神探索者,鲁迅先生虽然爱其故乡,却一再为故乡所放逐”[8]72。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故乡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安土重迁”与“父母在，不远游”就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归根的普遍的民族心理，鲁迅自然也不例外。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是出了诸如勾践、王羲之、陆游、徐渭、蔡元培等名流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正如明末文学家王思任所称赞的：“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9]。青年时代的鲁迅对于故乡的热爱，也同样溢于言表：“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10]379然而祖父的科场案和父亲的久病以致过早亡故，使鲁迅原本还属于小康的家庭，一下子就衰落了下去。鲁迅13岁时因祖父科场案而不得已到大舅父家避难，本应得到至亲关爱的他竟被称为“讨饭的”，旁人的白眼使年幼的鲁迅过早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对故乡逐渐地失望了起来。在祖父被捕后不久，因不准科考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之父周伯宜也一病不起，使作为长子的鲁迅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给父亲治病，鲁迅出入当铺与药店之间长达四年之久，最后父亲还是因庸医误诊丢了性命。大事接踵而至，使周家彻底败落，在败落之后不但无人扶持救济，反倒还招致本家的压迫和欺凌，使早熟的鲁迅看清了人情世态，对故乡的环境与文化开始彻底不满，企图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家庭的困顿，使不满17岁的鲁迅，在戊戌变法那一年被迫远离家乡，去南京无需学费的由洋务派办的江南水师学堂求学。这一举动遭到了当时民风保守的绍兴人的嘲笑，对于这一点，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如是说：“所谓的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和排斥的”[10]379，正如吴中杰先生所言，鲁迅“虽然下了‘走异路逃异地的决心’，但游子的乡愁还是难免的”[11]23。在这次离家远行之后，鲁迅接着就在1902年背井离乡、东渡日本，在异邦生活了7年之久。回国后又辗转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1912年独自来到北京，有7年的时间寄居于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直到1919年鲁迅才有条件完成夙愿，让一家老小定居北京，却在不久之后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了自己独资购买的八道弯寓所；1926年南下厦门，因在厦门大学受到排挤，被迫在不久之后流落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又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而在定居上海之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一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11]55。鲁迅幼时曾拜和尚龙师傅为师，但并没有入寺当和尚，只是形式上的“出家人”。但若细考鲁迅的一生,“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其实正是一位不断地丧失着‘家’的漂泊者”[12]。

综观鲁迅一生，他基本上都是处在一种被故乡放逐的状态。在这放逐之中，多种文化印记融合在他身上，然而这些文化也时相冲突，使他始终都找不到一种真正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鲁迅的本家逼他卖掉故乡的老屋之后，他与故乡的文化脐带就似乎彻底被剪断了。然而在鲁迅的散文诗《好的故事》、散文《社戏》，甚至是在小说《故乡》里，鲁迅对故乡的回忆依然美好，“这一切都无不表明鲁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精神还乡’”[11]60，他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依然扎根在内心深处。但在被故乡的多次放逐之中，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却始终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对于“安土重迁”、极为讲究“地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一种深沉的漂泊感始终啮噬着这位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豪与斗士那颗敏感的心，使文化失根的那种孤独感在他的这一生中无处不在。“艺术的本质在于揭示存在之真”，在他的散文诗剧《过客》中，便浓缩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因被故乡放逐，而难以得到文化认同的文化失根的深沉的孤独感。

(二)命运的放逐

同时作为“上帝的选民”与“弃民”的犹太民族，在其民族发展过程之中灾难深重。从《圣经》中摩西的《出埃及记》，到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囚”，再到公元132年～135年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犹太人最后一次大起义失败，近千个村庄、50万犹太人被屠杀之后，罗马帝国规定犹太人每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城，而那些幸存的犹太人不是被贩卖为奴，就是被强制离开家乡移居外地。从此，犹太人便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涯。作为一个犹太民族的法籍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自从出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享有同样的感受，使其成为一位行为与精神上的双重流浪者。

出生于1906年5月13日的贝克特，却固执地对世人宣称自己的生日是4月13日——星期五，也就是耶稣受难日，“而耶稣的受难日则象征着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而承受的痛苦”[13]，贝克特企图使自己的命运像他的戏剧和小说一样充满象征意义，然而这一切似乎预示了贝克特将要遭遇若耶稣般的与生俱来的以终身流浪来思考及寻找人类的救赎的命运。

1928年贝克特离开爱尔兰，独自一人去法国巴黎当英文教师；1930年回到都柏林在三一学院教书；1932年又只身前往伦敦；1934年前往伦敦接受心理治疗；1937年定居巴黎；1941年又因参加反对纳粹的地下抵抗运动遭到追捕，为了躲避追捕，于1942年在法国的未沦陷区沃克兰的小村庄做起了农业工人；随后又返回巴黎直到去世。流浪于欧洲各国的生活，尤其是作为一个定居法国巴黎却不愿加入法国国籍的爱尔兰人，对于故乡爱尔兰的眷恋和对自己作为爱尔兰人的文化身份的恒久确认与珍惜，使流浪于欧洲各国的贝克特拥有一个十分尴尬的文化身份。“一个世界公民，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在生活中他找不到自己固有的位置,在文化中他寻不到自己固有的根”[14]。即使在法国这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度里，他也还是“看到了文化中不协调、敌对的一面”[15]119,尤其是只身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与群体,“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内心世界必然会处于一种无所依附的失根状态”[15]119，他是一个生活的局外人与旁观者，同时也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感弥漫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尤其是在荒诞派的戏剧《等待戈多》中，这种由于被命运放逐的缺乏文化认同的文化失根的孤独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正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个能用理性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可召回的流浪者，因为它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16]。命运的悖论，导致了追梦者的孤独。无论是鲁迅的《过客》还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单调与荒凉的氛围，不管是作为追寻者的过客，还是作为等待者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甚至是两部剧中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国籍、不知来处，并且无法与他者、甚至是整个世界对话，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丢失了本初的文化，都处于一种内心无所依附的文化失根的状态。而这种文化失根的孤独感不只弥漫在两部戏剧中，同时也是鲁迅与贝克特这两位作家被故乡与命运放逐的漂泊的人生经历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