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晔

宗藩一词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释义为受天子分封的宗室诸侯。因其拱卫王室，犹如藩篱，故称。靖江王作为明代宗藩制度的产物，其既具有明代宗藩制度的一般性，又有其独特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靖江王的独特地位及其所带来的差异与靖江宗藩对明代桂林乃至广西地区的影响。

一、靖江王的身份与封藩

朱元璋在创建明朝之初，就正式建立了封藩制，即以南京为中心成辐射状，将诸皇子封藩全国驻守要塞，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其目的在于削夺功臣将领权力，安定边境，进而巩固皇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诸皇子封藩仪式，确立并发布了封藩宗亲制度。封藩的主要对象是除太子外的皇子皇孙。众所周知，朱元璋有26个儿子，除了太子和刚生下来就夭折的第二十六子外，其他24位都封了王。事实上，洪武年间，朱元璋一共封了25位藩王，多出来的一位就是靖江王。身为旁系侄孙却能得到最初封藩，这与其独特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朱守谦的祖父朱兴隆（朱元璋的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南昌王。朱守谦的父亲朱文正于至正十年（1350年），朱元璋起兵“戍守滁阳”时，随母亲投依麾下。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履立战功，委以重任。但后来，朱文正逐渐居功自傲，产生骄淫之心，其后又有李饮冰弹劾朱文正谋叛张士诚，朱元璋将其解归南京，免官软禁于桐城。当朱文正被谪时，其子年四岁，朱元璋携归宫中，养育成人。洪武元年（1368年）命名朱炜，洪武三年（1370年）改名朱守谦，册封为靖江王，封地静江[1]。最初朱元璋对这位侄孙是寄予厚望的。朱元璋在授封册中说：“今朕既为天子，追念吾兄，以尔守谦，兄之孙也，俾王靖江，以镇广海之域。于戏！尔其思予创业心难，谨尔受封之制，毋忘训言，益修厥身，永为国家藩辅，尚慎戒哉。”[2]为使朱守谦能担负镇守西南的重任，朱元璋对他教谕：“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3]

可见，是朱兴隆与朱元璋之间的亲密血缘关系与朱文正的战果功劳，使朱元璋对其兄长及其后代保持着特殊的情感，因而对其进行特殊的照顾。这正是靖江王特殊的身份与身世所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正月，朱守谦去世。永乐元年（1403年），朱守谦嫡长子朱赞仪袭封王位。此后，靖江王按“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4]的世系在桂林代代相传。清顺治七年（1650年）靖江王国灭亡。算起来，靖江王共存世280余年，传十一世、十四王。

二、靖江王地位的特殊性

靖江王在明朝是一个规制特别的藩王，因为出于旁支，所以与众多的亲王相比，无论是政治待遇、经济待遇，还是生活待遇都有差异。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至今都争论不休。有的说差异不大，有的说本来就没有差异。笔者认为，与其他藩王相比较而言，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藩封地的差异

明初，全国形势复杂严峻。北方边境仍存在残元势力的困扰，元顺帝败走沙漠，称“北元”，时常南下侵扰。在西南边疆，元梁王尚存，其是残元的捍卫者。在此情况下，朱元璋认为只有依靠的自己子孙，“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5]。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七，朱元璋于南京首次封藩。封皇子樉为秦王、棡为晋王、棣为燕王、橚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为周王）、桢为楚王、榑为齐王、梓为潭王、杞为赵王（幼殇）、檀为鲁王、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

具体到藩封地，广西距都城不仅偏远，而且无论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在生存条件上，相比较于其他藩王的封地都略逊一筹。首先，就经济发展而言，秦朝时就已设置桂林郡，是中央王朝开发岭南较早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好，民族融合程度较深，但远不及中原地区。其次，就开化程度而言，朱元璋认为，当时的广西地区仍属蛮夷之地。从先秦时，广西主要是骆越人和西瓯人，到秦代后有大量汉人迁入，再到宋元时期开始有壮、侗、苗、瑶等民族成为世居民族，明代沿用元代土司制度。朱元璋在平定广西叛乱后道：“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礼仪，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6]，认为需要军队分守要害。再次，文献记载称广西为“烟瘴之地”，生存环境恶劣。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载“瘴气”：“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7]汉时交趾郡就在今广西、越南一带。马援征讨叛乱时，就遇到了瘴气的威胁。《后汉书》卷86《南蛮传》记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8]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载：“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治法虽多，常以附子为急须，不换金正气散为通用。”[9]

朱元璋根据全国复杂严峻的形势，以血缘的亲疏远近为依据，将朱守谦与其他九位皇子同时封藩，足见他对靖江王的重视。

（二）爵位上的差异

靖江王的爵位究竟是亲王还是郡王，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应该分阶段来认定靖江王的爵级，靖江王始封是以亲王受封，但在“靖难”之后，基本上是属于郡王。

朱守谦受封靖江王时，史载：“一切恩数与夫官属规制概与秦晋楚蜀诸藩等。”[10]具体如下：

（1）册封及礼仪方面待遇。按照朱元璋在封王诏书中所说：秦、晋、燕诸王及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及诸礼仪已有定制”。礼部所造的诸王册宝“皆用金”，尺寸都一摸一样；车辂仪仗，史载：洪武六年（1373年）五月，“亲王仪仗、车辂成……诏给秦、晋、燕、吴、楚、靖江诸王”；丧礼之制，“亲王丧，辍朝三日。礼部奏遣官掌行丧葬礼，翰林院撰祭文、谥册文、圹志文，工部造铭旗，遣官造坟，钦天监官卜葬，国子监监生八名报讣各王府。……郡王丧，辍朝一日。行人司遣官掌行丧葬礼，余多于亲王同”[11]。

（2）官制方面待遇。按照《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亲王官制：王相府左、右相二人，正一品，左、右傅二人，从二品；首领参军（洪武九年改为张世司长史）二人，从五品，属官二十九人。靖江王与秦、晋等亲王同样“设置相傅官属”[12]，靖江王府的官制照此设置。

（3）宗庙社稷方面。嘉靖《广西通志》卷11《藩封》记靖江王国世系，载：“一世追封南昌王讳兴隆”，“二世大都督节度中外诸军事讳文正”，“三世封靖江王讳守谦”。“王城一座，周若干丈，下用巨石，上砌以砖，辟四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外缭以垣，各为棂星。垣左为宗庙，右为社稷，门墙内为承运殿、王宫门。王宫南向，如祖训之制，惟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德胜门外，旗纛庙在坛之西。”[13]符合亲王宗社宗庙的规定。

除上述三方面外，在宫殿方面，在修建时朱元璋曾指示：“诸王之于靖江，虽亲疏有等，然亦王府也，亦同亲王之制”[14]；在护卫方面，嘉庆《广西通志》卷232《胜迹略三》记载：“广西护卫：亦在府城内，洪武五年为靖江王府置”[15]，都享受亲王待遇。

从以上记载看，朱元璋还是在洪武三年将这个侄孙与自己的九个儿子同时册封为王，而明朝的藩封制度明确规定“皇子封亲王”[16]，却没有“皇孙封亲王”的规定，加之朱守谦血统较远，辈分较低。朱元璋令朱守谦就藩，史载：“诏靖江王守谦之国奉其祖南昌王木主以行”[17]。因而，朱守谦是继承南昌王朱兴隆的王爵，故始封时是以亲王受封，但在朱赞仪复国后被中央朝廷明令降爵，虽在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在南明时期其爵位有所变迭，但这些都是属于特殊情况。

（三）宗禄上的差异

明代，如同所有的封建社会一样，爵位等级森严，而爵位又与奉禄紧密挂钩，所以人们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爵禄”。靖江王与亲王在爵位上的差异，在前一部分已做论述，因而在宗禄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明制，爵禄非常明确：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18]。具体记载：“秦、晋等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靖江王岁支米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19]除常禄外，亲王还有赐田、课税赐予及不定期的丰厚赏赐等，待遇优厚。“以安庆、武昌二府湖池鱼课岁米，赐吴、楚、靖江三王各三千八百石”[20]，洪武五年七月辛未，“赐周、楚、齐、蜀、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秦、晋、鲁、靖江二十一王各黄金百两，白金千两，纟采币四十匹，锦十匹，纱罗各二十匹钞五千锭”[21]。

虽然靖江王的常禄与其他亲王有别，但是也会收到与亲王相同的赏赐。这样的差异，再次证明了靖江王的独特地位。

三、靖江王封藩桂林的影响

（一）经济方面的影响

靖江王建藩桂林280年，宗藩成员需要大量的禄粮，王府及王陵修缮加重徭役负担，使地方财政物力消耗巨大，对桂林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一，宗禄不足，盘剥百姓。靖江王府存续时间长，众多的宗室人口和王府庞大的官僚机构皆需要宗禄支撑。明朝为此要花费大量禄米，然而“虽尽大农之赋，不足以养之”[22]。史载：“靖江王府五辅国将军及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赞偕等二十五员，正统十一年禄米六千五百石，应补支，会计桂林府仓储不敷，见给军粮不敷，乞将银钞如数支给。”[23]加之户口流亡，土官不承担赋税，桂林府地方财政陷入无法如期支付禄米的困境。

在朝廷支禄不足以满足宗室发展时，出现王府宗人冒领禄米的情况。“夺靖江王府辅国中尉规襈禄一年，奉国中尉经费、辅国中尉规形视半年，坐伪造印信，冒支禄粮故也。”[24]可见，王府日渐庞大的宗禄问题已经严重危及广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赋税徭役沉重。广西左布政使李孟旸认为，本省所设官吏、驻军及靖江王府宗藩为数甚众，耗费钱财数额巨大，“岁用禄米俸粮多至三十五万余石，每岁徭役亦不下二万余丁。此外，岁输香药诸物及杂出民间者不可胜算”[25]。可见，仅支付宗藩及官军俸粮尚远不足数，再加上其他征输杂派及官吏巧立名目进行的征收，使广大百姓难以承受，被迫走上聚众反抗的道路。

第三，垄断食盐，镇压百姓。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为官府所控制。广西所需食盐主要靠广东供给，因运载艰难，导致广西本地供应的食盐严重不足，价格昂贵。史载：“靖江王府及诸将军岁禄多不受米，而遣人下有司计直索钱，往往三倍取直。得钱辄以市私盐，转鬻求利，民甚苦之”[26]因而在广西各地百姓的反抗斗争中，一些事件多与食盐有关。如：大藤峡农民起义原因之一是统治者实行食盐的封锁，他们常在黔江沿岸拦江抢夺官商盐船，袭击官军哨所，以抓得俘虏交换官军的食盐。

（二）社会方面的影响

靖江王就藩桂林期间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也出现了多种矛盾。典型的矛盾体现在王府与地方官的矛盾，王府与广西人民的矛盾，王府内部的矛盾。而这几种矛盾常常纠缠在一起，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亲王爵位的继承奉行嫡长子继承制，不乏有其他庶出子弟觊觎王位。按万历十年朝廷议准，亲王薨绝嗣，许亲弟、亲侄进封为亲王，如无亲弟、亲侄，以次推及伦序相应者进封，但郡王薨而绝嗣，兄弟及兄弟之子不得请袭，只许以本等爵职请敕管理府事。靖江王履焘薨，无嗣。绝望的宗人纠众横行，昼夜若狂，使人们恐慌不安。“巡抚广西都御史蔡汝贤奏称：自靖江王薨逝，中尉经扣等结党横行，昼夜若狂，聚众殴按察使顾问几死，臣差官往解，乃突围救出；又逼勒程布政改换禄帖，言词悖慢，抢夺财物，殴打平民，一城震惊，人心汹汹，乞分别情罪重轻，将首恶经扣并庶人经狱，同恶经谭、经谊等，奏请治罪。”[27]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靖江府辅国将军任晟奏称：“晟为亲叔，例当继统。”[28]同年八月，朱任晟袭封为第十一代靖江王。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广西巡按毕佐周上疏陈述靖江王府宗室的十大劣行：凌轹职官、把持衙门、混冒宗禄、包揽钱粮、欺诈平民、侵僭行市、捏造词讼、私开鼓铸、聚党赌博、出城游戏[29]。当时农民起义在广西此起彼伏，尤其以大藤峡和古田的农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延续时间最长。可见，明末王府宗人劣迹斑斑，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不幸。

（三）文化方面的影响

明代靖江王封藩桂林，在地方上镇服一方。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促进桂林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推动明代桂林文化传播与发展。

1.文化教育

桂林在唐大历年间（766-779年），由御史中丞李昌巙在独秀峰下兴建桂林第一座学宫，桂林的文教逐步开化，成为广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虽然当时的广西仍是烟瘴之地，但是桂林的文化经历唐宋科举文化的洗礼，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封藩于广西的靖江王自朱守谦建藩至朱亨歅亡国，共传十一世，历十四王，有宗室数千，其中亦不乏有才有德之人。朱赞仪“恭慎好学能书”，开创了王府读书风气。

朱赞仪之子朱佐敬熟读诗书，善写楷书、游记和诗歌。当然，不得不提的是，朱佐敬对桂林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桂林戏剧的发展。朱佐敬令卫军在王府中表演杂剧，于“正统三年十二月于承运殿前作鳌山，令军丁四十余人作杂剧，盛集军民入内同观，而纵妃沈氏于廊下窥视”[30]。

徐霞客在祟祯十年（1637年）游览桂林时，就记述了王府上演的戏剧。“乃东从分巡司经靖藩后宰门，又东共一里，至王城东北隅，转而西向后宰门内，靖藩方结坛礼《梁王仟》，置栏演《木兰传奇》，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31]；“比抵王城后门，时方演剧，观者拥列门阑，不得入”[32]。

可见，王府举行的戏剧演出吸引着桂林百姓，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桂林戏剧文化，促进桂林戏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宗教

随着明代“藩禁”的推行，藩王的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洪武年间所拥有的军事权力，几乎全部被剥夺。因此，这些藩王宗室寄情于山水，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宗教上。靖江王府宗室广为修建或修缮寺观、庙宇、阁堂。

朱佐敬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建安仁寺（后称观音阁），在府城东江门外”[33]。在天顺六年（1462年）出资修城东伏波山下伏波庙，“靖江亲王好善有诚，署仪卫司事百户孙政以为，庙不饰何以妥明灵，诚不致何以获庥庇，乃具启请金帛以为木石之资，首蒙出厚赐，遂卜日就事，撤腐去敝，易故以新。庙既成，门墙咸备，高敞宏丽，加于旧规。经始于天顺辛巳十一月癸酉，落成于壬午正月甲子”[34]。

朱约麟，弘治六年（1493年）出资建城隍庙，正德二年（1507年）重修安仁寺。“建城隍庙，旧基址无考，今庙为弘治六年靖藩建，早府治东。岁无特祀，合祭于山川坛，祭厉则迎神主之。”[35]安仁寺观音阁正德戊辰年遭火灾毁，“王命复建造，潘君（潘洋）奉行”[36]。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靖江藩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桂林乃至广西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对当地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

四、结 语

靖江王作为明代宗藩体制下的产物，既符合明代宗藩政治制度的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封地、爵位以及宗禄上，而这些特殊性的体现主要是与其独特的身份相关。即其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其他待遇。靖江王建藩桂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经济方面的影响而言，靖江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在“食禄而不治事”的情况下，在广西衣食租税近三百年之久，其影响无疑主要是负面的；从社会方面而言，靖江王府内外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着桂林甚至广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引发社会动乱；从文化方面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以及民间习俗的融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