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野

栖岩禅寺位于山西省永济市东南12公里的中条山巅，由山麓至山巅分为下寺、中寺和上寺三部分。素以“河中诸寺胜赏之最”[1]形胜景观闻名，其坐依中条山，苍柏叠翠，峰峦回转，清泉侧流，宝塔高耸，西望秦川，如在几席，北眺龙门，茫茫远迹。更以其悠久历史，丰富人文资源而著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栖岩禅寺自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间（532-535年）建立至1988年公布为省级保护单位，历经1450余年，几遭灭佛、兵革之患，盛衰无常，许多关于栖岩寺的珍贵碑刻资料佚失，建筑遗存塌毁，方志所载简略，对研究栖岩寺的历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此，学术界仍搜集方志、文献内所收录的元代之前及部分元代的碑刻史料、名僧传录，并以此为据开展研究工作。但受文献史料时代限制，研究成果多止步于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或有涉及其后栖岩寺历史，多以明清游人诗作为据。

栖岩禅寺元代以前历史沿革在姚雅欣《栖岩寺人文历史概览》[2]一文中已有研究详述，不再赘述。本文将结合栖岩寺上寺遗址现存元明碑刻及栖岩寺塔群等实物资料对元、明时期栖岩寺历史进行考证补充，以期完善栖岩寺历史脉络，丰富其人文历史内涵。

栖岩禅寺始建北魏，盛于隋唐，虽损毁于后周显德二年，但据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栖岩寺新修舍利塔殿经藏记”中所载，栖岩禅寺得以复兴。

一、元代栖岩禅寺

“壬辰春天兵南下秋冬之交高洛撗溃长□封□□□原野……”[3]即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围攻南宋都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栖岩禅寺在战争中遭“兵火一焚，变狐狸穴，缟素惨凄”[4]。后懒牧禅师为官庶推举主栖岩，“筚路蓝缕而居之，几再罹寒暑遂成海会”。

元乙巳年（1242年），其嗣法钦公禅师（即后文中瑞峰禅师）在受元宣差都总管夹谷义等、宣差船桥都总管谢坚等、河中府知府陈赓等及河东县主簿石璧等共计四疏[5]后，领栖岩寺住持位，并于当年开堂。瑞峰禅师继住栖岩寺后，“传道接衲，六叶齐敷”，“戮力不倦，采豫樟之材植，化信士之金珠，众皆勤作，经之营之”，经二十余年，“法堂、佛殿、厨库、僧堂、望川亭、绝境轩乃至丈室通过，满目一新”。待“胜事稍就”，又于佛殿内“塑妆弥陀三大士，东左彩绘药师如来并药义众，西右彩绘炽威□如来□九耀众，后之两壁画文殊、维摩对谈像，后正壁画大悲菩萨”[6]。在此期间，元朝国师海云印简禅师“响师之风，以明觉禅师之号遣使旌赐”[7]。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瑞峰禅师寿终。其后又有雪菴禅师心公长老重修殿宇，禅寺日兴。

宋元之交，栖岩禅寺受兵革之乱，庙宇焚毁，但在佛教被元代统治阶级尊为国教的大背景下，栖岩禅寺寺额由隋代“栖岩道场”更为元代“十方栖岩禅寺”，寺庙的复兴得到了元朝官方的支持，同时受元朝对佛教的政策保护之益，栖岩禅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明代栖岩禅寺

明初虽有明太祖挥师北定中原之战，但栖岩寺佛法传承并未受到影响。有墓塔一座，嵌碑一方“兴公讲主之塔”，立碑时间为明洪武十年（1377年），又墓塔一座，嵌塔铭“栖岩禅寺住持慜公长老塔铭”，立碑时间虽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但以碑文推怀慜禅师生卒年应为1301-1379年，又推兴公讲主塔碑虽为明洪武十年所立，但其主要活动时间应为元代。再其他墓塔上亦有塔碑：“贇公庵主之塔”，明洪武庚午年（1390年）；祺公院主之塔，明洪武庚午年（1390年），以碑上所载“庵主”、“院主”之职推断此二位禅师也当属元代。以上种种，故推断元明政权更替，未对栖岩寺造成破坏。

“周末释昙延顿因山中，弟子慧海从之。唐释道杰栖此。明洪武初并白塔寺入焉。”[8]从“并”之一字推断白塔寺与栖岩寺之间虽原属两寺，但其地理位置应当接近。在现韩阳镇以东山巅之上仍有五级砖塔一座，其为白塔寺建筑。故推断应为文中所载“白塔寺”。足见明初之时栖岩禅寺在蒲州地区之佛教地位。

受元代瑞峰、雪菴、心公等数位禅师数十年勤作重修之惠，加上未受兵革祸乱，明朝初建之时栖岩寺并未有较大的建设活动。至明景泰壬申（1452年），志庵禅师修整法堂、毗卢殿、天王殿、金刚殿等，彩绘装修法堂、天王殿、伽蓝殿，并妆塑观音[9]。在该碑中记录功德施主五十六位（不含毁去碑文中所载），其中有商县施主、韩阳里众善人、王庄里众善人等，以此略可窥得明初栖岩禅寺不仅得到当地民众的信仰，同时其影响力扩散到陕西地区。同时碑文中还记载有参与重修僧人名录及职位：本山知事、助缘僧、入□僧□、退堂首僧、管事首僧、院门监寺、首座、化主、殿主、官□寺、副寺、典座等，可见当时栖岩禅寺寺院组织之完善。至明成化年间，“夫禅房寝室莫不具备规模”。成化壬寅年（1482年），栖岩寺僧人以“殿宇碎成而金碧之功尚缺”事进谒御用太监梁芳，得白金五十两以修之[10]。由栖岩寺塔群现存塔碑、塔铭观之，自明朝初建至正德九年（1514年）一百四十六年间，其留有名姓之禅师八位：秋月和尚，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添公首座，明宣德七年（1432年）；霑公提点、和公提点，明正统五年（1440年）；湛公提点，明正统五年（1440年）；斌公提点，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玉公长老，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性清和尚，明正德九年（1514年）。足见至明中期时栖岩禅寺嗣法传承有序。

但受明朝对于佛教系列政策的实施，明太祖《避趋条例》中禁止僧人以化缘为由奔走市村，以及结交官府，悦俗为朋。此举阻隔了僧俗联系，削弱了佛教在俗世影响力。又永乐年间通过“愿为僧、道者……州不过三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赴僧录、道录司考试……始立法名”[11]，这一举措加强了僧人剃度规矩，大幅减少了僧人来源。明朝栖岩禅寺的发展远不及元代。

自明正德后，由于未再见有碑刻、文献等记载，不敢妄加断言。但至清康熙时，寺院已现颓相，有诗言“地僻残僧少，秋深古殿阴”，“碑文剔藓读，叹息委蓬蒿”。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蒲州府志》总修乔光烈在《同周使君游栖岩寺》一诗中亦写道：“药苗香遍深春后，树色阴成永书边。洞失昙延人不见，殿荒仁寿字犹传。”以诗观之，可见至清中期时，栖岩寺建筑已多毁弃，僧人缺少，经济状况极差，也从侧面反映了栖岩寺在当地民众的信仰活动中影响力大幅削弱的状况。

纵观栖岩寺之历史，自北魏年间始建，经千余年，屡废屡兴。其最鼎盛时期虽在隋唐之时，但元、明两代嗣法传承有序，名僧辈出，都是栖岩寺厚重人文历史积淀的重要部分。梳理栖岩寺的元、明历史、沿革走向，对于补充完善栖岩寺历史、多角度了解元、明时期蒲州地区佛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可对元、明两朝佛教政策进行实例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