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铁权

中华学艺社之前身——丙辰学社由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吴永权等47位留日学生于1916年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为宗旨，次年发行《学艺》杂志。1920年该社迁回上海，其组织机构也日趋完善，各项既定规划得以渐次展开。1923年6月，丙辰学社修改社章，改组为中华学艺社。自成立以来，中华学艺社与日本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社员与日本师友之间往来颇为密切。1925—1930年间，中华学艺社先后七次派出学术考察团赴日“取经”，对日本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另一方面，包括日本中华民国教育视察团、日本出版协会、兵库县教育视察团等在内的诸多团体纷纷来华考察，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松本龟次郎、吉泽嘉寿等日本学人亦来华交流。可以说，中华学艺社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友好的学术交流关系，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而被迫中断。前人对中华学艺社的研究多围绕抗战前的主要活动及社员情况等展开，①截至目前，以中华学艺社为题的直接研究仅有10余篇论文，代表性论文如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3期）、张培富等《中华学艺社社员时空分布探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李超《中华学艺社与中国现代美术传播》（《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柳和城《一部不该遗忘的古籍丛书——〈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考》（《出版史料》2009年第3期）等。另有硕士论文4篇：钱益民《中华学艺社研究（1916—1932）》（复旦大学，2001年）、欧阳亮《中华学艺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郭晓波《中华学艺社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河北大学，2008年）、齐振英《中华学艺社史考及其科学社会学分析》（山西大学，2010年）等。而对抗战时期中华学艺社的主要活动及其地位多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就抗战时期的中华学艺社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如何应对日本侵略。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妄图迅速将中国变为殖民地，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界纷纷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相号召，诸多抗日救国组织随之诞生，其中上海有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抗日救国研究会等。事变爆发后，中华学艺社积极予以响应，9月28日召开执行委员会第37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日本侵占东北事件。与会社员对日军的暴行异常愤慨，决议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会。会议推选社员马宗荣为代表加入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抗日救国研究会，推选周宪文、刘家壎为代表出席抗日救国会，推举叶朝钧、王桐为代表出席上海抗日救国市民大会。①《总社消息·执行委员会消息》，《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3期，1931年。随后，马宗荣出席了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大会，会议通过决议:（1）推举马宗荣、陈彬龢、郑西谷拟定大中学生研究东北及日本之具体方法；（2）中华学艺社代表与黎照寰、刘湛恩、褚民谊、胡春藻、欧元怀负责国际宣传工作，将日本侵略东北真相公诸世界，呼吁各国给予援助；（3）由马宗荣、雷宾南、孟宪承、高践四拟定民众教育计划；（4）举行大中小学抗日救国演说比赛，马宗荣、贾佛如和倪文亚被推举为中学组干事。②《总社消息·本社被选为上海教育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执委》，《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4期，1931年。

因战争爆发，中华学艺社改选职员等事宜暂时停顿，拟“待中日问题稍得解决后，即着手进行”。③《总社消息·本社改选职员延期》，《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3期，1931年。如何抵制日本侵略成为中华学艺社的当务之急，学社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

第一，征求抗日方案。中华学艺社在《中华学艺社报》上发出通告，征求抗日方案，计划待稿件收齐后编辑成册，贡献全国各抗日团体。通告如下:

敬启者，暴日猖獗占我东北，凡属国民能无发指。社中自此事发生以来即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会，以从事抗日工作。窃以为日本此次之侵略有步骤有计划之举动处心积虑而有今日，吾人从事反抗又岂能瞀乱以行势，非有整个计划不克为功，而经济绝交尤为当务之急或五年或十年应有具体办法。我社社员学识精邃定有真知灼见，特函敬请拨冗拟一全部或局部对日经济绝交计划，惠寄来社，俾得汇集成册以贡献全国各抗日会，冀其实行，籍致日本之死命，不胜盼祈之至。④《总社消息·征求抗日方案》，《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3期，1931年。

通告发出后，得到包括社员在内许多读者的关注，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社员王不艾提出，首先应联合国内各社团，“分电国联各国代表，并世界各国政府及其人民，陈述真相，于民众呼声，唤起正义的同情，以增加我外交的力量”。至于经济绝交，“第一应督促全国商人反省，绝对不办日货；第二应切实使民众正确认识国货与洋货之区别，俾得行使其爱国意志。以上二种工作，应由上海各社团会同商会，组一中心机关执行之，并推及于全国各地。”⑤《社员王不艾君电复本社征求“抗日救国方案”的意见》，《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4期，1931年。丁求真拟定的抗日方案，则侧重军事方面。在他看来，中国在军事上之弱势，首要原因在于军械不精、弹药不足，亟应“努力于军械之发明改造与仿造，及是项人才之培植”，设立军器研究所，或于中央军校内特设兵工学及兵工专科学校；扩充改良各兵工厂，厂内设兵工研究会，“关于兵工之发明，或派遣留学生，或津贴专家研究，或委托研究院、各大学、学艺社，科学研究之，并奖励军械学之著作及刊物之出版，以资鼓励。举凡造兵制弹及战舰飞机潜艇等制造法，毒瓦斯及其预防之道，力求进步，而得发明，则非但有裨军实，且可塞每年大宗之漏卮，亦为挽回利权之道也。”⑥丁求真：《抗日救国方法》，《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6期，1931年。

第二，编辑《日本国势丛书》。中华学艺社认识到，“制敌之道在明晰敌情”。既然要抗日，就需要对日本的国情有深切的认识，方能做到知己知彼。执行委员会决议，由郑贞文负责编辑《日本国势丛书》，组织社员编译有关日本之书籍。第一期，拟推出包括资耀华《日本之财阀》、林植夫《日本国势概观》、邓深泽《日本之国体》、刘家壎《日本之民族》、龚德柏《日本之外交》、汪向宸《日本之经济》在内的6本著作，60余万字，限期两个月内完成。第二期计划，由《日本之陆军》《日本之海军》《日本之政治》《日本之政党》《日本之社会运动》及《日本维新史》组成。①《总社消息·编辑〈日本国势丛书〉》，《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3期，1931年。“丛书”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可供国人了解、研究日本之参考。

第三，出版《东北问题专号》。除组织编纂《日本国势丛书》外，中华学艺社执行委员会决议发行《东北问题专号》，由刘家壎、张梦麟编辑，林植夫、龚德柏、史尚宽撰述，并函请东北大学暨冯庸大学②冯庸大学于1927年8月正式成立，创立者冯庸。学校分设大学部、中学部，后扩充为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1933年并入东北大学。全体教师及同学，“就其历年所闻见关于日本侵略东北之暴行，详为抒述，投寄本志，以示国人，俾得明了日本觊觎满蒙之野心，东北人民在暴日侵略之淫威下所受之苦，以及此次沈阳事变之真相”③《总社消息·出版东北问题专号》，《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3期，1931年。。1931年10月，《东北问题专号》稿件收齐，内收周宪文《暴日入寇东北的面面观》、王惠中《国人对于东北事件应有之认识》、汪向宸《满蒙问题与世界经济》、瞿荆洲《东北事件之经济的观察》、雷震《日本之大陆侵略及其应付之方策》等多篇文章，均由中华学艺社社员撰写，送交商务印书馆印刷。④《总社消息·东北问题专号已发》，《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4期，1931年。

第四，介绍日本鼓吹侵略中国东北的书籍。中华学艺社致函日本东京分社干事瞿荆洲，委托其将日本最近出版的公然鼓吹侵略满蒙的书籍详细调查汇总，介绍给国人。东京分社于1931年12月20日就此召开会议，决议收集日本出版的满蒙书籍，以求“察知其侵略之手段，以谋抵抗之方法”。东京分社收集的书单达70余种，包括《亚细亚的火药库》《对支问题一览表》《帝国的国防》等。值得一提的是，瞿荆洲、徐玉相、吴自强、何庭铠等社员靠个人捐款，购置了在日本出版的有关满蒙之书籍，寄回国内，包括《动乱支那的真相》《满蒙的诸问题》《支那的军情》《东亚全局的动摇》《支那事变与我国民之觉悟》等。⑤《总社消息·日本东京分社赠书到社》，《中华学艺社报》第3卷第6期，1931年。

第五，出版《战争与科学》。中华学艺社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救国之道，厥虽武力抵抗，而武力抵抗之中心焦点，厥惟科学上新颖之战具是赖”，⑥《战争与科学》，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版。遂委派社员陆志鸿主编《战争与科学》。该书首列各种新式兵器图片多幅，内收论文17篇，包括陆志鸿《兵器研究乃国防之基础》、余纬斯译《现代兵器及其趋势》、汪浏《化学工业与国防》、陈世鸿《我国之国防》、李待琛《枪炮之分类》《我国枪炮之现状》、王仍《轻迫击炮之概要》、何祖铭《飞机炸弹概说》、朱骥《化学兵器——毒气》《毒气防御及防毒面罩》、张郁岚《化学兵器战地之运用》、徐镇相《机关枪之原理及构造》、黄璧《弹药概说》、赵恩廊《世界海军之现状》、上海兵工厂辑《各种手榴弹概要》等，并有“摘译”“科学新谈”若干篇，约15万余字，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⑦《总社消息·战争与科学出版》，《中华学艺社报》第5卷第1期，1932年。

总之，标榜“学术救国”，不参与政治的中华学艺社，对日本之侵略极力予以抵制。对此，《申报》报道称:“本埠北四川路底中华学艺社，社员大半为留日归国之士，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该社社员等对于救国工作，进行甚力，日人恨之入骨”。⑧《申报》1932年2月24日。

二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向中国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进攻江湾和吴淞。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与日军在闸北展开激战，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申报》报道:“至（上午）十一时许，商务印书馆总厂竟亦着弹，适落天井内，当即爆烈，继即发火，而当时厂内各工人早已走避。至救火车因在战事区域内，无从施救，乃只得任其延烧。一时火光烛天，照及全市，尤以纸类堆积，延烧更易。片刻间，编辑部即遭波及，所装备之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坏，焚余纸灰，飞达数里以外，即本馆左右，均有拾得，可见当时火势之一斑。”①《申报》1932年1月30日。中华学艺社交给商务印书馆的部分书稿约90余种亦被焚毁。②《总社消息·沪变影响本社出版物之损失》，《中华学艺社报》第4卷第2、3期合刊，1932年。除此之外，中华学艺社送交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学艺》杂志，包括《东北问题专号》、“百号纪念专刊”等稿件（约60万字）也被焚毁，损失巨大，“诚令人痛心极矣”。③《日寇侵沪我社损失颇巨》，《中华学艺社报》第4卷第1期，1932年。

战事发生后，北四川路麦拿里一带④1920年，中华学艺社迁回国内，租定上海闸北区顺泰里18号建立社所，此后曾几度搬迁，1927年先迁至狄思威路清源里12号，9月迁至北四川路麦拿里35号；1928年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45号（今绍兴路7号）购地建筑新社所，1932年5月落成。成为日军防线，中华学艺社周边的一些房屋被日军焚毁，社所亦遭到数次搜查。为安全起见，中华学艺社将一些重要文件转移到建筑中的新社所，设立临时办公室。2月22日，日军撤出北四川路麦拿里地区时纵火将中华学艺社部分物品焚毁，价值30余万元的藏书、社员马宗荣收集的千余册社会教育书籍，以及社员交来付印之著作稿件数十件皆成灰烬。3月中旬战事停歇后，常务秘书马宗荣协同社中职员驱车前往旧社所，庆幸的是，“社屋及社存书籍家具与夫零星什物”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大体还算完整。⑤《总社消息·沪战期间旧社所幸未全毁》，《中华学艺社报》第4卷第2、3期合刊，1932年。

目睹十九路军“本其卫国卫民之责，与倭军相周旋，兼旬以来，屡战屡捷，精心浩气，薄于云天”，中华学艺社制作绸旗一面相赠，正中绣“精忠”二字，上款绣“敬赠忠勇的十九路军将士”，下款绣“中华学艺社赠”，以表彰英勇抵抗日军的全体将士。⑥《总社消息·本社赠送十九路军大旗一面》，《中华学艺社报》第4卷第1期，1932年。中华学艺社还专门拨款200元，委托红十字会购置医药用品及食品等，慰问后方受伤士兵。

上海战事结束不久，中华学艺社新社所落成。1932年7月31日，中华学艺社在新社所举行典礼，之后社员及来宾200余人在食堂聚餐，席间王祉福、张忠道、陈豹隐、马公愚等人相继演说，戈公振报告东北调查之经过。餐后，在礼堂观看由明星公司提供的淞沪战事影片，观者除社员和来宾外，还有大量闻讯赶来的外界人士，“致使偌大礼堂，几无隙地”。新社所落成典礼之后是为期一周的美术展览会，展出的依然是淞沪战事影片及反映伪满洲国的影片，还有上海各救国团体联合会照片和沪案照片百余张，“足引起国人爱国之观念”。⑦《申报》1932年7月31日。展览期间，共接待参观者2000人次以上。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呼吁“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潮勃然兴起。⑧详见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1933年10月19日，中华学艺社常务董事会召开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决登报征求“民族复兴方案”。启事在《中华学艺社报》《申报》刊出后，投稿应征者络绎不绝，截至12月20日，共收到来稿30余篇，⑨《总社消息·董事会》，《中华学艺社报》第6卷第9—12期合刊，1933年。1934年2月，更达到70余篇。中华学艺社董事会聘请周宪文、唐庆增、陈柱尊、陈高佣、林希谦5人担任评审，最终选出第一名方元英，第二名王淑舜，第三名邱康乐，第四名邵武陵，第五名金人铭，第六名梁适善，第七名张龙图，第八名郑重。入选者的稿件陆续编入《学艺》第13卷第3至第6期。①《民族复兴方案审查完竣》，《中华学艺社报》第7卷1—3期合刊，1934年。其中方元英的《中华民族复兴方案》，将民族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民族精神的丧失”，提出以心理建设为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教育建设、国防建设为辅，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邱康乐在征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之复兴须具备基本条件，即倡导民族自决、坚定民族自信、努力民族自助、实行民族自立，具体办法则包括实现民族合作、发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保障民族独立四个方面。

1933年11月24日，中华学艺社常务董事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决定聘请瞿荆洲、刘家壎、林希谦、陈柱、唐庆增、吴泽霖、郑师许、葛绥成、谢介眉、胡一贯、盛叙功、丁绍桓、姚宝贤、陈高佣、梁园东、林众可、张梦麟、袁文彰等担任《民族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委员会随后于中华学艺社总社所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除讨论今后进行方针外，还通过了委员会章程，推举唐庆增、周宪文、陈高佣、陈柱、郑师许为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12月24日，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达成之议案主要有:（1）《民族复兴丛书》分期出版，第一期先出6册，自次年7月起每月出1册，书名及出版次序为:《中国民族复兴与方案》（7月）、《中国民族之发展》（8月）、《中国经济独立计划》（9月）、《中国国防建设计划》（10月）、《中国民俗之计划》（11月）、《中国民族道德之研究》（12月）；（2）提请董事会，聘请周昌寿、郑贞文、陈垣、马相伯、梁漱溟、唐蔚之、胡适、陈石遗、傅斯年、陈寅恪、竺可桢、翁文灏、马寅初、徐新六、周鲠生、谢冠生、朱希祖、柳治徵、孙本文、陶孟和、陈立夫、章太炎、李石岑、舒新城、高一涵、胡朴安、陈公侠、杨杰、陆费逵、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为《民族复兴丛书》审查委员，②《总社消息·编辑部·民族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成立》、《总社消息·编辑部·民族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常务会议》，《中华学艺社报》第7卷第1—3期合刊，1934年。等等。

新社所投入使用后，相对安全的环境使中华学艺社的各项既定工作得以重新展开。到1936年底，中华学艺社社员已达1600余人。除在上海的总社外，共有13个分社，遍布海内外。该社还出版了150期以上的杂志和百种以上的专著③谭勤余：《二十年来之中华学艺社之出版事业》，《学艺》第16卷第1号，1937年。，可谓成绩斐然。1937年3月28日，中华学艺社第二届理事会成立，由理事11人组成，何炳松任理事长。④《总社消息·第二届董事会成立》，《中华学艺社社报》第10卷第1期，1937年。新一届理事会制定了发展规划，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这一切。日本侵华战争一方面干扰了中华学艺社的发展进程，给其带来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损失，但另一方面，以留日社员为主的中华学艺社充分意识到自身优势，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打断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进程，众多中国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社团组织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华学艺社原准备在8月启程的由何炳松、潘公展、刘百闵、周宪文、傅式说、王兆荣、叶溯中组成的赴日考察团，以及筹划在福州举行的第八届年会均无法实现，待出的《学艺》杂志第16卷第4期未能如期出刊。受战争影响，总社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分社无法继续开展活动，广大社员四处奔走，饱受颠簸劳顿之苦。10月，中华学艺社理事会议决，总社社所除保留自用数间房间外，其余房屋10月起全部租给上海交通大学。①每月租金650元，自第二年每月改为1200元。11月30日，日本宪兵侵占上海交通大学校舍，在学校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交大校舍及未迁走的校产悉数落入日军之手，学校借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维持授课。

1938年3月，理事长何炳松在汉口召集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决议将总社迁往重庆，改上海为驻沪办事处，由谭勤余等负责管理。何炳松返回上海后，将总社重要文件及图章寄往重庆大学的社员胡春藻、马宗荣，以便在重庆筹备总社，但由于战乱，邮件不慎丢失。因超过重庆政府要求内迁社团的重新登记期限，中华学艺社存在的合法性成了问题。1941年，中华学艺社在上海环龙路西菜社召开第九次理事会，决定趁谭勤余赴渝之际，携带第二批文件，促成总社迁渝事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理事长何炳松随同暨南大学迁避福建建阳，上海办事处由周昌寿负责，杜佐周、符彪先后任总务干事。战争期间，中华学艺社上海办事处迭遭日军搜查，幸赖周昌寿带领在沪员工苦心支撑，社所及图书得以基本保全，社中全部水汀（暖气）一再为日军勒索，以供军用，“几经苦抗，始获幸免”。当时，上海办事处的经费主要依赖社所租金，这些租金除陆续偿还银行欠款外，自1940年到1941年间分三次汇往重庆，用于迁渝总社支用。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上海办事处最低限度之社员生活难以维持，“然我员工，始终不为物诱，含辛茹苦的坚守岗位，无一离去”。②《社务报告》，《中华学艺社报》第13卷第1期，1946年。

1943年10月，中华学艺社社务促进会在重庆成立。会议推举理事谭勤余、刘百闵、雷震3人为常务委员，并向中国工矿银行借款筹建社所。1944年1月，中华学艺社召开第十次理事会议，陈立夫、张梦麟、郑贞文、刘百闵、潘公展等出席。会议决议李毓田正式担任中华学艺社总干事。1944年4月15日，重庆分社即总事务所成立，社址位于重庆林森路中国工矿银行，并重新呈请社会部批准备案。③《社务报告》，《中华学艺社报》第13卷第1期，1946年。1944年7月31日，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即总分社理干事联席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推举陈其采、潘公展、雷震、刘百闵、翟温桥5人为代表，向市政府请求划借公地，作为重庆分社永久社址；推举陈蔼士暂时代理理事长；恢复《中华学艺社报》，由刘百闵负责办理。会议还推举潘公展、谭勤余、刘百闵、雷震为常务理事，推举总干事李毓田依照社会部指示拟订分社社章等。④《社务报告》，《中华学艺社报》第13卷第1期，1946年。

1944年12月3日，中华学艺社第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林森路中国工矿银行召开。胡庶华在致词中说，“德日两国政治走入帝国主义，固应力予摒弃，但其民族苦干精神，及其对于学艺供献，却未可一概抹杀”，并提出中华学艺社今后之工作:“（一）应以纯学艺的立场，供献于社会，同时更应学德日两国苦干精神；（二）德日两国因实行侵略穷兵黩武，将来必定失败，本社应努力唤醒此两国国民，使之与爱好和平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世界”。会议决议，理事会拟开展如下工作:（一）成立东北、台湾两复员协进会；（二）调查技术人员；（三）征求新社员，由重庆分社办理；（四）请陈蔼士接洽社址问题。⑤《社务报告》，《中华学艺社报》第13卷第1期，1946年。

抗战胜利前后，新形势下的中华学艺社渐有起色，成都、贵阳、台湾分社陆续成立。成都分社成立后推选郑愈、杨万夫、夏尊法为干事；贵阳分社成立于1945年12月9日，分社干事为高士光、张廷林等11人；台湾分社成立于1946年3月6日，分社干事范寿康、罗宗洛、姜琦等9人。⑥《社务报告》，《中华学艺社报》第13卷第1期，1946年。

四

抗战爆发后，广大中华学艺社社员星散四处，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而处于日军威逼下的中华学艺社社员，置身于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的两难抉择中，从而出现了分化。

多数社员能够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和捍卫中华学艺社，也因此历经艰辛曲折。战争期间，马宗荣、张梦麟、欧元怀随大夏大学迁到贵阳；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等随浙江大学内迁贵州；李季谷只身独行，赴西北联大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薛德焴蛰居上海，其间日伪多次以要职相诱，而他以化名避人耳目，保持了民族气节。周予同身陷“孤岛”，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宁肯挨饿，也决不到日伪学校教书。周昌寿始终保持着不参与政治活动的书生本色，管理中华学艺社上海办事处，并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译介工作。陆志鸿督率中央大学员工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图书全部安全运抵重庆，成为大后方仅有的完整材料实验室。1941年5月，周宪文受暨南大学委派，赴福建建阳筹设分校。上海成为孤岛后，他拒不屈从汪伪的威逼利诱，数次回到上海。孤岛沦陷后，何炳松将暨南大学关闭，举校内迁。

战争期间，有少数中华学艺社社员宣布退社，更有甚者则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1935年12月3日，中华学艺社召开会议，讨论殷汝耕、邹宗孟、池宗墨、陈大同四社员之叛国问题，一致认为其“叛国有据”，根据社章第十四条开除其社籍。①《总社消息·理事会》《中华学艺社报》第8卷第8期，1935年。殷汝耕为浙江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其间加入同盟会。1913年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后先后在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职。1935年11月，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殷汝耕任政务长官。池宗墨为殷之同乡，1908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日本明治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浙江省首席督学官、北京师范学校教授等职，1935年春任蓟密区督察专员公署秘书长，后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任秘书长，为殷的第一副手。邹宗孟为中华学艺社的发起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归国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东洋通史、日本近世史等。

另两位发起人傅式说、文元模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也先后“落水”。傅式说，字筑隐，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曾任中华学艺社社务改进委员会委员、学艺丛书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常务董事和理事等职，在学社发展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抗战爆发后，他与日军勾结，筹划“和平运动”，后曾任汪伪政府铁道部长、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等职。他在《中日文化协会的使命》一文中称:“中日两国的冲突，虽然有其政治的经济的背景，但是由于两国人民的互相认识不足而造成的彼此误解，不能说不是引起冲突的重大原因之一。因为互相认识的不足，因为出于彼此的误解，日本把中国发奋自强的民族思想，看作了毒蛇猛兽，中国对日本的共存共荣的宣传，认作是口蜜腹剑的政策；由是日本说中国抗日，中国说日本侵略，而两国人民的仇视的心理日益深刻，互相冲突的危机便随时隐伏着”。②傅式说：《中日文化协会的使命》，《中央导报》第1卷第2期，1940年。显然，他在为日本侵华辩护，国民政府也将傅式说列入通缉汉奸之列。1941年后，傅式说任伪浙江省长、清乡委员会驻浙江办事处主任、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浙江分会主任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建设部长”等职，1945年4月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他一度参与策划日军在浙江围剿抗日武装，并推行保甲制度。学艺社的另一发起人文元模，字范村，贵州贵阳人，190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氏于1943年2月出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署长，1945年2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同年3月，任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两人皆因叛国罪被捕，傅式说1947年被处决，文元模则于1947年春保外就医，不久病故。

五、余论

1946年7月1日，中华学艺社复员回到上海，进入战后的恢复时期。8月15日，中华学艺社理事会议决，以后拟主要围绕日本问题开展工作:（一）搜集日本出版有关研究我国之文献资料；（二）调查并介绍战后日本之各种设施状况；（三）搜集抗战以来所有日本出版图书杂志；（四）派遣专家赴日本、朝鲜等地，视察当地设施。①《理干事会议决议本位工作计划》，《中华学艺社报》第13卷第2期，1946年。1947年1月18日，中华学艺社成立日本研究委员会，由周昌寿、罗宗洛、戴济民、王兆荣、刘百闵、郭心崧、李毓田、徐逸樵、盛沛东等组成，周昌寿任主任委员。研究会委托赴日社员郭心崧、徐逸樵等搜购了大量有关日本的研究资料，后由研究委员会编译，辑成《日本研究资料》，第一辑包括《战后日本与盟国》《对日管制概说》《战后日本的财政经济》《战后日本的实业状况》《战后日本的文教》，第二辑包括《战后日本的文艺及社会》《战后日本的社会》《投降前后日本的政局》《战后日本的政党与议会》《战后日本的宪法与皇室》等，②《日本研究资料新刊》，《中华学艺社报》第15卷第1期，1948年。涉及战后日本的方方面面，为时人了解、研究日本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综合性民间社团，中华学艺社藉诸出版物、年会、学术演讲、办图书馆等途径，致力于“学艺救国”，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置身于民国时期的中华学艺社，其发展不可避免与政治、社会发生联系。在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尚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抗战爆发后，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中华学艺社不可能再袖手旁观。在民族危亡面前，中华学艺社积极应对，调整既定政策，充分藉诸其“留日”优势，直接或间接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可否认，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渐深入，留学日本的身份令中华学艺社多少有些尴尬，社员随之也出现了分化，这给学社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其事迹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