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政治外交编》概述

臧运祜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作为教育部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攻关项目，前后有37位境内外学者参与其中，最终由中日两国的22位专家担纲，历时8年编纂而成。该书可谓是迄今国内篇幅最大、相关史料收录最完整的日本侵华决策类专题史料汇集。

本丛编的史料来源主要为日本国会图书馆、防卫省战史部资料中心、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洋文库、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电子数据库，台湾“国史馆”、中研院，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所收史料以未公开和新发掘资料为重心，分为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殖民经济、社会文化四大编，共设17个专题。每一个专题的内容结构均为专题解说、资料影印件、资料点评等形式。

笔者兹就本人主编的“政治外交编”部分，对于该丛编进行简要概述。

“政治外交编”主要整理与初步研究近代以来特别是日本所谓“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对华侵略相关政治体制与外交决策问题的基本资料。按照时序与内容，本编分为四个专题，分别为:《侵华战争指导体制及方针》（纐纈厚、日本山口大学，郭鑫、辽宁师范大学），《战争体制的确立与演变》（杨宁一，北京师范大学），《外交》（臧运祜、张展，北京大学），《战后审理》（宋志勇、周志国，南开大学）。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化之后，形成了独特的军国主义道路模式与战争决策机制，这一模式和体制在侵华战争期间得到继续发展。作为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战争体制及其决策机制，对于日本的两次侵华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侵华战争，影响至巨。系统整理、初步研究这些史料，在更高层次上深化日本侵华战争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编特设两专题，分别整理近代以来日本的战争体制、侵华决策机制和侵华方针的确立与演变的相关史料。

日本山口大学教授纐纈厚，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战争体制多有研究，其成果近年已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和认可。纐纈厚先生此次慨然允诺参与我们的项目，并与其学生、辽宁师范大学郭鑫老师承担侵华战争指导体制及其方针的资料整理与研究，这是来自日本学界的莫大支持。

该专题共整理、收录了96份文件，多数出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录的防卫研究所的档案，部分来自已刊史料。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序列及内容关联，该专题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侵华计划的推进过程及军事政策”，计25份文件，资料形成时间为1869年—1905年。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与侵华政策的形成时期，尤其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期间。该部分系统整理了这方面的基本资料并进行了解说。

第二部分“侵华指导方针的演变”，计14份文件，资料形成时间为1907—1927年。这一时期，因为中日间未发生战争，相较于前后的两个时期，以往的研究较为薄弱。编者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订（1907年）、修改（1923年）及再改（1936年）为主要线索，将其间的相关资料穿插编排，使日本侵华方针的演变更为明了。1927年7月7日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后发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令》及此后流传的所谓“田中奏折”，无疑预示着新的侵华战争即将到来。

第三部分“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体制与方针”，计57份文件，资料形成时间为1929—1943年。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从局部到全面的侵华战争。战败投降之际日本烧毁了大量历史档案，但仍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存留。目前，关于“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资料刊布已多，但由于日本学界关于“十五年战争史”的争论所带来的影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六年间的日本局部侵华战争的资料，相对较为缺乏，故编者重点整理与介绍了这部分资料，计31份文件，旨在从日本侵华政策及其方针的演变，阐明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华战争的历史连续性。

杨宁一主持的《战争体制的确立与演变》，整理、收录120份文件，部分出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多数出自相关的资料集。该专题主要以日本的战争体制为中心。按照文件形成的时序和历史的变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战争体制确立的历史前提”，简要整理了明治宪法（1889年）之后至九一八事变（1931年）之前与战争体制相关的基本史料，计11份文件。

第二部分“向战争体制转变”，收录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到七七事变以前，日本政治体制向战争体制转变的相关史料，计11份文件。

第三部分“战争体制的初步建立”，收录了日本在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0年7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初步建立起侵华战争体制的相关史料，计27份文件。

第四部分“战争体制的发展”，收录了日本自1940年7月开始南进到太平洋战争前期（1943年7月）侵华战争体制向世界战争体制发展的相关史料，计38份文件。

第五部分“战争体制的动摇和崩溃”，收录了太平洋战争后期到战败投降前夕（1945年8月），日本的世界战争体制随着战争发展动摇、崩溃的相关史料，计33份文件。

该专题资料，主要内容为日本“十五年战争”期间以侵华战争为主的战争体制的演变过程，在时间与内容上与前一专题资料形成了互补，从而有益于我们从制度与决策机制层面更加深入地认识与研究日本侵华战争。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在作为日本“政略”之重要内容的外交决策上，配合了军方侵华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臧运祜、张展负责整理与研究的外交专题，就以基本史料反映了这一重要内容。

该专题从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文件中，选择123份文件，基本出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之“外务省记录”及已刊的《日本外交文书》。按照侵华战争外交决策的内容，该专题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外交的总体方针与政策”，计35份文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整理的资料为:1.政府声明，即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38年底，日本政府陆续发表的表明其侵华战争政策的声明文书；2.卢沟桥事变后的应对方针；3.淞沪会战到近卫声明前的方针；4.第一次近卫声明出台的相关措施；5.武汉会战期间的政策；6.武汉会战后到汪伪政府成立间的方针；7.汪伪政府成立后的方针；8.日本投降期间的决策。

第二部分“对华‘和平工作’的方针与政策”，计43份文书。按照日本所进行的“和平工作”的先后顺序，分为六组:1.“船津工作”；2.陶德曼调停；3.1938年在香港的“和平交涉”；4.坂西中将同袁良的会谈记录、头山满与孔祥熙往来函等；5.1939年之后的“和平交涉”；6.诱降阎锡山工作。

第三部分“扶植伪政权的方针与政策”，计45份文书。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维持其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这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也是其侵华政略的主要内容。鉴于这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多，本部分以政府决策性的文书为主，大致按照时序分为以下七组:1.扶植成立华北、华中及蒙疆伪政权；2.准备扶植统一的傀儡政权；3.汪日之间的交涉；4.扶植成立汪伪政府；5.汪伪政府成立后的相应措施；6.汪伪政府“参战”问题；7.汪伪政府参战后的对华新政策。

日本战败投降后，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1946年5月3日，反法西斯盟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判，判处全体被告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被告被判绞刑，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国家，在东京审判的国别侵略罪行审理中耗时最长。在审判过程中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史料，系统整理与研究这批资料，不仅会加深对东京审判本身的研究，而且会极大地推动日本侵华史等多领域的研究。

宋志勇、周志国负责的“战后审理”专题，对东京审判资料中有关日本军政高层的侵华决策文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计收录文件49份，按照文件的时序与资料内容，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东北的侵略”，收录14份文件，涉及日本拟订满蒙政策、策划皇姑屯事件以及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

第二部分“对华北的侵略”，收录9份文件，涉及日本策划“华北事变”与内蒙古“自治运动”，以及对华发表“天羽声明”并提出“广田三原则”等事件。

第三部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收录26份文件，涉及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决策方针、扶植伪政权以及制造“南京大屠杀”和对华经济掠夺等方面内容。东京审判所形成的关于日本侵华的资料，无疑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一个重要宝库，但迄今并未得到很好整理、开发与运用。本专题所初步整理的一些基本资料，虽然还只是总量的极少一部分，但应该可以补充本编前三个专题所涉及的政治外交的相关内容。

以上四个专题，编者主要围绕日本的十五年侵华战争史（1931—1945），分别在战前、战中及战后的三个历史时期，主要收集、汇编了诸如日本侵华战争的指导体制与方针、战争体制、外交决策等涉及政治与外交的多方面史料。

与本丛编的其他三编各专题所汇集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史料相比较，本编上述主要出自日本军政方面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不但实证性地佐证了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侵华战争的计划性、连续性及全面性、组织性，并客观性地揭示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该丛编出版后，必将大有裨益于深化和提升我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之水准。

〔臧运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档案史料看东京审判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认定

宋志勇

二战胜利后举行的东京审判不仅惩罚了日本的主要战争罪犯，对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国策和罪行进行了总决算，而且为日本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资料。检方为了揭露日本准备、发动和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行，搜集、整理了庞大的证据资料，加上法庭上大批证人所做的证言，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日本侵华罪行史料。记录法庭审理全过程的法庭英文庭审记录达48，412页，洋洋千万字。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交大出版社共同出版了该记录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5年上述两家出版社又合作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规模也达50卷，约3万页。上述各类审判资料基本概括了日本1920年代末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

在这些资料中，关于对华侵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部分，以及日本高层与战争暴行的关系部分都具有重要价值。《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中的《战后审理》卷精心挑选了其中的51条史料，充分证明了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的，日本国家和战犯个人负有战争责任。本卷的主要内容有:

一、对我国东北的决策过程

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上，检方以充分的证据，首先揭露了日本近代以来觊觎中国东北，关东军、军部、法西斯团体、政府、媒体等形成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必须掌控在日本之下“国家意识”的历史背景，以及在关东军的牵引下制造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经过。而对于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态度，本卷收录的检方提供的时任陆相的荒木贞夫的口供书，证明日本最高决策层是支持并实施了对中国侵略决策的。

荒木虽然回避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和扩大对中国东北侵略战争的过程事实昭然若揭。按照国际法，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扶植伪政权，否定代表国家的法定政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据此对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占领区扶植伪政权，侵害中国主权的罪行重点进行了审理和追究。起诉书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预谋把征服、占领中国东北并加以开发利用作为其第一步。九一八事变是日军制造的，他们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部分，然后将其嫁祸中国军队，并借此武力攻占了中国的东北诸省。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政权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历届日本政府都支持了日军的上述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法庭在判决书中明确支持了检方的立场，指出:“丰富和可靠的证据证明，‘奉天事件’是参谋本部的将校、关东军的将校和樱会的成员以及其他人事先周密计划的”。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关东军占领满洲的口实，并建立一个完全遵从日本意志的‘王道’新国家。”。

对于伪满政权的性质，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满洲国”是日本扶植、操纵的傀儡政权。为了给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扯上一块遮羞布，日本军部、政府、关东军合伙建立起了伪满洲国。“满洲国自开始起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满洲国是作为傀儡建立和运营的”。对于这一点，日本原首相冈田启介也在法庭宣读的口供书中承认:虽然成立了“满洲国”，但“关东军成为实质上的政府，满洲国政府完全受关东军的支配和操纵。”1932年日本与伪满签署的《日满议定书》，更是充分暴露了日本充当的“太上皇”角色。

二、对华北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华北，操纵制造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分裂中国。这一阴谋在东京审判中也被彻底揭露。在法庭审理中，检方证人、日本直接参与侵略华北的军方重要人物田中隆吉的证言、证词揭露了这场所谓“自治运动”的真相和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

关于这场自治运动，关东军的目的是制造两个政权，一个是内蒙古政权，另一个是华北政权。与此有关的是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

而制造五省联合自治政府的目的是把南京政权支配下的华北五省从南京政权中分离出来，设置自治地带，将这一与满洲国西南部毗邻的地域从中国手中置于日本“领导”之下。并且，将这一政权与满洲国以及日本保持密切关系，消除对满洲国的威胁。

这个自治运动与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有密切关系。华北驻屯军主要负责除蒙古地区以外的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而蒙古地区的所谓内蒙古政权主要由关东军负责。自治运动在其推动下逐渐展开。1935年9月，当时的土肥原少将遵照关东军南次郎司令官的命令，按照何梅协定，被派遣到平津的实权者宋哲元的身边。他到达北平后，即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的指挥。土肥原少将按照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意图，致力于推进这次自治运动。

经过土肥原少将异乎寻常的努力，1935年11月在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建立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政权是以殷汝耕为中心建立的，完全从南京政权分离出来。另一个是冀察政权，这个政权的首脑是宋哲元。这个政权虽然没有完全从南京政权下分离出来，但提出要与日本密切合作。这两个政权，特别是冀东自治政权，都有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

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军方在政府的默认下操纵进行的，目的就是在华北建立由日本实际控制的傀儡政权，以此分裂中国，将其与日本、伪满洲国一体化。在通过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分裂中国的国策上，政府和军方密切合作，一致的。它实际上是蚕食中国，进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对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调查与法庭证据

东京审判中，追究了日军犯下的几起重大的屠杀罪行，其中最大的一起就是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

在东京审判的准备阶段，负责起诉的国际检察局就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外，还派人来华，实地进行深入的调查、取证。南京大屠杀的首要责任者松井石根早就进入了美国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名单并被起诉。国际检察局还对知情人前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隆吉中将进行了讯问，获得了重要价值的证据资料。田中隆吉的交代，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和松井石根的责任。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卷采录的一段其中的讯问记录:

（检察人员）问：将军，关于南京事件，请告诉我们你知道些什么或听说过什么，松井大将作为司令官与此有些怎样的关系？

（田中）答：在从上海到南京进行的交战中，特别是在被征服后的南京，尽管没有松井大将的命令，但他的部下们犯下了在我看来是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暴行。

问：你认为，松井大将即使没有下命令或指示，也知道出现了怎样的事态。

答：他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讲过“为了制止该事态，该做的我都做了。但仅我的力量于事无补。为此，我必须承担这一责任”。

问：你知道松井大将是否处罚过一些责任者。

答：他处罚过几个有关人。但根据我的判断，这些处罚是轻微的。“已经处罚过了”——具有敷衍搪塞的性质。

毫无疑问，田中的讯问证词为检察方追究松井石根的责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1948年2月，检察官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总结陈述，对检方的起诉内容和证据进行了概括、总结。鉴于南京大屠杀事实确凿，所涉罪恶巨大，法庭判决书在第八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门设节对南京大屠杀作出判决，详细地指出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屠杀、掠夺、强奸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和屠杀20万人以上平民和俘虏的事实。

法庭最终认定被告松井石根作为进攻和驻扎南京的日军最高负责人，对南京大屠杀知情却不认真予以制止，是一种渎职犯罪行为。判决书指出:“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法庭最后判处松井石根绞刑。这一判决体现了人类正义，也是对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无数亡灵的祭奠。

〔宋志勇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日本战争社会动员”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思考

胡 澎

“战时体制”是为了战争顺利进行的必要的国内体制，是一种国家总体战体制，它要求不仅在军事，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谋求国内体制的强化，以应对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当局认识到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使日本国民与军队保持一致，由上而下的动员与国民自下而上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1938年出台的《国家总动员法》标志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初步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动员”与“国民统合”执行得愈加彻底。1945年国民义勇队的组成标志着囊括全体日本国民的总动员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统一国民思想、动员国民参与战时体制、对国民进行组织化运作，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争期间日本当局通过一系列的文件、法律把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民思想、国民生活全部纳入到了战时体制。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主要围绕以下三点进行思考。首先，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当局是如何在思想上对日本国民进行动员的？换言之，日本当局在向国民灌输天皇制国家主义意识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时，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又是如何强化思想文化统制，使国民思想符合战时体制的要求的？第二，当局是如何对日本国民进行组织动员，将其统合在诸如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妇人会、帝国在乡军人会、女子义勇队、国民义勇队等各种军国主义团体之中，使之服务于对外侵略战争并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运转的？第三，当局是如何对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动员和统合的，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使国民在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配合时局和战时体制的需要？基于以上三点思考，“战争社会动员”史料搜集和整理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对国民的思想动员、对国民的组织动员以及对国民的日常生活动员。

我们从日方出版的史料集、原始档案以及网络史料文库中广泛搜集，如:《资料 日本现代史》（大月书店1984年版，计13卷）、《日本妇人问题资料集成》（ドメス出版、1977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資料に見る日本の近代、中野文库等。以当时日本军部、内阁、各省厅、地方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为主，还搜集了大日本妇人会、邻组、国民义勇队等相关团体的内部资料，力图呈现日本战时体制下进行社会动员的全貌。

日本当局对国民进行思想动员是随着战争的不断进展而强化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了让国民支持战争、让国民在思想上与当局保持一致，普及国防思想被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实施了严格的管制和约束，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和反战思想，强制进行思想改造，大搞法西斯白色恐怖，并用“为天皇尽忠”“八纮一宇”“大东亚圣战”等反动理论禁锢人们的思想。随着战争的进展，当局又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近卫新体制运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国民动员的法律。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动员早已从思想层面扩展到了行动层面。思想动员不仅激发了日本民众的排外情绪和极端民族主义心理，还对日本民众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统制，将日本民众动员和组织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之中，使日本国民对这场不义的战争进行精神上与行动上的支持。

随着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为进一步强化战时体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日本国内加紧动员和组织民众加入各种组织，积极配合战争的进程。《国家总动员法》的目的是把全日本的国民经济、政治、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置于法西斯政府控制之下。诸如《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令》《国民征用令》《女子挺身勤劳令》《义勇队兵役法》等法律、政策以及关于妇女团体统合的文件出台，把国民纳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产业报国会、在乡军人会、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农民报国联盟等社会基层组织或官方团体，强制民众参与战时体制，为侵略战争服务。《家庭报国三纲领实践十四要目》《对战时衣食住生活的指导》《优良多子家庭的表彰》《人口政策确立纲要》《国民优生法》等法律和文件体现了当局对国民在战时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这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使我们看到，战争期间，几乎全体日本国民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纳入战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各种统制，进行着对战争体制的支持与援助。

目前，关于战时社会动员方面的史料十分欠缺。这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将为中国学者从事该领域研究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并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和视角。同时，这些史料搜集和整理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日本在战后始终存在着一股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势力。对强制劳工、“慰安妇”、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否认、抹杀或故意缩小。日本右派政治家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言论。因此，该领域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将有助于中日两国民众更深一步思考日本的侵略战争，思考战争时期政府、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也有助于将战时的日本与当今的日本进行对比，肯定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主义道路，有利于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民众携手前行，共同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东亚和平。

〔胡 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档案史料中的日本侵华思想战

唐利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总体战的思想在日本逐渐开始流行，强调近代战争的特点是动员国家全部力量进行战争，为此而特别重视对本国国民的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同时也非常重视对敌国的宣传和谋略，于是思想战的概念也随之在日本传播开来。但当时在日本还没有真正形成把思想战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的认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行动的不断展开，日本军政当局对思想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思想战从辅助性手段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与武力战、经济战等并列，共同构成所谓总体战。

目前学界谈及日本思想战的论著虽多，但是以思想战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成果却依然并不多见。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能够在概念上将思想战与宣传或者宣传战区分开来，以至于思想战往往被混同于宣传（战），而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因此，学界对战时日本宣传史、媒体史等的研究虽然积累了丰富的业绩，但日本学者的关心集中于战时当局的思想镇压和民众的思想受难，缺乏把日本的思想战作为战争政策的一环来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而中国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则主要是从抗战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日本的对华宣传、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等。可以说，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把日本的思想战作为一种独立的战争形式，从对内、对外两个角度来进行整体考察的方法意识。

思想战概念上的这种暧昧性，直接来自于战时日本频繁使用的“思想战”这一用语在含义上的多元性。简而言之，思想战这一概念在近代日本至少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指作为宣传（战）的思想战，二是指作为总体战之构成部门的思想战。前者的内容大体上等于或者小于宣传，后者的内容其实远远超出了宣传的范畴。

思想战的第一种用法主要见于当时讨论宣传问题的文书或者实际运用于宣传的资料。例如，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第一课的藤崎事务官编写的《思想战对策论（未定稿）》（1942年9月）中强调:广义的思想战就是宣传（战）；而狭义的思想战则是指宣传的一部分，即其中与道德有关的思想宣传。又如，内阁情报部监修的“时局资料”《近代战与思想宣传战》（1937年10月）也认为宣传未必与思想直接相关，其涉及范围要比思想战更广；而宣传中与思想直接相关的部分，即所谓“思想宣传战”。在此类用例中，思想战的内容被解释为等于或者小于宣传战。这一用法的方便之处是更加易于向国内外听众进行说明。

但是，实际进行中的思想战的内容远非限于宣传（战）。例如，多田部队本部制定的“极密”文书《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1940年4月20日）强调:“思想战须与武力战及经济、民生、教育等诸项工作并行关联，令全机关在一元统制之下浑然一体，以使各自发挥其机能之特性。”“除依靠宣传、教化工作以外，确保民众日常生活的安定和福祉，以自物心两面革新思想，使民众悦服。”显然，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来说，思想战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宣传（战）。一些显然不属于宣传的内容，只要与敌国或者日本国内的思想状况有关，就会被认为是思想战的内容。倘若忽略了这一点，就无法将思想战与宣传（战）区别开来，从而难以形成关于作为总体战的一个部门的思想战的问题意识，以至于妨碍对此问题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例如，涩谷重光从“大众操作”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近代日本的思想战，就认为战时日本当局为了操纵国民心理，“就像真的在交战一样，大谈没有实体的思想‘战’”。涩谷认为日本禁止敌国思想的传播，所以日本不存在“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战斗，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战时日本所谓的思想战本来就包括了以武力来镇压敌对思想的行动（参见多田部队本部制定的《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1940年4月20日）第四章）。这种“针对思想的武力战”对于日本战争指导者来说正是不折不扣的思想战。

又如，翻译成日语出版的剑桥大学教授巴拉克的《思想战——大日本帝国的宣传》虽然致力于揭示近代日本思想战的实态，却同样没有意识到思想战的内容并非宣传一语所能道尽。恰如其著作的正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巴拉克并未尝试在概念上区分思想战与宣传（战），而只是把思想战作为宣传的同义词来使用。

在学习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以日本战争指导者的实际认识为根据，将思想战这个概念与宣传（战）区别开来，视其为一切关乎思想的战争行为。立足于作为总体战之一部分的思想战的视角，可以将十五年战争时期日本的思想战政策分为四个阶段: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二、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三、武汉会战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际，日本还不存在统一的负责情报宣传的国家机关。事变之后，伴随着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日本逐步设立各种与思想战的决策和执行有关的机构。这一时期日本思想战的重点是针对日本国内，强化思想方面的镇压和控制，逐步建立思想统制体制。相应地，当时日本的思想战论基本上是附属于总体战论的，旨在为总体战体制的构筑造势。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1934年2月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发行的名为《思想战》的小册子为代表的思想战论的叙事原型。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在日本国内，军政当局从侧重“思想镇压”发展为更加强调“精神动员”，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并统合各省原情报机构而成立了内阁“情报局”。但是，日本军政当局依然偏重于对内思想战，针对对中国的思想战政策相对而言尚不积极。多有日人呼吁加强对中国的思想战，批判日本在思想战上的失败。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陷入长期作战的态势，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真正认识到思想战尤其是“对外”思想战的困难性和重要性，开始制定主题明确、内容全面的思想战指导文件。1939年4月企画院制定的《长期建设指导国策要纲案（第三案）》体现了日本中央指导层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但是同时代的日本人从取得侵略战果的角度，对于日本的思想战政策也有不少批评。比如，建国大学教授中山优曾在演讲中强调:“至今为止的思想战，被过度用于国内。”对内过度强化思想统制，严重地削弱了日本人本来就未必很强的思想创造力，反而妨碍了对外思想战的效率。

日本在对英美开战之后，对思想战愈发重视。本阶段日本思想战体制最重要的发展体现在立法方面，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等各种限制国民权利的法令的颁布，到《治安维持法》的全面改订，思想国防体制登峰造极的发展预示着崩溃的到来。另一方面，日本军政当局虽屡屡强调思想战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真正着手对此作出探索的，是在对美战争爆发之后，由外务省调查部编写的《思想战对策论（未定稿）》（1942年9月）。这份文件尝试在大东亚共荣圈论和国体论之外，探索新的理论来阐述日本的战争目的。

通观整个战争时期，日本思想战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是有机地联动着的。对内思想战是为对外侵略服务的；而战争局势的变化，反过来也会推进其对内思想战的深化和极端化。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尝试编选了“史料丛编”的《思想战与文化宣传》。在史料选择方面，严格限定于直接关乎日本军政高层关于思想战的认识与决策的史料，而割舍了大量本属于日本侵华思想战的具体内容的情报、宣传、文化、教育等的相关史料。这种取舍是为了突出本史料集的主题，尝试勾勒出一个关于日本侵华思想战问题的研究框架。

〔唐利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日本对华殖民经济侵略研究的主干性史料——《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殖民经济篇》介评

崔金柱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研究一直是我国历史学界的热点，围绕此课题已刊出数量可观的研究论著与文献集，以此主题召开的会议及制作的影视作品也受到官、学、民多方关注。不过，难以忽视的是中日双方对该主题下诸多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尚存分歧。这背后除研究方法及史观差异影响外，两方掌握和依据的史料基础以及对史料解读的差别亦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史学界来看，由于抗日战争研究被置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之下，因此从事该主题的学者多出自中国史专业。尽管有部分学者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能够利用日、英、俄文等外语文献，但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还是以利用中文史料为主流。这与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的历史定位难以切合，也令中国抗战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容易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与理解。新世纪以来随着杨天石、傅高义两先生领衔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及以步平、北冈伸一两教授为首席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等跨国学术合作的展开，一系列基于多国视野及多语种史料的论著陆续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抗战史学界对外文相关史料的收集和出版亦更加重视，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臧运祜两教授任总主编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即为典范之一。该丛编历时8年，集中日两国37位学者之力，遍寻中、日、美及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档案馆及图书馆，终以46巨册的篇幅面世。以下，笔者将以该史料集的殖民经济编为中心进行介绍，并简要评论其特征及学术价值。

一、编纂情况介绍

殖民经济编分农业、货币金融及工商业三个专题，共7册。农业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会芳编纂，涵盖农、林、牧、渔业等领域。与既有的已刊史料集相比，该专题以日本对华农业扩张的决策相关史料为中心，将侵华日军占领时间较长的东北、华北、华中及华南沦陷区作为考察重点。本专题所收资料主要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及日本出版的史料集《现代史资料》，资料形成时间为1934至1942年。从史料生成来源看，因日本侵华时期制定对华农业扩张政策及计划的机构多元，因此本专题收录的文献产生源既有隶属于内阁的陆军省、企划院、兴亚院、大东亚省等中央省厅，也包括中国派遣军、满铁、驻华使领馆及省厅驻华派出部门等现地机关。货币金融专题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凤华编纂，以侵华日军在占领地实行的货币金融政策及由其主导成立的傀儡金融机构史料为主。本专题所收资料主要出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形成时间为1937至1944年。其中横滨正金银行的史料原件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资料室，编者将其中有关对华货币金融决策的重要文件精选影印，必将给国内同仁以极大便利。就史源而言，本专题收录的史料除了日本内阁、企划院、大东亚省、陆军省等高层对华决策资料外，还收集了如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行等现地金融机构、特殊国策会社营业政策等文件以及侵华日军主导成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傀儡银行的相关决策史料。工商业专题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宋芳芳编纂，以日本侵华时期工商业政策相关史料为主体，基本选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资料形成时间为1933至1941年。该专题所选史料产生机关可分为日本中央政府所属大藏省、外务省、企划院、兴亚院、日满华经济协议会等经济省厅，以及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陆军省、华北派遣军、华南派遣军、驻蒙疆冈部部队、海口占领军等中央与现地军事机构两大类。本编三个专题，均以史料生成的时间先后为序编纂，略有不同的是农业及工商业专题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梳理史料，而货币金融专题则以卢沟桥事变为上限。此外，从史源的空间分布来看，农业及货币金融专题涵盖了日方及沦陷区傀儡政府两方的决策史料，而工商业专题则集中于日本军政当局制定的政策，未收录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等伪政权名义下制定的政策文件。

二、史料特征与价值

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殖民经济专题的史料整理方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成果在质和量上有明显差别。抗战时期，从收集敌伪情报的角度出发，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辑整理了有关日本占领区及伪政权统治区域经济的相关资料。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对日本侵华时期殖民经济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陷入停滞。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发生巨大改观，各档案馆和学者整理、出版了多部学术严谨、体量庞大的史料集，为我国学者研究日本侵华期间的经济殖民提供了重要史料基础。笔者认为，与已整理出版的史料集相比，《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殖民经济编在编纂上的独特性与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主干性史料为主，为国内学界研究日本侵华时期的殖民经济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基础性资料。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点集中于揭露和批判日本对华殖民经济侵略的邪恶与罪行，偏重政治定性与微观考察两个维度。这当然是还原历史真实、伸张正义的重要取径，但若欲从法理和学理维度纠察战前日本国家和政府的罪行，必然少不了对其国家决策上存在的违反国际法及践踏人类基本良知行为的考察与研究。本编所收录史料，在层级上注重选择日本政、军高层部门所制定的有关对华殖民经济的政策档案。这些史料均为指导和决定日本侵华策略和行为的关键性文件，相信定将有力推动学界同人对该课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2.编纂体例新颖、合理，给使用者诸多便利。首先，编首的综述从总体上介绍了有关日本侵华时期殖民经济相关史料的保存状况及既有史料整理情况等信息，便于使用者对该主题建立宏观认识。此外，各专题的编纂者还分别撰写了详细的专题解说，这不仅能帮助初入该领域的学人迅速了解既有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观点，且对于把握各专题史料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华文献中的定位大有裨益。再者，每一份史料都注明了清晰的收藏信息及史料来源，并且由编纂者给出言简意赅的内容点评，当能提高学界同人的使用效率。3.为政府及民间认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历史问题，提供学术依据。日本至今仍有部分政治家、学者及民间人士否认侵华战争的罪恶性质，拒不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本篇三个子课题所编选的日文原始史料，为进一步认清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透过统制、强制、分化诱导等手段掠夺被占领地区的人力、财富、物资以维持战争的决策及执行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学术证据。

三、史料运用与批判

在对本编史料的具体利用上，还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具体的运用中必须考虑多元史料的交叉印证。诚如丛编总主编徐勇教授所言，“要防止唯日方史料为准的片面性，需要努力以中方及欧美多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补充日方史料之不足”。尽管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臭名昭著，但若研读每一份具体的决策文件，我们会看到日方常常先提出“为东亚之和平”、“为日满华人民之福祉”等冠冕之辞，且正文中对华殖民经济侵略的内容也常被置于中性的官样修辞之中。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史料行文风格的特殊情境与语境，批判地加以解释，同时还需对照同时期美、英、苏高层相关史料中对日方决策的分析判断，以及作为受侵略对象的中方史料中的记载。其次，本编精选的决策档案以最核心、影响最巨者为主，这虽然给使用者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但若要逆推作为结果的政策文件背后复杂的立案过程，则绝不可仅凭资料集所收的孤立档案。具体到本编所选史料来说，无论是选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抑或美日等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在单一文件之上一般都存在同主题下的档案全宗，同时还存在着决策参与者的日记、书信等私人史料，与这些“上游”资料的搭配使用，方能将日本侵华决策的研究立体化。再者，本编所收决策史料，对当时中国沦陷区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破坏，综合利用国内各省、市档案馆所藏日伪时期的“下游”档案资料，亦是深化日本侵华决策研究的必选之路。当然，国内各级档案馆所保存的史料虽丰富，但受到经费、管理观念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开放度和服务水平上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此条件的改善有待多方共同努力。

〔崔金柱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日本侵华史料丛编·军事战略篇》述评

马晓娟

笔者作为《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编辑，同时亦兼涉日本侵华军事史的研究，拟从读者及使用者的角度，结合自身在工作和研究过程中所遇问题，谈谈对《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以下简称《丛编》）第二编《军事战略篇》的几点体会。

一、按专题分类、按时序汇编

搜集、利用过日文史料的研究者应该都有体会，日本已公开的近代历史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即便对熟练掌握日语的研究者来说，查阅起来亦相当不易。比如，在日本最大的开放性史料检索平台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网页上输入一个关键词，可以检索出几万条甚至几十万条相关史料，若要通读每一条史料，并从中筛选出可利用者，对其真伪性加以辨别，与中方史料融会贯通地使用，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也是非常困难的。《丛编》的汇编方式恰恰为研究者解决了这一难题。《军事战略篇》以专题形式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共分为七个专题:《战争的发动及其战略（太平洋战争前）》《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对华战略与谋略》《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战略大轰炸》《化学武器作战》《生物武器作战》《兵要地志测绘》。每一专题的编者都是中日两国在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所选史料具有针对性、真实性，又不失中立客观。同时，每一专题的编者在择取史料时，都是以日本侵华的决策过程为线索，按照时间顺序，挑选出关键性的有价值的史料，并对其进行分类、梳理、选编。这样由权威专家按照专题，有针对性的选编，并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的史料集，为使用者大大节省了检索的时间，免去了如大海捞针般查找史料的步骤，提供了极大便利。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必然倾注了编者以及编辑们的巨大心血。特别是，在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下，像这样必需有人去做的、惠及学人的基础性文献整理工作往往得不到认可，因此《丛编》的编者们为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且是极具奉献精神。

二、由专家进行解说、史料均标注出处

《丛编》的实用性不仅体现在便于检索上。以《军事战略篇》为例，每一专题前都附有编者撰写的解说，既是对本专题所选史料的概述，也是对相关领域既有研究的研究综述。更为关键的是，在各专题的每一条史料前也都有编者对该条史料内容的介绍与解题。如上文所述，编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中坚专家，其对史料的解题既专业且权威。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对外文史料进行逐条翻译，此举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又不能保证翻译史料的准确性。《丛编》的价值就在于，无论使用者是否掌握日语，只要通过阅览解题，便可知该条史料的大概内容，从而判断史料的价值，如有需要则可有针对性地进行翻译，大大节约了使用者的时间。此外，国内已出版的诸多史料集均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因为所录史料大多为影印本，常有字迹不清的情况，如果史料模糊不清，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为零。而《丛编》所录史料基本印刷清晰，且每一条的最后都标明有原始出处，即便有个别模糊之处，完全可以根据注释，追寻到史料的原始版本，对其内容加以甄别。

三、涵盖时段长、涉及内容广

既往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在研究时间段和研究内容上尚具一定局限性。比如，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0年代这一时段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对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研究则相对少一些。学者的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日军的战略制定、日本的社会氛围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同样，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研究也相对较少，特别是日美、日欧之间在太平洋岛屿的作战，不与中国战场直接相关，故而研究者的关注自然要少。这些问题亦反映在对相关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上。与大量公开出版的1930年代的中日战争相关史料集相比，学界对1910年代、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日本侵华史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显然不够。当然，1940年以后的史料确实相对难以收集，这一时期日军的战线拉得过长，对中国内陆特别是中国东北难以顾及，因此，1940年以后的伪满洲国的资料也相对保留的比较少。且随着日本走向失败，一些关键性史料被人为销毁，或者在战乱中丢失、毁坏。因此1940年以后的日本侵华史料，确实在整理、挖掘上有一定难度，史料本身欠缺系统性。《从编》所录史料的涵盖时段和涉及内容则弥补了既往研究的这些不足。首先，《军事战略篇》中汇编的史料之时段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跨越1910—1940年代。专题一《战争的发动及其战略（太平洋战争前）》编入了从1868年明治维新始日本确立军国主义体制过程的重要史料，以及191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的《国防方针》《国策基准》等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过程中的决策性文件。专题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对华战略与谋略》，以大本营战争指导班的《机密作战日志》《田中新一业务日志》《真田穣一郎日志》等一手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日本在扩大侵华战争过程中，自身泥足深陷，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所收录史料充分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的战争指导与作战方针变化，以及天皇、宫中集团与停战之关系等诸多全局性重大问题。第二，既追求对历史全貌的重现，又重视对具体战役和专门史的相关史料的选编。专题三《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专题四《战略大轰炸》对中日战争过程中的具体战例进行了收集、整理，就作战伤亡人数统计等中日双方存在异见的史实问题，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描述。从“空中的战争”视角，充分发掘、整理了日军对中国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核心史料。专题五《化学武器作战》、专题六《生物武器作战》、专题七《兵要地志测绘》所收录史料专业性强，由中日两国相关领域的专家负责搜集整理，系统展示了大量有关日军实施的化学战、细菌战、日军的秘密军事测绘活动的史料、图片、数据，为专门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以上是笔者作为《丛编》使用者的几点初步体会。日本侵华军事史的史料数目种类繁多，如军方的各种电报、书信往来，目前大部分还未公开。部分重要军人的回忆录、日记（比如石原莞尔的回忆录等）藏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因家属未授权许可，只能抄录，无法在网上下载。此外，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全球史、东亚史、整体史的研究视角，不再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日本的侵华战争仅仅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把其放在世界战争体系中去研究，强调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环节。为此，大量藏于欧美、俄罗斯、澳洲、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的史料尚亟待《丛编》课题组成员继续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以深化课题组的史料汇编工作。

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于经意或不经意间，选择了对自己结论有利的史料。日本学者亦不例外，由于所选用史料不同，其得出的结论就与中方的研究成果大相径庭。比如日本学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试图强调中日战争中的偶然性因素，主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非计划性的，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偶然性事件，因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具有偶然性。得出这一结论，往往是因为日方研究者偏好仅选择与某一事件直接相关的史料进行推论。《丛编》以日本侵华政策为线索，把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串联起来看，以日方公开的史料还击了日本学界主张的中日战争偶然性说。《丛编》应响应“走出去”战略，向日本和全世界的使用者宣传推广，让国外的研究者、一般民众，有机会接触到和本国史观不一样的历史解读。

〔马晓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

在“时—空”结构中把握抗战史新资料的内涵**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一：李顿调查团档案翻译与研究”（16KZD017）阶段性成果。

张 生

今年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中国学者在美、日、英等国发现了大量新的有关中国抗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新颖，令人咋舌。如何把握其内涵，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时—空”结构，方能解读有关文本背后的内涵。

以瑞士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rchives）所藏李顿调查团档案为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议决成立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的专门调查团，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由英国人李顿（Lytton）侯爵担任。1932年9月4日，代表团完成报告书，签署于中国北平。

国际联盟随后陷入空转状态，李顿调查团档案无人问津。战后，联合国家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板垣征四郎等九一八事变策划者“阴谋发动战争罪”成立，但能够说明真相的李顿调查团档案仍未引起注意。最近，笔者率领的团队将相关档案一网打尽，整个档案文献达千万字之巨。

档案中的一手信息非常丰富，对深化相关历史的认识大有助益。例如，学术界就“不抵抗命令”争论多年，曾有人引用所谓“铣电”等，说明不抵抗命令系蒋介石所下，坊间更传言相关命令藏在秘密地方，是张学良牵制蒋介石、未被杀害的关键。张学良恢复自由后，说明命令是自己所下，但因时过境迁，语焉不详。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公布以后，学者加以梳理，说明蒋未做此事，但尚属旁证。

而在李顿调查团档案中，收录了1932年4月13日李顿在张学良的北平寓所里对其进行询问的记录，张学良指出，事变之前，他就获悉日本陆军大臣和日军将领散布将在东北制造事端的消息，所以他严格要求东北军力避冲突。档案附录了他1931年9月6日给东北政务委员会代理主席臧式毅和前敌指挥部总参谋长荣臻的电文，电文称:“今察对日关系日益紧张，吾等应特别小心应对。无论日人如何挑衅，吾等应极其耐心，不要对抗，防止冲突。命令应严格秘密发布，通知所有军官明白其中利害。”另在调查团与荣臻和王以哲的谈话记录中，还记录到事发第一时间的关键:荣臻9月18日午夜前与在北平的张学良通电话，张要求他避免冲突，并曾要求他与外国领事联系。

张学良在与国联调查团的交涉中一直强调他力避冲突，是与当时特定的“时—空”有关的:1.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东北军遭受重大损失，后经外交交涉，基本恢复事件前原状，此事对张学良产生重大影响，使其对南京政府的外交能力产生依赖。2.上世纪20年代，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日军中坚将校发表各种著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白种人之间瓜分势力范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以日本为首的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间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但日本土地狭小、资源贫乏，为此要“断然开发满蒙”。在此背景下，日方不断挑起事端，企图扩大事态；中方则隐忍回避，防止予日藉口。3.自参加中原大战以后，东北军主力入关，整个华北政务被许给张学良，而韩复榘、阎锡山、西北军残部等暗流涌动，对张之入主加以抵制，张需要时间加以消化。4.日本在回应国联的各种文电中，反复强调系中国方面挑衅、抗日，才加以“反击”的；张学良声言“不抵抗”，是当时语境下要求国联“主持公道”的自然逻辑。

正因为上述原因，就整体政策而言，当时的东北当局实施了“不抵抗”。但这并不排斥少数东北军官兵奋起抵抗的事实。例如，李顿调查团1932年6月15日在北京大饭店与沈阳北大营指挥官王以哲等人的第二次谈话中，详细记录了王讲述的1931年9月18日晚10点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621团自卫抵抗的具体情形。

通过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众目睽睽之下侵占中国东北，而国际社会无人主持公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时间洋洋得意，加快了侵略全中国的步伐。但历史是辩证的，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讲话中承认，“日本看不见世界的大势。日本先后发动满洲事变，退出国际联盟，企图成为由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日本就这样一步步沿着错误的方针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可以说，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退出国联，是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

其转换的机制，就在于九一八事变所激发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东北基层民众陈子耕揭露说:“自事变以后，日本恶势力已伸张入全东北，如每县的政事皆由日人权势下所掌握，复又收买警察、军人、政客等，以假托民意来欺骗世界人的耳目，硬说建设满洲国是中华人民的意思，强迫人民，令出去游行，打着欢迎建设新国家的旗号……我誓死不忘我的中华祖国，敢说华人莫非至心不跳时、血停时，不然一定于（与）他们周旋。”哈尔滨商民代表函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哈尔滨市支部分析说:“查日本军阀向有一贯之对外积极侵略政策，吾人细玩以前田中义一之满蒙大陆政策，及最近本庄繁等上日本天皇之奏折，可以看出其对外一贯之积极侵略政策，即第一步占领满蒙，第二步并吞中国，第三步征服世界是也……以今日之日本蕞尔岛国，世界各国尚且畏之如虎，而况并有三省之后版图增大数倍，恐不数年后，即将向世界各国进攻，有孰敢撄其锋镝乎？……勿徒视为亚洲人之事，无关痛痒，失国联之威信，而贻噬脐之后悔也。”清华大学自治会1932年4月12日用英文致函代表团指出:中国面临巨大的困难，好似1806年的德国和1871年的法国，但就像“青年意大利”党人一样，青年人对国家的重建充满信心。日本的侵略，不仅危害了中国，也对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青年人愿意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国联也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日本从中国撤军；2.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3.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4.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5.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李顿调查团档案保存了这些80多年前的愤怒呼号，据初步统计，中国各界人士呼吁国联代表团主持公道的电函、信件达百余万字，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生动案例。

〔张 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英国档案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

张连红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原计划留在南京参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4名英国人，分别是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福勒（P.H.Munro-Faure）、里恩（J.Lean）、和记洋行的希尔兹（P.R.Shields））和太古洋行的麦凯（Ivor Mackay），但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他们都提前离开了，都未能参加国际委员会的工作。①其中希尔兹和里恩于1938年初重新回到南京，并担任了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员。福勒在1937年12月13日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名单中，但其没有参加相关活动。不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英国外交官普里多·布龙（Prideaux-Brune）在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他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南京，一些在南京的英国公司企业和公民个人财产也遭到日军劫掠。另外，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在上海不仅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而且搜集了许多在南京外国人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编成《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一书在英美等国出版，并利用回英国的机会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因此，在英国相关机构的档案中保存有许多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文献。

一、关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FO）和战争部（WO）中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一是有关日军攻占南京前夕袭击英国皇家军舰和美国军舰“帕奈”号事件的交涉往来电报及英国外交部的反应，二是英国使领馆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相关报告，三是关于英国军舰和在南京的英国公司企业和公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遭受财产损失索赔的档案。目前这些核心档案已经大部分翻译整理出版，分别收录在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张生等编）、第31册《英国使领馆文书》（张连红、陈谦平编）中，相关档案资料已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得到部分使用。

二、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田伯烈虽然不在南京，但田伯烈是一位较早揭露日军暴行、推动南京大屠杀国际传播最为重要的关键人物。长期以来，有关田伯烈的第一手资料却并不丰富，我们也没有发现田伯烈的个人专题档案。②2009年山东大学威海环境新闻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张威教授，在发表《从新发现的史料看抗战时期田伯烈的身份转变与心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1期）一文中，第一次使用过曼彻斯特卫报档案中有关田伯烈与编辑格勒泽之间的三份往来信件。今年7月笔者乘赴牛津大学参加会议期间，前往曼彻斯特图书馆特藏档案馆（Manchester Guardian archives）查阅拍摄了有关田伯烈的全宗资料，这个特藏档案是由约翰·爱德华·泰勒（John Edward Taylor）在1821年建立的。它的档案可以追溯到曼彻斯特卫报从建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包括曼彻斯特卫报几乎所有相关档案。从馆藏档案目录来看，我们查到:Guardian Archives-Part 2:Guardian Editors'Correspondence Series，其中有关田伯列与编辑往来信件，包括:Timperley，Harold John.A/T27/1-16.（1928-54）[1348]、Timperley，H.J.B/T124A/1-119 （1936-53）、D/2640/1-4 Timperley，H.J.（1939），include letters from R.Garner。这三部分档案中有《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与田伯烈来往信件、田伯烈相关报告、部分剪报和有关中国其他方面如端纳对中国的观察分析材料等，其中涉及1938年有关田伯烈报道南京大屠杀以及其在中国的行踪等，这对于我们研究田伯烈出版《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影片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相关信息。另外，田伯烈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的所有新闻报道和相关评论都可在《曼彻斯特卫报》档案上查找下载，包括1938年4月田伯烈到伦敦后在英国议会中进行演讲并播放南京大屠杀影片的报道。

三、英国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莫瑞尔·莱斯特（Muriel Lester，1883—1968）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由于其一直从事国际和平反战工作，被誉为“和平之母”。在南京大屠杀前后，当时她作为英国和解委员会秘书正在亚洲旅行，从事反战宣传，在上海时，她正好见到从南京来上海冲洗日军在南京暴行影片的费奇，她请求费奇给她一套带到日本进行反战宣传。①George A.Fitch，My Eighty Yearsin China，Taipei，Mei Ya Publications.1974，pp.121—122.费奇在回忆录中对莫瑞尔·莱斯特的姓名拼音有误，他回忆录中拼成Murial Lester。此前我们并不知道莫瑞尔·莱斯特的相关情况，在这次赴英国参加会议期间，我查阅到莫瑞尔·莱斯特的个人档案存放在位于伦敦利物浦街的Bishopsgate Institute图书馆里，在2014年经工作人员进行编目整理后已正式对外开放。莫瑞尔·莱斯特一生活动十分广泛，同世界许多政治家如艾德礼（Clement Attlee）、印度甘地（Gandhi）、尼赫鲁（Nehru）、曼德拉（Mandela）、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蒋夫人宋美龄等都有较密切的往来，她一生著述甚多，是多产的活动家，其发表的文章数以千计，专著就有20余本，因此，档案馆所藏其专题档案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她的日记、书信、著作、图片，以及传记等，甚至还有美国Swarthmore College Peace Collection收藏的相关资料的影印件，共有九大类，仅目录就有77页，其中同中国有关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专题中。莫瑞尔·莱斯特档案资料的发现，可以拓展研究国际基督教反战组织和主要人物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主张，以及通过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来制止战争的艰辛努力。

另外，民国时期海关相关档案中也有一些有关战争期间南京的报告，如1937年11月，金陵关税务司奉海关总税务司署通知，除留下10名骨干和部分工匠外，其余均撤往汉口等地，而税务司英国人许礼雅（H.D.Hilliard）一直留在南京附近的海轮上，12月15日金陵关人员才撤离南京，24日许礼雅才抵达上海。据笔者所知税务司许礼雅也曾留下数十页的日记体报告，内容涉及海关人员撤退、日军轰炸等珍贵一手资料。

英国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除英国国家档案馆少数档案已被学术界利用外，其他档案馆中保存的相关档案则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利用。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及其价值

王卫星

现存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如果从来源分类，可分为受害方、加害方和第三方史料三个部分。作为加害方即日本方面的史料，由于多出自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局或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之手，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由于日军当局在战败投降时有计划、大规模地焚毁档案文件，加上战后日本社会在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许多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官兵不愿公开自己的战时日记，因此，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相比，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相对较少，如学界至今仍未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文件，尽管可以从其他日军文件和史料中证实屠杀令的存在。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多次赴日本搜集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经过学界的努力，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册）正式出版，其中包括16册日本方面的史料。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大体可分为军方文件、官兵日记与书信、部队史、媒体报道、官兵回忆五种类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日军文件多被军方烧毁，未被烧毁的文件也多被美军缴获或由原日军官兵个人收藏，散落在民间。后经日方交涉，1958年4月，美国将缴获的日军档案归还给了日本。这些档案大多藏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战后，在日本社会团体及学者的努力下，有关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军方文献已在日本公开出版。如日本“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辑的《南京战史资料集》于1989年由偕行社出版，1993年又出版了增补改订版。《南京战史资料集》共二册，其中收录的文件包括大本营、陆军省、参谋本部、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以及部分师团、旅团、联队甚至大队的作战命令、战斗详报、作战日志等。这些文件，记录了八一三事变以来日军战略目标的演变，进攻南京的命令、过程，以及日军在南京的“扫荡战”等。其中一些部队的“战斗详报”还记录了屠杀俘虏的命令和经过等。这些日军文件出自南京大屠杀当时的日本军方，是日军进攻南京和“扫荡作战”、屠杀俘虏的真实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许多官兵被派往中国，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战争期间，一些日军官兵将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和所见所闻以日记或书信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史料学的角度说，这日记和书信出自当时当事人之手，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战后，一些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在日本汇集出版，如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的《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93年）即收录了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到下级军官甚至士兵的战时日记；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1989年），收录了日军第十六师团部分官兵的战时日记；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的《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1997年），收录了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部分官兵的战时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幕府山附近的大屠杀。

除了汇集出版的日军官兵日记外，一些日军官兵的日记还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如小川关治郎的《一个军法务官的日记》（みすず书房，2000年）、高岛市良的《日中战争从军记——来自从军日记》（私家版，2001年）、小原孝太郎的《日中战争从军日记——一个辎重兵的战场体验》（法律文化社，1989年）等等。

还有一些日军官兵将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进书信中，寄给日本的家人和亲友。这些来自战场，出自当事人之手的书信，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作战、“扫荡”和屠杀的内容，以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等，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已发现的涉及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书信主要有《天野三郎军事邮件》《田畑安造军事邮件》《奥村龟太郎致花谷村长的信件》《山下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的信件》《井上清正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的信件》《松村芳治致小歧须妇人会的信件》《岩崎昌治阵中书信》等等。

日军相关部队史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在日本，绝大多数日军部队史并不是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是曾在日军部队服役的官兵，离开原部队后组织成立“战友会”等团体，并在此类团体的组织下编写且以单行本印行的本部队的“部队史”或“战史”。日军的部队史大多为师团、旅团、联队、大队，甚至中队的历史。由于日军部队史的编写者大多是曾在该部队服役的官兵，而且在编写部队史的过程中，广泛搜集散落于日军官兵个人手中、由官兵个人收藏的军方文件及官兵日记等原始资料，所以史实记述较为完整且相对准确，许多日军部队史中还附有该部队的作战命令、战斗详报等当年的文件，以及官兵的战时日记等。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日军部队史主要有:《第九师团战史》《熊本兵团战史》《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步兵第七联队史》《敦贺联队史》《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史》《奈良联队战记》《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乡土部队奋战史》《骑兵第三联队史》《我们的大陆战记——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三中队的历程》等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各主要报社纷纷派出随军记者前往中国进行战况报道。当日军占领上海并向南京进攻时，许多日本随军记者跟随日军各部队一路直达南京，他们目睹了日军所谓“南京追击战”和“南京攻略战”的过程，并进行了大量报道。由于日军当局对日本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了严格审查和控制，人们在这些报道中不可能看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仍可以透过这些报道了解日军“南京追击战”“南京攻略战”的过程，以及日军在南京的“扫荡战”等。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些媒体报道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以进一步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战后，一些当年参加过进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纷纷撰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回忆当年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并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还有一些原日军官兵，为了编写自己所在部队的战史，也撰写回忆文章，编入部队战史之中。其中主要有:《战斗的足迹——上海·南京战的回忆》《风云南京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彷徨两千五百公里——士兵的微妙》《我的支那事变》《支那事变战记与回忆》《战车战记》《日支事变从军记——突入南京》《黄河、扬子江、珠江——回忆在中国的工作》《三十一年的宪兵生涯》《日中战争实战记》《野战邮政旗》《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战争与人》等等。从史料学的角度说，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事后的回忆有可能出现偏差，因此回忆的史料价值相对较小。但是，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从当事人的回忆中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因此回忆史料也不失为档案、日记、报刊等史料的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如前所述，由于许多当年的日军文件散失在民间，而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官兵纷纷去世，他们的后人常常将其遗留的军方文件和战时日记捐赠给有关档案馆和图书馆。因此，在日本，经常有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被发现。在学界的不断努力下，今后一定有更多的南京大屠杀新史料问世，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南京沦陷前后档案史料及价值

张慧卿

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对繁荣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今，抗战时期海外档案的搜集与整理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教会组织在华机构的档案文献，以第三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中国被占领区的社会情形。这些档案史料出自中日两国之外的第三国，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学术界的不断努力下，1937年南京沦陷后的第三方史料，尤其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已经被大量挖掘、整理和汇集出版，并被学界广泛运用。如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Bates）、米尔士（Mills）、威尔逊（Wilson）、魏特琳（Vautrin）、史迈士（Smythe）、马吉（Magee）、福斯特（Forster）等相关档案，已收录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版）中，全面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人们在美国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陆续发现了南京沦陷后的档案文献。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伯克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The Burke Library，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Columbia University）所藏霍顿·丹尼尔斯夫妇档案和德本康夫人档案，保存了上千页日记、书信、报告、简报等各种与沦陷后南京相关的各种文献。

霍顿·丹尼尔斯（John Horton Da niels，中文名谈和敦）及夫人海伦·丹尼尔斯（Helen Daniels）文献中保存有南京沦陷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档案。1919年9月，谈和敦夫妇接受美国长老教会海外教团的派遣，赴南京传教。谈和敦一直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又称南京鼓楼医院）工作，并于1931年任医院院长。南京大屠杀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休假离开中国的谈和敦夫妇相继返回南京，谈和敦在南京一直工作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日军捕押至马尼拉集中营。这些档案文献收录了南京大屠杀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谈和敦夫妇给家人、教会的书信，以及他们夫妇间的往来书信（编号S1:B2，F10—15）。霍顿·丹尼尔斯夫妇档案中还保存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相关资料（编号S2:B1，F5），如麦卡伦日记副本（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威尔逊部分日记（1937年11月28日—1938年3月6日）、费吴生日记副本（1937年12月10日—1938年1月下旬）等。此外，霍顿·丹尼尔斯夫妇档案中还收录了南京沦陷后南京联合教会编辑的《南京通告与简讯》（紧急号）（Nanking Notes and Notices，Emergency Issue）若干份（编号S2:B1，F6）。

马提拉·柯·瑟斯坦（Matilda Calder Thurston，中文名德本康）文献中保存有南京沦陷后的档案。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的文献收录了大量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南京沦陷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相关档案。这些档案文献，收录了德本康夫人1939—1940年在南京期间与家人、朋友的书信（编号S1:B2，F13—F14）。德本康夫人文献还收录了她1938—1940年给海伦·柯的书信（编号S1:B3，F11—F13）；收录了南京沦陷后德本康夫人与魏特琳、吴贻芳之间的往来书信（编号S2:B1，F1—F3）；收录了南京沦陷后德本康夫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编号S2:B2，F5—F8）；收录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关于沦陷后南京及学校状况报告、若干份日军当局颁发给魏特琳的通行证、魏特琳1937年12月至1939年12月向教会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报告，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报告、女子第二职业的培训报告等（编号S3:B2，F1、F22—F23）；收录了魏特琳1937年7月2日至11月8日的日记副本、魏特琳与教会和家人的往来书信、南京沦陷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报告等（编号S3:B3，F2、F3、F4、F15）；收录了南京沦陷后市民生活状况的报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办学状况及德本康夫人重返南京的报告（编号S3:B4，F7）；收录了南京大屠杀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给日本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及1937年12月27—28日南京大屠杀的摘录，贝德士、费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告，麦卡伦日记副本，1941年12月8日日军南京宪兵队对交战区的外国人控制条例等（编号S5:B1，F15—F18）。

与已整理的南京大屠杀第三方史料相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档案文献数量并不算很多，内容也不十分完整，但这批档案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学界尚不知晓的珍稀档案。这批档案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霍顿·丹尼尔斯文献和马提拉·柯·瑟斯坦文献除少量遗失或破损外，未经任何变动，均保持原有状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难能可贵的珍贵档案史料。

第二，霍顿·丹尼尔斯文献和马提拉·柯·瑟斯坦文献中收藏的麦卡伦日记、威尔逊日记、魏特琳日记等副本，与此前整理翻译的日记副本内容完全吻合，充分说明当年这些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传播范围之广，部分日记副本可以弥补现有日记的缺失部分。

第三，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当局在南京实施的各种暴政及南京的社会实态，是对以往较为薄弱的南京大屠杀之后第三方史料的重要补充，不仅从第三方视角进一步揭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也为大屠杀给南京的社会结构、市民生活和社会心理带来的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史料。

霍顿·丹尼尔斯和马提拉·柯·瑟斯坦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不仅为学术界研究后大屠杀时期日军对南京的占领，以及南京的社会状态提供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第一手档案史料，以推动沦陷区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一步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档案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慧卿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