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辉银 谢雪娟

1924—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回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分析国民党的分化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及其对民主革命的影响，剖解当时的政治发展演变进程，认清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指出国民党左派的进步性，揭露国民党右派的蜕变及其反动性，进而把握历史脉络，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时代价值。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宋庆龄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1]国共合作是大势所驱，是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各方出于政治策略考量的结果。

（一）东方民主解放运动下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

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有着重大关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俄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以英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干涉，企图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消灭正在蓬勃展开的东西方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的打压使得欧洲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先后失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列宁和共产国际更加重视东方民主解放运动。列宁提出，要积极争取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加入反对国际帝国战争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革命将是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2]为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在东方寻找苏俄的朋友和支持力量，共产国际和苏俄加快了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以帮助中国社会主义团体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还不可能单独负担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而中国国民党建党多年，其前身为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经历了辛亥革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正在为捍卫共和而斗争，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才能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开展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打击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支持苏俄革命。因此，1921年6月,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开展建立国共合作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策略考量下，共产国际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都是在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二）打倒反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任务所驱

第一次国共合作，既是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共两党实现自身发展、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压榨。西方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操纵封建军阀混战，使工农大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共两党为完成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任务，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都遭到了挫折。随着民族灾难越来越严重，“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国共两党开始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并最终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协力掀起国民革命。

从中国国民党方面看，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推毁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曾在社会上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窃取后，孙中山继续为拯救中国而奋斗。他先后发起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革命队伍内部陈炯明的叛乱，使得孙中山开始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1922年6月16日，时任广东省省长、军政府陆军部长的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扮演了新军阀的角色。孙中山被迫离开总统府，辗转登上停泊在珠江的永丰舰，在江面坚持了50多天战斗后，不得不于1922年8月10日离开广州赴上海。陈炯明叛乱的事实深刻教育了孙中山，他没料想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深感国民党内部成分过于复杂。孙中山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他深刻地认识到，依靠军阀来拯救中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而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的国民党难以凭一己之力完成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任务，因而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和同盟者。在孙中山处境艰难时，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其伸出了援手。1922年夏，当时来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被苏俄政府授予同孙中山谈判的使命。达林很快通过孙中山的代表陈友仁同孙中山进行了交流。在一次会面中，孙中山要陈友仁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便是苏俄。”[3]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开始转变，开始转向苏俄寻求帮助。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被迫赴滬，马林再次与他会晤，并讨论了党的合作的形式。在马林等的努力引导下，孙中山加深了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并最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这次合作的实现，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生力量和开拓了新的局面。

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成立伊始的共产党对国民党曾是排斥的。接受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建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但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不与任何政党建立联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4]随着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研究国内的形势，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现阶段对资产阶级政党不能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而是要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5]这表明中共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建立国共合作的道路上迈开了一大步。但是对于“党内合作”的方式，共产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最终促使共产党下决心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是“二七惨案”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出现了历时13个月的全国罢工高潮。这充分显示了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但同时工人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然而，中国共产党对日益尖锐的矛盾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警惕反动军阀可能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1923年2月，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封建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工人群众惨遭杀害，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人运动顿时陷入低潮。“二七惨案”血的教训，使共产党对北洋军阀的残暴和北洋军阀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走狗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意识到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联盟的必要性。刚刚诞生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因人数少、力量较为薄弱，且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单独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时机还不成熟。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产党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1923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并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6]经过热烈讨论，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国共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得以恢复和发展，开创了新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

国共两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各自的失败和挫折面前，开始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广泛、坚强的战斗整体，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战胜敌人。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占大会代表总数的20%。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明确规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国难当头，为解救人民于水火，国共两党求同存异，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发起了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加速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进程，体现了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

二、革命统一战线的分化与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正式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并不断地挑起事端。在此过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国民党的分化

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资产阶级政党。改组前，党内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大批官僚政客、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腐败军人也混迹其中。改组后，组织队伍中加入了更多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原有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军阀、官僚政客并未被清除出去，他们还占有相当的地位，国民党的主体还是资产阶级。由于构成中国国民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国民党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国民党左派“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主张用民众的力量以实现国民革命”，而右派“大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以图存”，“时常利用恶势力，故做出反革命的举动来”。[7]国民党左派与右派分歧的焦点，就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赞成还是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一开始就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一直遭到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阻挠。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后，邓泽如等11人写信给孙中山，竭力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企图阻挠国共合作的建立。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坚定不移，国民党改组工作没有停顿下来。被孙中山批驳的国民党右派没有放弃反对国共合作的念头，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又多次密谋，商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大会上激烈反对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1月28日，趁孙中山没有出席大会之机，方瑞麟提出，在党章上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1924年6月18日，谢持、张继、邓泽如又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造成了恶劣影响。虽然国民党右派的一系列反共活动，在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反对和压制下没有得逞，也并未对两党合作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但可以看出，国共合作一开始便潜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此时右派势力尚在发展之中，反革命力量尚处于分散状态，力量不大，而一旦他们发展起来，将会对国共合作造成巨大的危害。

国民党左派则坚决支持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在国共合作建立后，与共产党人一起维护着统一战线的团结。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对国共合作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23年5月，他担任广东省省长。为协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每天工作达17-18个小时。他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未能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8]在国民党一大上，当方瑞麟提出在“党章”上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时，廖仲恺发言表示支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说：“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彼等也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革命工夫的。”[9]正是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和努力，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企图并未得逞，改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国民党一大最终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随后，国民党左派忠诚地执行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一起巩固和捍卫着革命统一战线。

（二）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与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

对国共合作持反对意见的国民党右派，一开始碍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而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共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各方势力都在角逐主导权。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同年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到谋杀，则是对国民党内革命力量的重大打击。以蒋介石和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开始形成，他们一文一武，把国民党右派势力聚集起来，从此国共合作受到国民党内新老右派的双重破坏。戴季陶先后写作《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反动著作，歪曲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曲解三大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国共合作，形成喧嚣一时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极力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把三民主义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10]戴季陶还鼓吹阶级调和论，说三民主义倡导的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觉悟者和不觉悟者的对立。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只有用“仁爱”作为革命的道德基础，才能实现大同世界。戴季陶还鼓吹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以国民党为主体，反对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他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11]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一个党就有了“两个中心”、“两个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发挥其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破坏了国民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被儒化了的三民主义，失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倡导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与共产党人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相冲突。

针对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陆续发表了反击戴季陶的文章。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对戴季陶进行了反击。陈独秀在痛斥戴季陶的“共信不立”的谬论时指出，国共两党是有“共信”的，这个“共信”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12]在共产党批判戴季陶主义的同时，国民党左派也同戴季陶主义展开了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斗争，体现了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捍卫国共合作的决心。

虽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戴季陶主义的影响，但国民党内新老右派聚集在蒋介石麾下，贸然发难，挑起了反共篡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次事件是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走向分共反共的开端。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和其他一批共产党员，派兵包围苏俄顾问的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错误决策和共产党方面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蒋介石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军事地位，使得第一军成了他的私人军队。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共产党人从此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遭受了严重打击。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蒋介石的势力日益膨胀，对工农革命力量的态度也由恐惧变成了仇视。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介石对革命的态度急速地向右转变，加紧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准备分裂革命力量。3月在赣州、安庆等地打响了反共枪声。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无能为力和妥协行为，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以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党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对抗。此时蒋介石已经公开和武汉国民政府、革命统一战线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历时三年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历了由团结合作逐渐走向分裂的演变过程。在合作的早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以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国共两党关系相对融洽，致力于革命大业；而在合作的后期，国民党右派的势力越来越猖獗，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逐步背弃了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政策，背叛革命，倒向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营垒，走上亲帝、反苏、反共的道路，导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启示和教育价值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完成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无数的英勇斗争，都先后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华民族要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必须走新的道路。”[13]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新的尝试，虽然革命统一战线最终破裂了，但是，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深化了广大爱国人士对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认识和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思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成熟，从各方面为下一阶段的土地革命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启示和思想教育价值。第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步力量，致力于革命事业数十载，却只能留下遗憾的呼声。国民党一度聚集了中国最大的革命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与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丧失原来的革命理想，最后，右派终于篡党、篡改、篡军，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开始就扛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坚定地依靠人民、团结人民，致力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正确地影响、组织和推动国民大革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民族的脊梁和人民的主心骨。第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奉行什么样的主义，主要看这一主义能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列强肆掠，民生悲苦。为救国救民，先辈尝试运用了不同的理论学说发动政治变革，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未能使国家独立和富强起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自由解放提供了深邃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制定了适合中国革命的战略战略，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了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国民革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也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仍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第三，必须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只有尽力争取每一个潜在的同盟者，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党的法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国民革命的兴起。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巩固统一战线，建立可靠的同盟军，与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起与国民党右派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理论和策略方针上的错误，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都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外部环境的挑战依然严峻。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巩固“两个同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和增进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1]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2]《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7页，1959。

[3] [苏联]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3页，1981。

[4] 摘引自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展览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译稿）》。

[5]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09、141页，1989。

[7][12]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2、349页，1980。

[8] 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共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纪念册》，第17页，1927。

[9]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广州：第71-72页，1924。

[10][11]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602-610页，1983。

[13] 黄修荣：《国共关系史（上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第52页，2002。